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荣耀与伤害 标本李经纬

• 贪污

2002年1月15日，李经纬送别自己一手创办的健力宝。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令观者动容。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图）

李经纬作为改革开放后的著名企业家闻名，却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获贪污罪。74岁，他戴罪离世。

中国的开放与转轨进程，给了这个遗腹子绝佳的机会，凭借勤奋与聪明，创办健力宝并将其推上中国饮料第一品牌宝座。但转轨中的模糊与复杂，也给他带来巨大伤害，被迫黯然离开倾尽心力18年的这家国企，并致身陷囫囵。

他的葬礼，没有悼词，吊唁者也没有头衔。

如果你知道李经纬和他一手创立的健力宝曾经何等声名赫赫，便会明白这场葬礼的低调与安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

2013年4月26日，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殡仪馆。追悼会时间不长，曾经的体操王子李宁，头发花白，一身黑衣，依三水风俗手持黑伞，腕戴毛巾，紧立在家属们身后。他双手合十，泪水潸然，默哀时刻长时间低头闭目，一遍又一遍90度鞠躬。

得到李经纬病逝的消息时，李宁正在韩国，他立即直奔三水，到达当晚就彻夜守灵。治丧期间，李宁极为低调，但里外应对，不难见其处处自执“长子之礼”。曾有消息说他将发表悼词，但最终却未置一词。

事实上，整场葬礼，没有悼词，仅仅只有李经纬长子代表亲属致答谢词。

整场葬礼，也没有头衔。吊唁者名单按界别分类，直接宣读姓名：文艺界……体育界……

李经纬的灵堂，设在三水一栋破旧的单元楼内。那是他最早的家，就在区政府对面，从马路上要穿过一条小巷才能走到，楼道口的铁门，锈迹斑斑。

李家在四楼。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但水泥楼梯两人并排走都嫌挤。堂屋里挤满了身披白衣的家属们，而李经纬的遗照只能干脆放在地上。

曾经住在李家楼下的萧月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栋楼是上世纪90年代一些干部一起集资盖的，李家分到一套，她家也分了一套。1998年前后，萧月兴将她家的那套卖给了李经纬，“他当时说，两个儿子，一人一套”。

后来，李经纬在三水和广州也各买了房子。而在百年之后，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回到这里。

曾经名震全国的企业家李经纬，就这样，在74岁以戴罪之身离世——2002年李经纬因涉嫌贪污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被监视居住；十年之后，2011年，他被以贪污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最好的时候，做好了准备

彼时广东正被时代推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而包括电视、冰箱、啤酒等在内的轻工业，则是开放前沿的前沿。在一个开放之地，遗腹子李经纬所有的聪明与勤奋都得到了爆发。

“我从心里尊敬他。”李经纬的辩护律师王波当年为其做的是无罪辩护。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业二十多年，我一直是个很理性的人，这次却很感性。你无法想象在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他曾经带给我们多少精神激励。他就像一面旗帜。”

王波是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金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他辞职下海，成立广州第一家私营律所。

彼时，健力宝正如日中天，被称为“东方魔水”。而李经纬，也光环笼罩，其创业故事，被媒体广为宣传。

1939年，李经纬出生于广东三水区白坭镇。他的早年经历，鲜为人知。

他的表弟——也是健力宝不可忽略的功臣——区盛联回忆说，表哥是遗腹子，父亲死于战乱，母亲生下他后便去了广州并且改嫁，因无力抚养，将李经纬送到孤儿院。

十多岁时，李经纬跟广州一位远房亲戚学修水电，“经常是一手扛着梯子，一手骑着单车在街上跑”。

区盛联的母亲与李经纬的母亲是亲姐妹，当李母去世后，区家就成了李经纬仅有的至亲。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三水，寄住区家。

彼时区家家境不错，父母开铺卖布，包括区盛联在内共有12个子女。没上过一天学的李经纬帮不上忙，只能挑水。

“他当时在我们家算是工人。”区盛联说。区比李经纬小四岁，总是一口一个“纬哥”，很亲近。在区的印象中，表哥除了爱交朋友，小时候没什么特别。

1954年，15岁的李经纬在三水县印刷厂当起排版学徒工，一边拣字一边学认了一些字，几年之后，竟然当上了副厂长。

李经纬喜欢篮球，区盛联喜欢乒乓球，谁也没想到，日后他们的一生以及健力宝的命运，都因了儿时爱好的机缘。

在印刷厂待了7年后，李经纬因为在篮球场结识三水县武装部一位领导，被提到县体委当副主任。

一干便是十多年。穷苦出身，和底层的磨难，让李经纬异常努力。

那种努力，许多人看在眼里，至今印象深刻。李经纬的知交密友、现年81岁的梁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就是那时候相熟的。当时他在粮食局工作，经常去体委打球。有一次球赛，看到身为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一直站在场外给运动员们提鞋，让他对这人另眼相看，便主动和他交朋友。

相熟后，他们往来频繁。彼时粮食紧张，按票定量供应，而运动员的食量大过常人，常常吃不饱。李经纬便问梁晃有没有解决办法，梁想了想，如果把大米换成米碎，可以变成双倍的量。李经纬便托他时不时换一些米碎，和大米一起煮，让运动员们吃上了饱饭。

1973年，32岁的李经纬被平调到濒临倒闭的三水酒厂当副厂长。在当时，这实在称不上是一桩好事。

不过，命运其实让他赶上了好时候。日后人们会发现，这段时间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不可忽略的节点，正是1980年代初期，集中诞生了联想、海尔、万科等一大批知名企业。

因为地理位置天然是中国跟世界接触最重要的窗口，彼时广东正被时代推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而包括电视、冰箱、啤酒等在内的轻工业，则是开放前沿的前沿——中国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1981-1990年）均提出，集中对消费品工业进行投资。在广州，从1978年开始的5年里，轻工业产值就增加了一倍。

在一个相对开放之地，李经纬所有的聪明与勤奋都得到了爆发。

梁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经纬先是做米酒，带着厂里几个年轻人，背着酒沿着邻近的佛山、广州等城市一个一个酒楼地推销。后来他又鼓捣出“猫头鹰”牌礼品酒和“强力”牌啤酒，凭着同样的办法，硬是将这两种酒打造成当地的“名酒”。

然而，所有这些，仿佛都只是为了准备日后的一项大事业：健力宝。

穿针引线与28万元大冒险

最后的罐装过程更有趣：通过健力宝一位总工程师的老同学关系，首批200箱健力宝，是在其后来重要的竞争对手——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上偷偷完成罐装的。

关于健力宝是怎么诞生的，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在区盛联看来，那都是“神化”。

真实的故事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体委为改变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落后状况，专门向国内各研究院所下达一批研究项目，其中包括运动型饮料。随后，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研发出一种“药水”，可以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

领衔这项研究的是欧阳孝、黄协荣、陈新凎等几位教授和研究员。成果出来后，他们找到广州当时最大的汽水生产商亚洲汽水厂，想合作生产，但被拒绝。接着又找了当地啤酒厂，还是拒绝——即便是现在，科技成果如何转化成产品依然是一个普遍难题，更何况改革开放初期。

一次聊天时，欧阳孝无意中和当时在广东省乒乓球队任主教练的区盛联聊起来，区当即说，“我表哥在三水搞酒厂，你们要不要去试试？”

欧阳孝、黄协荣等一行五人，坐着公共汽车就去了三水酒厂。双方一拍即合，李经纬答应提供资金支持。

其实，当时的三水酒厂并不富裕。区盛联至今依然清晰记得酒厂如何之破：地是不平的，客人来了坐的是条凳，连个靠背椅都没有。

但李经纬非常珍惜这次机遇，每次科研人员下厂，都好吃好喝地招待。区盛联开玩笑说：“当时我真担心，把这个小破厂给吃穷了。”

研发组成员之一、时任药剂师的黄协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前后花了三个多月，做了一百三十多个试验，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做出了健力宝汽水。

不过，怎么卖出去，大家都没底。此时，体委副主任的经历给李经纬带来了福音——他从体育系统获得消息，国家体委正在为首次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准备饮料。但是，初步选定的饮料就有四五种，健力宝作为“新兵”，要想获得青睐并非易事。

恰在这前后，区盛联调到广东省体委外事处，他了解到，第11届亚洲足联代表大会将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召开。新的机会近在咫尺，通过他的再次牵线，健力宝可以送到亚足联会议上。

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反对，厂里很多人不理解：饮料与足球会议有什么关系？健力宝刚刚问世，一分钱还没赚，为什么要先让那些不相干的洋人白吃白喝？

但李经纬坚持。几天内，设计商标、题写名字、工商登记，一切迅速完成。李的强硬，可见一斑。他在日后多年，也始终保持着对健力宝的这种强大控制力。

李经纬的新想法与让想法落地的能力，也从彼时就露出端倪——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用当时极为新潮的易拉罐包装健力宝。那时候国内尚无一家易拉罐生产企业，而三水酒厂也没有这种罐装线。但后来，李经纬硬是说动一家香港企业，在距亚足联大会开幕仅有3天的时候为健力宝定制生产了小批量的易拉罐。

最后的罐装过程更有趣：通过健力宝一位总工程师的老同学关系，首批200箱健力宝的罐装，是在其后来重要的竞争对手——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上偷偷完成的。

黄协荣全程参与了那次“秘密行动”。他回忆说，为了不泄密，饮料是先在三水配好，再拉到深圳去的，“罐装时的工人，也用的是自己人”。

凭着亚足联会议上的这招“隔山打牛”，刚刚诞生的健力宝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并在1984年8月随着中国队的出色成绩而大放异彩。

特别是当健力宝赞助的中国女排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三连冠”时，形容健力宝为“东方魔水”的新闻全球疯传，这种橙黄色碳酸饮料一夜成名。

人们后来才知道，健力宝这是一次多么孤注一掷的冒险。

健力宝的初始资金总共只有28万元，而且这28万元还是一笔贷款，本来是用于为强力啤酒购买机器设备的。但这笔钱，最终被李经纬全数砸到奥运会上。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堪称惊世之举。

没有人知道李经纬如何作出并且坚持了这么疯狂的计划。后来，健力宝成功之后，有人提议定个开张日子，李脱口便说：“就8月28日吧，我们靠28万元起家，8月份在奥运会亮相。是个纪念。”

于是这一天就成了健力宝的生日，沿袭至今。

1988年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在经过8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写了一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李经纬和健力宝的故事，在书中被专门着墨。

“健力宝是中国传统关系孕育出来的现代产品，而李经纬则是导演这一成就的魔法师。”傅高义如此评价。在他看来，健力宝的开创，是在缺乏现代效率、管理、组织等概念的情况下，“通过个人穿针引线带来的成功”。

活在“活水”之中

“这就是没读书的好处，没有条条框框。”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四野都透着一种冻僵之后回春的生机勃勃。“先行一步，敢闯敢试”这句著名的口号激荡在珠江三角洲，最先建立特区，最先取消“鱼票”放开当地人爱吃的鲜鱼的价格……广东在市场经济的暖流中一天比一天“活”起来。

李经纬，活在这潭无边“活水”中。

洛杉矶奥运会后，甜蜜的麻烦随之而来，国家队的队员们纷纷要求喝健力宝。

当时国家13支运动队，每年饮料费6000元，摊下来只够每人每年一箱健力宝。如果健力宝要赞助，一年得送出去26万元的货。

当时健力宝公司账面销售利润不过几万元，李经纬们出差也只能睡招待所的地下室。这么大手笔的赞助，不可能获得三水上下的应允——要知道，酒厂毕竟还是国企，钱不能乱花，而此前的奥运会赞助已经在当地掀起狂澜，非议者众。

区盛联回忆说，一开始李经纬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干脆“先斩后奏”，签下赞助协议。幸运的是，中国女排、乒乓球等运动项目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上接连大放异彩，健力宝随之声名鹊起。

1987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此前区盛联恰好调入六运会的集资处。尝到赞助体育赛事甜头的李经纬再出大手笔，以250万元的价格买下六运会的饮料专用权。

这250万元，相当于当时三水县几家大企业加起来的全年利润，而健力宝自身还在偿还买设备和基建欠下的贷款，盈利并不多。李经纬由此引来三水上下批评一片。

然而，六运会结束不久，健力宝举行订货会。才开了两个钟头，订单就达2亿元。

三年后，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故事再次重演。李经纬再次顶住压力，以一千多万元的代价成为第一家赞助亚运会且赞助额最高的中国企业。

故事的结果，李经纬再次赌赢了——1990年，在郑州举行的全国糖酒商品秋季订货会上，健力宝的订单几天之内就高达7.5亿元，占整个订货会合同金额的1/4。

以“健力宝”命名的赛事，此后便从围棋、跳水一直蔓延到健美、桥牌等各个运动场；冠以“健力宝”名头的运动队，也从广东省乒乓球队、广东省田径队等向其他省份与领域扩张，甚至包括一支名叫西安水电学院足球队的业余队。

李经纬的新想法并不仅仅止于体育营销。1990年代，他还搞出了一件让全国上下一起着魔的事情——“拉环有奖”促销。这个游戏在中国城乡获得巨大成功，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标志性集体记忆。

尤其让人意外的是，“健力宝拉环”成为很多乡村骗子的著名道具：在长途汽车上，他们往往惊呼自己刚刚拉开的健力宝，中了5万元巨奖，然后将之低价转卖给贪小便宜的同车乘客。

整整十年里，这个愚蠢的诈骗游戏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城乡上演着。《健力宝报》记载，拿着假奖环到总部来兑奖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多达数十人，而且都是5万元的一等奖，“每个人都像着魔似的，哭的、骂的、闹的、静坐的……把健力宝的兑奖办公室闹得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因为李经纬的类似“突发奇想”，健力宝开了不少先河。

比如，健力宝也是国内最早设立公关部的企业之一——区盛联说，1984年，健力宝刚诞生不久，在一次厂领导讨论经营的会议快要结束时，李经纬突然提出：“国家有个外交部，我们搞个公关部，专门搞关系。”

公共关系这个新名词，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从国外传入，得到广泛认知则是199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没上过学的李经纬，却靠着自己的敏感，成为公共关系在中国最早的实践者——让世界超级球星苏格拉底为首的巴西足球队身穿健力宝球衣参赛，让美国著名的哈林男子篮球队在万里长城上喝“健力宝”，邀请“体操王子”李宁、著名女科学家金庆民加盟健力宝并出任总经理特别助理，聘“棋圣”聂卫平、“乒坛大姐大”邓亚萍为高级顾问，聘请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出任公司顾问……

“他的思维基本不受限制，这就是没读书的好处，没有条条框框。”区盛联调侃道。

就在这些异想天开和大胆冒险中，健力宝红得发紫。那时候健力宝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从王波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1990年代初，他第一次接待远道而来的女朋友，就是特意买了一瓶健力宝，小心而满足地两个人一起分着喝。

因为紧俏，不少人托区盛联找表哥要货，一张批条能被炒到几万块。但李经纬在这事上非常绝情，“他说，你来我请你吃饭可以，但找我拿货，不行”。

1984年，健力宝销售额345万元，第二年翻了四倍多，第三年1.3亿，此后十年一路飙升到超过50亿元，并且多年来一直占据“民族饮料第一品牌”的宝座。李经纬去世当日，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唁电如此回顾：“从1991年至1996年，健力宝集团囊括全国饮料行业产品、销量、利税到利润的所有第一名。”

而李经纬一直牢牢控制着这家迅速膨胀的公司。鼎盛时期，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在纽约买下帝国大厦的整整一层。1997年，他执意改变健力宝偏居三水一隅的小格局，在广州建一座高达38层的健力宝大厦。

最在意公关的人，和地方闹翻了

另一个外界鲜知的重要转折是，为了建设健力宝大厦，李经纬也彻底和当地闹僵了。

恰在大厦将成之时，风云突变。

最直接的原因是资金。大厦计划总投资十多亿元，最后实际投入八亿多，而健力宝1996年的销售额刚刚突破50亿元，利税还不足5亿元。

参与项目的相关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几乎是将健力宝的流动资金都抽干，当时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大厦落成的1997年，由此成为健力宝命运变换的一个节点。

1996年，健力宝的销量达到了70万吨，同年百事可乐只有50万吨。但健力宝大厦建设时，无力对市场进行更多投入，导致对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包抄”应对乏力。再加上随后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市场空间也受到影响。

从1997年开始，健力宝的销量开始以每年七八万吨的速度持续下降。

另一个外界鲜知的重要转折是，为了建设这栋大厦，李经纬也彻底和当地闹僵了。这个最早学会公关的人，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据原健力宝总裁助理、总裁办主任李志强介绍，当三水政府了解到健力宝打算到广州去找地建大厦时，曾经向其提出不要走，就在三水找个地方建。

当时在健力宝公司对面，有一栋名叫银苑大厦的烂尾楼（也就是现在的三水“地标”——花园酒店）。这座位于城区繁华地段的建筑曾是三水说不出的痛：1995年，由于国家整顿金融秩序，这栋楼一直空置，在三水一度沦为流行的笑谈。此间，开发商中国银行多次拍卖，均因种种原因流拍。

李自强介绍，政府当时提出，可以给健力宝一些优惠政策，希望他们能将这栋烂尾楼接下来。不想，李经纬直接拒绝了。

毫无疑问，这激化了矛盾。此前，李经纬与当地的关系，就已经颇有些微妙。

三水，这个位于广州西南的穷县（1993年撤县设三水市，2002年撤市设为佛山市三水区），早年曾是广东血吸虫病的第二大疫区，村民“十人当中九人黄，未到中年就身亡”。直到1983年，三水才最终消灭血吸虫病。

健力宝却刷新了三水的形象。1990年代中后期，健力宝的税收贡献占到了三水全市的40%-50%，当时的市委书记公开说，“三水人每发100元，就有46元来自健力宝。”

三水政府曾给予健力宝许多宠爱，无偿划拨大量土地，提供政策优惠。甚至连“三水”这个地名也因此被当地官员给予新解：原本三水是因濒临三条江而得名，新的诠释则是：水稻、水泥和“魔水”（水稻和水泥是当地另两种主要产品）。

但是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一位原健力宝高层人士回忆，从1986年开始，健力宝在许多城市搞活动，“仪式上，当地政府领导坐在中间，旁边接着坐的是李经纬，再下来才轮到三水市的政府官员”。

要知道，在政治序列中，李经纬最高时也不过是副处级，远低于当地一些官员。这位李经纬的部下说，“世人只知健力宝、不识三水市的尴尬，不是所有权力拥有者都能宽容以待的。”

更何况李经纬还常常只看市场的脸色，各种赞助大把钱却花在三水以外的地方，而且经常“先斩后奏”或根本不“奏”，所得的荣耀也不跟领导分享，这让一些官员颇为不爽。

健力宝在其他地方设立分厂的动作，更是让三水当地担心——健力宝曾先后在福建漳州、广西北海、江苏镇江、陕西西安等地设立分厂，打出的理由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不过，当总部搬离三水的消息传出后，三水市政府甚至健力宝内部都普遍认为：“李的算盘是想逐步把健力宝的资产往其他地方转移，慢慢把三水变成华南的一个生产基地。”

“三水非常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这位人士回忆说，政府此时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市政府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

向来行事独立的李经纬自然极为反感，双方就此弄僵，唱起对台戏。新项目上，李经纬找的人，政府不同意，政府找的人，李经纬见都不愿见。

2013年4月26日下午2 点，李经纬追悼会在三水殡仪馆举行，李宁泪水潸然，几度不能自持。 （南方日报记者 卢奕诚/图）

强人也无能为力

此时，李经纬迎来了国企干部大考。他59岁，临近退休。此前李经纬几乎从未担心过自己在健力宝的地位。以他的功绩，只要想留任，难道还有不可能的吗？竟然真的还有不可能！

即使强硬如李经纬，也会发现对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即使他已经不断为健力宝做出各种颇具前瞻性的安排。

区盛联说，1984年健力宝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出尽风头后，三水县政府派李经纬去德国学习。回国之后，李经纬便提出，三水酒厂一分为二，他专门经营健力宝，啤酒则由他的副手、一位副厂长负责。

为了体现专业性，独立出来的公司取名叫“广东运动饮料厂”（以下简称健力宝饮料厂）。这个厂买断了健力宝配方。

黄协荣回忆说，在健力宝研制成功后，他曾向领导提出，健力宝开卖了能否每一罐收几分钱？但领导否决了：“他说三水那么穷，就当是扶贫，怎么好意思要钱？”

最后，配方以5万元的价格被买断。此后每年，另需向体科所支付4万元的使用费，同时提供30箱健力宝。作为研发人员，黄协荣等每月获得200元顾问费，负责牵线的区盛联每个月100元。事实上，这笔钱一直延续到健力宝二十年后被转手卖出之时。

但不幸的是，在至关重要的产权安排上，李经纬没有话语权。作为国营小酒厂，这个厂也毫无疑问是三水县政府治下的国有资产。

两年之后，因为要时常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进口原材料，纯内资的广东运动饮料厂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进口需要繁琐审批，外汇使用也不方便）。李经纬便抓住国家赋予广东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参股健力宝。

1987年，三水政府属下的健力宝饮料厂与澳门南粤贸易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成立了“中外合资”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

按中外合资法，健力宝第一次组成了董事会。三水县政府作为实际上的最大股东，派出县经委主任担任健力宝的董事长，李经纬担任董事兼总经理。后来，三水县政府又让李经纬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样，李经纬既是政府出资的代表，又是董事会授权下的经营管理者，健力宝进入一个全面的李经纬时代。

与当时的其他国营企业相比，中外合资企业身份与董事会的成立，让健力宝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也给了李经纬巨大的发挥空间，最终将健力宝带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模糊的身份既带来了灵活的空间，但也为日后的悲剧落幕埋下伏笔。

就在此时，李迎来了国企干部——这是他在健力宝的真实身份，尽管他可能并不认同——大考：未来是退休还是继续。1998年，他59岁，临近退休。

在此之前，李经纬几乎从未担心过他在健力宝的地位。以他的成就，以他在健力宝的功绩，只要他想留任，难道还有不可能的吗？

竟然真的还有不可能！

就在这一年前后，三水区领导开了一个会，李经纬收到消息：除了主要领导说李经纬可以继续留任外，会场上的其他领导竟然没有一个吭声的。

“这对李经纬的刺激很大。”当时李的助理李志强说。他讲述了一个细节：当时他刚好去李的办公室，以前老板看到他并不会站起来，这次一看到他进去就站了起来，还围着办公室走了两圈，“很烦躁”。

那时候，李志强已经知道他在为什么烦恼，便说：老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什么方法，快说。”

“股改上市。”

其实这并不是李志强第一次提这样的建议。早在1993年，健力宝被列入广东省第一批上市名单，李志强就极力说服老板趁机转制，但被回绝了。理由很简单：健力宝不缺钱，为什么要把肚子剖开了让别人看？

“如果当时健力宝趁机改制，就不会有后来的问题了；即便不改，如果从那时开始，一点点将政府手中的股权买过来，也不会有问题了。”多年以后回顾，李志强顿了半晌，自言自语般地长叹了一口气，“唉，历史没有如果。”

不过，股改的提议，李经纬这次采纳了，他提出了“大厦落成、股票上市”计划，更提出到健力宝20周年时，实现“年产量100万吨、销售额100亿元”的“双百”大目标。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即使上市计划准备就绪，政府却毫不留情地否决了团队持股计划。

事实上，出售健力宝股权的行动一直在三水政府主要领导层之间秘密进行。2001年7月，媒体披露，三水召开健力宝转制联席会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全数到场，依次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的团队。会议之后，三水市政府成立了健力宝股权转让谈判小组。

法国达能、摩根士丹利、汇丰投资基金、新疆德隆等十多家投资机构闻风赶往三水。

2002年1月，在三水区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健力宝没有卖给出价4.5亿元的李经纬团队，而是卖给了出价3.38亿元的“外来和尚”张海。在2002年1月15日的那场签约仪式上，李经纬含泪仰天，默默坐在一角的照片，让观者动容。

九天后，李经纬突发脑溢血，自此之后，一病不起。

在病房里开庭

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庭审。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会客室，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李经纬坐在轮椅上受审。

然而，健力宝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新的变故，正是起因于准备上市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2000年左右，为了筹备上市，饮料厂改制。因为账上还趴着一笔4000万元的职工福利基金，为了赶在转制之前处理，李经纬和杨士明、黎庆元等另四位集团公司高管当年6月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会议，共同商定为包括与会的5位老总在内的全体职工买保险来花掉——当时，买保险是三水公司中颇为流行的一种福利。

但会后，为全体职工买保险的方案虽然做了出来，却一直没有通过，也没有实行，为5位老总买保险的计划却迅速开始。当月底，饮料厂工会账上支出一千多万，为他们购买养老和重大疾病险，其中李经纬投保331.88万元，其他人则均在200万左右。按照保险行业潜规则所分得的每人10万元左右回扣，则直接交给了他们每个人。

职工福利基金账上剩下的三千多万，则在2001年直接分发给全体职工。

这是后来佛山市中院出具的判决书中对此的记载，并且载明各方对这些事实均无异议。

2002年10月，李经纬被举报，后因为涉嫌贪污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被监视居住。而其罪名，先是“涉嫌转移健力宝巨额资产”，后是“涉嫌贪污”。随后，李经纬四位老臣中的三人相继被捕，一人移居国外。

按照相关规定，检察院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最多应在一个月零十五天内作出决定，但李经纬案于2003年移交给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直至2009年才被提起公诉，时隔5年又11个月，他的几位老臣其间甚至还一度回到公司上班。

又过了两年，2011年8月29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州珠江医院审理了李经纬涉嫌贪污一案。

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庭审。李经纬的辩护律师王波说，这是他从业25年来，第一次遇到在医院里对一个病人进行庭审。

临时法庭就是病房外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会客室，3名法官、2名检察官、2名律师、2名速记，李经纬坐在轮椅上受审。庭审大约进行了两小时，一些程序干脆省略了。

在庭审时，王波做的是无罪辩护，认为其虽然违规，但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职工福利基金既非公共财物，亦非国有财产；给全体职工买保险是5位董事会成员研究、决定利润分配的单位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且主观上也并非故意非法占有，因为这一行为在公司里公开走了所有流程，并没有采取任何隐蔽性手段。

三个月后，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李经纬以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判决的理由是，“被告人李经纬为受国有单位委派到任职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此时，距离李经纬案发，已经延宕近10年。

而李经纬的命运，也引发无数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李经纬的身份。他究竟是企业的老板，还是国家工作人员？

早前的模糊身份带来的灵活性，至此终成获罪之由。

这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复杂性所在。因为产权不清、身份不明，许多国有企业和国企高管身份暧昧，权责模糊。许多日后震动全国的案件，无不与此相关，比如红塔集团褚时健贪污案。

时至今日，同样的问题，依然是中国转轨的焦点所在。李经纬，不过是时代焦点的承受者之一。

因为一直赞助体育，李经纬与许多李姓运动员相熟，他们被称为“李家军”。图为他和足球明星李铁、李金羽在一起。 （顺戈/图）

没有人敢顶撞的人

“我在健力宝的七八年中，从来没看到有一个副总敢当面和他顶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运，也牵累了他一手创建的健力宝。”

“客观地说，健力宝最后被如此处理，也不能全怪政府。”事隔十多年之后，李志强反思道。

这位性格直爽的江西人因为到健力宝的一次交流而被李经纬看中，留下来一干就是八年。

“当时健力宝要到广州建大厦，无可厚非，毕竟是发展需要，但建大厦的方式有很多种。”李志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受命到广州调研，三天内，就向李经纬提交了一份报告：花1.5亿元买下一栋30层楼的冠名权，同时获得其中两层的永久使用权。相比自己建，这样显然更省钱，但这份报告被李经纬放到了一边。

“最开始李总还是清醒的，但随着市场的持续向好，以及媒体、政府对健力宝业绩的褒奖，最后就开始有些冒进了。”李的另一位老部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这种冒进，集中体现在李经纬主政后期五花八门的投资上。

随意翻阅1990年代的《健力宝报》，几乎每过一两个月，健力宝就会有新的收购或投资。

这些公司横跨金融、传媒、房地产、科技开发等各个领域。决策过程与程序，看起来并不严格。比如，1994年一次去南京，李经纬考察了一番南京国际机场及其周边环境， 便决定在机场旁边购买160亩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国际机场服务中心；同一年，为了跻身世界上最繁华的帝国大厦，健力宝花了500万美元将这栋标志性建筑的26层整层买下。

事后看来，这些投资盈利的少，亏损的多，直接影响了健力宝的利润。

其实，除了饮料，健力宝的核心管理团队在其他领域都并无专长。但健力宝的飞速膨胀，让强硬的李经纬更加强硬。

“他到后期有些膨胀。”黄协荣就因此“有些看法”。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始几年，几位专家经常去三水，见李经纬也非常容易，但大概三年之后，感觉就慢慢“淡”了。有一次，他们被李经纬的秘书挡在了门外，这让几位专家非常生气，“欧阳孝气愤地说回去，不见了”。

不过，李经纬的多位下属则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老板的重感情与念旧。

一位头发花白的三水酒厂老员工说，每年春节，李经纬都会专门设宴，请退休的老人喝上一杯，给每个人发开年红包，“从来没断过”。

区盛联则讲述了另一个细节，中风住院之后，李经纬常邀请一些老朋友一起喝茶，而且一如既往地主动埋单，“每次都是他请我们，没有一次是我们请他”。

但大家公认的，则是李经纬的强势。

“我在健力宝的七八年中，从来没看到有一个副总敢当面和他顶撞的……他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命运，也牵累了他一手创建的健力宝。”一位不愿具名的老部下说。

另一位高管则反思，健力宝的衰落，与当时健力宝的企业文化也有关，“创业元老们基本都没什么文化，企业做大了又不充电，有些思维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关于李经纬的“不学习”，在十多年前的媒体报道中，流传着一个故事：

1994年秋，一位北京记者在李经纬宽敞的办公室里采访他。高大的书橱里，放满了书，记者起身数了数，一共47本，从市场理论到政策法规，甚至还有一本《新闻写作》。不料李经纬哈哈一笑说：一本没看，全是摆设。

这位高管则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个小例子。有一次，一位领导来访，问李经纬，啥叫物流和营销，李没有回答。“在他的概念里，‘物流’就是‘运输’，‘营销’就是‘销售’。”

在他看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李经纬，早期靠着敏锐与市场感觉获得成功，但在后来越来越激烈的饮料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市场营销方式已经剧变的情况下，已经不够用了。李经纬也曾想开发新品，先后推出柠蜜宝、天浪、乐臣等品牌，但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在李经纬主政后期的健力宝，已经千疮百孔。各种利益之争也悄然出现。“山头林立”是一位中层干部对健力宝内部人际关系的评价。

梁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4年，他从三水区经贸委退休后，李经纬邀请其过来帮忙，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专门用于向外采购原材料（比如砂糖），然后再卖给健力宝集团下属的工厂，赚取的利润作为福利返还给员工。这原本是好事，可梁晃发现，砂糖采购回来了，公司的有些工厂竟然不要而是去找别的渠道买。后来他实在看不过眼，便从健力宝离职了。

失望，也在一些高层中蔓延。李志强最后也选择了离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方面是自己个人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实在待不下去，“和整个健力宝的文化开始冲突了”。

“我死了比活着舒服”

李经纬从未曾承认自己有罪。中风之后他话语不多，但每次见到王波，都会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判决之后，李家人并未再上诉。不过李经纬从未曾承认自己有罪。中风之后他话语不多，但每次见到自己的律师王波，都会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错但无罪”，“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晚年李经纬因为卧病在床，一直是保外就医，住在珠江医院。

这位老人，直到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体面。李志强说，中风之后，他依然热爱打麻将，每天抽四到五包烟。只要有朋友来看他，就特别高兴。

肝癌时刻折磨着他，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抱怨，客人主动问起，他也会岔开话题。倔强的老人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常陪伴他的原健力宝镇江厂厂长陆德仁说，生前最后三天，李经纬肾已衰竭，每隔十几分钟就有尿感，护工让他在床上解决，说会帮他收拾干净，但他仍坚持上厕所。要知道，这时他已经非常虚弱，每次要三个护工才能把他扶进厕所。

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李经纬依然没有停止抽烟，但只是把点燃的烟放在桌上看着它一点点燃尽。

他对身后事的唯一一次交代，是在一次和陆德仁的聊天中。甚少提及病痛的李经纬那天突然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死了比活着舒服”，未了又加一句，“最好能让我睡觉着走。”

一直陪伴他的，多是当年的老部下。李宁，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之一。

李志强说，李经纬中风之后，李宁就负责起了其所有的医药费和住院费，十几年来，从未断过，“我们也没算过账，但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李宁从来都没提过一个字”。

李宁和李经纬的感情，在外界眼中，是另一个互相成就的传奇。

作为“体操王子”，李宁曾经风光无限，然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吊环比赛他的脚挂在了吊环上，跳马比赛他一跳坐到了地上，被举国痛骂，甚至被称为“体操亡子”。

回国下飞机时，获奖者直奔接待大厅，李宁却在十几米外独自走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偏僻通道。这个时候，在通道的尽头，只有一个人手拿鲜花迎接他，那就是李经纬。

第二年，李宁退役，加盟健力宝，担任李经纬的特别助理，负责品牌宣传。后来，健力宝出资1600万，帮助李宁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

更为难得的是，四年后李宁公司在专家建议下明晰产权，寻求独立，李宁一度担心被认为“忘恩负义”，不想李经纬却大度支持——当然，当李宁公司分批归还出资时，健力宝也没有谋求更多，甚至没有要求分享增值部分，相当于提供了一大笔无息贷款。这一点也曾成为李经纬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因为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后来，当李经纬卧病在床，已经很少谈伤心往事。但每当有人来，他总是会询问李宁公司的股价情况。

讲义气，重朋友，是周围人对李经纬的最多评价。一位李经纬好友说，“很多人的眼睛都是往上看，但他是往下看的人。那年他大儿子结婚，他去敬酒，一桌一桌，很多有身份的人，他都一带而过，唯独到了三水酒厂普通员工那一桌，他待的时间最久。”

健力宝的老员工，也往往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2004年底，李经纬曾经回过一次健力宝，这是他2002年被扫地出门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健力宝。一位员工的日记描写了当天这个公司的激情澎湃：“坐在轮椅上，他不停地笑，并向所有人挥手，前面的人拼命想跟他握手，后面的人挤不过去，就跟在后面拍手。”

而对李经纬的家人来说，只有在中风之后，他才回到了这个家。

在2013年4月26日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大儿子李健东致辞时，动情落泪，“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像人家父亲这样过家庭生活，很少在家看到他，以至于我们家没有一张那个年代的全家福合影。”

李经纬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健东和李健军。李经纬还有一个干女儿——早年在孤儿院的经历，李经纬很少提起，但成名之后有次慰问一家孤儿院时，他认养了一个女孩，密友梁晃说，“他触景生情”。

大儿子在香港做生意，干女儿在新加坡，小儿子没做什么事，十多年间，几乎一刻不离陪在父亲身边，至今年过四十，依然没有成家。

陆德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小儿子的孝心，常令周围人动容。中风后的李经纬特别不喜欢安静，只要醒来，就喜欢别人陪着说话。李健军便要时刻找话题和父亲聊。而李经纬的作息时间又不规律，李健军就随着父亲来。

梁晃说，李经纬在健力宝期间，几乎没有给家人谋来什么好处。为了避嫌，李经纬的妻子、儿子、干女儿都没有进入健力宝，只有干女婿在公司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是普通工人。

白天，李经纬几乎都在拼命工作，晚上有空时，喜欢用自己唯一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来放松和交际，所以很少在家。有段时间，妻子一度怀疑他有外遇，打电话给梁，让他劝劝李经纬，这让梁哭笑不得，“我和他走得最近，对他一清二楚，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与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一样，晚年李经纬也曾经动过再次创业的念头。

李志强说，李经纬对快餐、饮料、啤酒都很感兴趣，在北京治疗期间，还派人调查当地的快餐行业。不过，这事最后不了了之。一方面是重度偏瘫，另一方面则是家人极力反对，他们都只希望他过“安宁的生活”。

老板请吃的最后一顿饭

李经纬的愿望是落叶归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遗言。

李经纬最后的离去，并不安宁。

由于李经纬辞世前尚在服刑，此次追悼会官方并未参与，主要由家属及其当年的老部下操持。

参与筹办的李志强介绍，送花圈者有李经纬生前好友和各界人士近200人，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前任领导、中国足球协会、许海峰、刘国梁、李永波、周继红、李小双、李大双、原健力宝青年队教练员运动员及赵忠祥、韩乔生、倪萍等媒体界名人。但是，在列名单时，他却遭遇了“麻烦”。

一开始，李志强接到许多要送花圈的通知，但第二天又接到通知，不能以单位的名义送，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当他把名单拟好之后，通知又来了：所有人都不能出现头衔。

不出头衔，追悼会上该怎么念呢？他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所有人按照所在界别来分，娱乐界的有……文化界的有……体育界的有……

在很早以前，他们就预料到李经纬的后事不会容易。其实，当李经纬被查出肝癌时，那年春节前，李宁和李志强、陆德仁等李经纬旧部就专程赴广东讨论后事。

彼时，他们将健力宝现任董事长叶红汉专门约到广州一起讨论，希望健力宝能出面帮忙安排。毕竟，李经纬是健力宝的创始人，由健力宝来送，也名正言顺。

叶红汉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追悼会当天，健力宝安排了八辆大巴，免费提供当天的晚餐，晚餐的每张桌子上，摆着两瓶瓶装的橙色健力宝。

告别仪式定在下午两点，一点钟从酒店出发时，李宁将筹办团队的所有人集合在一起，讲了两句话：一、今天不要讲过激的话；二、我们今天是来送老板的，将他平平安安送走就好。

按照三水当地风俗，晚宴是流水席，宾客吃完就走。等李宁送完亡灵回到晚宴，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但他仍然一个人逐桌敬酒感谢。对这些李经纬当年的部下、自己曾经的同事，李宁说：“这是老板请你们吃的最后一顿饭，以后就靠你们自己找吃了。”

此时，李经纬的继任者张海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已于2011年减刑出狱。而李经纬一手创立的健力宝已经数易其主。2013年年初的消息是，健力宝2012年销售形势好转，在多年之后重返纳税“亿元俱乐部”。

李经纬在任的18年间，健力宝为三水市政府贡献利税28亿元。大儿子说，“先父讲得最多的一句是，‘我这辈子对得起家人和朋友，对得起家乡故人和健力宝员工’。”

不过对李经纬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他的愿望是落叶归根，除此之外，他未留下任何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