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夜间经济还有救吗｜大象公会
自发形成的繁荣夜生活在政策反复中被来回摧折，这一次，还能再度复兴吗？
文｜刘喜
投资疲软、出口不振，如何才能让消费的马车继续拉动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将注意力放在了夜晚。
2014年以来，各大城市纷纷开始部署本地的夜间经济。今年七月，北京市商务局发文宣布了雄心勃勃的「夜京城」规划，要求明确：「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
夜间经济被看作「城市消费的新蓝海」，但与其针锋相对的，却是青年对夜生活的愈发不满：一天工作之后，他们感到既无力、也无处花钱，不仅精力被996的「福报」消耗殆尽，夜间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无聊，便宜好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什么是真正喜闻乐见的夜生活？北京的夜间消费还有救吗？
铁拳下的「夜生活」
今天对夜间娱乐产生依赖的年轻人，或许并不会意识到这种生活方式历史的短暂和自己的幸运。
当代中国人的夜生活，是近三十年高速城市化的副产品。八九十年代的舞厅、会所多少还带有小众地下色彩，到21世纪，都市夜晚才普遍染上平民气息。
· 80年代严打期间，去舞厅跳舞可能被判流氓罪曾经以「不夜城」闻名远东的上海，于1989年才重新开始外滩的夜间景观建设。趁着夜色到外滩遛个弯、再去南京路逛街，从此成为上海市民的日常。
众多吃喝场所随后杀到。
在北京，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成了夜生活地标，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一度扎堆存在超过200家酒吧，一条没有名字的小街，后来变成了著名的「脏街」。无数先锋青年曾在这里喝酒撸串，醉生梦死。
· 2002年的三里屯酒吧街
2001年，北京簋街的麻辣小龙虾一炮走红，京城人民开始了与川味夜宵的二十年不解之缘。而在南方的广州，越来越多彩票投注站老板眼明手快地开起了夜市。
夜生活的底色是市民文化。夜的繁荣，意味着城市消费的繁荣。
· 整改前的簋街不过长期以来，城市管理者的眼中的市民夜生活，却是另一幅光景。
自发形成、未经规制的夜间聚集地，易造成油污、油烟污染和噪音扰民，喝酒蹦迪则容易引发治安事件。加之主流价值观长期视夜生活为不良习气，它们自然成为市政管理的重点整治对象。
2002年，一场「三里屯是否该拆迁」的争论在媒体间展开，最终产生的「三里屯酒吧街改造工程」，计划将酒吧街和原来已拆迁的三里屯服装市场原址「合并」，新建一座新商厦。
由此诞生的「3.3服饰大厦」，其初始规划堪称是监管者最美好的夜生活想象——地下一层以「知性酒吧」为主，一层以「感性酒吧」为主，二层为中式餐厅和本土服饰，三层为西式餐厅和海外服饰……
这种秩序森严整齐如少年宫般的设想，不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且酒客也更情愿去隔壁野蛮生长、私搭乱建的「脏街」玩耍——后者差不多在2005年左右悄然兴起。
对三里屯漫长的改造，当时才刚刚开始：2005年，三里屯南北两街又开始整改。这一次的定位是「时尚文化街区」，许多刚拿到营业执照的酒吧因为不符合发展定位被迫关门。
· 2005年12月30日,三里屯的一家酒吧的残垣断壁
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的大小商业规划在三里屯周边拔地而起，商场、写字楼和网红餐厅逐渐压过了酒吧和夜生活的存在感。
直到2017年，治理「拆墙打洞」让「脏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42号楼北侧仅存两间酒吧「被改造成了24小时营业的书店」。今天北京人周末休闲去三里屯的含义，和十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 「脏街」拆迁前后
· 治理「拆墙打洞」影响到的远不止三里屯，许多原本热闹的老胡同都因为封门而陷入了寂静，许多曾被扶持过的老街活化项目也遭拆除夜宵胜地簋街也没有逃脱被一再改造的命运。2001年街道商户合办「小龙虾节」，就是为了振兴因整改拆迁大幅关店导致的人气低迷。
到奥运会前夕，小龙虾也不管用了，簋街再次经历了7个月左右的整改。2015年，东城区又提出了簋街的三年整改计划，次年被列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点疏解区域。
虽然如今的簋街看起来仍旧熙熙攘攘，但频繁的整治已经让这条街元气大伤。
· 餐馆「两岸一家」一度是簋街「明厨亮灶」的典型，2018年关门大吉后，店面至今仍未重新经营北京在城市改造方面的雄心壮志，是全中国城市的愿望缩影。
如武汉，也曾有一个自发形成的热闹夜市「吉庆街」，同样遭到武汉市政府嫌弃，经历多次改造后，老街被「整体搬迁」到了新街。
彻底改造后的新吉庆街道路宽敞，窗明几净，建筑有着「浓厚」的传统风格，然而人气尽丧：宵夜第一街开张不足两个月，14家餐饮企业就已支撑不住，纷纷停止夜市经营。
· 吉庆街今昔更不幸的沈阳兴顺街夜市，原本地处居民区中心，从2013年起借鉴台湾六合夜市模式经营，短短三年内人气便极为兴旺，在经济堪忧的老工业基地中心造出一片热情海洋。
短短三年后，由于附近街区封闭建地铁，夜市被整个「搬迁」至塔湾一农贸市场院内。曾经的占街开放经营模式，变成了像传统公园庙会一样的半封闭环境，虽然名称猛烈升级为「塔湾·兴顺国际观光夜市」，但前几年的辉煌场面再难复原。
中国特色的「夜间经济」
时过境迁。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过半，「消费」似乎成为了经济发展最大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正摩拳擦掌，转而准备让夜间为城市输送更多的消费血液。
不过，在「到底什么才是夜间经济」这个问题上，决策者和市民显然缺乏共识。
按照国际惯例和通常的理解，餐饮和酒吧理所当然是夜间经济的重头戏。纽约市市长办公室下面有一个专管夜生活的部门，其《2019年纽约夜生活经济》报告显示，饮食服务和酒吧对夜间消费的经济贡献最大。
· 纽约市的「夜经济」指标，来源：The Mayor’s Office of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NYC首创「夜间经济」概念、用政策刺激夜间消费的英国，直接明说就是要搞「酒」。
1997年至1999年两年里，曼彻斯特市中心的持牌经营场所增加了243％，伦敦西区的夜间经营场所则增加了280%，酒吧文化将不断衰败的老城市中心救出了泥潭。到2017年，英国的夜间经济已经是国内的第五大产业，经济贡献占全国GDP的6%。
中国这几年对夜间经济的重视，包括设置「夜间市长」等一系列措施，无疑是直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不过对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酒吧无法进入大雅之堂，不宜写入正式文件。
甚至连餐饮、购物，都显得不够高屋建瓴。
各个城市的指导意见一致认为：吃喝蹦迪不是夜间经济的全部，城市夜经济要打造的是「文化地标」。在具体行文中，务虚的「文化」也是最被强调的，仿佛一定要组织文化生活，夜间人类活动才有意义。
文化地标要如何建设？没人说得清。但共识是：先搞街景亮化。
·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带头下，全国各地城市的亮化效果往往让人不明也不觉厉为了丰富夜生活的文化内涵，各地纷纷继续扶持毫无人气的24小时实体书店，各式各样的文艺表演也必不可少。
早些年间，带有迷离灯光的音乐喷泉是城市广场的标配，这几年，成本相对低廉、效果却非常扎眼的灯光秀开始流行。
灯光秀到底好不好看是审美问题，但组织方显然欠缺经验：上海外滩2014年12月31日发生的踩踏事故，部分原因就是当天的灯光秀活动安排不当，引起了人流对冲。类似的情况在2019年元宵故宫灯光秀上也险些发生。
· 一票难求的故宫灯光秀，实际效果令人一言难尽，有网友称：像在城墙上蹦迪
2018年5月，西安市出动了1374架无人机，在夜空中上演高科技灯光秀，围观者云集，但随后无人机光影画面出现大量乱码，众多无人机从天空直线坠落。
· 西安的灯光秀事故相对务实些的做法当然也是有的，无非是动用巨资，把之前人民喜闻乐见的夜市吃喝重新包装一番。
各式各样的「改建」中，以「仿古」最为盛行。生在大江南北的仿古夜市彷佛都出自同一个规划所的手笔，外表大同小异，往往迅速退化为只有游客凑热闹、本地人则表示嫌弃的旅游街，有的干脆连游客都寥寥。
· 一些仿古夜市即使要延续城市原有的酒吧和夜市文化，新的选址、格局也须与先前大有分别。
像三里屯、后海、五道口这样的北京酒吧密集区，都星罗棋布在侨民区、居民区和大学生区附近，远离环路高架桥之类的人间天堑，在成为旅游热点之前，不少顾客都是在散步纳凉途中进店消费。
新近被官方钦定为北京夜生活「地标」的五棵松则明显反其道而行之，南接长安街和三零一医院，西邻西四环，北靠大型购物中心，三面如护城河般隔绝遛弯市民，而且酒吧餐饮中心区位于半地下，路人走过附近都不一定发现其所在，交通、地形更适合建设快速反应兵站和战时避难设施。
五棵松离北京市区并不遥远，夏日周末尚能迎来不少酒客，但与曾经的三里屯鼓楼相比仍相差甚远——为了夜间经济而特意在周末加开至十二点后的一号线地铁，深夜车厢往往空荡如鬼片。
长远规划不免见效太慢，市政方于是另有妙计：那就是在原本就算繁荣的各大CBD，搞一批速成版深夜食堂。于是，各大商圈好不容易摁灭了旧式夜生活的星火之后，又飞快扎起一批整齐划一的白色帐篷，卖起小龙虾和鱼水饺……
· 不过，无论是种类的有限还是座位数量的稀少，都暗示着这种「深夜食堂」的真实成色
如此画面，不禁让人怀念早先的辉煌，怀疑如此折腾的意义。
夜间经济的动力学
其实，所谓的夜间经济本无需这样折腾。
在这个概念的发源地英国，市政方唯一的工作重点就是放松对酒吧的审批。和中国城市动辄对酒吧「扫黑除恶、重拳出击」大不相同，以伦敦市政为首的管理者们热情的接纳了酒吧里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群体。
对于酒吧文化的导致社会问题，也非一禁了之。
政府除了推出夜间地铁，增加警察巡逻外，主要是鼓励深夜经营者与社区居住者和夜间工作者协商探索的解决方案。毕竟繁荣总有代价，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贫瘠。
· 夜班工人也正在提出工资和福利方面的诉求。夜间经济除了带来消费，也是多元利益主体表达诉求的平台去过台湾的大陆游客，也会对那里热闹而整洁的夜市印象深刻。台湾夜市大部分都是在7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自发形成，市政的管理态度也是「自治」。
按照法律，摊贩都是要登记的，但正如世界其他地方，实际操作中，无证经营始终难以取缔。市政转而采取划定经营区域，鼓励区域内摊贩形成「自治会」的办法，来管理夜市的交通、卫生和安全。
90年代，台北市宁夏路夜市曾引起本地居民的激烈抗议，夜市自治会组织摊商筹资，统一安装了抽油烟机、油脂截留器和油污入水口，还自发推动了夜市禁烟，甚至主动为放学的小朋友们提供点心。此后，宁夏路居民们再也没有因为环境问题与夜市摊贩发生矛盾。
同样位于台北的师大商圈，也曾存在激烈的住民和商户矛盾。不过，最后双方还是派出代表坐到了谈判桌边，通过协商达成了关于营销方向、店面总量、营业空间和营运时间的妥协，冲突逐渐平息。
· 在师大商圈，双方冲突一度十分激烈，但最终转为和平共处这些成功的案例，足以给人一个关于在居住与生计之间、在不同阶层市民之间，协商包容，共享繁荣、便利和秩序的积极预期。
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三天两头变化的上级规划主导一切，自发形成的繁荣夜间经济在政策的反复中被来回摧折。
不过，人们对美好夜生活的向往依然生生不息。「拆墙补洞」虽然摁灭了北京的大部分夜间经济，不过，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夜生活依然在悄然滋长。只不过你要爬窗子进店，才能品味到曾经辉煌的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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