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2 月，BMJ 发表一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周脉耕团队的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暴发的 3 个月内武汉及中国其他地区的额外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 in Wuhan city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during the three month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findings from nationwide mortality registries）。
针对新冠病毒病，额外死亡的定义是指：新冠大流行的某时间段内，非新冠病毒病直接死亡的人数与同期（新冠病毒未流行期间）死亡人数对比后，新增死亡率或死亡人数。
请注意几个重要的数据：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 21%，糖尿病死亡率增加 83%（46/10万vs25/10 万），自杀死亡率增加 66%。
以糖尿病为例推演一下：上海市浦东新区在 2010～2020 年间，糖尿病标化死亡率是 16.9/10 万。须知，糖尿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逐年上升的，据此推测， 2020 年之后浦东新区因糖尿病死亡发生率应该不低于武汉当年的数据（25/10 万）。
上海本轮疫情发生后，医疗资源挤兑现象相当严重。如果按 2500 万常居人口计算，在这一个多月里因患糖尿病死亡额外增加的总人数大概是多少？
据报道，上海市 35 岁及以上年龄者，糖尿病的患病率为 21.6%，35 岁及以上人口数粗估为 1400 万，按照武汉给出的 25/10 万死亡率计算，上海市在一个月内糖尿病死亡人数可能是 14000000×25/100000÷3=1170（人），因新冠疫情全面封控后额外增加死亡人数可能是：1170×83%+1170=2141（人）。
这些增加的不幸者，因为医疗资源的挤兑，或看不上医生，或吃不到药，或不能正确监测，或不能正确用药，结果血糖控制不好，导致各种急慢性严重并发症而不治。
以上描述的不过是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在一个月内可能额外增加的死亡人数，而所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额外死亡率为 21%，绝对数字我无法计算。
该论文作者没有记录其他各种急性和慢性传染病的额外死亡人数，而急慢性传染病，如流感（流感、流感、流感）、五种急慢性肝炎、各种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肺结核、麻疹、手足口病、艾滋病、脑炎、脑膜炎、HPV 感染、带状疱疹、各种性病等等，这些群体的额外死亡率也不是一个小数值，是不能忽略的。
另外，作者统计的只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么各种急性病呢？比如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致命性心律失常、心脏呼吸骤停、急性心衰、高血压危象、甲状腺危象、消化道大出血、呼吸道咯血、急腹症（尤其是急性脏器穿孔）、严重过敏反应、各种急性严重感染、癌症破裂……这些急症在短期内得不到抢救，就一定会在短期内出现生命危险，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病死率很高。
还有自杀。该研究报告因自杀导致的额外死亡率增加 66%，隔离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急需得到关注。
我们更需要理性看待的是，Omicron 病毒株感染者病死率很低，不到千分之一。但请不要误解，这个分母是指全部感染者，而不是人口总数。
根据当前公布的信息，上海市累积感染人数已突破 12 万，而因新冠死亡的人数目前不到 10 例，远小于估算糖尿病患者额外死亡人数 2141。
我是有 40 年医龄的老内科医生、传染病专家，解读这篇论文之后让我感到震惊。我非常建议相关专家们阅读这篇论文，关注额外死亡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并且将感染 Omicron 病毒导致死亡率与这篇文章中提及的额外死亡进行对比，这是不该被忽视的。
对于疫情防控，我有 7 点意见和建议供参考。
第一，关于居家隔离。
完全无症状感染者（关于「无症状感染者」这个定义以后再商榷）我建议可以居家隔离，年轻无基础疾病的轻症患者建议居家隔离，没有被感染的、基础疾病未得到有效控制者，以及 70 岁以上老人建议采取家庭内反向隔离。这就可以大大压缩方舱医院床位数，极大地减少医疗资源挤兑。
第二，关于全民核酸检测。
全民核酸检测是否绝对必要，这个问题我不敢轻易做肯定或否定回答。但核酸检测引出的其他问题需要关注。采样过程是否规范？检测的产能是否足够？检测试剂是否合格？检测人员是否符合资质？检测实验室是否有质控？
我还建议流调人员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了解采样过程中导致「次生感染」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概率多高？目前各小区志愿者感染案例逐渐增多，不少被封闭超过两个 14 天的居民也在一个月后成为阳性感染者，这是何故？
第三，医院绝对不可以关门停诊。
医院全面停诊，一次也不应该被允许。此前那种发现有一个新冠病毒阳性者在医院「遛弯一圈」就让整个医院停摆的做法是极不合适的。我建议可以采取分区管控，哪个病区有阳性者，就封闭那个病区；门诊则可以采取分时段消杀后逐步开放。
超过 20 家大型医院同时停诊，停诊时间甚至超过 3 天，病房清空，手术室暂停工作等，都是不合适的做法，这会人为地增加额外死亡率。早期有些地方要求收治新冠的医院「零感染」，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尽量趋向于零，但无法做到绝对的零。医疗机构承担救死扶伤的职责，不能在这个时候「怕死推伤」。
第四，关于疫苗接种。
我们无法保证任何疫苗都能达到接近 100% 的保护率，但是全球有同一个认识，即疫苗接种之后可以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这已经达到一定的保护目的了。我们可以让一个 2500 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静默，应该也能做到尽可能地让没有禁忌症的民众接种疫苗。
第五，关于方舱医院。
如何发挥居委和街道及其领导的志愿者队伍的力量，让符合条件的感染者居家隔离，对于 Omicron 株感染而言，应作为优选。
此外，就目前的形势分析，需要多少方舱医院床位才能满足需求？本次流行的 Omicron，不是当年疫情早期流行的毒株，按照目前的势头，方舱医院的建设速度完全跟不上也不可能跟得上病毒感染者增加的速度。
第六，关于「封城」。
3 月 28 日起，上海开始采取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的政策，持续时间已大大超出 Omicron 的潜伏期（武汉早期病例分析表明新冠病毒中位潜伏期估计约为 5.1 天，后来出现的 Delta 潜伏期缩短至 4.3 天，从挪威和韩国的研究来看，Omicron 的潜伏期缩短至 3.0～4.2 天）。
截至目前，上海单日出现超过 2 万例新增，随后上海开启新一轮全民核酸检测。还有一些小区已经封控超过 1 个月，即超过两个 14 天，仍然每天有新增感染者。
这些新增感染者何来？建议就此做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慎重看待「背水一战」和「破釜沉舟」的必要性和代价。要这么做，就必须考虑封闭期间的各种次生灾害，包括医学和非医学的。不能一直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第七，封控带来的心理障碍问题。
根据上文研究，武汉疫情期间自杀死亡率增加 66%，这个百分比未必可以直接推演到上海，但要指出：心理障碍作为一种次生伤害，不是单纯的医学心理学的问题，心理疏导仅仅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因为恐惧感染而导致的心理障碍，与此完全无关的心理障碍是无法通过医学干预来解决的。
比如小企业主无法经营和亏损，比如家庭成员的 24 小时亲密接触，还比如更极端的饿肚子的问题，都不能小觑。自杀是有「传染性」的，千万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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