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着魔与舞蹈狂热症
文章来源：John Waller｜利维坦（ID: liweitan2014）
文/John Waller
译/火龙果
校对/Carlyle
原文/thepsychologist.bps.org.uk/volume-22/edition-7/dancing-plagues-and-mass-hysteria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火龙果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时值1374年。在莱茵河沿岸的几十个中世纪城镇里，一种痛苦而狂热的舞蹈冲动感染了上百个居民。人们一跳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中间几乎不会停下来休息和吃饭。 这群人是西方历史中一次最为奇特的灾难受害者。这种狂热短短几周内在法国东北部和荷兰等大片地域蔓延开来，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平息。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仅出现了几次零星的舞蹈狂热症。然后在1518年，它在斯特拉斯堡重新爆发。编年史记载，此次爆发波及了400个人，男女老少皆有，造成数十人死亡。
图源：BBC
就在斯特拉斯堡发生舞蹈狂热疫情之前不久，一起同样奇怪的强迫行为发生在了西属尼德兰的一间修女院里。1491年，“邪恶的妖精”附身了几个修女，迫使她们像狗一样赛跑，像鸟一样从树上跳下来，还像猫一样爬树。 这种附身现象并不仅出现在修女院，但主要影响的是修女。在接下来200年里，无论在罗马还是巴黎的修女院，数百位修女陷入了疯狂的精神错乱，她们口吐白沫，尖叫，抽搐，性诱驱魔者和牧师，还承认与魔鬼或基督有肉体关系。
这些故事听上去都很不真实，但是有明确的文件资料证明确有此事。许多医师、编年史家、僧侣和牧师都各自描述了舞蹈狂热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读到斯特拉斯堡当局针对1518年迅速蔓延的“疫情”、在惊慌失措中写的市政命令，而审判文件和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也同样深入记录了大量关于修女们所做所言的奇特之事。
图源：Corbis
当时和如今的人们对这些奇特、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危机作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认为，1374年和1518年舞蹈狂热事件的参与者是一个舞蹈异教团体的成员。但是，现有的研究明确表示这种舞蹈是一种病态。 在异教邪说被迅速压制的时代，教会相信这些跳舞的人只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的或超然的病痛受害者。在最近几十年，一种流行、简单的生物学解释还引发了一个观点，即这种现象是由摄入麦角菌引起的，麦角菌是一种含有精神药物的霉菌。
但是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的学者提供的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舞蹈狂热症和欧洲修女院的乱象实际上是另一种现象的典型例子：群体性心因性疾病（mass psychogenic illness）。
异化状态
关于这些奇特现象爆发的原因，一条重要线索在于，人们都表现出了解离性失神状态，在这一状态下，人们至少会表现为严重丧失自控能力。除非人们处于异化的意识状态下，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人一连跳舞好几天，跳到双脚又青又肿。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不是完全无意识的。 旁观者将1374年的舞蹈狂热现象描述为“野性、狂乱而奇异的景象”。有人说“当他们在跳舞时，他们的内心已经不再清醒”，还有人说这些人在又蹦又跳累了之后，如何“像野兽一样遍地怒吼”。
编年史、正式记录、神学文献或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中所记录的上百名被附身的修女，也同样陷入了解离性失神状态。 有些人把模仿着魔一般的行为当作引起关注的手段，但是机敏谨慎的审判官所记录的细节无疑表明，大部分人确实是失去意识了。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解离状态的出现和蔓延？修女吃了受污染的面粉做的面包后，其中的麦角菌可能会导致出现幻觉和抽搐，但是麦角菌中毒不太可能使人一直不停地跳舞。 而且，没有证据能证明附魔的受害者吃的或喝的有什么不同。
然而，下文将解释，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处于恐惧和沮丧状态的人们极容易受传染性附魔的影响。精神压力和解离状态之间确切的关系立刻暗示了我们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的可能。
亨德里克·洪第乌斯（Hendrik Hondius）描绘了三名因舞蹈瘟疫失常的女性。图源：Past Medical History
恐惧和厌恶
舞蹈狂热病爆发的前几年，形势异常严峻。1374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一场当世纪最严重的洪水，而1374年疫情爆发的地区正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史料记载，莱茵河的水位上涨了34英尺，洪水冲垮了城墙，淹没了房屋和市场，泡腐了在被水淹没的街道上漂浮的马。
而在1518年舞蹈狂热病发生的前十年，饥荒、疾病和可怕的寒冷天气使斯特拉斯堡及其郊区普遍陷入了绝望的气氛。面包价格达到了一代人以来的最高点，数千名饥饿的农民和葡萄种植户来到城门前，一种可怕的新疾病与麻风病和鼠疫这种为人熟知的杀手一同悄然来临——那就是梅毒。
那是一段令人极为痛苦的时代。修女远离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体面的事，但同时修女院的环境也毒害着人的心理健康。就算在管理良好的修女院，一些修女也免不了感到不快乐。 她们常常被迫过着沉思默想的生活，但这是为了满足她们父母的愿望，而不是源于她们自身的虔诚。一旦进入了修女院，修女就很难再出来。
然而，那些最为虔诚地拥抱着精神生活的人，往往也最痛苦。她们感觉自己没有达到现存规定所要求的那种严格的圣德标准，这种感觉折磨着她们，尤其反映在她们极度恐惧于思想或行为上不洁之人所面临的被烧死的命运。
波兰导演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的电影《修女乔安娜》（Matka Joanna od Aniołów，1961）剧照。图源：Il était une fois le cinéma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珍妮·艾格里斯（Jeanne des Anges）。她是法国南部卢丹修女院的院长，1627年，她迷恋上了当地一位名叫格朗迪耶（Grandier）的神父。“当我看不到他的时候，”她在后来的坦白中说，“我对他燃烧一般的渴望。”由此，珍妮感到自己彻底毫无价值，并被愧疚感所淹没。在持续数周的痛苦忏悔和反省后，珍妮进入了解离性精神状态，她不断声称自己渴求于格朗迪耶是因为他与撒旦密谋。
在接下来几天，又有几个修女如法炮制，将矛头指向了不幸的神父。在经过宗教法庭的调查后，格朗迪耶被活活烧死。 在卢丹修女院的案例中，一种对亲密关系深刻而内疚的渴求导致了集体性的崩溃。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着魔后的攻击行为中，陷入解离状态的修女大多表现出惊人的淫荡：她们忘掉了自己之前的习性，模仿性交，甚至给附身的恶魔取名叫“狗的阴茎”、“通奸”，甚至是“灰色阴部”。愧疚和渴望会把修女逼疯。
《修女乔安娜》（Matka Joanna od Aniołów，1961）剧照。图源：Il était une fois le cinéma
从15世纪早期开始并席卷各地的新教改革运动极大地考验了修女的毅力。为了恢复几个世纪前严格的精神守则，改革人员要求修女只吃最清淡的食物，摈弃所有虚荣心，过着严格的节欲自律的生活，例行冥想恶魔撒旦和地狱之火。许多修女是贵族或富有市民的年幼女儿，她们无法很好地适应寡淡无味的食物、没有枕头的床和没有音乐和聊天的夜晚。因此，改革派修女院院长的到来，一下就引起了许多起群体性着魔事件。
比如在1658年，法国东部奥克森的乌尔苏拉会修女就是在福音派的芭尔贝·布维（Barbe Buvée）被任命为院长之后发生了着魔危机。数年以来，陷入解离状态的痛苦的修女控诉院长是巫女，会杀害婴儿，还是个女同性恋。最终芭尔贝·布维无罪释放，明智地被派往了另一个修女院。着魔危机因此逐渐消失。
塞勒姆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是指在马萨诸塞湾省塞勒姆于1692年2月至1693年5月间遭指控使用巫术者所参与的一系列聆讯及诉讼。该审判导致20人遭处以死刑（其中14位是女性），除其中一位以外皆处以绞刑。另有5位死于狱中（其中二位是幼儿）。图源：Smithsonian Magazine
群体性着魔还影响了世俗社会，在这里，心理压力的作用同样非常明晰。 在1692年的新英格兰，一些女孩“剧烈的痉挛”和“可怕的呐喊与尖叫”引发了塞勒姆女巫恐慌案，而这些女孩是一个因派系斗争而分裂的教会成员。 美洲土著部落的攻击同样使她们恐慌，这些部落此前已经屠杀了一些人的父母和亲戚，而这些人正是女巫指控中的核心人物。
恐惧和痛苦是舞蹈瘟疫和着魔危机共有的特性。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无礼的魔鬼和咒骂的圣人
从海地到北极的上百种现代文化关于着魔的研究都表明，如果人们已经相信灵魂有可能被附体，那么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解离性失神状态。通过学习或者消极的接触，人的心灵可以进入异化状态。
人类学家艾丽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提到了“观念环境”的概念，这是指社群的成员所吸收的一套有关灵魂世界的公认理念，就是这套理念能使成员进入着魔状态。 这一过程并不要求接受正规训练。1374年和1518年得了跳舞病的人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观念环境中，这些观念认为存在神圣的诅咒、着魔，以及妖术的威胁。 这些人并不是故意进入类似恍惚的状态，但是他们形而上的信念使之成为可能。
电影《驱魔人》（1973）剧照。图源：Giphy
与之相类似，只有认真考察了文化背景，才能解释为什么修道院常常遭遇着魔危机，以及为什么男人一般不会成为群体性魔鬼附体的受害者。 修女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超自然主义，她们对于邪神、恶魔、邪恶的撒旦、愤怒的圣人的想象栩栩如生。她们隐隐相信着魔的可能性，因而让自己成为了容易被恶魔附体的对象。福音派的院长鼓励修女出神入迷，这让她们更为脆弱；异化了心灵的敬拜方式使她们之后会自愿进入着魔状态。此外，近代早期的女性被灌输了一种说法：女性作为夏娃堕落了的后代，更容易屈服于撒旦。这种厌女的描述使女性很容易接受暗示。
所以，当一个特别痛苦的修女开始发昏、吐沫、抽搐、说胡话，她那容易接受暗示的姐妹往往可能开始经历同样的解离状态，相信撒旦悄悄接近了修道院以寻找不洁的灵魂。
近代人类学和心理学也揭示了观念和期待如何能塑造人的解离状态。当社会鼓励人们为了与精神世界联系而进入恍惚状态，这些人通常就会以文化规定方式行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舞蹈瘟疫和着魔的受害者也是在按照他们社会丰富的神学理论在行事。
跳舞病依赖于文化上的信念体系，这一观点从一件事实上来看显而易见，那就是跳舞病仅集中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或者时代：他们相信天堂或地狱能以舞蹈释放诅咒。
1374年，处于舞蹈狂热中的人们相信，是撒旦释放了这种不可阻挡的舞蹈欲望，因此他们不仅没完没了地跳舞，同时还祈求神的代祷，冲向圣地，欣然接受驱魔仪式。 1518年斯特拉斯堡的人们相信，一名叫维图斯（Vitus）的圣人施了跳舞的诅咒。因此，在进入着魔状态以后，他们似乎在根据圣人维图斯神话中的习俗行事，那就是连着几天跳舞。
跳舞最终变成了传染性的，就像在1374年那样，因为每一个新的患者都进一步证实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事实上，斯特拉斯堡的这次传染病证明了心理暗示的强大力量，因为当时的市政府为了确保疫情得到控制，让所有跳舞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城市一些公共性的地方跳舞。
图源：Still Walking Festival
“着魔”修女的行为也受到了神学传统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着魔疫情都仅发生在15世纪到18世纪早期的三百年之间，因为只有这一时段的宗教作者坚信这类事情有可能发生。 神学家、审判人和驱魔人建立了群体性着魔现象发生的规则，陷入解离状态的修女会不自觉地服从这些规则，包括打滚、口吐白沫、抽搐、跳舞、笑、说胡话、做出下流的手势和事情。这些行为令人震惊，但也完全是基于深深相信宗教作品和此前着魔现象的解释中的邪恶撒旦而做出的刻板化行为。 因而，痛苦和虔诚的恐惧一起导致了跳舞病和着魔几个世纪以来的流行。
身体和心灵
1749年，一名叫维尔茨堡的德国修女出现了传染性的尖叫、蠕动和恍惚状态，导致一名嫌疑女巫被斩首。但是在这个时候，舞蹈狂热症早已消失，着魔是很少见的现象。着魔现象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崛起而减少。此后，群体性解离状态仅限于严格管理的场合，比如工厂和学校，往往由中毒或接触有害化学物质而引发。 出于许多原因，即使这类现象如今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了。
但是舞蹈狂热症和着魔修女的经历仍然能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回应危机的，因为这些事件突显了环境的强大力量会如何塑造痛苦和恐惧的表达方式。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所说的身心疾病“症状库”会随着时间和文化背景的改变而改变，但转换性障碍、躯体形态障碍和解离性失神减少发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社会规范和期望的转变。
当然，从过去世界之疯狂，我们得知了很多关于那个维系了这种疯狂的世界的事情。但是舞蹈狂热症和着魔现象曾经的流行也强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许多种精神疾病的不稳定性。
特评：现代癔症
图源：The Independent
即使舞蹈狂热症是历史的遗物，但群体心因性疾病仍然是人类疾病的一种。群体心因性疾病的定义是“在无法识别病原体的情况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形成的群体集体性发生某些身体症状并相信相关信念”的情况。西蒙·韦斯利（Simon Wessely）将群体心因性疾病行之有效地分为两种: “群体性焦虑癔症”（mass anxiety hysteria）和“群体性运动癔症”（mass motor hysteria）。
群体性焦虑癔症通常表现为对虚假威胁突发的高度焦虑。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的环境下，对于中毒或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看似合理的恐惧会触发典型的应激反应，比如昏厥、恶心、虚弱和频繁呼吸。1965年，在布莱克本的一所学校里，几个女生当众昏厥后，141名学生都出现了心因性头晕、恶心、痉挛和呼吸短促。除非媒体或政府对最初的恐慌给出了可信的解释，否则群体性焦虑癔症往往会持续几天以上。
图源：Pinterest
相反，群体性运动癔症通常需要长期积累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会表现为解离状态、转化症状和其他精神活动异常。这些症状能持续好几周或者好几个月。对于超自然主义的信仰会引发群体性运动癔症的爆发，也正是这种信仰导致了舞蹈病和欧洲修女院中的附魔危机。
例如，在当今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厂工人大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地区普遍相信灵魂世界的存在。有些人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工厂生活的纪律，有时就会进入解离状态，并做出所处文化认为灵魂附魔会有的行为。当一起干活的工人享有同样的信念，并经历着严重的心理压力时，群体心因性疾病就会出现。宗教仪式会终结这种现象，人们在仪式中会杀掉一头山羊。
在非西方的环境中下，群体性运动癔症通常还会发生在学校。 比如1962年，在坦噶尼湖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几个女孩轮番产生了大哭和大笑的冲动。这种病状很快就传播到了附近的居民中。类似的大笑症状在赞比亚和乌干达也有记载。事实上，非洲中部的学校尤其容易患上群体性运动癔症。直到2008年，坦桑尼亚一所学校里，还有女生因为参加重要考试的压力而陷入解离状态：有的人晕倒，还有人大哭大喊，围着学校跑圈。
图源：Undark
在其他案例中，类似症状更为常见。在2016年墨西哥城一所管理严格的女子学校里，大约600名学生出现了持续数日或数周的行动能力丧失和恶心症状。欧洲和北美的学校也出现了对类似群体心因性癔症的描述。2002年，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学校里，12名学生在4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癫痫发作或其他阵发性发作。在许多类似案例中，患者一般先会接受大量医学治疗，直到因无法诊断出病原体而确诊为群体心因性癔症。
对群体性癔症更准确的描述是，一些人根据某些因为社会和经济处于困境中从而更具可信度的观念行事。 比如，对于生殖器缩回身体内的担忧时不时就会爆发在部分东南亚地区，无论男女。这种名叫“缩阳症”（Koro）的癔症相信生殖器萎缩是因为存有邪恶的灵魂。一旦阴茎、乳头、阴唇从身体上彻底消失，死亡便接踵而来。 因此，男性据称为了防止阴茎完全消失，会在阴茎上钉入钉子。
西部非洲的一些地区也记录了类似现象，男性声称自己的阴茎被邪恶的魔法变小或偷走了。被控偷窃或缩小他人生殖器的人有时会被殴打致死或私刑处死：2001年，尼日利亚至少有14人因涉嫌盗窃阴茎而被处死。
从实际暴露的影响和对环境的危害，群体焦虑性癔症和运动性癔症都很难区分。因此，专家们已经确定了一些能表明一群人会突然爆发疾病症状的心理性根源，包括：缺乏某种合理的具象基础，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之中，此前就存在的心理高压。然而，我们始终有必要对潜在的毒性或致病性接触进行全面检测。1990年的一个案例中即强调了这一点，当时伦敦一所小学的几名儿童出现了群体心因性疾病的典型症状并病倒：恶心、呕吐、腹痛、上气不接下气。这看起来像是典型的癔症。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因为黄瓜中的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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