大象公会 | 怎样高效打击偷税漏税

作者｜姚白莞 兔透射

1954年，上海知名企业中华铁工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经过四年改造，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造纸机械制造厂。

中华铁工厂能抓住变革时机，其前任厂长童伯型先生的政治觉悟是重要原因。但童伯型也并不是一早就觉悟高，这多亏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九岁外孙女的及时点醒：

「外公，你坦白了没有？」

童伯型当即彻底坦白，从此志愿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顺带揭发了经理傅某的罪行。公私合营的大路从此敞开。

这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专门瞄准无良资本家，不到半年时间，便在全国多数城市胜利谢幕。此后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工商业中的偷税漏税行为基本杜绝。

上海街头的「五反」标语

新生政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工厂里「闹土改」

1951年底，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已近一年，庞大的战争消耗，使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为支撑局面，国家一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面清查干部队伍贪腐、精简机构，以求节约费用。后者即通常所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清查之中，党内干部大量供出资本家行贿、投机、偷税漏税及引诱自己学坏的情节，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警觉。

大康药房店主王康年，以售卖假药、坑害志愿军的罪名被处决

行贿与受贿哪个更该严惩，今天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对于刚建国不久的人民政权，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的一部分。

工商业贿赂干部，是干部堕落的直接原因，完全可能是勾结国民党特务搞破坏，而非单纯的经济犯罪。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即认为：「工商界···要我们的干部学坏，用腐化的生活，勾他们往坏道上引走···是最伤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这样的危机感，加上对资本家「追赃」、「退补」以助战时财政的设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斗争。

「（五反运动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毛泽东

「五反」的斗争模式与农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执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在农村是发动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斗地主，在城市，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则是「以店员（工人）为基本群众，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孤立资本家。」

「五反」的骨干也直接来自土改——抽调斗争经验丰富的土改工作队员编成「打虎队」，进驻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单位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收集资本家的各种违法材料」，为揭批大会做好准备，鼓足气势。

不久之后，许多资本家都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措辞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参加「劳资见面会」、「劳资洽谈公会」。等他们安心步入会场，才发现参加的原来是最后的审判：会场气氛庄严，根本没有什么「洽谈」的余地，就等他们老实交代罪行。

「劳资洽谈会」现场。动员工人揭批资本家的关键，在于让掌握资本家不法行为细节的会计、经理等高级职员跳反。但这些人往往与资本家沾亲带故，需对其强化阶级教育，并辅以一定的物质激励，才能让其「归队」

核心家庭成员尚且如此，那些与资本家沾亲带故的店员、职工，经过阶级强化教育后，当然更能认识到「亲戚归亲戚，阶级归阶级」。

广州仁康药房经理湛露明，五反期间即承受了亲戚的轮番检举。先是堂弟、药房会计湛松坚斥责其「坦白与所犯罪行，不及十分之一」；接着养女又威胁与他断绝关系：「我不再承认你是我养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彻底坦白认罪，你就是自寻死路了。」

那一时期《南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先后有《吴绮婷与他的不法父亲脱离关系》《庞业抗坚决与不法哥哥作斗争》《检举走私犯——我的母亲高亚美》等名篇。大义灭亲一时成为时尚。

不过，威逼资本家家属，手段也不宜过于粗暴。

苏州开展「五反」初期，上来就对某茶叶加工厂的老板及家属施以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杀身亡；南京某澡堂的工人斗了老板娘五天五夜还不肯罢休，又将其扒光衣服罚跪在放满雪的澡盆里。各地税局人员毒打偷税漏税商人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这些粗暴斗争方式，造成了恶劣影响，受到上级的批评。只有那些富于创意又观感良好的运动技术，才能获得表扬和推广。

「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出于稳定市场、改善财政状况的考虑，并非所有资本家们都受到冲击，上海的荣毅仁等303个上层资本家获得「基本守法户」称号后，毛泽东批示：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但五反运动内部总结显示，这些人其实「大多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

据新华社1952年的《内部参考》报道：天津十一区在开「狗咬狗」会议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

他们充分发扬革命时代的斗争艺术：一是用减罪许诺换取一部分资本家率先「起义」，让他们「向顽固的资本家进攻」；二是按行业开班，利用业内矛盾来让资本家「一撕破脸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

犯了错误，拉他人「垫背」来减轻自身的罪责，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在这种场合，个别资本家的发言堪称实诚感人：「咱们奸商也得要点良心呀，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一旦有人率先揭发，揭发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全体掀翻为止：你不让我好过，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各类斗争艺术竞相展演数月之后，到1952年五月初（个别地区延长到10月），全国无论大工厂主还是小店主，已是「人人挨整，个个过关」。五反运动标杆地区上海更「训练了近万名干部·····摸透了资本家的底细」。

自此，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取得圆满成功，「五反」运动胜利落幕。

五反运动宣传教育剧《糖衣炮弹》节选

当然，胜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

私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萎缩及劳资权力的颠倒，带来管理混乱和纪律松散。上海不少工人随意迟到早退，随便请假旷工，1952年2、3月期间，工厂缺勤率高达20%—50%。广州更时有工人随意透支工资，睡至中午不肯起床，乃至动辄打伤老板的事件发生。

其主要后果是，正常的生产秩序荡然无存，企业纷纷关门歇业。据当时私营企业局的报告，北京、天津等二十个大城市的私营工商户，自「五反」开始到当年7月，申请歇业数达到了开业数的两倍。

自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来，上海失业工人增加至十三万，「比1950年初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经济形势最糟糕时还要多」。当时华北第一商埠天津的税收也比运动前减少了三、四成，资本家「追赃」、退补不足以抵消经济下行的税收损失

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变得「灰溜溜，臭烘烘」，对工厂业务也多不闻不问。个别资本家因急于自救，甚至故意多报偷税漏税的数额，好让政府没收财产，尽快变身无产阶级。

人民政府则顺应他们的心声，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在1956年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