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本栏目为精选博客时代一些个人博客，很多是网上找不到原文，从RSS缓存中找到的，而RSS缓存的中文是从英文进行回译，会存在不是原文的情况。
一
我常常想，再过三四十年我该如何回忆现在的自己呢？那时我已经是一个皱纹深深但眼睛雪亮的干枯老太婆。这是我对老年版我的憧憬，不是一个红光满面、腰身壮实，在跟着一群老姐妹跳广场舞的胖老太婆，而是一个干巴瘦小，失去了绝大多数女人的特性，但活得特开心的老女人，宛如老年版的汉娜·阿伦特。
我以七十岁的眼光来考察我如今的世界，含着细微戏谑的眼光来看我如今的念头、情绪和微微奔涌的情欲。
如今的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每天的工作是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看永远也看不完的稿件，用我的大近视眼从中挑出错别字、错误的语法、错误的表述方式，然后改过来。这是一个丝毫不无聊还颇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你可以决定这个作者或译者写错了还是写对了，你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很少人意识到在收入低微的出版社编辑工作中隐藏着的这种权力快感。从本质上来说，我在这个社会中属于无权的人，我不能命令任何人，除了我的作者、译者，还有我的儿子。
还有无数的人可以命令我，除开我的父母、儿子、工作中的上级外。我很喜欢布罗茨基使用“我国人民”这样的词语来表达某种宏大的东西。我也是“我国人民”的一员，此时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起来的那个国家。我的一些朋友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他们喜欢偏居台湾的“中华民国”，但他们还是“我国人民”的一员。就像布罗茨基，他再不喜欢列宁格勒，再喜欢彼得堡，他还是只能算出生在列宁格勒，而不是彼得堡。
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忽然一天，你接到了来自一个你既知道又不知道的地方的人下达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很可能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可以决定你所做的事情的走向，甚至你的朋友、你自己的自由和生死。你得知这个命令不是从文件中，也不是从电视上，也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你上级的抱怨中，你和朋友的聊天中。比如我在出版社工作，有一天我请总编辑在出版合同上签字，她忽然大发脾气。不是冲着我的，而是冲着那个不知名的方向的。她说，你那本外国记者写中国的书出不了了，还有关于佛教、灵修什么的，都尽量少出。除非卖得很多很多，能让我们发大财，我愿意冒险一搏，否则就不要出了。我点头称是，心里不怎么高兴，很简单的逻辑：我编辑的书出不了，没有码洋，就没有奖金。但那个下命令的地方并不会给我赔钱。况且，决定不出这本书的又不是他们，而是出版社自己。
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下了一个含混的命令，某一个行业的运行规则就自行调整、改变了。抛开我失去的奖金来看，我不得不佩服这套系统运行的神奇。它到底靠什么来支撑且运行的呢？一个社会的运行，并不是靠写在纸上的法律、规定运行的，它靠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能量的传递。
我对我身处的体系颇为了解，然而因为身处其中，又迷惑不已。我不舒服，不仅是因为我的奖金没了。那是一种隐隐的不快，有一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在决定着你的命运。对它的命令，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在服从之中，你可以选择积极服从、消极服从，以及反抗性服从。反抗性服从？是的，当你在抗命时，你也在服从它，因为你就是这一力量的一部分，自你降生那一天，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想，这是对我国人民来说最悲哀的事。举个例子吧，有一篇我当记者那会儿写过的稿子。一对移居新西兰的夫妇在上海的祖屋即将被拆掉，男人站在二层小楼上，向推土机投掷自制燃烧瓶，结果被抓起来了。上海某区还将这一片开发成商业区，这个命令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人搞得清楚，普通人只能臆想是某个权势通天的开发商和政府某个要人在酒桌、桑拿房、夜总会暧昧不明地说了几句话，然后一大群人，警察、城管、保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员就开始行动。拿了钱搬家、不拿钱当钉子户、上楼扔燃烧瓶，三种行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终每一个人都得搬离这个地方。你可以反抗那些开着挖掘机推你房子的人，你甚至可以自焚与他同归于尽，但你无法跑到某个桑拿房、歌厅——那是命令最初来源的地方——去揭穿那几句暧昧不明的话，去阻止命令的形成和流动。
那个地方，我国人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到达。即便是在桑拿房、歌厅讲那些暧昧不明的话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能力。作为记者，我在法庭上看到一些以前下暧昧不明命令的人是如何垂死挣扎的。以前，他们在一个晦暗不明的地方决定了他人的生死，如今他的生死也被另一群人在另一个晦暗不明的场合决定了。
二
一个人，总是觉得有一种晦暗不明的力量在伺机暗算自己，这样的日子不会好过到哪里去。这大约是我国人民第二大特点。在这里，我指的不是政治带来的，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比如我妈妈，她听说我在上一个灵修的工作坊，恰好老师是台湾人，她会立刻告诫我：你要小心，他们是不是间谍？我妈妈快七十岁了，在文革期间被人算计过，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可是我呢？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呢？我们都没经历过文革。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搞不懂自己总是揪着心是为什么。那是一种隐微的紧张感，只要我一进入人多的地方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别人没有招你惹你，但他们是怎样变成可怕的一群的呢？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亲近的女朋友突然打电话来。她在电话里慌里慌张地说她可能遇到了麻烦事。傍晚她带着小狗在小区溜达。小狗淘气，又喜欢小朋友，见一个小男孩就凑过去跟人亲热。哪知小男孩怕狗，他越怕就越躲，小狗就越往身上扑。小男孩的奶奶坚持认为小狗抓到了孙子，要她赔钱。“我觉得是我不对，所以就使劲道歉，但我看得很清楚，小狗没碰到孩子。他身上也没有抓伤。”其他在场的邻居也为她作证。她留了电话，告诉孩子的奶奶，有什么问题尽管找她。
回到家之后她便坐立不安。“他们不会讹我吧？”然后脑中出现恐怖的一幕：带着孩子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花了不少的钱和精力，说了不少的好话，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在犹豫着要不要向我倾诉的几个小时，男孩的妈妈打了好几个电话来。她并没有表现出泼妇的模样，而是紧张不安地问这问那。“她生怕我抵赖不管这事儿了。”女朋友很惊讶，“她比我还紧张啊。可是我不是这种不讲理的人。”
“但你们都认为对方是不讲理的人。”我将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忽然明白我进入人群会有莫名的紧张感的缘由了。我，作为我国人民的一员，下意识地觉得有一种晦暗不明的力量在伺机暗算自己。那种暗算可能很轻微很微不足道，但可能会使你在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小贩那里买东西，你都会紧张地盯着他的称，害怕他会克扣你二两、一两。自从我有过买栗子一斤被人克扣四两的经历后，我就再也不相信在地铁口贩卖各种水果的小贩了。每次出地铁，看到男男女女的小贩们拉着一车一车新鲜的香蕉、葡萄、苹果、枣子站在那里吆喝，我都会升起那种害怕被人伺机暗算的紧张感，水果的新鲜诱人刺激出我购买的欲望，但被人克扣斤两的惨痛经历总会阻止我掏钱。于是，因为讨厌那个买栗子的中年妇女欺骗我，我迁怒于所有买水果的小贩。
女朋友的事让我知道，这个迁怒绝不是我个人人格的问题，而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性。上了点年纪的人脸上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迁怒的味道，无论男女，女人尤其严重。我自己也不年轻了，但我对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好感甚少，经常有意识地将她们排除在我的视野外，我像有权有势的男人一样刻薄。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从乌克兰发给我几张那里的老太太的照片，我才知道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我身上。我的这位记者朋友到乌克兰东部采访那里的叛军，拍了三个老太太坐在沙袋旁的照片。我对中间一个老太太记忆尤其深刻，她头发银白，系着一条围巾，带着对生活很满意的笑容。她很像我外婆。我对朋友说：这才是老太太的样子！一个自然接受自己的衰老，自然地对其他人慈爱温暖的老女人，就是这个样子。而我国人民中的老太太，已经越来越少这样的样子。
我的朋友本是美国人，他却一点不喜欢美国的繁荣昌盛，经过将近两年的谋划，他决定迁去基辅定居。很多人都认为他疯掉了，选择一个比中国经济还差，甚至还在打仗的地方生活。而我理解他，因为我知道那里有那样的老太太，她们的脸上没有因为恐惧被人暗算而迁怒他人的神情。对有一些人来说，这种过于隐微因而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氛围，远比坐拥金山重要。
我的紧张感因为三个乌克兰老太太得到缓解。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个卖水果的大叔。我买他的水果是因为他的摊位在超市旁。我对超市的信任远超过对小贩的信任，因而在超市旁的小贩能获得我更多的信任。我买了几斤葡萄，觉得分量比平时买的要重。回家下意识用弹簧秤称一下，一斤都不少。我像发现珍宝一样惊呼出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陌生人，他仍然愿意诚心待你，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他和大公司不同，大公司提供好商品、好服务是因为不这么做他们会垮掉。但是卖水果的小贩是走街串巷的，他不怕他的三轮车前没有顾客。那位脸色紫红略黑、衣着简朴破旧甚至有点脏的大叔不会想到，他救了我。站在他，一个陌生人面前，我的心头一次放松了。心放松的感觉很舒服，一瞬间，阳光照了进来，你舒展地站在那里，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和明亮。
后来，我给我忧虑的女朋友出了一个主意。买一些水果、玩具去看那个被她小狗扑倒的小朋友，跟他奶奶和妈妈聊聊天。卖水果大叔的经验告诉我，他们需要阳光，信任的阳光。
三
我国人民的第三大特点是，大多数正常人都不太喜欢自己的国家。他或她可以更喜欢美国、英国，欧洲大多数国家，也可以喜欢香港、台湾，喜欢日本、德国也没问题，甚至俄罗斯都可以，一旦喜欢起自己的国家来，这个人往往就变得不正常了。或者说一个人往往变得不正常之后，忽然就喜欢起这个国家来了！
从过分热爱自己的国家到过分不爱，中间有一个广大的渐变灰色地带，通常一个人和他的伴侣和亲密朋友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的，你烦他、挑剔他，但还是努力和他相处，这种感情的基础是爱。要说什么爱国情绪，大概也是如此吧。但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情形很像一个人在痛苦不堪的婚姻里待着，但离不了婚，一部分人就臆想出一个更好的伴侣，比如美国、英国、以及欧洲诸国，或者台湾、香港，处处以那些地方的标准要求自己，看待别人。另一部分人把自己催眠，将这个糟糕至极的伴侣臆想成仙女，全身心地爱着，谁要是敢说他半个不字，他就跟谁拼命。
前者叫美分党，后者叫五毛党。这两者立场不同，但情感本能惊人地相似，在他们强烈的爱恨情仇下面，都暗中认为，这一个伴侣，以及自己，实在是糟糕透了。世界上没有比这一对更糟糕的了。
人人常常用自己的本能偏好来表达某种价值观，表达对某种价值体系的认同。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表面上是反对服贸协议，实际上表达的不过是对对岸那一大群人的厌恶而已。那一大群人是自己的亲戚，是自己拿不出手的，总是想极力摆脱的亲戚。香港人难道不是这样么？具体的某一个香港人并不一定会讨厌某一个大陆人，但是作为集体的香港人，对集体的大陆人，大抵也是一种极力保持距离的别扭心态吧。
尾声
关于我国人民，还有很多要说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但凡优秀点的女人都非常不愿意嫁给本国男人。不过这些话讲起来伤感情，容易导致两拨人打成一锅粥，所以暂且不谈。总之，我国人民实在是奇怪的一群。放眼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与之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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