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娱记那些年：我们被苹果日报打得落花流水

上个世纪 50 年代创办的《联合报》曾经是台湾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创办人王惕吾曾给报人立下一个原则——正派办报。

然而在新世纪之初，狗仔文化进入台湾，花边新闻为读者津津乐道、夸张的标题比真实内容更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正派」慢慢成为报界的「鸡肋」。今天的讲述者童一宁，曾长期担任《联合报》的娱乐记者， 她会告诉我们，现实是如何逼死「正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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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播报员

我是童一宁，今年 43 岁，生活在台北。

高中的时候，我是职业棒球球迷，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职业棒球的播报员，在球赛场外牵动球迷的情绪。

等到我参加台湾的高考——大学联考时，它的选拔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由原来的考试变成推荐申请制。我申请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的名额，它是台湾传播界的第一学府。

1998 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进了东森新闻台，但我没当上播报员，也没机会上场牵动情绪，只是一个小助理，帮忙写稿，过音，剪带子。 

现在热播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对新闻电视台工作环境描写得很真实。但我在电视台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的电视台居然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这个产业可能从来没有变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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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狗仔」的娱乐记者

2001 年，我到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读研。2003 年，我从研究所毕业进入《联合报》，成为一名电影方向的娱乐记者。同年，《苹果日报》进驻台湾。在此以前，台湾的媒体文化圈是一个互相尊重的氛围。之后，报社的生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苹果日报》母集团在香港，专门挖艺人隐私，是华人地区的最早狗仔队的滥觞。老板黎智英早就放话，要把最辛辣的狗仔文化带进台湾，把其他媒体打得落花流水。 

当时《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曾给《联合报》留了一句话，「无论如何，报社要维持一个正派办报的路线。」

很快我发现，现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苹果日报》今天跟拍了某艺人，刊发「疑似传出绯闻」的消息，报社就会让我们跟进。理想的「正派办报」，跟现实的点击率相比不堪一击。

以前，在传统观念里，娱乐新闻是「报屁股」，排在版末，报道些风花雪月不痛不痒的消息。开始做娱乐新闻之后，我转变思路——我想做普通人的眼睛，带他们看他们崇拜的偶像。但在实际采访中我总是被报社安排问奇怪的问题。

采访刘德华，是我第一次做高规格的明星专访：

「这个问题被交待一定要问，但你可以决定你是否回答。都说你结婚了，你到底结婚了没？」 

刘德华一拍大腿说，「真的没有。」

我说，「你光是这样讲我不信。」

他说，「不然你要我拿身份证给你看吗？」

当然他最终没有拿出来。刘德华官方宣布结婚是在 2008 年，在我访问之后 。

还有一次，台湾重要的颁奖典礼，我们被要求问艺人「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答案征集回来之后，《联合报》还煞有介事地做了统计。

但逼问人家结婚没、为什么劈腿、穿什么内裤，意义何在？

我喜欢香港电影，和大部分喜欢香港电影的人一样，只看粤语原版，无法忍受配音。那几年就经常去香港采访，所以就买了很多原版的 DVD。有一次跟我们编辑聊天，他建议我做个专题，阐释粤语原片的魅力。 

这样的深度专题我后来做了很多，也因为这些专题，我拿了奖，受到同行的好评。它们才让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趣的、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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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回归，生态再变

2005 年，我离开联合报，去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做公关。之后又去中央社从事新媒体方面的工作。

2016 年年底，以前《联合报》的同事突然来找我。

「现在的主管都是我们这一批的人，大家比较好沟通。」他极力劝我重回报社。

可当我再回到新闻第一线工作之后， 才发现生态又变了，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发即时新闻。

比如原来的报社，记者可能晚上 9 点截稿，下午 4 点采访完，可以自由安排，只要九点钟之前把稿件写完即可。但点击量成为新闻的生命后，4 点的记者会结束，5 点之前就得把稿件写完，稿件完成得越早，阅读量才越有可能跑赢。

另外，因为很多人习惯早上起床翻手机，为了争取这部分流量，现在报社要求早上 12 点之前，记者至少要发两篇稿件。 

而且，为了获得点击量，标题党、未经证实的消息迅速散布在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真实和深度的新闻反而不受欢迎，想认真做新闻的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倍受挫折。

■ 童一宁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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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达华是我工作的安慰剂

虽然工作中槽点满满，但能和喜欢的电影明星近距离接触，也是这份工作的一大优势。任达华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明星。

任达华情商很高，擅长和记者打交道。有段时间，他代言某个品牌的按摩椅 ，每年都来台湾举办一场盛大的记者发布会。

有一次，活动中场休息，趁任达华下场的时间，主办单位定好采访位置，记者们安置好采访设备，请任达华出来。 

我们是报社记者，只需在旁边记录，不需要像电子媒体一样挤到前面放置麦克风。当时舞台上按摩椅没撤，我顺势坐在离采访位置最近的一张按摩椅上。

这时候工作人员走上来说，「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按摩还不错。」说完，他把按摩椅打开。 

任达华刚好走出来，看到在按摩椅中全身晃动的我，就冲我走来。他坐在按摩椅的把手上，环住我的肩膀说，「怎么样？很舒服吧。」

我说「对，好舒服。」

突然任达华招呼所有记者说，「你看我们这个椅子真的很棒，我们都来这边做访问吧。」

但品牌公关突然冒出来说，「华哥，不要啦，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还是去定好的位置。」

然后任达华拍拍我说，「你在这边好好享受，我先过去。」

事后我们都吐槽品牌公关错失良机，但大家对任达华的现场反应印象深刻。 

也是同一场活动的平面媒体专访，在主办方安排的一个小房间里。当天到场了很多年轻的女记者，问任达华他跟女儿的事情。然后他开始吐苦水，说女儿长大了，跟他有疏远。

突然有人问他，要是女儿交了男朋友，他会不会伤心。 

任达华没回答，而是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男朋友？」 

现场的女记者们都说，「没有啦，华哥你帮我们介绍啊。」

到任达华和大家拍合照，他跟女生们拍完说，「将来如果交的男朋友对你们不好，你们就把照片拿出来说，『你们要是敢欺负我，任达华就会来找你们。』」

他诚恳，不谄媚，很受记者欢迎。

■ 采访刘青云、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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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记者也可以很严肃

电影稿件写作，历史的纵深感很重要，可以通过多多阅片积累。现在很多电影线记者，完全不了解电影史。有一次，在金马奖入围酒会上，主办方安排艺人接受访问。 

当年秦沛入围「最佳男配角」。一个很年轻的男记者问，「秦沛大哥，你一直都在香港，为什么国语说得这么好？」

我想，「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秦沛回答，「其实我早年在台湾拍戏。」

这时候，我忍不住「掉书袋」，「秦沛大哥 60 年代就已经在台湾拍了很多戏，而且他妈妈是香港有名的国语配音员——资深女星红薇女士，他们一家三兄弟的国语都说得非常好。」

做电影记者，不了解艺人的过去，怎么能知道他们如何获得今天的成绩？ 

很多人认为，做娱乐记者没有技术含量。但我一直认定，深耕自己所做的领域，才能写出好的报道。看的电影越多，对电影史了解得越充分，写出来的观点才会全面、独家。这是资深记者或者想进步的记者，跟普通记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一个电影记者真正的价值所在。 

可悲的是，在现行体制之下，这个价值不被重视。我在 2018 年，再度离开《联合报》，现在是编剧兼影评人，如果未来的媒体生态依旧如此，我想我不会再做回记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