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版刊于2011年6月23日亚洲周刊）
约好了正午时分在北大见面，登记了身份证，保安放我进校，孙宇晨的手机却一直关机。这孩子不会“被会商”了吧？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两个月前，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孙宇晨声讨北大“会商制度”的系列博文在人人网、新浪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校友的一封信》、《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二十一岁的意气风发与慷慨激昂，直指北大“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更号召其他高校的同学共同抵抗，为避免“会商”普遍化，“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所谓会商，一个非正式的说法大致是“做工作”。北京大学计划五月开始，在全校实施一项针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重点学生”包括十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而学校将做的是“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孙宇晨认为，这一旦制度化，会加重学校内的歧视与标签化，每个人都会尽量表现得合群、正常，以免被划入“会商”范围。而这里面，尤其让人警惕的是“思想偏激”。
“平常食堂涨了两毛钱会有所抱怨，乃至对于国家里各类各样的敏感词有所关注”，孙宇晨说，“在我看来，会商制度就是为了你设计的——可爱的思想偏激者。”他承认这是自己的“诛心之论”。但他提醒观者，“北大自己便诞生于一起“思想偏激”者发动的“极为偏激”的改革运动……短短不过百年，这些往事，北大全忘了。”在文章中，他一再呼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北大精神，痛斥会商与“纳粹”似的管理方式，并吁请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
不少毕业多年的校友因为这些文字找到孙宇晨的人人网账号、微博账号，给他留言，说这个一九九零年出生的男孩终于让他们看到了点北大该有的样子。
也是同样的理由，我站在北大门口，期待一个优秀的“九零后”向我讲述他的理想与未来。
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不得已，我用手机发送了一条微博：“@史小博北京，你在吗？”史小博是他的网名。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电话打来了——果然是互联网原住民的一代。
他在电话那头道歉，说同学聚会喝高了，一觉醒来已经到中午，正在匆匆赶来。语调沉着。但一听说我要拍照，声调顿时不自然了起来：“啊？？哎呀我都没收拾一下……拍照啊，头发很乱……哎呀……”正念叨着，一个清秀的男生出现在我面前，嘻嘻笑着，热爱插科打诨，正话反说，与文章里振臂一呼为理想献身的正经气质迥然不同。
在校园内一家咖啡馆里，他一边喝最爱的芒果奶酪，一边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履历：有哪些重要转折， 有哪些非常时刻，哪些经历引导他变成今天的样子，而哪些东西又决定了他未来的走向……整整两个小时，尽管他用各种笑话点缀和包装，但那种强烈地知道自己处在哪里、想要什么、该怎么做的自我感知与行动，仍然清晰地穿透出来，让人看得到凛凛的锋利。
他的女朋友小双，在他评点自己人生的几个小时里，一直侧头看着他。
她说，他符合她对“北大学生”的全部想象。
以下是记者整理的孙宇晨口述，一个九零后的成长简史：
高中时，我的偶像是韩寒。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虽然感觉不太高端吧，你看人家美国都是BOB Dylan什么的，哈哈，不过韩寒现在还行，我觉得韩寒现在挺高端了——我也写了篇文章，去上海参加比赛，就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颁奖的时候，可惜韩寒没去，这让我很伤心。
作家阿来给我们颁奖。当阿来老师把一等奖奖状递给我，我懵懂的大眼睛望着他，这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很有希望啊。当然，阿来老师对谁都这么讲，但我当时不会这么认为，我认为阿来老师就是对我一个人讲的，全国的年轻人都没有希望，就我一个人有希望。你说，我怎么会不报北大中文系？你那时候告诉我要进投行啊赚钱啊，这简直了，阿来老师说过我有希望，我怎么能跟你们同流合污？
我是被文学理想忽悠进来的。结果开学典礼的第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靠？我当时就懵了。后来我发现，老师说了一句大实话。中文系搞了课程改革后，不知道哪个领导批示的，叫“宽口径、厚基础”，在这个精神的领导下，课程设置的很畸形……后来我就转系了。
我要是稍有点觉悟我应该往法学、新闻传播，政治管理转啊，但我当时又中毒了。我开始中了文学理想的毒，后来中了学术的毒。我一进中文系就看陈寅恪、王国维，都是中国人的脊梁啊，我想我也要做中国人的脊梁，板凳枯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思想很牛逼，一下就把我的头脑给武装了。我反其道而行之，哪个学科冷我往哪里转。转去了历史系。
历史系当时苦逼到什么地步，中文系虽然总是招不满生，但降分还是可以录上人的，历史系，真的是降分都录不到人，以至于它在几个省份是不敢招生的。历史系的招生难度已经快要赶上北大另外一个奇葩专业：马列学院了。
在历史系的时候，当然啦，因为我被学术理想武装了嘛，我的学术很牛，从大一开始，一路所向披靡。我在历史系度过了学术的一到两年。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交换，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
去香港和去美国、新加坡或者其它地方完全不同，和台湾也完全不同，只有到香港，才有这么强烈的冲击。这是唯一一个属于中国，但是还是自由的地方。一个自由的孤岛。
当时我选了陈健民的一门课《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and society，这门课对我的人格塑造太剧烈了。以前我对民主的理解还是比较概念化的，就像二十年前在广场，一说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呗！再问民主是什么，就不太了解了。陈建民的课对我影响很大，这门课按照区间，分析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主转型。那门课我下了好大功夫，实际上你只需要负责一个地区就够了，写好期末报告，但我对那门课实在太有兴趣了，我就所有讨论课都参加，从拉美的民主转型，到台湾、韩国的，到东欧的，到非洲的，一个一个看，我自己是做智利的，但其它所有国家我都听，那门课是我上的最认真的。
我在香港选的课都是历史系相关的，最后成绩都是4.0，唯独那门课是本着自己的理想选的，结果3.3。我很郁闷写信给陈老师：你怎么才给我3.3呢，我怀着一腔民主热情来到你的学术殿堂……陈老师回信说，3.3已经很高啦！言下之意是这已经是对你学术的一种肯定啦。哈哈。
到了香港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书可以看。以前知道有，但没到这个环境感觉不到，震动这么大。当时我蹲在图书馆看书。中文大学有个本科生推荐书单，那里面的书几乎没有一本能在大陆买到的，除了《一九八四》。我当时顺着那个书单看啊，暴爽。我也很有紧迫感啊，我知道回国就看不了了。当时这些书对我思想改变也非常大。
当时香港在搞反高铁，有青年人跪着在立法院苦行，这个对我震动非常大。同样是九零后八零后啊，操，大陆跟人家差距太大了。
我当时还加入了中文大学学生会，参加了好多活动，帮女工争取最低工资啊，义卖啊什么的。我记得中大校长刘遵义讲话，就被下面的人骂啊，扔东西啊，还有人打出倒计时牌“刘遵义滚出中大倒计时还有几天”，闪啊闪的，还是电子的！我觉得香港挺宝贵的是，老师、学生、校长，无论按照脸谱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全都很珍视这套制度，他们发自内心地，都对民主有深刻的认识和坚持。争议行为的出现并不代表根本价值的破坏。
后来我回北大学生会，也给成员洗脑，我说我们中国的学生会真是官僚，都叫主席、部长，主什么席啊，还部长，你财政部的？人家香港的都叫会长，部长都叫干事！什么叫平民化，什么叫官僚化，听称呼都能听出来。
中国的学生会美其名曰学生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会承办机构嘛。北京大学学生会，内部也有笑话，说应该改名叫北京大学舞台承包有限公司。我们承办各类大型晚会，十佳歌手、职场之星、挑战杯、风采大赛什么的。其实完全可以外包啊，给专业公司，人家肯定做得又专业又好。学生就应该干香港学生干的事儿，但学校不给你干其它事情，就只能给你干大型晚会承办。学生会也调查过老楼改造什么，一调查学校就把你和谐了。
这也是学校不满意我的地方，我想明白了，我还老到处讲，讲得大家都思想混乱了。我后来竞选学生会主席，支持者很多，要真选肯定能选上。但到最后一步，学校把我的参赛资格取消了，威胁我让我别选了。后来我退选了，当时都有人哭了——没必要嘛，我都没哭，又不是参加我的追悼会嘛。
本来我是认真想从政的。学生会这件事也让我彻底断了在体制内努力的念头。学生会这么珍惜理想主义的地方——虽然高干子弟多，我并不赞成妖魔化学生会成官僚集团——在学生会我想干点儿事，那么多人支持我，我都干不成。进入体制内，那你就更孤军奋战啦。
后来我去了《南方周末》实习。这对我影响也很大，香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南方周末给我打开了一个中国的新世界。我第一次真正感觉，记者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如果一个罪恶发生，记者没有在，或者没有报道，它真的就发生过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被记录了才存在。媒体成为记录历史的关键。所有的历史事件首先必须是新闻事件，否则它就不可能进入历史。我是学历史的，这是我当时最深的体会。历史就是由新闻人来写的。他怎么记这个事，这个事就怎么发生。事实原来没有完全的真相。
从《南方周末》实习结束，我决定要提前毕业（转系原本会多读一年）。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北大已经装不下我的雄心壮志了。我在北大的实践、使命都已经结束了。我需要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要留学。
十月我决定提前毕业，而留美申请是十二月截止，我所有申请材料、托福、GRE的考试都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真是疯了。但我感觉我一定要用两个月的时间争取一年的时间。因为时间太赶了，所以哈佛没要我，申请上了宾大。
我大学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目标很清晰，每个阶段要干什么事。刚进大学想当作家，后来想搞学术当教授——后来想从政，想干媒体，现在又想要学法律当律师了。从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理想越来越政治化了。要参与这个社会。
我爸也是个干部，我从来不和他交流这些。他也觉得体制的问题挺多、挺大，很多人不正常，不该这么做，但也没办法。我爸这一代人出国考察，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回来说，欧洲彻底不行了，政府办公楼破成那个样子，一个项目扯皮半天也搞不上去，这真的给他们带来一种优越感。他们不会有纳税人什么的概念，出国考察反而有了自豪感。
唯一一次，我爸带我参加一个官场饭局，巨奢华，他们一帮人喝得烂醉如泥。我爸醉倒在车上，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你们年轻大学生看到这些，真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真想哭。
小时候我看韩寒的文章，记忆最深的是《三重门》的后记。文章最后他鼓励大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然后署名：“一块上海大金子，韩寒”。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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