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媒体眼里，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没有招摇的露骨打扮，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在街边唠嗑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我在这里，”阿英指着贴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在一群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群中，阿英站在一张写着抗议标语的招牌后面。那是去年三月，在法国政府提出惩罚嫖客的法案后，总部在巴黎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旗下的荷花车，在国民议会大厦前发起的抗议游行。这条法国政府意在消除卖淫行为而打击嫖客的提案，引发全法性工作者抗议。法国对卖淫的态度，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暧昧界线。一方面，法律并未将卖淫行为列入违法犯罪行列。另一方面，在街头拉客，和有组织的卖淫，却又都被法律禁止。
阿英（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仅用其名），和其他100多位一辈子从未走上过街头抗议的中国性工作者，在“我们要自由要生活要权利”的标语前，用她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抗议。她们知道，法国政府惩罚嫖客的计划，归根到底是剑指她们赖以生存的行业。
巴黎街头的阿英们
阿英和她的同行姐妹们通常站在巴黎十三区华人超市前的梧桐树下，等候客人。在法国媒体眼里，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没有招摇的露骨打扮，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就是买菜后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唠嗑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现在，这个低调的群体在令人吃惊地壮大。“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位，”荷花车的负责人天木·朗(Tim Lester)说。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荷花车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统计到的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位。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世界医生组织决定创建荷花车，招募能说中文的志愿者，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而后者也因此被称为“荷花人”。
荷花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她们中的80%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她们中的70%已经遇到过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但将近一半的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在没有保护情况下的性交后，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我遇到过一位46岁的妇女，她连怎么用避孕套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意识”，已经在荷花车做了两年义工的台湾女孩崔云飞很担忧地说，“有的客人提出不用安全套的话就多给7-8欧元，有的妇女也会答应，因为她们需要钱。”
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仅仅从20欧元起步，这相当于在巴黎喝一杯鸡尾酒的价格。“大方一些的客人会给50欧元，” 阿英说。
不会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急需赚取生活费和偿还透过中介或者旅行社来法国的高额费用——让这些荷花人成为最脆弱的和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
在法国，华人社会的两大分支，分别是已经进入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温州人，和新移民东北人。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在工业转型后出现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失业率一度高达30%，而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大多数东北移民以旅游者身份，或者是过境方式抵达巴黎。他们大多来自城镇，接受过教育，其中70%是女性。
荷花车所统计的1300多人的群体，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北。失去工作，导致经济上的困难，与丈夫矛盾的升级，尤其是担心无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这些因素导致她们飘洋过海铤而走险。
城东的美丽城，是巴黎市区最复杂的移民聚集区之一，除了华人移民外，这里也是传统的阿拉伯移民聚集区。来自东北的性工作者沿着美丽城地铁口一带的大道分布开，因数量庞大已经成为非常醒目的群体。而从中国南方来的阿英们，则将巴黎东南部十三区的唐人街一带视为她们的领域。对于这些荷花人，她们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龄较大的法国人，以及极少的亚洲人。“中国人不会找我们的，他们嫌弃我们太老，”阿英说。
阿英的赌注
四年前，已经50岁的阿英怀揣1000欧元现金，从江西途经香港后飞抵巴黎。此前，她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关于法国的描述是，“那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有很多法国人不愿意做的职位在等着”。这句只说对了一半的传闻，让阿英狠了狠心，下了她这辈子最大胆最疯狂的一个赌注。“反正我也是一个人，这辈子就没好好活过” ，两个月前，在巴黎荷花车的办公室，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阿英不甘心地说。
50岁以前的半辈子生活，一下子被这位自称为“没文化，去工地每月到头就拿到几百元”的女人全部否定。1990年，阿英结束了11年的婚姻。“我们是没有感情的婚姻”，阿英现在说起来依然认为那是她的不幸。离婚后，她带着孩子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地工作。2000年阿英下岗，此后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补贴。
“生活很难。听朋友说来法国做阿姨到餐厅打工都可以赚到钱。”就这样，从亲朋那里借来凑满旅行社张口要的12万人民币后，阿英用这笔她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大数目，换得一纸命运未卜的旅游签证。
“我是想，再怎么也不会比以前过得坏吧 ! ” 但是，接下来的剧情远非阿英在国内所能编写出来。
在巴黎的第一周，阿英找到了一个每天只要花费5欧元的搭铺床位。这应该是在巴黎能找到的最廉价的铺位了。这种非法的地下旅舍，通常是一位华人房客或者房主将房间分割成若干小空间，再密集地摆上双层铺出租给需要的华人。在一间50平米客房内，大体上要挤进去20多人。他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连上厕所，做饭都要排队。因男女混居，性侵犯也是一大问题。这类地下黑旅舍，面对的是华人圈中最底层的失业者，无固定居所，和无身份证群体。
完全不会外语的阿英，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抵达唐人街区后，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亚洲超市前贴满的小纸片广告堆中去淘自己的运气。
十天之后，阿英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找到了到法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温州老板家里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费吃住，雇主还承诺她将得到900欧元的月薪，这要比她在中国工地上干苦力得到的报酬高出十多倍。前提是，一天的工作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深夜就寝，没有间断，没有周末休息日，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在法国将一周35个小时工作制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法律保障的形式，固定在1337欧元（税前，2010年标准）的时候，阿英用以上代价抓住了这份在法律之外的“幸运”黑工。
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是2岁，6岁和12岁的孩子。一个月后，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欧元。“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又说我不会做菜，就扣了我100欧元。”做了六个月保姆后，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阿英还是辞去这份让她受到羞辱无法忍受的工作。
“真的很难。我照顾三个小孩，最大的那个孩子，看到我就象看到瘟神一样，还动不动就骂我。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法国的儿童教育怎么这么差，怎么教的，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 阿英低声地重复，“真的很难。”
一切都离阿英在中国时所能想像到的法国生活太遥远。
折回巴黎半个月后，阿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还是在一个温州家庭做保姆。这个时候，阿英已经很清楚，不懂法语，没有合法居留，她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华人家庭打黑工做保姆。
这一次，阿英去了离巴黎很远的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郊区。在南部的11个月时间中，阿英的生活被孤独牢牢地控制着，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变得不太正常。“没有人说话，又不敢出去。主人他们是开餐厅的，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回来。我经常就是对着两岁的孩子说话，自顾自地说话。”阿英说这话的时候，视线离开了一直盯着的那杯可乐，黯淡地望着窗外，巴黎已经令人绝望地下了一周多的春雨。
回到巴黎后，阿英决定不再做保姆，问起当时的感受，她说 : “自由，就是自由了，一下子觉得自由了。”
和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后，在债务，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种压力中，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再一次和阿英见面时，在巴黎十三区的一家咖啡馆，离她的工作地点大约200米。那天巴黎还是下着小雨。阿英穿着一件天蓝的夹克，还是两周前那条粉色的围巾，她说，这些衣服大多都是从国内邮寄过来的，“因为便宜很多。”
阿英说起了法国媒体一笔带过的四月惨案。那是在巴黎十区，一位55岁的中国性工作者在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后死亡。警察破门而入时，死者赤身裸体满身是血，屋内还有一位来不及逃走的五十来岁北非移民，这位手上身上沾满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
“你害怕吗?”
“怎么会不害怕。前几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半边脸都被打肿了。”
“报警了吗? ”
“她也没有纸张（合法居留的意思），怎么敢去报警 ?”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
2012年底，从《巴黎人报》，法国新闻广播电台，到免费报纸《20分钟》，法国媒体轰炸般地报道华人妓女将地下室变成接客的场所。对法国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工作地点。
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她用她的姐妹从客人那里搞到的钥匙，打开储存间与车库之间的大门。粗加工的灰色水泥墙面和几扇门上，用暴露的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再拐到通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溜两排的小储存间。阿英推开一扇门。空间内没有光源，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源，灯光打在那张将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没有床单，污秽不堪。屋里没有窗户，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 这种地方，最多待上半个小时，”重新钻出地面后，阿英松了一口气说。
两个月前，巴黎警方在九区又一次发动了专门针对华人性工作者的围捕行动，数十人被抓。因为居留证问题，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三十次。2010年8月，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但，在这些申请难民居留的荷花人中，大约只有1%的人可以如愿以偿地得到长期合法居留证。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也就是说，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去了，除了结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那是她曾经的客人。 “我那老头，他不愿意结婚。”阿英很冷淡地说，“我这辈子过得不好，现在就是想赚钱。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自愿的。”
现在，阿英买了电脑，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孙子。“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作为母亲，总是要帮助孩子吧”，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
对于未来，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被抓到，就回去吧，还能怎样。” 阿英没有表情，似乎看破红尘。对于这一点，她知道，并不在荷花车帮助范畴之内。（ 选自《纽约时报》，作者：张竹林、CHRISTINE CHAUM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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