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一个矿难频发的年头。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矿难从未止过，只是博客时代让这些资讯的曝光速度加快，透明度增大。在出行前的“策划书”里，我特意把对山西矿区的考察列为了重点。
八月初，我骑单车进入大同矿区。云冈石窟，这个我自小耳熟能详的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了空中楼阁，因为采煤，它的地下被掏得千疮百孔。而上头的禁止开采令姗姗来迟。
虽是第一次来云冈，我却无心观光。在对和云冈石窟仅一墙之隔的矿区家属居住区仔细观察一番后，我选择在一家矿工家属开办的家庭旅社住下。旅馆主人姓马，五十出头，离矿二十多年，并非退休，而是害怕，干矿工的越干越怕，但凡有点路子的趁早不干为是。这几年，为了生存，老马却又去了私人煤窑里干了起来。老马的挑担（连襟）也在私窑里干，做安全员。工人在掌子面，他在后头观察窑内险情，拿根竹竿这儿捅捅那捅捅，必要的时候喊撤退，这些是他的事情，工资不比撅屁股挖煤的矿工低。高多少，差多少？老马挑担却不对我说，“你问这干啥？”
我准备掏钱买“料”。请老马和挑担，外加老马老婆和十七岁的儿子到餐馆吃饭。我把老马儿子叫小马，小马自个儿来不说，还拉来个同学一块到。这样一桌子就坐了六位。一边吃我一边问，问矿上那些事儿，问矿工的运命如何。心底下却一直嘀咕：问点事儿都得花钱，我这调查也太奢侈。今后绝不再这么干，否则这一路那得多少钱！
酒过三巡，老马一家的说话已经懒懒散散，天南海北地，却没有多少矿上事。我决定早早散席回家细反思。老马似乎也觉得对不住我，说的倒不老少，离题却远，总想扯回题来又话醉如酒，东倒西歪，枝枝叉叉难能靠拢。“老张，矿工见了酒就这德行，你也别笑话。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全包。明儿就叫我儿陪你下窑看……”
老马这话让我欢喜了一夜。我把小马叫来彻夜商量。小马也高兴了得，有这样一个北京来的叔叔竟然热衷和他一起下矿探秘，而且打探的是煤老板们最不愿见人的事情。小马说：“计划好惊险！”我说你怕？小马说：“才不！”
二天早起，我到不远处的云冈石窟旅游市场买了一根项链。铝质，镀金，搁在手心轻飘飘。链坠儿却有分量，是只心形镂空雕花坠儿，中间有缝儿，一掰两开合，心里有一张刘德华相片，天王很乐，大概想不到如今会派他什么用场。回到旅社，老马从阁楼上拿下几件散发着霉味儿的衣服，“当年我就穿这个下矿。幸亏还没顾上扔。”找了半天安全帽没结果，老马带我到院儿里，指着厨房屋檐儿下的一只狗食盆儿，“我当没用，做了这个。”没安全帽不行，装也得装像啊。老马说这事儿还不敢外传。”矿不大，世面很小，你借帽子的事儿若是被人知晓就全露了馅。你说说看……”老马的儿子就去把“盆儿”洗了，变成缺了一块边儿的安全帽。我看还行。小马兴奋异常，还要给衣服上撒煤末儿，我说你就作吧。小马连连说好玩儿。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我连小马都没告诉。我把随身所有东西搁在枕头下，有手机、钥匙、银行卡等，身份证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把零花钱留出一张最新的一百元，其余尽数搁枕头下。我把那张一百元钞票尽力去叠，使得更小。最终叠得和刘德华相片一般大小，我把一百元藏在了刘德华的笑脸儿后边，阖上了链坠儿。我对老马说：“除了你们尽快叫警察来解救我，我就靠这一百元活命了。不过这种事儿希望不要发生。”老马和小马异口同声说：“当然！”小马的声音几乎是在大吼。
我们一行老少信心满满地从矿工的家里走到小街上，走上了去往矿山的小路……
2007年8月，我在山西云冈一带矿区听到一个最令人震撼的故事；看到一件最让人惊奇的事情和一个真相。这些事情在北京城里是不会知道的。
在我到来之前一年，这里一间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死亡工人愈百。由于处理死难者后事不力，一再拖延，导致矿工家属三百多人从外乡赶赴云冈聚集。所谓外乡人又多是川籍。此行一是长途劳顿，二是同为乡亲易抱团，到矿后见政府处理后事迟缓，加之来晋期间日常生活费用令难属囊中日见拮据，又迟迟不见政府出面安抚，最终导致三百多川民暴动。他们堵了109国道向政府讨要说法。接下，又有性子暴烈者开始劫路无辜，以泄其愤。虽是个别，却也令云冈地区方圆地面笼罩起恐怖气氛。结果是，政府从大同调动武装警察实施镇压，抓捕难属难以数计。我到云岗时，事件以及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刚刚平息不久。此其震撼故事一。
令人惊奇的事情则是遍布矿区的白事代办机构，以及售卖白事用品的商铺竟然在矿区街道比肩林立，其门市虽说不是人来熙往，门庭若市，却也颇见产业规模之兴盛。
以上尚属表面所见，和身处北京从官方媒体所报所闻比起来不过仍在事件内幕外沿。我此行便是要探秘真实，找出其间真相。
我和矿工儿子小马先是去了家由私人承包了的国营中型矿。在矿区见得视野间红旗招展，强调安全生产的标语铺天盖地。一路走去，见有职工俱乐部，有女工保健咨询室，有托儿所、矿工医院、小学校，还有福利区商业小街的私人商店，鳞次栉比。一间电影院摸样的大房子门上张贴着香港武打片海报。旁边是个规模不小的公共浴室，下夜班的矿工们正黑着进白着出，享受着地上人间的欢愉……小马说，先让你看个典型，这是省上表彰的个人煤矿典范。我问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小马说真实倒是真实，但得有钱啊，除了承包商自己配合，省上还有扶持，包括钱。这是个专门供人参观的“好矿”。小马说的“好矿”是我第一次听说。“那么什么是坏矿呢？”我问小马。小马说“跟我走。”
“坏矿”坐落在一个山窝窝里，进入得绕几个山脚。若不是从山口出来的路面上颜色黢黑，你会以为是个荒凉去处。小马说这只是其中一家，平时老来玩耍，他们不会对我警惕。
黑路上时有烧柴油的机车从山里开出，车子和农用车有点相似，只是全裸着，一切可拆掉的都已经拆掉，没有任何装饰性物件。车子后箱里当然是煤了，凸起如小山。我用卡片机对着那车子拍照。小马说顶多到此为止，按照咱说好的再往前就把相机藏起来。小马带我走上一个岔道，来到一棵树下，把我的相机用报纸包好，然后用脚在风化石地面上踩出个小坑，相机放进去，撒上土沫儿，又抱来一堆干草掩在上面。
后来我在矿上考察了造这种“矿车”的铺子。那是一家私人汽车修理铺。去的时候见院子里停放着几辆刚刚造好的那车。我问车子卖多少钱，铺子主人看来不信任我的口音。“问了你也不要。”小马说至少三千一辆。主人开口就骂：“放屁，小娃娃话多！”
其实那车出厂的时候还像模像样，有前挡风，后尾灯，四轮均有挡泥板。可是我在矿上见到的车就全没了那些。后来我跟小马去的那矿是个半地下矿洞。一个百十米长的30度斜坡，矿车可以直接开下矿去。装满了煤再沿坡道开出地面。矿车工人的薪酬是按车载实际重量计算的，如按标准这车至多能拉核定价30元左右的煤炭。可是为了一次多拉多赚，车工们卸掉了车上的所有多余部件，这样就可以多拉能够换钱的“实货”。最令人担忧的是这车子没有防爆措施，但凡遇任何机械引发的火花后果不敢去想。而在先有安全部门要求在每辆车子后部挂一塑料水箱用于防爆止火，原理我不懂。但就如此善意举措也被工人们拆掉，工人的理由是水箱重达四五十斤，装了它就少运同样重量的煤，这个损失谁赔？
我和小马下到了掌子面上，虽然我的到来引起了矿工们的注意，但也没人过问。都忙，时间就是金钱，有谁有闲愿意打听你的来头。和我想象中的不同，这里没有隆隆的机械声，没有炸药的烟气，甚至嗅不到丝毫火药的气息。我看不出工人们是在怎样挖掘。相反，除了几盏白炽灯泡外，那种拉煤炭的全裸柴油车子就是这里唯一有现代迹象的东西了。得亏我有17岁时在千米深洞打过隧道的经验，对于地下深处带给人的压抑感和恐惧心理在我全无。我因此可以全神贯注巡查矿洞里的细枝末节……直到小马在我身后使劲地扯拽，我才回过头来，“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却脸上透着凶气的20来岁的小伙子正盯着我的脸看，“你是——来采访的，是记者吧？”那时刻，我顿时慌了手脚。本能让我立刻张口否认。那小伙子说，“慌什么你，我又没有说你就是啊。”
我忽然想起我是以旷工的打扮进得矿的，他怎么就可以认定我是记者呢？噢，我明白了他这是在使诈。我努力放得轻松些，看了眼躲在那小伙子背后的小马。小马正慌慌张张地用胳膊腿儿上下比划，但我始终不能明白。那小伙子走近我身，忽然用手从我脸上掠去我的玳瑁框的近视眼镜，“这是什么？我怎么就不认识它呢……”
我看来看轻了那位“看起来文质彬彬，但却脸上透着凶气的20来岁的小伙子”。后来得知那小伙子人虽年轻，却“管理手段”远比他爸爸凶狠。原来他是江苏籍，和老爸一起来山西发财，跟着大老板打下手承包了这家私矿。听起来是承包，但却是二手转包，所谓大老板在山西没有几个，但却掌握着山西的大部分煤脉。媒体上和网络上被动辄指责“黑心煤窑老板”的人是介于大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这些个二老板工头而已。他们为大老板代言和代打理煤矿，却也和大老板有协议在先。须得完成产量指标和安全指标两项，才可以拿到自己的应得。否则到年底一算，卷铺盖滚蛋的也不少，连承包风险金有的都拿不回来。这里面尤其是后者一项“安全死亡指标”，听起来瘆人。但却是山西的公然规则，既年内死亡超过三人就得关张。在大老板来看关的是一家煤窑，在这些二老板来说则是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正因为如此，我在山西所见的“黑心煤窑老板”关心工人生命安全竟然比工人自己更甚。
就说那种拉煤炭的柴油机车吧，安不安防爆水箱成了煤窑老板的操心，二老板几次三番地催促，工人被催紧了就装上，检查团一走，老板一转脸儿就又拆掉。虽说二老板的本意不在工人安全不安全，但对工人来说至少不算坏事啊。我替所谓的“黑煤窑老板”说这几句偏向话，并非是替他们开脱责任。其实更想说道的是高高在上，压着大老板和二老板的政府官员以及其推行的潜规则……
就说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吧，他竟敢肆无忌惮掠去我的眼镜，“这是什么？我怎么就不认识它呢。”我抑制着自己决不能轻举妄动。而在那一刻我并不能够知晓他们身后的事情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只想，这就是央视乃至大大小小无数个官媒无数次地指责过的黑煤窑老板吧。
“他们给你多少钱呢？”他与其说在问我，不如说是对我的行为正在表示出强烈地轻蔑。我说没有谁给我钱。他又怎么能够相信呢？我们的眼睛在相互对视，僵持中。“你不说，那我说，我给你五百行吗？我的意思是我给你发伍佰元，你立刻从这里给我滚出去，否则……”
我不得不离开了那家煤窑。走上地面，又走出几里。煤窑二老板的儿子派来监视我的人这才撤走。找到109国道后，小马让我沿着国道向云冈方向先走，他则返回矿上去找我们埋在树下的相机。我独自心情沉重地沿着国道走回了云冈石窟附近的老马家。当夜，老马叫媳妇炒了一盘豆芽菜，又去街上割了半斤熟头肉，说是为我压惊。说实话，出行来这是第一次遭遇类似来自黑社会的打击。我的心情在之后几天里一直未能平复，直到告别云冈，告别老马和小马一家，走上继续西进的路途。
俩月后，我在北京鸟巢附近的宅子里接到QQ上小马的消息：我们去的那矿发生塌方，死亡人数不详。小马幸灾乐祸道“反正二老板的钱是拿不到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没有小马那样的简单心情，他还是孩子。在矿区老马家住过的那几天，老马和挑担给我讲了不少那里的故事。私人煤窑一般死了人后几乎是同步就将赔款送达难属，时价一人32万，二老板则加倍给到八十、九十万，只求难属不再发难。这也并不像从媒体所说黑心老板只为钱，虽说是为了开采权，但毕竟掏了血本。而国营矿场死了人，却严格恪守一系列规定，32万，一分不多。还要开会调查、研究分析、上报领导、等待批准。如此一耽搁二耽搁的，难属往往精神崩溃，导致走上鱼死网破之路的事情时常发生。
2010年冬天，距离我第一次走过云冈矿区已经三年。一次在和小马QQ聊天时。小马告诉我说他如今在大同跟人合伙开面馆。我知道当地人一般不下矿，尤其年轻人。下矿的多是来自中原河南和四川乡下的农民。当我无意间说起三年前那场矿难赔款之事时，小马告诉我说：如今早已经不是那个数儿了。一百，二百万挡不住了，最高给三百万的也有过。我惊讶何来如此巨额赔款？凭甚标准？小马说，前些年死了人，官员们还只是小不点儿地讨讨要要。现如今死一个人，从省上、市里，到矿产主层层剥皮。哪一关侍候不到你就小心消息会被泄露。更何况这头难属的一笔也在见涨，一百万，至少！
“估计二老板也干不成了……”小马打过来这么一句就下了QQ，我还在这头苦思冥想。北京的媒体去矿上采访是怎么报道的呢？这些情况难道他们不感意外？为什么罪责总在“黑心煤窑老板”，而很少提及来自官员的暗里和政府监管机构明里的堂而皇之盘剥？如此揭黑，什么时候才能天光大白呢！
经济利益的权衡或许导致煤矿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不等。我做了份儿矿下工人工资统计表。数据显然不是我们所想那么乐观。这是2007年年末的数据，留存供考。
打炮眼、放煤工人：4000——5000/月 不等，按技术水平、出煤量区分；
铲煤工人：3000元/每月；
瓦斯工（安全员）：2000——2500元/每月 到头了，是最低的。
矿长：300000——400000元/每年 另加完成指标奖励80000——90000元/每年。
（矿长往往是实际执行人，而非真实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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