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一天，我“确定”我是，而且被《广告导报》的一次评选鉴定为我是“中国策划20强”的那天起，我就被推上了疯狂的状态。我形容那些年我好像是被架上一架没有了刹车，丧失了理智的疯狂战车。“上帝叫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相信这话是上帝说给我听的。事实证明，上帝很会说话。
1997年香港收回前，香港艺人柯受良驾着日本三菱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的事情刚刚完成，一时间，全国上下不断造出飞越这个，飞越那个的撼人传闻。尽管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以至陕西有人赴京驾摩托车飞越长城直接撞死在长城上，并且通过央视镜头赫赫然直播。但是飞越潮在全国依然不减，真乃撞死南墙不回头。那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一定要走在外国人前头！”而我接受的这件活动策划听起来更是瘆人“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其主要强调一点的是“要中国汽车”而非三菱，而非奔驰。可是谁都知道，中国那年统领全国市场的不过是一汽大众、二汽富康、上海桑塔纳和天津夏利。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光荣而危险的事情啊！
当有一天我抱着“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的相关策划文件找到湖北二汽神龙汽车总经理张世瑞的时候，他好歹静心听完了我的陈述和表白。最后极其平静安详地对我说：“我的汽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飞的。”对这种中国工业家的态度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一套尖锐判断：极端缺乏自信！极端不负责任！极端地缺乏远见！我断定中国工业在这些个人的引领下，一定难有前途。
飞越三峡指挥部的目标又盯紧在一汽大众的捷达王身上。而捷达王的时速最高只在120公里上下，并且已经开始严重车震。尤其是它的最远跨距经过测试限制在52米，而我们确认的长江最狭窄处，位于三峡大坝上游几公里地方的屈原沱比这个距离还多处十多米。而之前柯受良飞越壶口的三菱轿车时速已达260公里（飞越起步速度150公里）。
使用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的中国梦的确很梦，黄粱美梦！飞越总指挥们的信心遭受到严峻考验。指挥部上下以至于一度弥漫着一种看似昂扬却实际很消极的思想：我们仍然选择中国汽车去干这事，因为它的政治意义更大于飞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飞呢？必要的话我们憋出个天津大发（一种小型面包车）飞越三峡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志气。
其实关键一点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知。那些个号称中国造汽车，其实百分之八十仍然是洋机器。那时候买得起车的中国人多会得意地指着自家车说：我这车发动机是进口的。是这样，中国之梦原来全自于外国心脏。
在一个干什么都以牛逼来衡量的时代，这个疯狂的飞越活动根本不受什么张世瑞之流的影响。我们的飞越活动很快获得了时任国家体委《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万伯翱（万里之子）的支持。我们的相关“中央文件”也一一顺利获取。记得文件有三份：一是国家体委关于活动的批准文件；二是公安部文件，内容责成完善飞越活动中的群体运行安全措施设计；第三个文件来自商务部，堪称最牛逼：因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组委会须向全球发布通告，拟定于1997年某月某日在中国长江三峡屈原沱段举行汽车飞越长江活动。特通告相关该地区的中国以及对外一切商务活动暂时中止两小时，停航以保飞越活动的安全进行，云云……
拿着三份文件，犹如肩背尚方宝剑。当着纷至沓来的传媒记者的镜头我将“宝剑”不厌其烦地展示过一万次。
当活动运行进程至选择车手阶段的时候，更牛逼的事情更是接踵而至。福建厦门的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寄来一封信，除了用自己的鲜血写就的申请书外还夹着五块钱。那血是流的真可惜了，那五块钱则绝对感动不了指挥们？至今我仍记得那司机在血书里写就的如是信誓旦旦言：虽然钱不多但是代表我的飞越信念。我虽是一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但我决心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由我们中国人驾着中国人的汽车飞越长江。而指挥部内部候选车手的名单是柯受良、袁咏仪，袁咏仪因为是柯受良的学车弟子所以对此跃跃欲试。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香港艺人，在这里因为本口述的结构需要，作为悬念而暂搁不说他是谁。
由于工程浩大，方方面面之事难能周全。筹备活动进行到中期时我提出邀请当年风靡全国的所谓“中国十大策划人”全部参与到活动中心智囊团来。最后答应参与的有孔繁任、朱玉童等。叶茂中在接到邀请后以正在内蒙古拍广告为由婉拒。其他数位则多表支持，但因工作安排所限不能直接参与而未能加入。这期间又以聪明人秦全跃（十大策划人之一）为重，我和他曾在他位于北京五棵松的工作室里进行过一次饶有兴趣的关于策划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的对话。此为后话，暂搁……
是疯子就一定有其疯子的理由。在一个癫狂的年代里，我从事了一项疯狂而牛逼哄哄的大型活动策划。这不能不说是那个年代的绝佳写照。就在此前不久完成的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壶口活动中柯受良说过一句话“我愿用这次飞越证明中国人的自信与自强。”这句话可以说是疯子的臆想经典。而如此试图证明中国人“行”的行径让政治意识，乃至国家体制至今远滞于人类文明的中国人如今情何以堪。
我将从今天开始，计划用五或十的篇幅完成这段历史的口述。
我所就职的广告公司在亚运村小区内一所小学校的二楼上。当时我任副总经理，为代理执行。大老板基本上不见人影，公司的日常业务基本我说了算。大老板对我说：“一个原则，我是商人，我要的是利润最大化。广告业务是你的专长，所以在你权力之内尽管放手干。”
我每日必读的报章有一份《中华工商时报》。那日我便是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的消息。我随即把电话打到了宜昌市，问114又找到三峡宾馆总机，最终一个女孩子接了电话。我问这个活动的策划团队组成情况以及一些相关信息，对方回答基本牛头不对马嘴。我问“你是不是活动工作人员啊？”她说是，又说总指挥们都去了香港，参加一个什么展销会。后来我知道飞越项目已经在香港公开，正在进行招商。我对女孩子说，总指挥们回来了一定替我带个话儿，就说你们的策划有问题……
五天后，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男人打来电话，“我是飞越活动总指挥何礼华，刚从香港回来。”
在电话里，我试图和这位至死难改湖南方言的总指挥做到良好沟通，但是很难。后来和何指挥熟悉后我对他说，假如飞越失败和你口音关系重大，沟通困难，信息流不畅嘛。我不知道何礼华是真的不懂还是客气，一场谈话竟然得知整个飞越活动根本没有任何策划书，仅仅凭借一纸计划和一张时间表在运行。这同时也让我十分惊喜，我意识到我该有事干了，也就是说机会来了。尽管我是斜刺里插入活动组织核心部位，难免会有利益所致的人为障碍。但至少可以试探试探。
宜昌正下大雪，这让我非常意外，当飞机抵临宜昌机场上空时望着舷窗外白皑皑山谷中一片空地时，让机上乘客倒吸一口冷气。这座刚刚建成不到半年的机场，是三峡大坝的配套建设项目。仅仅在启用半年间就迅速跃升为湖北省仅次于武汉天河机场的重要机场。而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尚未来得及配套除雪设备的简陋机场上，由飞机旋梯步行走完二百多米抵达候机室。开始了我的和这白雪覆盖的寒冷机场一样寒冷艰险的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总策划师的历程。
飞长指挥部设在宜昌市滨江路的三峡宾馆里，占用了整个三层客房。抵达宾馆时，见到各客房门上都被贴上了新闻单位的名称，有央视，有东方电视台，当地电视台更是占了有利位置。我在一楼的办公室里遇见了总指何礼华，看来我的到来不是时候。忙乎乎的何只对我扫了一眼，似乎有点惊讶，然后说：“去到三楼上号个房间吧。”我去了三楼，被安排在紧靠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我将随身斜背的一只书包扔在床上，靠着枕头开始吸烟。房门敞开着，不时有人走到门前观望，然后扭头就走。我叫住一位问：“什么意思？”那人说：“看看又有哪家电视台报社来人了……”关上门，我走回床边，心乱如麻，隐隐感到了竞争的激烈。这还只在新闻界，会不会策划界也随时有人参入呢？低头看看我的一身行头，想起何礼华看到我时的眼神儿，后悔一直没有买一身西服穿上。仅此，我似乎已经输在了飞长门外……
靠在床头的我渐渐迷糊……直到有人敲门叫我下楼去指挥部。看看表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何礼华忽然像换了个人，走近我又握紧我双手。然后就半拥半簇地拉我去了宾馆餐厅。原来餐厅里已经有十几位正负总指挥们在等待我了。
餐厅里的饭食倒也简朴，看得出这是一些干事情的人。吃饭与其飞长孰轻孰重，这些人心里嘣儿亮。我忽然想起我的北京老板对我表白他自己的话“我是生意人！”1997年，世纪末前后，中国的振兴梦就是架在这些个生意人的脖子上。飞长在他们眼底正是最大的政治。最早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是晚清时期（1894—1900）的各个政治流派。之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时重提“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自《兴中会章程》）。而在我记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深深被这个口号所震撼的事件，是在随着中国女排那年创造了打败日韩而创“五连冠”佳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被北大学生打上了北京街头之时。后来我去木樨地请姚雪垠为我的天籁书屋题字，姚雪垠正是借用了此话“天籁书屋，传播文化，振兴中华”。姚老说起这个口号，还清晰可见脸上的激情浮现。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喊着这口号走过木樨地，为姚老亲眼所见……事实在悄悄述说这短短的二三十年历史。仅仅在这口号被体育家们再提七年之后，1989年的惨案就确凿发生在了姚老耧下的木樨地。政治家残酷地杀戮了一切凡事务主义者的振兴之梦……体育振兴飘忽不定，经济振兴左右难决。而发生在1997年的飞长汽车运动则完了一个更为巨大而虚幻的概念。中国的长江当然要由中国人驾着中国车去飞……
中国的振兴之梦正是在此非宪轨迹上跌跌撞撞而行。
此时此刻，我在西安的一处半岛地带写下如上文字，不能不感慨：从晚清各派政治家提出宪政振兴之梦，到由商人去提、到由体育家去提、到疯狂的飞长者们去提，再到当今的独裁政体作为虚幻漫浪之梦去一言之提，中国人始终是被脱题导向。期间百味杂陈，凡爱国者你不清醒谁清，你不担当又谁去担当？
也就是在那天的晚饭后，在座十几位飞长正负总指挥们一致决定：授权于张世和为“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总策划师。策划项目含招商、广告、开幕式、车型选配乃至对全球商务行为阶段性运筹等12项策划文案。何礼华代表指挥部告知我餐后去楼上制作“授权书”。
在拿到“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总策划师的授权书后第二天我就飞回了北京。临行前去了趟宜昌市新华书店，随我而行的是指挥部的几位年轻工作人员。我对他们说是办私事，无须跟随。他们迟疑不退，嗫嚅半晌，“是指挥部的规定，今后我们听你的安排。”我说“那好你们就分头在书店里搜集有关三峡和长江的水文和历史资料，还有比如风物人情、人文史地，包括神话传说。”一个小时后，孩子们空手而归。只有一个女孩子带回一本巫峡神话传说内容的连环画。
飞回北京是在夜里，我迫不及待地登门向总经理汇报。老总面容带喜地听我说完，问：“利润在哪里？银钱由何而来？”一句话足以将我顶翻。“算了，说这个你一时不会明白。明天到班上详述。”我真的怀疑老板尚停留在原始时代的以物易物交易规则上。他怎么会懂得美誉、知名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价值远景。当然了，还有一份私心，也就是我的知名策划人的美梦，这个是不好公开给他的，我不傻。
二天到班上，老板没到，员工们则把我那授权书当做瑰宝传看。策划书上用大号楷书列出了12项策划授权项目。最重要的有三项：一是授权委托为“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总策划师；二是授权开幕式的设计与督导执行；三是活动的整体招商计划与策略；还有一项是宣传，也就是活动对外广告推广的意思了。最令人惊奇的是授权书落款处拓着一枚小碗般大的红印。印章分内外三圈，由外及里分别是英文的“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其次是中文，内圈则是“指挥部”仨字儿。公司里一片啧啧赞叹：很国际、很洋气、很权威啊！
我那时当然是享足了仿佛人上人的滋味儿。
在正式进入策划工作之前，我想到须得配备我的助手。当时我住南磨房平乐园，我选择了我的邻居，一位土著北京人田志新。我看中他的是善言、礼貌、听话，当然是听我话了，比我小不到五岁，整日里叫我哥哥叫到骨头酥。后来田志新果然跟我走到最后。
我想到该趁此机，先去拜访一些智慧前辈。我就选定了秦全耀，一位北京老三届知青，著名的中国十大策划人之一。如今我见他仍在网易等博客上活跃，雄文不断，老当益壮，佩服至今对他未减。
秦全耀的工作室在五棵松，那年他正红遍天下。尽管说起这个“十大策划人”的称谓有点滑稽，在我看，那是个依凭抓耳挠腮，手拍脑门出点子的策划时代，策划人倒更像是些呼风呵雨的巫婆神汉，以至这些人里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办公手段——比如电脑——的人都屈指可数。秦全耀则不同，这个出身知青的策划人最具著名的就是一个“鬼”字。并且依赖有许多同学进入到了媒体领域，又都正当栋梁之才。他所操办的策划就犹如鱼儿得水。
我努力想把自己的意思对秦全耀表达得清楚，秦全耀却直接打断我的话，问：“我首先想问的是你策划这项活动的目的？”
我对此问尚且不能想好，除了干件大事的愿望外其他未曾多想。因此犹豫。秦全耀就说：“我来试试说吧，做这样的活动无非是一想成名，二想得利，你说是吗？”我佩服他的直白，但我实在不好说出我的心思。秦全耀又说：“换句话说吧，比如我来为你策划一下这事儿……”下面就是秦全耀为我所做的策划大致轮廓。
首先，你明天通过央级各报发表一份声明，声明内容如下：张世和于即日声明，宣布放弃“中国汽车飞越长江”活动总策划身份。其理由如下，看当今，有多少科学家历尽艰辛，耗费心血，以至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前赴后继地进行黄河科学考察，其实质是为民谋福，为民造利……我却要策划什么中国汽车飞越长江黄河之荒诞之举。其实质无不凸显与社会进步的格格不入……
我当然没有听信秦全耀的策划意见，先不论秦全耀的奇思怪想多么令人折服，但我知道我的行动那是有合同在先的呀。尽管他声言：“你若做如此之举，我将在第二日以中国十大策划人的名义在京城各大报发表声明《为张世和放弃汽车飞越长江总策划而拍手叫好！》”据此我也坚信若是我如此照办，我就真的于第三日始，声名鹊起，哗然天下，我张世和将成为舆论间的焦点，成为反潮流行之的新思想、新理念的当仁不让代之表，之先行。
我从秦全耀的工作室走出时，顶着一头雾水……
有一年，我在毛乌素沙漠深处的二楼村做田野调查。刚入夏，雨季，水漫村庄，只好徒步。百无聊赖路途中，我一人在寂寞里想起了那年秦全耀对我所说，不胜感慨：这家伙还真行，我现在不正是走在毛乌素沙漠的地面上吗？虽然这不属“黄河科考”，我也没有能于后来的日子里蜕变而成对黄河进行考察的科学家，但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中国公民，我却寻找到了一个我的恰当道路——以我之力，带动更多人关注沙漠境况。而且这里的位置，恰是黄河流域。那时候，我正在为北京政法大学法律援助团撰写二楼村水污染情况报告，以求对定边政府相关部门的14年不作为导致排污淹没村庄的行为做出法律判断。
策划疯狂的年代过去了，秦全耀和我已成“老人”。某一日，忽然在“搜狐”、“网易”的博客群落里发现了秦全耀的名字，又在我读了几篇秦全跃的博文后，我不禁哑然失笑，还是那个风格的文字，还是那个刁钻的鬼才，还是那个叫我拒绝飞越长江，拆毁我的人生栈桥的“歹徒”的面目……
我虽不再与秦全跃有过联系，但是我在做着的，正是他那年的一个歪歪点子——我行进在黄河流域，以实际的行动关注农民生存境遇。在茫茫毛乌素沙漠中刻写着我的脚印……
你猜对了，以我之性格我又怎么可能听信谗言就此退出飞长呢？尽管退出的话我也许真的可以一举成名。不过还是谢谢了，老秦！
不过我的那个“我是生意人”老板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退出飞长还是不退出飞长，只要你给我带来银子。在听说策划正式实施以后方才可以收获第一批银两时，老板就对我说“我可以承担你的往返宜昌差旅用费作为前期投入，以后嘛……”以后当然没了下文。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位老板的。老板早年在新华社做广告业务，在即将为新华社拉到一笔千万级单子的广告客户时，辞退了新华社的工作，自立门户成立了我眼前所在的这家叫做北京乾坤广告的广告公司。那单新华社的客户则顺理成章由斜刺里插入的乾坤广告做了代理。新华社，乾坤两不耽搁，各挣各的。而这一笔是多少呢？四百五十万！
飞长活动最终被定于1997年冬季的枯水季某日。为的是长江最窄处的屈原沱能够变得更窄一些。而这一年正遇上香港回归，总指挥们面对媒体津津乐道：这是献给香港回归的最大礼物，因此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也因此在之后筹划飞长的日子里发生了一系列“飞长与政治”的国家话题。直接导致了飞长活动的命运悲欢，直至酿成悲剧。
飞长活动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以至我从热衷面对媒体到厌恶面对媒体，甚至最后开始四处躲避媒体。有时候从上班开始就藏在我的办公室里直到下班。电话由专人接转，必要的外联有专人转送，连一日三餐都由专人代办，我只负责吃掉……而我和总指挥们最最纠结的是：一、车手由谁担当；二、车型选谁家品牌。在外界却几乎一致认为刚刚驾车飞过黄河的柯受良此飞非他莫属。而这恰是总指们最最不情愿的事情。他们认为只有新车手方显飞长的舆论价值。选新车手就是金子，而选小黑子（柯受良）就只能是银子。当然这个“新”也不能新到人所不知其谁，比如那个写血书的福建厦门出租车司机，那就只能充其量是个合金铝了。
在车手最终确定之前，飞长指挥部的大门是敞开的。因此凡国内涉及汽车运动的知名或不知名者都对飞长表示了多多少少的兴趣和关注。柯受良当然不落。这篇口述的附图就是我和总指陪柯受良乘快艇，在长江屈原沱和三峡大坝间往返考察水域时的照片。还有一张也是某某考察水域的照片，这个“某某”被最终确定为飞长车手。原谅我这里暂且不公开这张照片。就此在柯受良两赴三峡考察，又被媒体频繁议论的舆论氛围里，却忽然接到柯受良通过《中华工商时报》和新华社宣布“我不会飞越长江”的消息。消息是我的助手田志新电话告诉我的。这个消息结束了我在亚运村公司里的闭关行为。我不得不站出来面对媒体“澄清”，更准确讲是我的困惑：一个三番五次考察飞长现场的人怎么就一日里覆手为雨呢？我找来了刊登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那篇消息。竟然看见了消息提要里的“辟谣”俩字。本口述后面所附这张照片是一张当年柯受良和飞长总指挥何礼华的合影，被当年媒体运用时配文标题是《柯受良“食言”欲飞长江》，意思不点自明。我把柯受良现在又拒绝承认“欲飞长江”的新华社消息截图照片叠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那张柯受良和何礼华的合影照片正是我在飞长指挥部里给他们拍的。
柯受良当然可以自由选择飞或不飞，但如此出尔反尔却使飞长活动名誉多少有所损伤。他给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公众开始“怀疑飞长”。几年后，柯受良在上海突然死亡，舆论疯传酒后说、哮喘复发说等等莫衷一是。我因此不愿对我尚存尊敬的艺人多做说道，过去的就叫过去吧。也许就此留下一个永久之谜给人间。
再说选车。在听了二汽神龙公司总经理张世瑞对飞长的风凉话“我的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飞的”后，我的信心并未受挫。让异己分子躲在阴暗角落里瑟瑟发抖吧，最终我们将飞过长江。（此刻在半岛写此我的心底打了一个寒颤）。一汽大众的捷达王也不行，经技术测算它的最远飞越跨距极限为52米。在飞越车型暂未确定的情况下，我们率先在德国开始打造用于缩短屈原沱宽度的铁驳船，也叫“接驳栈桥”。也就是车子腾空飞越后先落于江对面的铁驳船上，再通过连接船体和陆地的坡道滑向对岸……（见附图）
在距离飞越时间不到俩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美国通用公司于翻过年后的1997年将落户中国上海。此消息无异于给飞长指挥部上上下下打了一针强心剂。中国汽车飞长活动在美国人的暗示下信心倍儿增。
1997年的一天，母亲对我说部里又给咱家换车了，换了一种叫做“夹克”的车子，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见了那辆车子，原来是通用公司的别克轿车。我把这个笑话讲给飞长指挥部的人听，大笑之余，大家就常拿这话说事。但凡有人问起飞长用甚车，大家就一致回答道：用夹克！
主张和发起“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的这些个主儿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大概这个问号已经憋在你心里老久了。现在我就说道说道这个。
我在之前的口述里曾经说过，飞长总指大约有十多个。现在细想想大约是接近十个。在我没有介入飞长之前，他们是以计划为准来执行的。因此就有专事负责总体指挥的，这有点像独裁者的身份，无论有一个还是一百个意见，最终只听总指的一个是或否，而他的基本执行形态就是签字。其次有财务总指、项目设计总指、招商总指等，一律为副职。非长总指挥部的常务工作人员不到十个。有打字的、送信的、勤杂跑腿儿，甚至有能够喝两盅因此负责接待的。当然执行情形在我加入之后完全改变。一切以策划导引，所谓谋划为一切之先。策略至高无上。
非长总指就是何礼华。何礼华以及他的总指伙伴儿们多是三峡大坝的工程分包商，来自于五湖四海。在我印象中他们只是扮演大坝工程上的一个微细胞，但走到人群里来就是一个个暴发户了。在大坝工程现场方圆百里的山中盘道上时常可以遭遇这些总指们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豪华私车。甚至有总指开的是加长版的卡迪拉克，每遇急拐就得操练一番前进后退左拐右拐的复杂把戏。
总指们的成分也很复杂。籍贯有湖南和湖北当地的，口音南腔北调夹杂。加之作为地主的宜昌市政府的加盟，政治背景亦是凸显万千气象。政府会议乃至相关联谊、庆典、尤其是官办企业开业典礼以及一些永远也叫不出名堂的招待会上的迎来送往，多有飞长总指的影子夹杂其间。一时间搞不清他们是政客还是商人。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宜昌市政府亦注资参与了飞长活动。
有一天，我乘坐何礼华的豪车在大坝专用公路上行驶。忽然车停，何礼华说：“我带你看个风景。”我们下车，步行到路边一个小土包上。何总指低头踅摸四顾，似乎寻找定位。当站定后，何说抬头看左前方……我依嘱行事，抬头举目向长江对岸的山头望去。“你看那山头影子是不是像个人？你看像谁？”何总指问我，我没能看出。何总指又说由左到右展开来看。在我目测何总指所说那距离至少在2公里的展宽之间。何总指说：“这就是毛公峰。毛主席躺在那里，你看像不像？”我这才恍然大悟。
那年头在中国各地关于哪座山酷似老毛造型的说法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是辽宁天华山的老毛坐像，民间演绎为老毛是在坐望死在鸭绿江对岸的儿子。在何总指的脸上我多少看出些湖南人的优越。这个敢为天下先的人群在中国近代史上干了多少既有令人发指的，亦有推动民主大同世界的作为已经多到数不胜数。何总指喋喋不休地还在说毛公峰“像，很像，不是一般地像，一定是上天的造化。”我说是像，广场上躺着的那个，更像这个。何总指一愣，后恍然大悟“是啊，这个也是躺着的，我倒没有多想。不过这也有说法，不是有卧佛一说吗？”
何礼华总指挥可不是一般的湖南人。尽管飞长活动组织架构的独裁模式让人不齿。但论起这人来还是不错的。何总指时常会给我述说这个世界上何氏家族的如何正宗。也是从他那里我才得知华人世界里虽说李姓刘姓为众，却谁也敌不过何氏家族在世界华人范围内的“名正言顺”。遍布全球的何氏宗祠，以及年年召开的何氏家族宗亲大会足以令所有华人异姓为此何氏华人一支而感骄傲。
何总指看来是个注定干大事的人，除此飞长的创意起自于他，直到多少年后的一天，飞长活动已经过去数年，这位何总指却忽然出现在北京城里。那年我住西三环的老虎庙地区，有一天接到一只电话，“我是何礼华。”还是那个听起来叫人恨不得捶胸顿足的湖南普通话，我几乎是猜出而非听出是他，何礼华！当我问起他现在何处高就时，更令人震惊的故事叫我听到了：“我现在在中南海办公……噢，不是在中央，是在……”原来无所不能，注定要做大事情的何总指开了家什么什么公司（已记不清楚）。这个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他把公司开到了中南海西门内，据说那是中南海的办公区地带。这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心下想：鬼知道究竟是怎么进去的，是以什么身份，做什么营生……但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把公司开到中南海里的结果肯定是天下惊，生意人惊，人民大众惊。如此这般还有什么生意不可以做成的呢？
何总指是做大事情的人，湖南人亦是！他们之所为也一定既可以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那要看是谁，是哪个湖南人的。
CCTV是个巨大的烂摊子，这没有办法，因为其基因里它就蔑视文化，因此烂摊子得自己受着。
凡去过京城的人或多有感觉，不知道在哪个去处，一个和央视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一个楼拐角，一个大通道里就猛咔嚓撞上一块标示着“cctv”logo的门脸儿。这样的牌子大多和电视或者广告相关。但若仔细了看会发现那牌子上的CCTV标志其内涵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除了写法的不同，着色亦是不同。除红，有绿，还有蓝色。甚至有的cctv下标示着一大串某某保健品推广中心，或是健康咨询所等。有一点则统一，那门脸儿里的人一定怀揣一张印有cctv的名片。可以说，在央视原址方圆数里之内没有看不见挂牌cctv的情况。这就是号称“中国中央”的大鳄口舌，一个不认为要检点一下自己形象的御舌。
飞长到了最后攻坚阶段，指挥部决定我所在央视西侧科情所正式挂牌，集推广、招商、宣传为一身，负责对外联络。之前为我提供北京宜昌间往返机票的乾坤广告公司，那个自称“我是生意人”的老板最终不能容忍飞长活动的见钱慢，战线长。我们分手时他说：“飞长让你着了魔。我是拉不回来你了。但我还是希望来钱来得短平快些的项目，抱歉……”在北京莲花桥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指挥部又建立了一个飞长指挥部接待中心。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召开的春季招聘大会上，我们占据了两个展位的招聘平台。14年前天籁书屋招聘美女员工的一幕再现北京国展，虽说美女标准已经退居其次。招聘现场每天里总有年轻朝气的女孩子在打探“飞跃长江总指挥是谁？总策划是谁？谁飞？”而更大多数人则以为央视又在主办飞长。我在招聘现场整整享受了两天的和美女合影并被不断赞叹是“英雄”的美味儿。招聘会结束后，我立刻回到央视西的科情所。指挥部宜昌来电：加快飞车手的人选考核，时间不多，迫在眉睫！
自从京城各报披露柯受良食言，不承认自己曾经试图继飞越黄河壶口之后再飞长江事件后。招聘工作变得十分诡秘。总指们一致认为车手的选择一定要遵循保密要求，不到最后一刻严禁向外泄露。这个最后一刻，被我们通常认为是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飞长启动新闻发布会的当口。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成了我们的期待，记者们的期待，公众的期待。
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其洪水之大仅次于1954年，是20世纪位于第二的全流域型大洪水。你猜我这时候想到了谁？秦全耀。还记得参与飞长策划之初我拜会他的那次谈话吗？那时候他说到黄河科考造福于人民，飞长又造福于谁？现在我就不由地想到了长江流域水难频仍，我却在热衷飞跃长江！当然这个念头只在一闪间。我这只驾上了战车的野马已经毫无退路。飞长总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总指何礼华是。因此按照党内要求，何总指在飞长的紧要当口还得不时抽出时间参与当地的抗洪工作。这件事情往往一两天，是经典的形式主义。何总指唉声叹气道：没有实际作用，但是你得去表现。基本上是到当地抗洪指挥部坐上一天……这当然也带来些其他总指的埋怨：花样子，走过场，飞长难道不是振奋民族情绪，鼓舞抗洪前线士气的最好良方？
试图飞长的车手什么人都有，除了演艺界明星外，出租车司机不少。奇怪的是职业的赛车手却没有见到过一个。这其间最最有趣的要数香港艺人成奎安了。成奎安人称“大傻”，在香港现代电影中多出演黑社会老大和暴徒形象。大傻的冒出完全在他自己。有一天，我在北京的办公室传真机上收获一封电传。签名成奎安。说起这封电传的出现还有段故事。大傻在多次与飞长指挥部联系之后，总指有人劝其写一封“保证书”，这样也许会对他的中选加分。大傻说那东西是什么，怎么写呀？也真难为这位自小生活在共产党外部世界的香港人大傻了。共产党爱玩儿虚的，而且看中其虚。大傻多少耳闻这些党的做派，但如今要他去自我亲自实践却是非常之难。在准备了许久之后，大傻给我发来了这封“保证书”（大意）：我是成奎安，我决心驾车飞过长江，我保证飞过长江。此后，这封成奎安的电传“保证书”其措辞成了飞长指挥部里的笑谈。
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活动正式启动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决定会期，并且向首都各新闻媒体发出了记者邀请函。飞长车手的名姓仍被严格保密。为了商业需要，为了飞长活动的最后冲刺力度，为了最后一刻大笔的金钱如潮涌来，保密是必须的。
究竟由谁飞跃长江三峡呢，下章“口述”分晓……
我和飞长驻京联络处的一个湖北小伙子去首都机场完成一项神秘的任务。遵循指挥部“不到最后一刻飞车手名姓不得泄露。”的死命令，我们几乎是把车手“偷”回市区的。这样说吧，此人面目太过狰狞，也正是如此面目才得以令他在观众心目中刻骨铭心。他的到来正是为参加第二天即将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举行的飞长启动仪式。那个很久以来被传媒炒来炒去的飞车手是谁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飞车手被安排在西三环万寿寺北侧的总政文工团八一剧场下榻。为了保密需要，如此大哥大级的人物也只有叫他委屈一夜了。而我的寓所正在由此往北不过百米的魏公村西口。一切都计划到精细、保密、低调。飞长总指挥们也悉数到京，分散在各个宾馆下榻。一切就绪，只待天亮后大戏开场……
深夜2点，我的电话铃忽然响起。湖北小伙儿在电话里对我说：情况有变，赶快通知媒体记者，明天的发布会取消……消息令人吃惊，我问为甚？电话那头吞吞吐吐，只说他自己也不知晓。又补充道“刚入夜，总指挥们就纷纷驾车疾驶离京回了宜昌。”我真的急了，我在电话里大吼起来，“他们知道不知道明早要开发布会？他们知道不知道如此改变将给首都新闻界带来多大震动，再下一步对飞长活动带来的也将是灭顶之灾！还有，他们知道不知道北京的记者是不好惹的？！”
湖北小伙没有太多解释，后来证实，他也的确不知内情。那些总指挥们对他这样一个小业务员几乎不做任何解释，只撂下一句话“告诉老张，发布会临时取消。”凌晨两点，这个时间我估计总指挥们的车子已经开出河北，进入湖北境界，这意味着即使总指挥们现在反悔，改变主意回京，那也是绝对来不及了。
我捱过了一生最痛苦的一夜。那大概不仅仅因为天亮后将有一场地震将摇撼舆论，震怒公众。在我心下其实更为痛苦的莫过于即将奠定我“中国著名策划人”经典业绩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运动犹如煮熟的鸭子飞出了锅。那年我正44岁，这个世界给予我的机会已经不会太多，尤其是对学问不是太深，文凭几近全无的知识穷小子的我来说，试图于藏龙卧虎的京城立身，必以小博大，力挽巨澜，制造出常人所不能为之之事端，那几乎是我所剩唯一道途。而眼下这条道途似乎正在被拦腰斩断。
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距离原定发布会开始时间还有数个小时，我孤独地立于街头，为如何迎对记者，如何做出恰当解释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打着腹稿……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利用大会堂无数次为企业筹划各种产品发布会和鉴定会，却每每走进会堂时脑子里就总有飞长发布会的阴影难从心头挥去。一些熟悉的记者对我尴尬一笑，似乎施以同情，这在我已经是最大的奖赏。而更多的记者从眼底明显表示出的却是：你究竟是谁？你想骗人玩儿吗……
四个月后，在一个寒风瑟瑟的日子里，沿着两年来无数次飞行往返的北京-宜昌航线我再赴三峡大坝城市宜昌。
在这期间，中国汽车飞跃三峡大坝活动错过了最佳飞越时节的长江枯水季。原本相对狭窄的屈原沱其宽度至少扩大一半。而那些个叱咤风云的总指挥们此间竟然没有一个对我做出正面解释。我试图对此做个调查。而最致命的是即使这个时候我仍然抱希望于飞长未遂一定有其不可抗力，有其足以博得世人谅解的原因。
1998年8月，长江区域性大水灾退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温家宝前往宜昌考察灾后情况。消息传来，正值飞长发布会召开前夜。由于消息来得突然，在傍晚获知消息后，已经聚集到北京准备参加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飞长启动仪式的总指们纷纷驾车赶回宜昌。至于温家宝到宜昌干你总指们什么事，这又是一道“中国命题”。说实话我至今难做理解。在筹划飞长的几年里，宜昌政府为世人瞩目，飞长总指们为世人瞩目，就连飞长指挥部里的小伙子小丫头们都说为飞长这样一件国家级的大事服务“是我等三生之幸！”
政府参与民间经济事务，参与民间经济项目乃至酿成近些年与商人沆瀣一气，勾结成商，戕害百姓之事多少有些飞长模式的影子。宜昌政府参与飞长，除了为飞长注入资金，亦在政策优势上，尤其是在共党热衷的宣传攻势上大做鼓呼。在筹划飞长的日子里，宜昌市政府就亲自发起过三十万人上街打扫卫生，迎接飞长的爱国卫生运动；亦请刘欢、那英等歌手往宜昌举办演唱会为飞长助威等。凡如此活动政府注资总在数百万之上。几年下来，原本只是些三峡大坝工程的小承包商，后来又成了玩一把惊心肉跳的飞长总指们一律成了宜昌市政府的座上宾。对此我把他们称作是半个政客。这里用上一句话很合适：真的把自己当了干部。如此一看，温家宝的宜昌之行对飞长总指们的人生来说又何其不是一次机遇呢？
说了许多，该结束了。可是还没有交代的是那个飞车手的名姓？其实您很聪明，您大概已经猜得出他是谁了吧。对了，他就是擅长出演黑社会老大，善于表现警匪情节的香港艺人，人称“大傻”的成奎安。大傻的那封电传“保证书”不能不承认对其成功被选所起的作用。大傻是以他的人品和真诚斩获如此桂冠，虽然最终未能戴得。但在短短的几次接触里。我对如今已经作古的他愿表十二万分的敬意！在他的生命里，飞长未遂会不会是他的一次重大人生遗憾呢？（附图：我们邀请成奎安考察长江三峡飞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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