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杰·马丁诺维奇事件-银河百科全书

乔尔杰·马丁诺维奇事件指的是1985年5月，一名居住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的塞尔维亚族农夫，乔尔杰·马丁诺维奇（塞尔维亚语：Ђорђе Мартиновић/Đorđe Martinović，1929年 – 2000年9月6日）由于肛门中被插入一枚玻璃瓶而导致受伤送医的事件。这起事件在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于南斯拉夫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虽然此事的真相在事发多年后已无从知晓，但它在事实上激化了科索沃地区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国内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之后的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祸根。

事发

1985年5月1日，居住在格尼拉内的56岁塞尔维亚人农夫乔尔杰·马丁诺维奇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想让医生帮忙取出其肛门中的一枚已破损的玻璃瓶。就医时马丁诺维奇声称他是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被两名讲阿尔巴尼亚语的男子袭击而遭此噩运。但在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一名上校的侦讯调查时，他又改口说当初是出于自慰的目的而将瓶子插入肛门的。在官方的调查意见中，采用的是检察人员所作的书面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即“这次事件中伤者的受伤原因是其在自家的田里实行‘自我满足’的行为，他将一根木棍插在地上，并将一个啤酒瓶倒插在木棍的顶端，然后‘坐在瓶子上并感到愉悦’。”[1]随后格尼拉内的地方管理部门也发表声明，声称马丁诺维奇的受伤是一次“由其自身的（性）行为所导致的偶发性事件”[2]。

为了进一步调查此事，马丁诺维奇在随后被转往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医学院进行详细检查，但进行此检查的医疗小组却得出了“凭借自力无法造成此种伤害”的结论。该小组由5名医师组成，其中包括2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医师，1名来自卢比安纳的医师，1名来自札格瑞布的医师和1名来自斯科普里的医师[3]。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次受伤“是由于将500毫升的玻璃瓶在一个强大而突然的外力下塞入肛门而导致的，瓶底已深入直肠”，而且“有极大可能性是由2人或2人以上所为”，并不太可能是由马丁诺维奇自己所造成的[4]。

1个月后，由斯洛文尼亚著名内科医师雅内斯·米尔钦司基（Janez Milčinski）所领导的委员会开始对伤情进行二次诊断[5]。米尔钦司基的小组所得出的结论是：马丁诺维奇在用木棍顶端的玻璃瓶自慰时，不慎失去平衡而导致玻璃瓶由于体重影响深入肛门并破损[4]。另外，南斯拉夫的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情报部门也分别发布报告，认为此事件由马丁诺维奇本人引发的可能性较大[6]。

马丁诺维奇随后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供述，宣称当时所作的关于自慰云云的证词是在经过3个小时的逼问之后，因为担心自己的子女会被解雇而迫不得已作出的。他的儿子也在随后告诉媒体，马丁诺维奇之所以被袭击仅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塞尔维亚人：“我的朋友们都说这件事是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的支持者为了报复而实行的……他们只是要找一个塞尔维亚人下手，而并不关心受害者究竟是谁”[1]。

最终，南斯拉夫联邦和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局并没有对此事件进行立案。甚至在1989年塞尔维亚撤销了科索沃的自治权以后，也从未对当时可能袭击了马丁诺维奇的嫌疑人进行搜索调查[6]。

各方反应

马丁诺维奇事件在塞尔维亚的媒体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反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狂潮。由于南斯拉夫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政权都将公开表现民族主义思想视为政治禁忌，而且南斯拉夫的媒体也从未间断对民族主义思想的贬低与驳斥。但是，此次事件打破了这一禁忌，从此之后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崛起和蔓延，并最终导致了1991年的南斯拉夫解体[1]。

塞尔维亚报纸《政治报》（Politika）所登载的一篇文章指出：因为马丁诺维奇曾经拒绝将他的土地卖给当地的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家庭，所以对方的亲属袭击了马丁诺维奇[6]。从当时塞尔维亚国内的政治氛围来看，此种猜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当时在科索沃境内的确有一些阿尔巴尼亚人为了获得塞尔维亚人的土地而将他们驱离科索沃，造成本来在科索沃就是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人的比例进一步下降[1]。

同时，此事也催生了许多将阿尔巴尼亚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7]进行类比的文艺创作，譬如将此事譬喻成穿刺酷刑的诗作：

以破碎的瓶子
于木棒之上
如贯穿一般
羔羊
却仍未死去
他们穿透了乔尔杰·马丁诺维奇
他们残暴地蹂躏，为了他们子孙的田地
没有了鸦片与痛苦
轮到了乔尔杰·马丁诺维奇
正如久远的过去
土耳其人的时代
从木棒上苏醒。[8]

穿刺之刑是奥斯曼帝国最为残酷的刑罚之一，并且在塞尔维亚国内已化为对那段黑暗时期的隐喻，因而这种类比使得马丁诺维奇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更为强烈。克罗地亚裔的美国社会学家斯提耶潘·加布里埃尔·梅施特洛维奇（Stjepan Gabriel Meštrović）曾作出以下评论：

（塞尔维亚人的）所有传说，文化，以及民族传统和民谣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以长棒行穿刺之刑”这一意象。长达5个世纪的历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些传说，都使得穿刺之刑已经变成了民族传统中对土耳其人的压迫统治表现恐惧的一个核心要素，而这次的事件恰好与穿刺之刑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因此，马丁诺维奇事件可以说是在普通塞尔维亚民众的心目中，提供了一个将阿尔巴尼亚人与“土耳其人”划上等号的充分理由。

— 斯提耶潘·加布里埃尔·梅施特洛维奇（Stjepan Gabriel Meštrović）[9]

另一方面，此事件也被拿来与塞尔维亚人或者基督教徒在历史上受到的各种苦难作类比。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马丁诺维奇甚至被提升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人物，象征着“由于遭受到阿尔巴尼亚人（或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人等）的欺压而不得不忍耐的塞尔维亚人”[10]。例如，作家布拉纳·克仁切维奇（Brana Crnčević）将马丁诺维奇事件描述成“一个人的亚塞诺瓦茨”[11]。画家米查·波波维奇（Mića Popović）以西班牙画家何塞·德·里贝拉（Jusepe de Ribera）的《圣斐理伯的殉教》为蓝本创作了一幅巨大的画作，描绘了一群戴着穆斯林花帽的阿尔巴尼亚人将马丁诺维奇吊在木质十字架上，其中一名阿尔巴尼亚人手中还拿着一只玻璃瓶的情景[2]。在一封由多名塞尔维亚人知识分子署名的请愿书中，他们写道：“发生在乔尔杰·马丁诺维奇身上的事件已经变成了所有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的事情。”3年后，一些塞尔维亚妇女在塞尔维亚国会大楼门前游行抗议，要求国会撤销科索沃的自治权，宣称“在我们的兄弟同胞被锐利的棍棒刺穿之后，我们已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12]

塞尔维亚作家协会也开始探讨马丁诺维奇事件。在1985年6月16日召开的会议上，协会成员们探讨的几乎全是这一话题。文学批评家佐兰·格鲁施切维奇（Zoran Gluščević）将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所面临的状况形容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经历过的法西斯统治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在回顾了19世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以及在那次事件中埃米尔·左拉等作家所作出的贡献之后，格鲁施切维奇呼吁协会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马丁诺维奇。他的这一提案获得多数票通过，随后协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塞尔维亚国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4]。另一名塞尔维亚人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则专门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成立了一个叫做“协助到底”的组织，欲帮助马丁诺维奇寻找律师，以状告当时逼迫马丁诺维奇作出伪证的政府官员。此外，乔西奇还写信给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伊万·斯坦鲍利奇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国防部长叙述马丁诺维奇的不幸遭遇[4]。

马丁诺维奇事件在一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甚至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里，被视为穆斯林嗜好鸡奸的具体体现。例如，一名在克罗地亚克拉伊纳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家约万·拉施科维奇（Jovan Rašković）就曾表示：“穆斯林的心理发展水平还只停留在肛欲期，所以他们通常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以及对于精确性和整洁的强烈的执著心。”此外，在很多塞尔维亚人的思想中，阿尔巴尼亚人正在迫害塞尔维亚人，而由阿尔巴尼亚人管理的科索沃地方政府却对此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恰巧马丁诺维奇事件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13]。

与塞尔维亚人的看法相反，许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认为马丁诺维奇之所以会受伤只是因为他采取不当的自慰方法，正如他在接受调查时所陈述的那样。现在马丁诺维奇出来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完全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这一丑闻，并让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反阿尔巴尼亚人情绪。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事件本身的真相还不清楚，反对如一些塞尔维亚人一样将此事当作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关系的象征[1]。

在南斯拉夫国内的其他一些地方，当地人开始警惕由此事件导致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活与泛滥。例如在西部的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地的主流看法都认为马丁诺维奇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用其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激化来逼迫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修改宪法，以获得对其国内两个自治省的绝对控制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