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2009年7月30日刊发《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 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不久，彭真家属来信，否认向师东兵介绍认识“老革命”；近日，华国锋长子苏华，向山西省有关官员调查取证，否认华国锋夫妇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本报记者已无法联系上师东兵。
华国锋长子首度出面言其造假
师东兵“联系不上”
专写高层政治纪实作品、“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师东兵最近已联系不上。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多次拨打师东兵助手手机，对方没有接听，1月6日拨打时则已关机；师东兵北京寓所电话显示为传真，师东兵的搜狐博客，最后更新日期为2009年8月5日。
本报记者根据此前一些消息，向北京市公安局求证师东兵是否被采取相关措施，北京警方表示，目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
此前的2006年4月，师东兵曾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并几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后来被取保候审。此前媒体报道中，师东兵曾说，那次得以脱身，完全是师的女儿“在上头找人”的结果，他们事后曾向律师追索一半的代理费。
去年，在许宗衡落马后，师东兵曾说，自己曾应许之请求，给自己认识的国家领导人写信，举荐许当市长；而后，则因拒绝替许宗衡索贿，遭受许的“迫害”而在深圳被捕，他进而举报了许。
在网上，师东兵成了“反腐英雄”，但很快又被质疑为买官卖官的“掮客”。
某退休官员曾坦言，曾将升职希望寄托于师身上，信任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师东兵所著的高层政治作品，以及一些与政治人物的合影。他回忆说，经人介绍初次认识师东兵时，对方赠予其多册书，包括：《中南海红墙内幕》、《早逝的英华——胡耀邦下台的前前后后》、《短暂的春秋》、《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前后秘闻》等；后来的接触中，师称自己已为多人升职提供帮助。
而在2004年10月底，师东兵结识当时的深圳市副市长许宗衡，并赠予许一本自己编的《湖南画册》，在一张国家领导人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百年铜像揭幕仪式的照片上，师也在其中。
师东兵的女儿师建丽曾承认，其父曾帮一些人办事，并收到一些“跑腿费”。在本报报道刊发后，师东兵接受四川《读者报·影响力周刊》采访时也毫不避讳：“许宗衡当时想通过我向企业要钱，开口就是上千万。相比起来，10万元‘跑腿费’在深圳能干什么，能买个官？这是非常可笑的事。”
前三张照片收录在师东兵在《开放》杂志的文章中，他说“此三张照片摄于九十年代初的不同日子，地点在华国锋北京寓所”。但华国锋长子苏华说，这都是同一天所拍摄，而且并非是在北京，而是在山西晋祠宾馆内。图中的晋祠宾馆工作人员也出现在第二张图中。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华国锋长子调查造假始末
事实上，师东兵近几个月一直处于被质疑的风波中。
按照师赠予本报记者的《师东兵传》所述，师曾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得以结识更多“老革命”和在任政要，从而开始了关于高层政治的写作。这位“老革命”，是其山西侯马老乡、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本报7月30日报道刊发后，彭真家属来信指出：彭真同志及其夫人张洁清和我们全体子女，均从未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根本没有见过他，更不可能介绍他去认识什么人。师东兵所写有关彭真同志的文字，多有杜撰。我们也闻所未闻什么人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们的祖母免于批斗。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迫害死的。
师东兵作品多次着墨的另一政治人物华国锋同样是山西人。一般认为师东兵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莫过于描写华国锋上下台过程的《短暂的春秋》（1993年于香港出版）。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香港《开放》杂志即刊登一篇文章，上有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上述文章便摘自师东兵的《政坛访谈录》（1998年5月香港出版）中访问胡耀邦的篇章，并引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的舌战，以及领导人后代对师东兵的集体质疑。
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华国锋长子苏华，亲自调查取证。他发现，2008年师东兵在《开放》杂志刊出三张与华国锋夫妇的合影，以驳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质疑，其中一张是师东兵与华国锋的合影，另外两张是与华国锋韩芝俊的合影。照片说明写道：“师东兵在华国锋家采访后和华国锋留影”，“此三张照片摄于九十年代的不同日子，地点在华国锋北京寓所”。
而由时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为苏华出具的书面答复显示：三张照片并非摄于北京，而是在山西。1995年6月初，华国锋在山西老家看牙时，住在太原的晋祠宾馆——照片背景以及沙发，以及被摄入其中的山西省工作人员亦可佐证。
三张照片也非“不同日子”拍摄。“师在三张照片中穿同一件上衣，同一条裤，口袋中插同一副眼镜，头发乱得也一样。他在写‘摄于不同日子’时可能没有留神。”苏华说。
书面答复援引当时省委省政府接待处负责人史虹光回忆确认，当时想拜望华国锋同志的人很多，史与师东兵熟悉，但他记不清是通过他还是通过别人拜见的华国锋同志。不过，他确认，师东兵与华不相识，仅照了张相而已，师没有采访华，而华此次在山西老家期间也未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我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自己见过师东兵。”苏华说，华国锋早知师东兵其人，若知情，一定会将他拒之门外；79岁的华国锋夫人韩芝俊也不知自己曾见过师，只记得当日“见了很多客人”，都是有关部门安排的。
苏华说，师东兵是华国锋最不喜欢的两个纪实作家之一，华国锋看过其《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一书，这是师东兵“文革纪实”系列之一，也是师极少数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著作，但华国锋对此书并不认同。
师东兵的作品颠覆了一些历史观点，比如他指称华国锋“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一位亲历粉碎“四人帮”的前领导人亲属说：“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强加在胡耀邦身上，借胡的口，说华国锋篡党夺权，那就否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转折意义。”他还指出，师东兵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说彭德怀被批判是因为他一再公开挑战毛泽东，将这场悲剧责任加在彭身上。曾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朱永嘉最近也曾公开发表类似观点，《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12月3日在本报发表《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驳之。不能“戏说”的当代政治史
苏华说，华国锋仅接受过党史部门的研究者的采访，未接受其他任何人采访。另有一些与之熟识的老同志（比如张根生、熊向晖），曾在一些党史研究刊物上，零星发表回忆文章。
自1981年6月，华国锋卸下总理职务，便逐渐淡出人们视线。本报记者从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数据库查询发现，有关他的专门著述，在其卸任后，仅有两本，一本出自台湾，另一本则是师东兵所著《短暂的春秋》。
苏华说，在华国锋去世前，曾进行口述记录等“抢救性工作”，以存留珍贵历史，其在山西、湖南任职时的史料基本搜集整理完毕。
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政坛回忆录》和其他纪实作品所涉及政要，多与“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凡是派”有关。而有关他们的回忆录、传记等，在内地公开出版较少。
而这些被认为造假的“史料”，却被一些网友视为历史教科书之外的真相。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师东兵利用了人们与高层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误导了包括一些党政官员（比如许宗衡）在内的读者，而他们一般无力求证。
作为“还原”历史的参与主体，纪实作品在史学界一直存在巨大争议，特别是史实与合理想象的边界，一直未有定论。学者丁东看完本报此前报道后，撰写文章认为，师东兵作品“应属历史演义或传奇范畴”。
韩钢印象最深的是，师东兵作品中常有大段的高层人物心理描写。韩钢认为，这些心理描写倘若没有来自对当事人的采访或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作依据，只能是杜撰和编造。
但现实中，纪实文学往往被当做历史阅读，一位自称看过师东兵不少高层政治书的读者看了本报报道后感慨说师东兵“原来一直是一个小说家，并不是在写史实”。
中央党校党史专家王海光说，当下大量的报告文学破坏了历史原型，他反对戏说历史人物，特别是对现实中国社会仍有利害关系的当代历史人物。韩钢认为，按照同一标准，官方组织的各类纪实作品也不能简单当史实看，看任何作品都应保持独立和理性。
不过面对诸多前领导人后代的质疑，师东兵认为这些前领导人子女“没有资格代替父亲说话”。
“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在相关文章和访谈中，师东兵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封建帝王的历史，我们看的是司马迁的、班固的，从来也没有说看哪个皇帝儿子写的……往往是‘草民’才能写出原貌。”（《读者报·影响力周刊》报道）
韩钢说，作为一些重大决策或事件亲历者的政治人物的自述和回忆，确实难免夸大自己的功绩，掩盖和回避失误。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量，当事或亲历者毕竟记录的是现场的历史，无论如何总会提供一些史实方面的信息，而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对立面的角度所作的回忆，往往更有助于人们互相对照，并借助文献档案加以映证，以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真相”。
随着时间推移，师东兵作品所涉及的一些高层敏感人物，许多都已有作品结集或者正在编写。除了有关部门组织外，一些老人也在主动写作，其中不乏精品。比如，张胜（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之子）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满妹（胡耀邦女儿）所写《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阎长贵（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以及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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