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上上下下树立过无数的英雄模范典型来让人们遵从，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一九六三年树立的雷锋。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都出面题词，致使这个”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二十二岁汽车班长，家喻户晓，成为中共治下最重要的政治图腾。 这个典型是当时胡耀邦主政的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推出的，而与当时全党全国掀起的”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相扭结，一浪高一浪，成为後来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顺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前提。 时过二十年，胡耀邦经历过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多深刻的反思，但是对於树立典型，以典型开路动员群众的政治机制，思想上却没有多少变化。
王兆国、胡锦涛上任後，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安排班底，另一方面就是全国范围内耙过去篦过来的寻找典型。 从寻找什麽样的典型，倒是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境界和思路。 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典型，得是邓小平前一年所说过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有理想，当然是共产主义理想； 有道德，即公而忘私，助人为乐； 这两条，与文革前并无二致； 第四条是有纪律，即要顾全大局，听从指挥这是针对当时某些青年对现实不满，时有越轨的现状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有文化，这或许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最大区别。 中共当权者感觉不能再搞毛泽东的愚民政策，知识在一旦程度上是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 当然这一条得有其他三条管着。
问题是，这样的典型，踏破铁鞋无觅处。 团中央排列权衡和比较了当时从各条线索摸上来的模范人物，发现理想、道德、文化和守纪律，往往”极难”并存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又先人後己，舍己为公的，文化却不高； 文化水平高又声称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为人不怎样，难以在青年中服人； 在青年中享有威信，急功好义，在业务上又很有成就的，却往往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是那麽听话，对於共产主义教条爱问个为什麽。
幸好，得来全不费功夫。 山东团省委推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被团中央选中了。 她是少见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条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瘫痪者。 小时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锁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後来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和针灸，仅在农村为农民治病，而且还自己翻译和写作了好几本书。 团中央选中她，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说她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时，上千大学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几年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的领导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
这一炮果然打响，三月份团中央命名张海迪为”优秀共青团员”，举行表彰大会，把张海迪兴师动众请到北京开大会作报告； 五月份，邓小平、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党中央还专门发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 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拟为张海迪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好一起题词，但没想到赵紫阳提议只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胡耀邦也就不好单独题了。
王兆国，胡锦涛乃至团中央，本来与军队都没有多少关系，这对於他们未来从政，当然是不利因素。 虽然陈昊苏和何光暐都是从军队来的干部，但是他们与王、胡关系不是十分融洽，王兆国与胡锦涛很难利用他们这条线与军队搭上关系。 而前述王兆国对待从军队来的宋德福那种态度，更是相当失策。 不过，团中央抓住了一个好很的机会与军队搭上线，就是宣传学习张海迪热潮。 当时部队也宣传了一个模范空军某部”几十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的油库主任朱伯儒。 团中央邀请朱伯儒与各省市模范一起叁加纪念学习雷锋活动二十周年的座谈会，将之从军内推到了社会上； 而团中央所树立的典型张海迪，也恰好适合部队向青年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的需要，多次被请到部队作报告搞活动。 宋德福当时就是具体组织张海迪到部队的负责人之一。 团中央与总政治部便互相配合，团的报刊用了大量篇幅宣传朱，部队也对宣传张海迪不遗馀力。 在团中央负责此事的胡锦涛就与军队开始建立联系。 後来，张海迪这条命也是军队救的她住在部队宾馆，在呼吸骤停发作时，解放军医护人员赶来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
宣传张海迪，是王兆国、胡锦涛这届班子最大的一次手笔，也可以说”共青团派”最重大的一项政治资源。 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轰动全团和全国的堪与雷锋双峰并峙的特大典型，王兆国、胡锦涛可以说在中央领导眼里大大地得了一分！ 抓住这个典型之後，王兆国与胡锦涛就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典型紧紧捆在一起了。
张海迪其人本来并没有那麽强的政治色彩，她自己作为一个重度残疾青年，见过父亲在政治斗争中所经的风雨，由於随父亲下乡和後来进城之後与待业青年来往，在生活底层挣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姓对时下政治囗号的反感； 後来她曾经对记者说过不希望多提她如何争取入党。 这说明她对於一个典型如何能让老百姓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还是有一种直觉把握的。 但是後来随着她的命运变迁，越来越骑虎难下、身不由己； 而随着地位的提高，她自己也越来越”识相”，自觉配合当局首先是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对她的塑造。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还没有过去，正当全国学习张海迪典型如火如荼之时，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些疑点，例如张海迪叁加全国高考的分数，并非她在演说中所讲的为四百二十四分。 於是他们写了一份内叁向上汇报。 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看到後大发雷霆，竟训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张海迪是你们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强烈，你们自己现在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着团中央往中央寄，你们这样做，是想干什麽？ “不仅如此，他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负责人，表示了强烈不满。 但是团中央也曾收到过好几封从山东寄来的匿名信，揭发张海迪的演讲有许多不符事实。 团中央尽管不信，但又担心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 万一真有点影子呢？ 也担心如果写信人寄到别的单位，如山东省委，甚至寄到党中央，上面追问起来，怎麽说？ 於是就向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後来又向胡耀邦专门请示。
当时张海迪宣传已进入了热火朝天的阶段，下一步究竟向何处深入，党中央和团中央均举棋未定。 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 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八九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担心这麽一重新调查，肯定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麽”问题”，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於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 山东省委也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达到山东省委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谁也没想到会遇到完全预料不到的情况。 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 有的身世说法无法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麽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於张海迪童年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 这都罢了，对调查组宛如晴天霹雳的却是，查到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证明被团中央任命为”优秀共青团员”的张海迪，竟然没有加入共青团的原始记录！
张海迪在农村那一段时间的团支部书记和委员，除了一两人嫁到外村之外，仍在村里的，分别写证明说未曾在他们担任团的职务期间负责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自己介绍的她的两名入团介绍人，一人迁往外地找不到，另一人写材料称并未介绍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档案袋中没有每个团员入团时都应填写、并经介绍人填写、团支部书记签字、上级团委批准的入团志愿书，只有一份当张海迪随父母由十八里铺公社转到莘县县城三年之後，转移团的关系证明，但公社团委存底的档案恰恰又没有转关系的原始存根。
两国调查组感到极为棘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谁都能估量这一消息传出去的後果在全国青年学习张海迪白热化的高潮中，不啻一颗重磅炸弹，王兆国和胡锦涛等团中央新班子会脸上无光，威信扫地，很有可能被党中央和元老痛责为”工作粗枝大叶，树立虚假典型，造成极其重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他们两位的政治前程说不定都得划上句号。
到底该怎麽办？ 调查组当时争论激烈，分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主张隐匿不报，只限於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 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 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局中占不了多大份量； 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果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已。
而团中央调查组中後一种意见更占上风，这麽大规模、这麽高规格地宣传一个青年典型，在团中央来讲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从王兆国、胡锦涛到调查组副组长江洪等都是刚刚提拔、指望着前程似锦的第三梯队，经不起这种差池。 联合调查人员反复争论，最後山东调查组拗不过团中央调查组，勉强同意派代表连夜回京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 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要求在汇报中一定要”全面、慎重”一句话，对这一爆炸作情况的严重性要设法减弱、消解。
当时王兆国仍在住院，但是对这麽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锦涛绝对不敢自己作主。 他主持了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代表汇报，并立即与王兆国通气。 王与胡都感到这一情况事关重大，权衡利害，还是得硬着头皮告诉党中央，否则责任没人负； 但向党中央汇报得精心推敲说法。 正如胡锦涛那位出名的同乡、近代学术大师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装扮她了！
经再三推敲口径後，他们向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口气轻描淡写，也免不了也检讨几句自己政治上还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 对此事则认定为由於当时尚在文革期间，团组织在恢复之中，管理较为混乱，又因时间较久，有关知情人迁居难寻，因此未能找到张海迪入团原始材料； 但根据公社团委的记载，应认定为团员。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他们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说是”文革期间管理混乱”，但别人的档案资料都在，井井有条呀！ 说是”知情人难寻”，又没出中国，真要想找怎麽会找不到？ 但是这一认定，被胡启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领导人认可，因为他们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件事，就在从下到上的层层汇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团中央指派何光暐和宣传部长魏久明带着中央的尚方宝剑赶到了山东，莘县县委书记当着两级调查组负责人的面，撕掉并烧掉了那几份证词，并由他们安排县里官员重新向当事人取证，弄来新的证词那当然是能够证明张海迪确实入了团的，至少是不那麽强烈的反证。
这件事，胡锦涛当时是怎麽想的，无由得知。 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他对”事实要服从政治需要”这一条是烂熟於心的。 这一次宣传先进典型，是共青团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华采乐章，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完结篇。 他们承了上，再也无法启下； 从那以後，再也组织不起来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的先进典型宣传学习活动了，後来的团中央负责人宋德福、李克强，再也不敢作次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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