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的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批评人士担心出现新的不负责任的独裁者，习近平主席将会成“2.0版毛主席”。这种反应已不仅仅是稍有不妥了。
长期任职在西方并非完全闻所未闻。比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刚刚步入第四个四年任期，对这一事态发展其他欧洲国家大致是欢迎而非批评。
当然西方人可以争辩说，默克尔有选举授权，而习近平没有。但民主选举不是实现问责的唯一途径。根据几乎所有国际调查，习近平的支持率超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总和。虽然有理由担心中国政治变得更糟，但美国和英国也一样。
任期限制不过是一种随意的约束，中国不需要这个来确保拥有一个有能力且反应迅速的政府。事实上，任期限制的作用可能正好相反，使有作为的领导人任期缩短，导致政策中断，甚至出现政治混乱。
美国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写道，有必要给予领导人把工作做到最好的“兴趣和决心”。他们可以由此向人民证明自己的优点，而人民可以选择“延长（对其领导人）才干及美德的使用，在一个明智的行政制度下确保政府发挥持久的优势”。
不过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四次当选总统后，国会于1947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该修正案1951年获得批准以来，美国总统任期最多是两个四年。其想法是让缺乏经验成为一种优势。但是，多数新总统一开始都会出现重大失误，而这一下新总统就更多了。如果美国没有任期限制，那么特朗普今天根本不可能上台。
当然，任期限制也有价值。“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任期限制写入中国宪法，为的是防止再度出现混乱残暴的一人统治。但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深知国际规范和标准。与从前的意识形态老顽固不同，他们有望理性、明智、负责任地行事。
在这种背景下，取消任期限制，能让习近平保持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复杂的改革进程。这不会使他成为终身总统，也不会带给他肆无忌惮的集权。
西方批评人士强调说，过去六年习近平做了很多事情，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例如他接管了曾经属于总理的某些经济决策权。
但强势领导人不必然是专制型领袖。在高风险环境中，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来制衡抗拒关键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习近平了解第一任期内妨碍贯彻其举措的阻力所在，并决心克服这些阻力。
无论如何，情况并不像许多外国评论所说的是一场“单人秀”。中国最高执政机构——政治局常委的半数成员都不是习近平挑选的。许多高级官员，包括主要内阁成员的配置也需要妥协。
因为中国发誓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从而断定它没有暗地里发挥作用的民主程序，这实在是个错误。虽然领导人不是直接或由代表机构选举产生，但他们的表现却受到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大的严密监督。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上民意的反应也异常敏捷。
而且，虽然监督与制衡仍有不足，但近年一直在加强。政策的改变需要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达成共识。在重大问题上，全国人大必须开绿灯。没有什么能阻止代表投反对票，因为无记名投票越来越普遍。今年人大会议一个细小却重要的特征，就是取消了电子投票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官员们把纸条投入票箱。
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与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完全相悖，这并不是第一次。过去几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西方引起诸多非议，他们常常将其视为习近平铲除潜在政治对手的手段。但被起诉的近200万官员肯定不都是习近平的敌人。在中国人当中，根除腐败的努力使他们对习近平的尊重和支持增加了。
在西方，政府问责制与民主选举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它的功能在于政府如何响应并保护民众的需求和利益。鉴于现代中国的绝对复杂性，更不要说政府务须延续国家迈向高收入地位的进程，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领导人在位的时间长于最初的预期。如果不久前的历史有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近期的改变将有助于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越来越稳定，同时又不破坏问责制度。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West Is Wrong About China’s Presiden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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