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可谓一身而系天下安危。在他身上值得探讨的事情很多——譬如，晚年的他为什么不回大陆（尤其是东北）看看？
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的一些行状：1990年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从1990年他获得自由到2001年他在美国逝世，他有10年的机会可以回大陆回东北看看，可他就硬没回来，这对一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少帅而言，的确是非同寻常，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事实上，如果张是真的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自己的黑土地，要回去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大陆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张学良没有选择回到他的祖国，他自然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用当年天津办教案的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区区万把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攻占了东北军在沈阳的北大营，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整个东北三省供手让给了日本人，沦陷区千千万万的国人成了亡国奴，千千万万的同胞横尸山野，关里关外一片悲哀的哭声。直到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美国的张学良，回忆自己在1931年至 1935年间的作为时，有过相当的悔意。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曾引用过使徒保罗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知道，东北的失守有他无法逃避的责任，他也深感自己对不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事实上，作为一个根在东北的张学良，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是很想回到祖国大陆的，甚至回到家乡的黑土地。因为，异乡的中国梦是空洞的，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异邦他乡是找不到故乡的感觉的！只不过，他不愿触景生情，不愿在屈指可数的晚年生涯中，每天有自责和悔恨的内容。
关于张学良不抵抗放弃东北，一直以来，都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说法：9.18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还说，蒋介石不抵抗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由于郭维城的特殊地位，这种说法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普遍看法。然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因为，首先，传说中的蒋介石不抵抗电文，至今未见，不能作为证据。其次，就是有这样的电文，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张学良也完全可以对其置之不理，担负其自己作为边疆大吏守土抗敌的责任。
就后来当事人的表态似乎也可以证明把不抵抗的责任推给老蒋是“冤假错案”。
先看蒋介石。最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是这样的： 9.18当天蒋介石不在南京。9月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日记中有如下文字：“雪耻，余所持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9月20日日记：“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9月21日日记：“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从这些日记中，我们根本读不出蒋介石当时有“不抵抗”的心思——须知，这是1931年的事，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没有虚伪造作的必要，反映的应当是他的真实心情。
再看张学良。张学良在世时，日本广播协会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等，先后访问过张学良。张学良的回答是（1）9.18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和平解决。（2）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3）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而当问到：张学良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
张学良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
事实上，在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但是，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 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有人也许会说：“虽然东北军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然而，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这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问题还是出在张学良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有人评价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不回东北时有云：“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话虽刻薄，却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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