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敏姐：我的弄堂生涯

作者 悉尼敏姐

 第一集 

　　弄堂，也叫巷子。上海滩的弄堂代表了上海的市井文化。石库门弄堂更是上海弄堂中最具有气势的海派风情象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出身在一个石库门弄堂的廂房里。 一般来说上海的弄堂素有大家闺秀，名门望族，小家碧玉之分的。 比如复兴西路的蓝尼弄堂。它不但是以寂寥幽静及原有的玫瑰别墅而遐名主要是它源于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媳妇蓝尼而闻名。因此它便算作名门望族。

　　还有延安中路的四明村，陆小曼，徐志摩居住过的。重庆南路尚宜坊韬奋居所，三阴路的鲁迅，巴金等文人居所，新闸路郁达夫，王映霞居所等等都算大家闺秀型的。小家碧玉型的有步高里，丰裕里，梅兰坊，等等。我居住的弄堂跟它们相比，仿佛有些难拿捏。主弄堂是由十几幢西式有台阶的洋石库门组成，然后左面是成排沿街店面，它的后门与洋石库门后门形成逼仄狭㹟小的侧弄堂。右边则是传统铜环黑漆大门。浅天井，客堂间，落地长窗门，左右厢房及屋高二层是上海滩最正宗最普通的石库门。从主弄纵深到底又出现类似马厩式的平房，平房的周遭又被土房和一些空地篱笆围着。然后沿着整排无花果树的泥地逶迤又可通到另一个叫什么恒昌里的四通八达的城市贫民弄堂。

　　由于我们弄堂结构有些不三不四。房屋质地也不同。居住人口更是魚龙混杂。比如洋石库都住些旧上海没逃走的市政厅官僚及法商，英商电灯，自来水公司的职员。因为有煤气卫生设备，基本上走出来的人都头上涂些发蜡，衣裳光鲜体面，偶而还拿根司帝克敲敲地面。我那时还小，听不懂他们说话，估计都能说几句洋文的。因为我爹我娘住在侧旁的老式石库门里居然有时也会崩出几个英文单词，更不说我家二楼厢房的叶家爸爸是当时沪江大学毕业的。他经常站在楼梯口嘴里叽叽咕咕说上几句洋文的。洋石库门里面有时也会飘出的一些优雅的钢琴旋曲，不时还夹着洋唱机里那苍凉的皮黄声，都充分显示了不同的房屋结构。发出的气息也有些不同的。甚至每天清晨那送牛奶工人清脆锐耳的自行车铃声也只在那片區域迥荡。左边弄堂是沿街门面店辅。居住人员结构更杂些，有裁缝铺，小烟纸店，酱菜坊，泡水的老虎灶，瞎子算命店，豆腐作坊，脚踏本行，生煎馒头店，规范的说，只要有上海风情的铺面，应该这里是应有尽有的。

　　右边石库门因为解放后取谛了大房东，二房东的权利。房客挤满没法赶走。基本上就陷入了七十二家房客的混杂局面。有时一到黄昏，那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你根本就没法分清，客堂间在 听越剧梁祝化蝶，前厢房听评弹宝玉夜探，后厢房放单田芳的隋唐秦叔宝，晒台搭间是沪剧阿必大，亭子间嫂嫂的京剧贵妃醉酒，灶披间再来些美酒加咖啡，甚至楼梯过道都可以传出来夜幕下的哈尔滨。大家的工作也是七十二行，行行都有。至于他们的阶级要怎样划分。那词句应该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才懵懵憧憧的遂渐搞明白的。所以我居住的弄堂直到现在我经常查阅地方志，野史，正史翻遍也没人将它归档。因此也没有名气。其实，当我和小时候在弄堂里一起长大的同学闲聊起我们弄堂的无名无份时，大家都很郁闷，普遍认为很不公平。’你们想，泰康路的田子坊。以前论地盘，论房屋各方面都没我们弄堂上档次吧，现在由于陈逸飞在那开过个工作室，建了个画廊，最主要是居然陈逸飞英年早逝。

　　现在只要名人一故世，比活着还吃香。都成了故居了。搞的文青们言必称田子坊’ 在浦东的燕归来茶室聚会时，曾在这弄堂里长大的小学同学三毛最生气。 ‘是的．是的’，我也踊跃发言。’上次我儿子回国时，去了趟新天地，回来把新天地夸的成上海地标性建筑了。也不是就几套石库门呗，你妈我从小就在石库门长大的，生气的是我儿子有些将信将疑，他知道我出生在石库门。他认为你自己说你小时候境况蛮艰难的，怎么一会儿又标榜自己生活成长在环境这么优越的石库门里’。 ‘和他们说不清楚，新天地有啥优越的，以前这里叫太平桥。也就是小吃点心铺多些，我隔三岔五的就要拿个饭锅，来这买生煎锅贴，小馄饨鸡鴨血等等’。从前家里开裁缝铺的大燕也有些不卖帐。’是呀，我们就是吃这些夜宵点心长大的’。豆腐店的阿二头更得意了。’你们都有钱，我家可没这条件’，住弄堂底平房里的菊华笑着说，日子是砖是瓦，生命是樑是柱。就是这个弄堂里的三更灯火．晨暮奔波，柴米油盐，嬉笑怒骂，倦鸟知归，无关贵贱，无关贫富的大伙共同搭建了一个最普通的弄堂城墙。在那仅够温饱的日子里，这弄堂城墙对每个晃荡在外的浪子来说，有如在夜深人静时敲着一更又一更的钟声，催你回来。弄堂最刻骨铭心的回忆对我来说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

　　刚才没介绍我们弄堂进了大门有堵很髙很大的墙。（当然现在没有门了，但听我娘说以前是有铁门的，大练钢铁时拿去融化后造飞机了）春雷一声天地震。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天．突然弄堂口那堵很髙很大的墙上贴满了白纸墨字红圈的大字报，密密层层。弄堂的小孩都奔来跑去，窜流不息，说是再不用去学校了。外面马路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纸片，我拼命捡都捡不完。我哥才进中学的人便老练的拿了塊红布回家，让我娘帮着用洋机踩踩说要戴手上。我爹神色严竣的赶回家和我娘密语着，然后只见我娘的玫瑰红鸡皮高跟鞋就扔火里了，那钢精脸盘里的火边烧，我爹还不断地往里扔东西。

　　拼命扔的最多的是照片．按道理我家也没啥背景的，怎么会有见不得人的照片呢？有一张照片我亲眼见的是我爷爷坐在一条小船上，青布衫，挎了个布包。有些像’上海滩’电视剧里许文强刚来上海那回，怯生生的一个毛头小伙。在我爹娘纠结要不要烧毁时，我也看见了，原来那小船尾部有面青天白日旗帜，最后我娘拿把剪子将这国民党旗帖剪去了，这张照片应该是保存下来了。

 第二集 

　　洋石库门二号和我家之间有堵矮的砖墙那墙灰有些脱落，沿墙脚处常年搁着几个破脸盆。盆里也就几根掐去了头的葱尾，有时也开出几朵小花，可能因为浇水的缘故，斑斑驳驳的墙身长出许多青苔。前面说过洋石库门是有几层台阶的两旁还有一尺宽的斜坡，童年时可以当作滑梯的，但有时候刚准备要滑关闭的大门吱呀一声，有人要走出来了，我们会立马狼狈的滚下来逃走的。

　　二号独幢楼就住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两个比我还小些的女孩。父亲廋廋的脸上戴了付眼镜，很少说话，母亲稍胖些，最多就冲我们笑笑，除了吃饭，父母基本在三楼不下来的。二楼住着小孩的外公，是个瘫在床上的老人。他家有个绍兴娘姨，长的滚肥滾肥，也不知道啥原因，在这前后弄堂里，我娘和她还挺投缘的。由于绍兴娘姨和我娘的特殊关系因此我的童年有大半也就消磨在那二号楼里了。也许是那娘姨要和我娘唠话，只要我一去，她便会从二楼书房随手拖一梱杂志给我看看。记得好像有三十年代和解放初期的电影画报，及各类武打或古典小说的图书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肯定那娘姨是不认字的，因为她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儿童故事等，害的我这辈子仿佛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天真烂漫童年时代。读小学时同学们都在看’三毛流浪记，白雪公主’时，我已经在看’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创业史之类的书籍了。就如植物过了播种期，你再种下去，发育就不良了。

　　由于缺乏童真，因此我想像不出美丽的美人魚，亦或七色花之类的小女孩情结如果使劲的想，最多只能想出哪吒闹海，铁扇公主等等。估计我幻想与浪漫的天份，应该就是在我童年时，被我娘和二号娘姨给摧残了。

　　这样的日子终于到了东风尽吹，红旗招展，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家弄堂的高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的那一天。

　　我家倒也只有一些小的变化，比如我爹说单位上有人检举他抽每包两毛八的飞马香烟，我爹有些害怕，就开始抽上一毛六的大联合烟。几十年后我爹的生命终止在肺部的疾病上。主治医生说，和抽这 一毛六的大联合香烟是有关系的。

　　我大哥大姐说‘现在乘火车不要钱，还管饭去北京见毛主席’然后我娘便用粮票换些鸡蛋，煮熟后让我大哥大姐带上去了北京。火车开到杭州，有红卫兵查家庭成份时我大哥因为戴了塊我娘给缝的红袖章，就直接去了北京。我大姐就没有这般幸运了，当红卫兵对我大姐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我大姐便吞吞吐吐说了句’职员’，马上红卫兵便回了句’北京不欢迎你’。我大姐只能灰溜溜的在杭州滚了下来。福倚祸兮，祸倚褔兮。现在我大姐遐想往事，这段闲荡在西湖边的消遥史，还真是令人神往呢。

　　二姐也有兴奋点，可以免费上公交车。他说只要上去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可以从早到晚在巴士上，十六铺到徐家汇，虹口足球场到中山公园随便乘乘的。大慨那时候公交车不算太挤的缘故。

　　我便一如既往极其亢奋地上街捡花花绿绿的传单，亦或躲在二号楼里看杂志。不过二号楼的变化却大了一些。先是住在三楼那瘦瘦的眼镜爸爸和总是笑笑的胖妈妈就没见回来。那胖娘姨又要管俩小女孩，又要照顾瘫床上的外公。她便总差我递些东西去二楼，那终年躺床上的外公，大慨只是下半身不能活动，语言思路都和常人一般无二。由于经常给他递报送饭什么，他也老和我说话，询问弄堂里发生的事情。当他知道我天天占着他家书房看图书时，他很高兴的指着床底下说’我这里也有很多书报杂志，你也可以看的’。他问我大墙上的大字报你能看下来吗？我回答，’都能看下来，但意思不知道,’他便对我说，’你把它抄下来，我可以讲给你听意思的’。从那时起，我便多了个事情，每天拿捡来的传单抄墙上的大字报。

　　几十天后我终于陆陆续续的了解到每天大字报都是将这弄堂里每户人家的过去隐私公布出来的。比如 一号里住着是国民党旧市政府的官员，说他当年追随旧市长吴国桢，当过警察局长毛森的机要秘书，当解放军快要打过长江时，蒋介石安排何应钦让毛森找他，因为他和当时的工部局局长周袓康曾是同学，让他出面劝说周祖康接任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何应钦并传达老蒋命当时任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全面停火，所有警察局外掛上白旗，枪枝入库不抵抗，让共产党和平接管上海，上海不能遭到破坏等等。后来陈毅市长接管了上海，他便一直在市政府工作。但大字报说他这是他自知大势已去，故意讨好共产党的狡诈手段。那外公并问我，’你这段时间见过一号公馆先生吗？’，我说这几天家家门关的挺紧的，如果你要找他，我可以去敲门唤他来的。外公便说，他走了来不了。后来我也听说了，他被红卫兵斗的不想活了，爬上外滩的髙楼跳了下来。

　　三号洋公馆底层住着是个漂亮的太太，出出进进穿着褀袍高跟鞋，头发也烫卷的，大字报说她以前是’玻璃杯’是静安寺百乐门舞厅的舞女。有一天，来了一辆卡车，因为弄堂口小，车没能开进去，跳下很多红卫兵直奔六号，过会儿就见那太太被梱绑着由几个人簇涌着押上了卡车，再后来就老见她头上包块布，髙跟鞋和祺袍也沒见她再穿过。我们弄堂的小孩还跟着后面叫’玻璃杯，玻璃杯’。

　　有一天，我问我娘，’为啥叫她玻璃杯’ 我娘说她解放前是舞厅陪人跳舞的大慨就像玻璃杯可拿在手上吧，并说这个词是污辱人的，你们小孩别这么叫她。

　　高墙上的大字报基本上是针对洋石库门的，进来的红卫兵直接就把人抓走，然后糊上大字报，再以后弄堂里就会有传言，这人的去向，不过返回来的还是多过永久失踪的。 那段日子给我感觉大人反正都很谨小甚微，就差没有噤声了。

　　侧弄堂里则都是小业主老板，大字报倒不多见，但天天就跟战争似的。抄家抄的我们弄堂的孩子每天只等在没有抄过家的门口候着红卫兵来。口号声夹着嚎哭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

　　这样渡过了半年光阴，一直捱到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工人要上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状，控诉上海旧市委妄想压制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运动。

（本文作者 悉尼敏姐摄于80年代）

 第三集 

　　举城惶恐古未闻，锣鼓惊破弄堂梦。
　　稚童趣读荒唐文，又晓多少血泪恨。

　　如果说土改运动的是打着 ”分田分地分粮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其产生的后果则是 ”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导致了百万农村人的暴死。那反右运动则是扭转知识分子污蔑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的一埸恐怖而又违反宪法的运动，结局是七十万的右派能活过二十年等到平反时，就只存十万了。

　　然而这场史无前列的文革狅飙便是城市人的苦难了。

　　有些事情你没有对谁承诺过不能遗忘，但却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夏末的一个早晨，薄雾还未散去。弄堂里的路灯仍亮着。染着晨雾，交叉着柔和的晕光。除了赶早的人轻轻的脚步声和几声咳嗽声，偶尔也会发出石库门的吱呀一声，但这些没有惊扰尚未苏醒来的人们。

　　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从洋石库门的深处传了出来，人们惊慌的从各个门头里冲了出去。侧弄的窄客堂里更有好些个男男女女因家中闷热，彻夜铺上蓆子睡在室外的，他们便是冲在最前面的人了。我自然也是不甘落后，拖着鞋跟急切的混在人群堆里，一边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一边推搡着随着人群往哭叫声处奔挤过去。

　　九号门整幢住着是个大家庭。他家孙女是我同学。小名叫琴琴，前几天刚抄的家。大字报说她爷爷是沙逊洋行的买办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她大伯，二伯都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琴琴她爸是老三，也在外滩洋行做事，整天西装长衫进进出出，后来改穿中山装了。天天头发梳的亮亮的，琴琴告诉我，她家娘姨阿菊每天光洗衣烫衣还抱怨跟不上。

　　昨天被抄家的傍晚，琴琴她妈看我倚在他们家墙跟，就让我帮她去找找琴琴。我在弄堂底的土堆里找到了卷缩的她。我让她回家，她一言不发也不肯回家，直到天快黑了，我说我要回家了，她才哭着对我说“我钢琴没有了”。这我知道，卡车装了几车，钢琴都是扔上去的。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上她家，见她在弾钢琴，那手在黑白琴键上来回舞动，我羡慕极了，回家后用硬纸片也剪了个琴键，学着她的样子，手指在上面舞来舞去。当时我娘見我这般模样曾对我爹讲，“早知如此，当年老家客堂间的那台闲置的钢琴咱们就该抬回来”。我爹翻翻眼皮回答“那不是也被抄了送去淮国旧了吆”。

　　淮国旧就是隔几条马路的淮海路，雁荡路口的旧货商行。文革时期堆满了各类上海滩市民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八一三，二六轰炸，一二八战役，都未摧毁了的古今中外稀奇古怪的家俱洋货古玩珍品。

　　记得很多年后，我去一家祖辈都很贫穷的朋友家作客。稀奇的是他家各种摆设俱很清贫，惟在屋中央最显眼处置放一套鹅蛋型酸枝红木桌登，极其正宗的老红木，他骄傲地告诉我，当年这套桌椅是从“淮国旧”80元钱淘回来的。

　　于是我让琴琴等着，奔回家拿了这纸琴键给她。她真的很开心的在这纸键上来回的舞动着。

　　尖哭声就是从琴琴家传出来的。还夹杂着空气中浓烈的煤气味，最先冲进去的是前弄堂豆腐店的三毛及脚踏车行的阿五头，等我赶到的时候，只见三毛和阿五头等几个首批上楼的弄堂里邻居都已经连滚带爬的跌了下来。

　　”怎么啦？怎么啦？”大伙扯着他们。三毛和阿五头几个大小伙脸都发白了，”全死了！全死了！”。

　　救护车凄沥警报器响彻了整条弄堂。我躲在人群里默默的数着，全弄堂人一起帮忙抬出去的担架共有十一个。

　　琴琴告诉过我，本来她爷爷要带他们全家去香港的，后来他们家太爷爷太奶奶说老了，不走动了，她爷爷便将用金条换来的船票都撕了，全家都没走。

　　这几天弄堂里都在讨论她们家，我听我爹娘说”抄家抄去些财产也就算了，怎么搞出这事”。”我爹还对我娘说幸亏你爹死了，要不也摊上事了。

　　”我知道我爹是指我外公也是在洋行里做事的。当时我娘回我爹说：

　　”听二号娘姨说，主要是她家院里那口井里发现了枪枝弹药，”井也下去搜吗？我爹有些不信。怎么不信呢，她家娘姨和二号娘姨是同一个绍兴农村来的。

　　”琴琴回来了，豆腐店的四毛偷偷告诉我”，”真的吗” 我跳了起来，琴琴家救活了五个人，居委会叫我哥和三毛，阿五头，龙龙等几个小伙帮忙借菜埸里的黄魚车将她们接回来。

　　”我能去看琴琴吗”？我问。

　　我哥说不行，公安局都不让跟他们讲话。

　　没过几天髙墙上关于琴琴家的大字报就刷了一层又一层。

　　琴琴的大伯二伯是国民党政府大官，已经去了台湾。琴琴的大姑林韻贞解放前是国民党的遗孀。这次在井里发现的枪枝弹药就是她大姑串通蒋匪特务准备反攻大陆时使用的。而且根据情报，她大姑已将她家所有人都发展成蒋匪僣伏特务。因为琴琴她爸和他叔他二姑三姑及姑父等天天开收音机听蒋匪敌台，领取行动指令。

　　这个的确是件大事，我娘也关照我，听二号娘姨说现在公安局还要排查琴琴她大姑还发展了一些什么人。

　　所以．这段时间不能去琴琴家。琴琴她妈，她小姑，还有琴琴的二个哥哥都已经被发展了。

　　这几天除了继续抄大字报外，我和四毛，明明等几个小孩就老候在琴琴家门外，陆陆续续的我们见了这几个人出出进进。终于也等到了琴琴的出来。

　　我们拉着琴琴躲进了后弄堂的泥堆里，在琴琴压抑的哭泣声里，断断续续的了解到。

　　那天本来抄家已快结束了，后来对门烟杂店同时抄家的两队红卫兵聊天。说他们上次抄永安公司老板郭家时，将花园里井水抽干后，搜出很多金条。然后启发了她家红卫兵，他们也借来了抽水机，井水抽干后，爬下去真的摸到一大堆枪枝弹药。

　　“这件事，我爷爷真的不知道。到了晚上我大姑才说是她扔进去的，我大姑父是美国空军，大姑嫁给她才三年她就战死了，这是她留下来的遗物，我大姑一直藏着。后来怕有事，才扔在井里了。

　　她哭着将事情告诉爷爷，我爷爷奶奶说，大家都没法活了，就一起死吧，后来都聚在一起，开了二楼煤气。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大姑，我和我哥还有我表哥，二姑，小姑，我叔我婶，我妈将我哥和我及表哥塞进了衣柜，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前几天我才听说最后我小姑有些怕了，昏迷前爬到电话机前打电话给她男朋友，她男朋友让她赶紧爬去窗户，我小姑开了窗就昏迷了，她男朋友赶过来将佣人都叫醒，然后救我们的。我爷爷，奶奶，大姑，二姑，我爸，二叔，二婶都没有救话。

　　我们几个也不知怎么安慰她了。

　　几个月来大伙聚在弄堂里天天有消息传来，南京路谁又跳楼了，黄浦江又浮尸体了，电影明星谁又自杀了，京剧名伶坠楼了，谁又被打死了。

　　有一天说是前弄堂米店里又吊死一个人。公安局在里面验尸。我们几个人小挤不进去，就钻在米店旁边的小洞往里看，平时这里应该有个孔可以看店里的，但这天孔仿佛给堵上了，四毛说拿根棒来通一下，我们几个拼命用棒猛推了一下，没想到里面哇的一声，几个警察都吓得窜了出来，其实这个吊死的人正掛在这里，将孔给盖住了，让我们一捅，那吊的人便晃了起来，那天我们怕警察抓，游荡在弄堂深处那棵无花果树下的泥堆里一直没敢回家，后来听见隔壁烧饼店雅娣他娘扯着嗓子在叫雅娣回家，那音调和平时也差不多，也没啥变化，才一个个大着胆溜回了家。

　　秋去冬来。马上要过阳历年了，我爹回来说单位上也要我们造反，说我们职员要听工人阶级的话，不能护着反动的当权派，单位上的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抢了火车去北京了。

　　雪崩了，应该是哪片雪花的责任呢！！

 第四集 

　　文革是一个舞台，它以无比的激情，纵容人们尽情发挥，展示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

　　晚饭过了好长时候了，当我磨磨蹭蹭，满身泥土的溜回家时，发现我娘和楼上亭子间嫂嫂及厢房姆妈还有三层搁楼的小学郑老师等人仍聚一起在说那米店吊死的老板。

　　”你知道吗？那米店老板娘也死了”后厢房的明明偷偷告诉我，那米店的老板娘留了张纸条给老板，说是跳黄浦江了，米店老板寻了几天，今天被押出去批斗后，回来就上吊了。

　　米店老板和老板娘平时也蛮和气的。30多岁，和我爹娘一般大的年纪，他家就一个女孩，叫朱婷婷，寄读上海中学的，所以平时我们和她不熟，今天也没见婷婷，大慨和我大哥大姐一样去北京见毛主席了。

　　很快的米店的事整条弄堂都传开了。米店老板名叫朱玉卿，出生在上海南汇的一户地主人家。他爹和杜月昇是拜把子兄弟。解放后被镇压了，老板娘应该也姓朱，是他父亲和丫环所生的闺女，也就是说朱玉卿和她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父母死后，他俩隐姓埋名逃来了上海。在压抑而又扭曲的日子里，兄妹俩便生活在一起了。朱婷婷是他们抱养的孩子。

　　日子朝朝暮暮，似行云流水般的淌过。朱玉卿夫妇也没单位，人又谨小甚微，见弄堂里邻居也客气。

　　我记得有时家里没米的时候，我爹发薪水还没到日子，我娘总会打发我向朱老板先籴二斤秈米或称几把干面条的。

　　老板夫妻俩也从不拒绝，只是随手在旁边小黑板记下就行。

　　那年代和现如今相比，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六，七岁的小孩经常也可以办这种事的。有一回豆腐店四毛他娘肚子痛的厉害，四毛他爹和二毛，三毛都不在家(当时大毛已去了新疆）他娘关照四毛叫上我一起去卫生所请接生的医生，可能那天豆腐店也没钱，他娘还顺手拿了套线装版石头记书籍给我们，让我们先去旧货滩将书卖了换了几个鸡蛋，傍晚时分，四毛娘生了五毛，我和四毛一起将这鸡蛋煮了两碗湯，放些红糖，一碗给四毛娘喝，一碗给那接生的医生喝了。我和四毛再一起将医生送回去。

　　寻常日子寻常过，朱记米行在这弄堂的沿街口，白天卸门板，天黑上门板的渡过了十几年。

　　几周前朱婷婷回来过一趟，说是学校同学告诉她，他们班红卫兵为了调查她家身份，去了趟南汇杜家祠堂，知道了她家的事，说她们家以前是地主，现在又开米店，是资本家，过几天就会来抄家的，我在学校也没法呆了。婷婷说完便把自己关在房门里，哭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天刚亮．婷婷就走了出去，她娘追出去也没拉回她。

　　婷婷娘茫然地看了看拂晓冬日的上海滩。想自己这畸型的婚姻，给孩子带来的痛苦。从今往后弄堂里人们的眼神，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恍恍惚惚过了几天。在女儿学校红卫兵来抄了家后，她便给朱玉卿留了封遗书，出走后就没再回来。朱玉卿去过婷婷学校，也去黄浦江看人家捞上来的投江尸体，但是没有妻子和女儿的踪迹。万籁俱灰的他回家后便一根绳子也将自己给掛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花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暴烈行动的鼓舞下，上海几家大厂里的工人阶级终于意识到再不进行革命，无产阶级就要被资产阶级推翻灭亡了。

　　隔壁四号亭子间的国娣姆妈在国棉十七厂工作，每天负责向弄堂里不大了解文革形势的，类似于我娘这种不出去工作的家庭妇女作宣传，目前上海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等等之类。

　　而且毛主席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要再打了。因此，打就打了，死就死了。

　　现在上海的主要情况是旧市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在掌控着人民的大权，我们工厂的造反派逼他们把权力交出来，他们还负偶反抗，这几天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抢占了火车，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告诉毛主席他老人家，上海的走资派太猖狅，不接纳造反派。

　　”知道，知道”，前弄堂小华妈说他家儿子大华也去了。

　　我也插嘴说”我爹他们单位造反派都去睡铁路不干活，现在每天我爹都要很晚才回来，干很多活的。国娣妈说你爹有意见吗？他自己不去革命，难道还不支持革命？吓的我娘一把将我拖走，连连向国娣妈说，小孩不懂事，我们全家都很支持革命的，她爹每天很晚回来一点怨言也没有的，你看，我家儿子，女儿已经出去革命了不是。

　　上海的一月风暴，又称安亭事件。王洪文等带领工人造反队抢占铁路进京，驶在安亭地面被上海市政府拦停。结果造反派卧轨反抗，上海铁路系统全面瘫焕，上海告急。周恩来等发指示，上海千万不能乱。

　　张春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赶回上海，调了上海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学巴黎公社之名，取名“人民公社”后来毛主席将名改为“上海革委会”全面否定上海旧市委。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造反派全面控制上海。工人阶级进驻了各个领域，领导一切。

　　城头变幻大王旗。

　　上海迅速的出现了以上海柴油机厂为代表及联合复旦等高校组织的联合司令部，打出反对否定上海市政府，坚决捍卫市政府口号。双方进入了白热化辩论阶段。

　　人民广场，马路上，弄堂里到处一堆堆的人群，辨论这革命是否正确。

　　仍然是普天盖地的大字报，天天涮在高墙上。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抄弄堂口大墙上的大字报。

　　内容有些改了，从张XX，李xx的隐私，改到怀疑这场夺权革命的必要性，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正确性。

　　太高深了，我更不懂了。一直说上海人吵架“君子动口不动手””但这次也动手了。

　　上革会简称(东方红)，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拉开了武斗的序幕。

　　听三层搁搂上的小学郑老师讲，上海的老市长，陈丕显和曹获秋很机敏。全国的武斗都有枪炮，惟有上海一支枪都没有。他们神机妙算在下台前就将所有枪炮入库。归军队掌管。后来王洪文等欲拿武器，张春桥是个文人也不喜欢武器，所以那时候马路上只看见戴着柳条帽，拿着棍子的造反派。

 第五集 

　　冬日的康平路，梧桐树叶雕零，欮风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这条幽静的马路是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大院。也不知是否有种能量的穿透，平日黄昏时分时不时会飘出些流畅的钢琴声。但今天却有些寂静，暮色的黯淡里空气中弥散着一种诡异的苍凉。

　　子夜时分，熟睡的弄堂里人被嘈杂声惊醒，当慌慌张张的邻居纷纷从被窝里钻出来时，我听见厢房姆妈家的小狗爷叔和三层搁楼的郑老师已经在石库大门口向我们这幢楼里的老少爷们在汇报外面状况了。

　　我们弄底马厩平房里的菊娣是衡山宾馆的服务员，整晚上从他们宾馆调发的车辆警报呼啸，无数的卡车从门口驶过。

　　她听她师付讲，今晚要踩平康平路，因为赤卫队包围了康平路市府大院，妄想夺取胜利果实等等。

　　她知道她哥海光和前弄堂小华姆妈家的大华都是赤卫队。这几天都没回家，菊娣的师付就让菊娣赶紧踩自行车回家报讯，现在弄堂里聚集的邻居们已经做出决定。派出豆腐店的二毛，三毛，及自行车行的强强等十几个小伙骑自行车和三轮黄魚车去，将弄堂里的这几个人带回来，小狗爷叔和郑老师决定也骑车尾随他们一起去。 

　　我娘和后厢房的明明姆妈一起赶紧将昨晚吃剩的炒年糕包好，让我们追出去给他们吃早饭。

　　我看见大饼店的兰老板娘也包了一包大饼追出来，塞给马上要出发的二毛，并拖着二毛关照他说如果看见这几天没回家在轴承厂上班的她大儿子荣民也带回来，郑老师随即对弄堂里的乡邻保证，”大家放心，只要见着是咱前后弄堂的邻居，一并带回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復返。

　　郑老师庄严凝重的面容，大有“楚虽三户能亡秦，岂非我堂堂弄堂空无人”之豪迈气慨。

　　寒风凄凄惨惨的刮过。我倚在弄堂口的高墙下，目暏着三轮二轮混杂的人力车在悲壮苍凉中驶去的众乡邻。

　　我们几个虽然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何事，但天天这般风声紧，雨意浓的样子，再加上前几天居委会发给我们一批红缨枪，让我们手持红缨枪，加强在弄堂里走来走去，密切注意前段时间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作垂死挣扎。使我们也产生了一种”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那样的万丈豪情。

　　康平路的市府办公地爱棠小院，突然冲进二，三万的赤卫队员，虽说号称是保皇派，但也强烈要求市长曹获秋下台，让他们上台。整条马路的梧桐树杆上悬满扩音器材，声嘶力竭的口号喧嚣声，也许现在人们不能理解，其实和现在音乐会追捧明星发出的频率也很相似的。人体可能都具备这种功能。 

　　据说是张春桥在北京遥控王洪文及造反司令潘国平，于是就发生了在衡山饭店谋略的用十万造反派去反围剿的决策。 

　　旌旗十万斩阎罗。上海的文革首次武斗在300多轻重伤员分送华东，华山，等多家医院抢救。

　　法院公审赤卫队头目，然后毛主席，党中央，高度赞扬了上海夺权是夺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伟大举措的锣鼓声中收了尾。

　　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权从此落入造反派手中。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拉开帷幕，如火如荼。 

　　二号洋石库门楼里的痩瘦戴眼镜爸爸和那胖妈妈回来了，听二号胖娘姨讲，是被关在牛的棚子里，他们俩是铁路工程师，后来好像听说还是成昆，青藏铁路的总设计师之一。

　　但是当他们一回家，发现二楼他们瘫痪父亲的床头边全部堆着我抄的大字报，此惊非小。不但将我抄的大字报全烧了还买了二块手绢和二卷水果糖来找我。

　　当时我娘和我以为是来感谢我的，我娘还对他们说”没啥关系，学校又不上课，小孩喜欢写字”等等。

　　其实他们是来关照我从今往后不能再去他们家二楼见瘫外公，不能再抄弄堂里的大字报拿去他家。

　　最伤心的是他们问我，外公给过你什么，我竟然指着大堆电影画报说”这些”，然后胖娘姨将这些画报捧回去一把火全烧了。

　　居委会让孩子管弄堂的监督份子扫地。弄堂的地其实每天已经扫的太干净了，每条弄堂都有几十个人在扫。

　　那些扫地的都是班上同学的父母及爷爷奶奶。比如，裁缝铺大燕她爸。大燕告诉过我悄悄话，大燕爷爷家在浙江农村，土改那年划为富农，将她们家的金银首饰全抄走，她爸翻进生产队放财物的仓库，想拿回他给他妈买的结婚戒指，让人发现了，判了五年刑，她娘便带着2岁的她，回到了上海外公家，做裁缝养活她。她爸刚刑滿便遇上文化大革命，要天天扫地。

　　醤菜店的阿五头他爷爷是留洋回来的博士，平时不哼不哈的，走路也只看着地下，出出进进只跟大家微笑招呼一声，也不知道为啥要扫地，但是听别人说是他们家将金条都藏在炉子的煤饼里面。后来被发现，算是抵抗革命运动。

　　所以日出日落的，日子一天天的过着。我们也比较闲，经常还帮着他们吊些井水冲冲地什么的。要不就淘换些小人书轮流转着看看。 

　　其实这段时光，上海还是发生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风暴一个接一个。弄堂里也有些麻木了，先是卧轨，安亭事件。有后来东方红代表上海惟一的革命组织武力镇压了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前面说了，虽说这次镇压没有武器，但造反派私设公堂，用很残忍的手段迫害了很多联司的人，听说也有打死上百人。有传闻这些打人的纪录给毛主席也看过，毛主席有些难受，关照王洪文“以后不能再打了，”

　　因为那几家工厂离我们弄堂隔好几个区，这些消息主要全靠国棉厂工作的国娣姆妈等几个人传回来。弄堂里也没有死伤人，所以好像反应没有初开始那般激烈。

　　后来的日子是全中国进入了武斗的白热化状态，而中央强调上海一定要恢复运转，所以全面恢复了”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阶段，我们也不能老晃荡在弄堂里了，又回到了学校。

 第六集 

　　“池塘边的榕树下，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一年多的赋闲岁月渐渐地有些无趣乏味了。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伴着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我们返回了久违的校园。

　　我的小学座落在一条被梧桐树包围的林荫小路上，由数幢二三十年代建造的西洋小楼拼联起来的，操埸原是洋楼围起的前后花园，面积虽不够大，却也十分的精致。

　　班主任冯老师说我们都长髙了不少。

　　同学们在操埸上奔呀跳呀，嘻笑追逐着。时不时我们会发现这个老师沒见着，那个老师没露面，好像校长也沒来。“老师，这学期算术课周老师不教我们了吗？老师，校长也换了吗？”我们围着班主任冯老师提了好些的问题。

　　冯玲玲老师已经带了我们二年。扎着两条有蝴蝶结的小辨，当她带我们全班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时，我们会喊”“一、二、三、冯玲玲，薇拉，冯玲玲。薇拉，她长的真的很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女主角薇拉。也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偶像。

　　拐过学校不远处有一条安静的小马路，那马路的两边人行道种着粗粗的法国梧桐，茂密树上蝉可着劲儿地叫，班上男同学都会爬上去逮蝉养，我有时候也用水果糖和男同学换蝉回家放在西瓜皮上养着。

　　那里是冯玲玲老师的家。

　　冯老师父亲已故。她和孀母两人居住在一个狭窄的亭子间里。

　　每次我们去的时候她妈妈总会在一个糖罐里摸摸索索的给我们每人一颗桔子咸味糖，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吃完了糖我们还会把包糖的纸用水洗后，放书本里压平，然后同学间再比比，谁去老师家的趟数多。

　　老师没有回答我们的提问。分开快一年了，冯老师显的有些生分了。她的脸上笼罩着淡淡的愁容。渐渐的，我们也觉察了一些怪异。

　　“在学校放置修理课桌椅的一个小礼堂里，校长和算术周老师及好几个老师都被关在那里“。

　　和我住一条弄堂的男同学德伟偷偷的告诉了我，“是的”，大燕也在旁边点头。

　　我撒腿就往那跑，趴着窗户。我看见屋里墙根下有一排桌椅，校长和老师都各自在纸上面写着什么。

　　于是，我们学了一个新的词，关老师和校长的屋子叫牛棚。

　　因为他们是牛鬼蛇神。尽管这四个字从字面上无法理解，但我们有时会冲他们喊声“牛鬼蛇神”，无论老师和校长的脸有多么迷茫和失落，我们仍觉得很好玩

　　日月如梭。在渡过小学毕业前的岁月里我们已经习惯了经常会将校长老师拉到台上去斗争一下，这叫时刻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僻，学生要打破师道尊严等等，不过我们有时嘀咕，以前老师和我们更亲热，现在反而都不大说话了。

　　小学生涯留给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有一次的寒假返校。

　　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

　　那天寒风瑟瑟，梧桐树上的叶子都已经掉光了，我们哈着手，跺着脚上学去了

　　空旷的校园操场上有一辆三轮带斗的摩托车停在那里。学校的许多老师都站在那里，我们连忙也惊讶的围在了老师的周围。静谧谧的雪地里，老师们都不出声，我们也不敢发出响动。

　　洋房小楼里有俩人抬着担架走了出来，人群自然的闪开了一条道，看着担架上的身躯，操场上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是谁。

　　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叶思静，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只呼她”驼背”。

　　她是学校门房间里烧开水及按铃的，由于驼着背，戴了付很深度的眼镜，很难看出她的岁数。奇怪的是只要哪个班的英语老师缺课，她都可以补充上去。

　　冯老师告诉过我们，她的身世有些凄凉。她是个孤儿。从小让人遗弃在徐家汇育婴堂里，49年美国神父回去时，问她愿不愿去美国，她因为身体佝曲的厉害，没有去。我们那小学，在解放前曾是个教会小学，因此神父让她在这里教英文。

　　由于她一直和神父有信件来住，每次运动一来都会说她里通外国，所以她就只能干些杂务活。

　　文化大革命来了说她是美蒋安插在学校的僣伏特务。

　　我们在学校时一直传言她驼背里是装着发报机的。

　　发报机我们没有在她驼背里面看见过，但她在洋房顶楼的斜三角搁楼里确实是有只小收音机的。

　　从此驼背的影子无论在刮风下雨，或酷署严寒，不是在操场扫地，就是在厕所清洁。

　　她是一个怪物，她是一个幽灵。有如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我们在学校时，没有将她当人看过。无论晴天雨天，她都披着件自行车披风，拿着铅桶拖把,贴着墙根走着。

　　因为她是美蒋特务，谁都不理她。老师们要和她划清界线，学生们走过都会朝她吐唾沫。

　　今天她走了。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她苦难的一辈子。 我想起我娘说过的，人不会苦一生一世的，或上半世苦过了，下半世会很好。若你上半世将褔全享了，下半辈子会受苦的。

　　所以那时候当我缺衣少食的时候，我就一直憧憬着下半世的美妙生活。

　　但是在她的身上，显然这话不大灵验。

　　天空仍然飘舞着细碎的雪花。寒风中，我害怕瞧着她那苟偻的身躯。我抬头看着空中，晶莹的雪花里仿佛透着一个圣女的灵魂，轻轻地走了。

　　去吧！您赶紧去吧！虽然我家是佛教，但我知道您的上帝耶稣会来接你的！

　　这趟红尘也许你是来错了，你去見你的圣母吧，永远地不要再回来了。

　　我想对她的灵魂道别一下，我不敢，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将她当人看过。我没资格和她道别。

　　我们几个同学都面面相觑地低着头，心里有些纠着难受。

　　如果我们能醒悟的早一些多好，也许她在生病期间会需要一杯水，也许我可以替她买一回饭，也许有那么多的也许。

　　我擦去了眼角的泪花，当我低下头时，我突然看见，我们今天来学校的同学，因为下雪天怕路上滑倒，都有拿根草绳扎在鞋子上，样子很像戴孝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老天爷让我们都做了一回她的孝子贤孙来送送她的。

　　这一天我真的長大了。

 第七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九六八年的农历新年快到了。

　　在那个年代，过年是一种奢望。住我们弄堂的人一般会分几种类型的：

　　第一种，旧官僚和资本家及知识分子家庭的。不论抄家后境况有多窘迫的，仍打肿脸充胖子。大门总是死死的关着，不知道在里面是吃肉还是吃酱菜，就像六号里那解放前当过舞女的孃孃，就算提着菜篮刚从市场回来，狭路相逢在弄堂，她也会微笑一下，随即用手挡住菜篮，忽的就闪过去。不会让你知道今天买了些什么。

　　不过隔壁在菜场刮鱼鳞的蒋家姆妈说：

　　她现在肯定穷了，从前总买每斤三毛一的大带魚現在只吃一毛五的裤腰带带魚。

　　我娘说她笨，带鱼鳞不会自己刮吗？

　　这倒是的，我经常看见我娘买的带魚不但不给蒋家姆妈刮魚鳞，还躲在屋子里洗完了，才拿灶披间公共水笼头里快速洗一下，等烧魚香味飘出来，一般邻居基本上只问声，“你家今天吃魚啊”？

　　如果邻居进一步的提问，”什么魚啊，每斤多少钱啊？

　　我娘则会答非所问“噢，现在买鱼可要起得早呀，菜场里人很挤哎，，等等。

　　还有那时候娘姨的嘴也比较紧的，东家的境况也不会在弄堂公开泄露，但私下里透露几句绝对是有的。

　　比如二号娘姨就经常追踪报导她们家主人的目前状况给我娘听。

　　当年不排除少数的，应该说绝大多数娘姨佣人在文革中，都是和东家站在一个战壕里的。东家关牛棚受难时，娘姨不拿工资，照顾主人家老幼，很多家庭将保姆视亲人，后代终身待奉等类似的传闻还是很多的。

　　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不信神圣，他并不是害怕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人格。

　　我那时旧小说看的多，听到这些传闻，经常会联想起“刘备白帝城托孤”，“陆秀夫背主投江”甚至红楼梦里王熙凤在病榻上将巧儿托付给刘姥姥等忠义故事。

　　现如今的小保姆是有些区别的，前几年我回家探亲，公婆生病，需要请个保姆，很简单的事，但我公婆却忧心忡忡的说，“就请个钟点工吧，咱家的条件保姆不愿意来的”。

　　”啥!”我差些没晕过去，”简直天方夜谭，咱家条件还算着差吗？

　　”中心地段，百多平米的二房一厅，俩退休教师，卫生煤气，洗衣机，电视机，微波炉又不缺，工资按规矩付。

　　我豪气顿扬马上要冲去保姆中介所，我婆婆忙将我拉住说”前几天已经来过几个了，没做成，都走了。

　　”为啥呀？我问。

　　”你爸他晚上需单独睡一房，让保姆和我住或住客厅都不行，此外还嫌咱家电视机太老式了”。

　　我气馁好些！扭头看着我公婆家的电视机是有些旧了。

　　”咱赶紧置个新的吧”我对我婆婆讲．

　　“主要是她要单独房间。不能打扰她看连续剧，每天饮食要按她的要求，每周若休息一天，(按国家规定需二天）所以需再多付一天工资，等等。这些我们都无法满足”。我婆婆还说“有试过几个的，每天上午买完菜还要在小区里开保姆大会，交流心经，搞的我们天天怕说错话，做错事”。

　　想想自己已经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之古训，赶紧也闭上嘴，因此就吱吱唔唔的：哦，哦，咱想办法，想办法解决！最后不了了之的溜了。

　　第二种家庭。是住石库门的城市贫民家庭。靠薪水过日子，家里小孩少些，尙还能勒紧裤腰吃饱三顿饭。若孩子多生几个的，或男孩多些的，这日子就过的很愁苦了。

　　记得那时后弄堂有一家从盐城来的。和我同班的叫海明。

　　住一间后客堂。一般高低四个发育中的男孩，他娘每次吃饭都需过称的。

　　还有门面房的潮州人，我的同班同学燕玲家。走出来孩子一排八个，四男四女，男有男貌，女有女相。

　　有一次说她们家海外关系复杂，居委里的造反派上门抄家时，她家常年躺在床上，病恹恹的姆妈凶悍的从床上跳起来，猛的一阵劈里拍拉，将家中橱门全打开掀倒地上，并高叫”来抄呀，来抄呀”。

　　看热闹一般来说我总是挤在最头里的，那天我睁大眼睛满屋瞧，也沒看见她家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然后我长这么大，的确也是头回听到有人敢这么大声的骂政府的。

　　当时造反队还要和她读语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一律给她骂的狗血喷头，一圈儿女怒目而视围在旁边。

　　那次抄家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覌，西风头回压倒了东风。

　　回家后我问我爹娘，”燕玲她妈这么反动，她就不怕被抓进去吗”?

　　我爹娘说抓进去倒好了,至少给吃饱三顿饭吧。

　　我这才知道，真有吃不饱饭的比我家还穷的人家。

　　自从那天她家被抄后，她家的状况在弄堂里不径而走后。

　　燕玲后来告诉我，经常有邻居会偷偷的放食物和旧衣物在她家门口。

　　燕玲还让我别说出去一件事，其实她妈老躺在床上并不是生病，是因为经常去卖血的缘故。

　　不过，老天有眼，我们弄堂里最先富起来的也就是她家。

　　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小城故事多，路边的野花你不要採”这种从四嗽叭里传出来靡靡之音就是最先从她们家里飘出来的，燕玲说，她家的海外亲戚给她家寄东西来了。

　　再后来就是她家几个女孩接一连二的嫁去了香港。

　　“个人的悲剧是无法抵御一个属于时代国家的更大的悲剧。”

　　“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这一年的农历新年，风雨苍黄，天地翻覆。我们没有奢望，没有新衣，没有糖果。

　　“回首向来潇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那一年我家及其拮据穷困。

　　三年的动乱。从学校开始到学校结束。二千多万的城市学生无处安置。如何消除他们的破坏力呢？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前后左右弄堂里的各幢门楼里，只要有适龄的学生，无一幸免。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在一个寒风凛洌的清晨，我哥被装在运煤的绿色铁皮闷罐子火车上。和几十万的中学生一起被带去了偏远，闭塞，贫困的贵州省，插队落户闹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过完了农历年还要送我十六岁的二姐赶赴江西井岗山革命老区，建设兵团去大有作为。

　　腊月天，树木凋零，上海市郊的彭浦火车站挤滿了”欢送”亲人的家属。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伴着火车那低沉悠远的鸣笛声，和着亲人间生离死别的凄惨悲凉哭泣声，久久的在阴霾的空中荡漾着，散不去。

　　我哥没哭，他一直挥着手傻笑着，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拉着我小妹追着火车在月台上奔着，视线有些模糊了，我看见我哥掏出了我小妹塞给他的那方红手帕在抹泪。

　　火车渐渐地遥远了，火车仍然沿着轨道在行驶，但却改写了乘这列火车人的一世命运。

 第八集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復返了。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送这首由南京学生填词，却由上海知青唱响的知青之歌时，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知青之歌己在上海的每条弄堂里广泛传开了。

　　如果说这一千六百万十六岁到十八岁的知青，在出发的时候还有着一种朦胧神圣的使命感时，当行驶了十天八夜的路程，到了目的地时，那种凄凉恐慌情绪迅速蔓延。

　　梦碎乌托邦！

　　怀着对远方家乡的思念，终日仰望故乡的山水。掛念亲人的第六感觉穿越了山山水水飘荡回故里时。

　　每条弄堂的石库门里大家手抄歌词，轻声哼唱着“知青之歌”也算是我们同胞之间的一线心灵沟通吧。

　　这是一个无以伦比的时代。

　　任何一件用目前思维都无法有答案的行为,然而当年我们都是很虔诚的在做。

　　七十年代。我不用升学考试，直接进了一所邻近复兴公园的中学。

　　在被法国梧桐浓密树叶掩罩下的操场里,我们聆听了国棉十七厂工人宣传队王队长给我们讲述的国际社会的形势报告.

　　就在那一天，我便恨透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亚州，非州，拉丁美州的形势都不容乐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台湾人民，连煤都没有。当时我无法想像没有煤，怎么过日子，夏天的日子还能将就，冬天怎么办呢？

　　后来我同学大燕说：台湾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这让我释怀好多。

　　但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理论我一直就很难忘记。

　　在一个清凉如水的夏日早晨。晨雾还未散去，左右前后弄堂的同学都已聚集在一起，大家你笑我的背包，我打趣你的水壶，相互还提醒着有啥漏带吗？我勤劳了两天学会的将一条毯子叠成规范，再放双布鞋，跟电影”海岛女民兵”里的女民兵海霞队长一般不爱红装爱武装，英姿竦爽。

　　我瘦弱而菜色的脸庞，充满了亢奋。青春从青涩中显露出来，同学们都夸我有刘胡兰的气质，其实我心底里很反抗这种比喻。不过，那个年月也拿不出什么偶像，除了刘胡兰就是邱少云，或者就是高玉宝。

　　在”练好铁脚板，支援亚非拉”的稚气口号声中，我们风餐野营步行，风风雨雨走了八十多公里路程。从市区出发，途经川沙，南桥直插奉贤金山海岸。

　　这种走路在那时候称作野营拉练。

　　横断山，路难行，革命理想高于天，千锤百炼不怕难。

　　我们一定要解放那至今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亚非拉人民的。

　　跌倒滚爬了几天,我们到了金山卫海滩.

　　多年后，在一次翩翩起舞，与当年非常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如今走出来和班上同学都称兄道弟的聚会上，我曾调侃过他，我说，“老师，你当年说过金山卫对面就是台湾特务盘据的舟山群岛”是吗？

　　我这人一直不讨人喜欢，有时不但哪壶不开提哪壶，还会故意捉狭。老师知道我伶牙利齿，和我耍赖不容易，他也就诚实地，笑着回应我。

　　“那时候是要听工宣队的”。

　　哈哈哈，大伙全乐了。

　　守着日出，追着晚霞，当我们终于赶到目的地金山海滩时，最后一抹夕阳也快下去了，天边已有些泛银光了，一望无际的海湾甚是美丽。

　　我们沐浴在残存的那一丝丝忽隐忽现的夕阳里，仿佛似一堆一堆的精灵，散落在沙丘上，海滩里，那种兴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男同学顾不得劳累困顿。在沙砬上你追我打，将沙子塞进伙伴的衣服里，嬉戏着，打闹着，很是开心。我们几个女同学便唱起了电影“赤峰号”的插曲。

　　“银色的月光，映照着无边的海洋，勇敢的水兵，焦急地等侍着出航，到那水天相连的远方，去打击敌人保卫国防”。

　　果然老师就过来传达了命令，确实有了保卫海疆的任务。

　　然后列队整装,每个人发了三个带甜味的白面馒头,工宣队和老师学生大家紧急集合.排成一线严密监视朦胧的海面那突出的礁石,这样大家屏住呼吸十几分钟后,又轻轻地耳语传令”可以撒退了”.

　　有些神圣，也有些好玩。

　　当天色完全浓黑浓黑时，我们正准备脱衣䏜睡觉时，突然情况有变化！学校老师接到村里民兵的通知说：村里的阶级敌人今晚要和对岸舟山群岛上的特务联络的，因此必须安排值班。

　　在值班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是有愧疚的.

　　那天大燕和菊娣太困倦了，已经准备睡下了，当是我听到老师在安排每二小时换班。三男三女每班。我便想头班最好，主要是头班有个男生叫德伟，平时和我最讲的来。而且值了头班，回来可以睡到天亮，于是我马上把大燕和菊娣拉起来，抢着说值第一班。

　　深夜大海边，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夏日的海风轻轻拂过。三个男生，三个女生。躺在金色的沙滩上，月色朦胧，说起来应该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但是的的确确，那天一丝浪漫的情愫也没有激起。

　　六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白天已经走了一整天，现在又要拿着手电死死的，眼腈眨都不敢眨的盯着茫茫大海整整两小时，累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像死鱼般的在沙滩上挨了二小时.班长出来找到我们说”接到上级指示,今天晚上阶级敌人不出来了,不需要再值班了”.

　　大燕和菊娣就和瘫了一般，好几天都不愿意理睬我，后来我再自告奋勇地出啥主意，她俩都不大愿意采纳了。

　　人生的路,有苦也有甜.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当年的确有很多很多闲暇的时光.

　　现在他们不能看很多闲杂书。而我们那个时代，书没读好，却生活在一个天天可以津津乐道读闲书的时代。

　　弄堂里只要出现一本书，没有一个人周转不到的，基本上是二十四小时轮流传的。如果排到你是晚上的，那你通宵也得看完。记得好几套书我当年都是打着手电，蒙着被子读完的。

　　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三言两拍，今古奇观，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拉来篮里就是菜，弄堂里的生活除了看书还是看书。

　　电影八只样板戏可以看到戏里戏外融洽到台词滴水不漏。记得那时我们弄堂附近的长城电影院。都已不收门票了，下课后我总是先看场样板戏再回家的，甚至交响乐沙家浜也不能拉下。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哈哈哈哈！”

　　这种台词估计我们这代人，没有人背不出的。

　　三十年代的歌词本，外国民歌二百首，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充斥了上海滩的每条弄堂。当这些文化伴着着我们这代人长大时，上海文革民间第一案的狂风刮过了上海滩的每个角落。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夜深沉，寒冬腊月，凄厉的寒风中，警笛声一阵紧一阵的在夜空中久久迥荡。

　　前段时间整个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北京路瞬间贴满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惊动了整个上海城，大家都有种感觉会出大事。

　　那天夜深人静，警车呼啸声停在我们弄堂里。急促的拍打着我家大门的吆喝声，惊扰了整幢楼，我爹在穿衣要去开门，我娘叫着；“你心脏不好，我去开”！我娘只开了一条缝，几十人就呼拥而进，推搡开我娘，直接往楼上去。

　　等我们几个穿衣走出来时，他们已经将楼上厢房郑家姆妈家的大儿子申强给抓了下来，当郑家姆妈连滚带爬的赶下楼时，申强已被关进了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去了。

　　像竹竿一样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郑申强是复旦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卷进了文革上海滩民间第一大案，“胡守钧小集团反党反毛主席”的案件之中。

 第九集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秋风秋雨肆虐下的虹口江湾体育场,今天有四十万人的集会.全市大中小学,剧埸,电影院均拉线广播上海滩最大的反革命组织,胡守均小集团一案的审理大会.

　　由于楼上厢房郑家姆妈家申强被牵连在内，因此我们弄堂到处是一茬茬人群簇拥着。有慷慨激昂述说的，有默默聆听的，也有一声不吭递个茶杯,捎把椅子给大伙坐下来的,总之个个脸上神情凝重,无比严竣的在分忻研讨此案的走向.

　　从黎明时分挎着菜篮子，从小菜埸刚买菜回来，边拣菜剥豆的父母姐妹，到晓月初上，夜空巳升起满天星星，仍然搬着竹椅凉榻在街上挥扇乘凉的叔伯兄弟，脑子里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无不崩的紧紧的。

　　文革狂风掠过的校园，呈现出一片沉寂状态，无书可读。复旦学生怀着”愽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斗志。酝酿着一股思潮，从怀疑，反感，到抵制张春桥等造反派窃取上海大权。

　　”满城尽糊黑白纸”便是他们在一夜之间贴遍上海主要街头，反对张春桥窃取上海大权，署名孙悟空的大字报。

　　他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有些失灵。

　　张春桥能掌控上海,他是有尚方宝剑的.

　　我记得刘心武老师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他”。但是这次上帝没有原谅他们。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复旦校园，此案涉及上万人皆作惊弓鸟散。

　　但是在这块土地上，要想逃避人民专政的天罗地网，是有些难度的。数年后，所涉之人悉数落网。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胡守钧小集团的诗词选。详细介绍了这集团的主要人员，有首诗”彼是人，予是人，”等等，等等。并且旁边还画了把宝剑，题有宝剑刀出鞘几个字。另有”世人称君孔明灯，汝能将事照分明”？类似这种诗词。

　　听说这些话的矛头是直指最高领袖的。

　　厢房里郑家姆妈的哭声时不时的会从窗户里飘出来，撒向弄堂都是泪。

　　三层搁的小郑老师是申强同父异母的兄长，平时嫌后母偏心，兄弟关系有些冷，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次却表现的很热血沸腾，为兄弟这事，他骑着自行车终日奔波喊寃。

　　小郑老师并告诉我们，申强和许多复旦学生一起，关在离我们弄堂不远的思南路看守所。

　　思南路是一条用沉思曲命名的幽静宜人的小路，周公馆，宋庆龄居所，梅兰芳等许多名人曾居住过这里。其中几幢别墅里住着我好几个中学的同学。路两旁是高大的洋梧桐，几十幢带有乔治亚风格的小楼，藤萝花爬满墙头。

　　我見过一篇文章说”思南路上那每片落叶都是有文字的”。我们中学的后篱笆墙翻出去就是思南路，满地的梧桐树落叶，黄叶落满地，不过那时候我还不会发这种思古之幽情。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

　　流金岁月人去楼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小时候我们在那学骑车，在那爬树摘果子。没发现那有多美，只是人烟稀少学骑车方便，及可以经常摘些无花果子解解馋罢了。

　　其实那里还有两桩恐怖的事没人去讲述它。

　　第一件事，是在那洋房的对面，长长的有几十米绿藤爬满的围墙，一般人们不敢走这一边，因为里面是广慈医院的停尸房，你如果不知道，沿围墙还挺小资的边走边欣赏沿街这些二十年代法兰西洋房，悠然自得的踩着沙沙的枯叶，听着从对面洋楼里飘来的钢琴声，一个冷不丁的哭声从医院停尸房里传出来，绝对会把你吓得半死。

　　有一回，我爹一下班，我就偷了我爹的破自行车，和几个同学在那里学骑车。只见围墙边树上有人爬在那在哭，我们觉得奇怪，打听下来，原来那家亲人判死刑，今天执行，爬在这里等第二医学院解剖完了再开过来。

　　寒风凄厉刮过，吹的地上梧桐枯叶不停的旋转，不怕冷的老鸦盘旋在树枝上呱呱的叫，我们几个在他们压抑悲怆的哭声中，悟到了人间的苦难无处不在。

　　虽然彼此无亲无故,大家都很沮丧,再没有学车的兴致了.灰溜溜地各自回家了.

　　第二件亊就是路的尽头是看守所。文革中，文化名人都关里面，比如演员赵丹，导演郑君里等等。有一回还见到赵丹的妻子黄宗英骑着自行车来探监。

　　据小郑老师打听下来，邻居申强等复旦学生又都关在里面，所以每次上下课经过时，我们总是探头探脑地看看，每次都让门口的警卫挥手驱赶，那天我磨蹭着，乘警卫没注意的时候，溜进去十几步，真的看见和电影里拍出来的红岩渣子洞蛮像的，一排排的铁拦栅，中间有隔开的，地上铺着稻草，外面气温很低，但是里面关着的人都打着赤膊，我努力想看清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郑申强，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让警卫的咳声给吓得飞窜出去。

　　思南路，有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

　　思南路的每片落叶，如果你真的记载着文字，你告诉我，这些往事是否应该如烟。

　　小郑老师的执着，使得我爹娘和弄堂里的婶子大叔都替他也捏了把汗，但他坚持说，”复旦学生只是反张春桥，没有反毛主席”。

　　这倒也是，这些诗又沒说反毛主席。

　　我这个人是不大有原则的，一方面认为反对伟大领袖也不太好，一方面又为胡守钧集团担心。尤其是申强如果枪毙了，郑家姆妈也挺可怜的。郑家爸爸已经几天没有下楼了，听说他的血压升的很高很高了。

　　江湾体育场的有线扩音审判会，传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台上的发言声有如蛮荒时期原始人族斗时的吼声，尤其是那些声嘶力竭表忠心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将一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兴奋发挥的淋漓尽至。

　　人的记忆真是一种烙印.这辈子我所经历的恐惧,莫过于见证了这次的审判,也历练了我在人生的旅程中对人性的辨别.

　　直至今天，也无比恐惧有些人站在自己认为可以代表真理的高度，充满戾气的指责，讽刺别人。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无视法律的人性，比起当年文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张春桥一定要判主犯死刑。但是上海市高法院坚持认为此案反毛主席的证据不足。

　　终于在主犯胡守钧被判十年徒刑,其余皆按判刑,劳改及下放农村等不同形式,结束了这场轰动上海滩的文革第一大案.

　　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芳草萋萋。白露茫茫。据说判了十年刑期的胡守钧，后来采用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方法不停的写申诉。但他没有钻墙打洞，直至文革结束终于释放。

　　郑申强也因他哥小郑老师不停的奔波，证据不足未被判刑。在一个风雨如晦的黃昏，我看见小郑老师用自行车驮着仍然瘦骨伶丁的郑申强回到了家里。

　　光阴荏再，历史即将翻过这沉重的一页，十年文革快要走到了尽头。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了歌.

　　在城市物质也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够想象那些知青，我的兄姐们在偏僻的农村是如何趟过这些苦难的岁月的。

　　我认为我曾经整整三个月只吃青菜的日子，已经是地狱了，但他们说他们喝放盐的水称之谓”玻璃汤”整整半年。

　　有一次我哥回沪探亲说：”他们曾将农民中毒病死的牛羊从埋的很深的地里挖出来吃了”。

　　那天我娘将身边唯一剩下的一只金戒指和二号胖娘姨交换回来九十五元钱,烧了一大砂锅的红烧肉,这种滋味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一家餐馆能够烧的出来的.

　　我娘一辈子挺喜欢戒指的。她有时候说，从前拉黃包车的车伕，三天就可以买一个金戒指，我爹一般不让她这样讲的，我们也感觉我娘这样有些反动，在旧社会，如果拉黃包车的三天能拉出一个金戒指，那怎么体现新社会的优越性呢？情何以堪啊！

　　不过的确十年的上山下乡掏空了我娘积攒的，曾答应给我们姐妹赔嫁的，那十几个金戒指，一直到我出嫁，公婆给了我一根金项链，我要面子，便说：“金戒指我娘会给我的”。

　　简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一直捱到大喜的那天，我便问我大姐借了个戒指，三天后戒指还给了我姐，我小妹就替我去城隍庙买了个假的，但每次去公婆家不敢戴的，因为我公公是当年农业银行，重庆回来接收的首席金银珠宝鉴别师，他识別金银的眼光，我断断不敢瞎混的，再以后，金色褪色成银色了，我也没敢再戴了。

　　记得有一次接到我哥的一封来信。读着读着，不知何因，好几处字迹都很模糊没法识别，又不像雨淋湿的，突然我明白了，这是泪迹。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娘伤心了，我爹抽着烟没说话。

　　我哥信中说干部子女都已抽调回城，当兵的当兵，读书的读书，当地就剩我们这些城市贫民及成份不好的家庭子女在撑着。或让家里想想办法，让他投亲来江南农村，他说他没啥要求，能吃饱饭就行。

　　我家祖上虽然也是苏州农村人，但我爷爷小时候就乘着鳥蓬船来上海了，乡下找不到亲戚的，没办法将我哥送往苏州农村，因此，我哥只能一直呆在贵州农村。

　　终于有人告御状了。一个叫李庆霖的知青家长，打破了”皇帝的新装”那可耻的慌言，他上诉毛主席，声声血，学字泪的将二千万知青的苦难说给了毛主席听。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了。并附上三百元，”说聊补无米之炊”。

　　消息传到我们弄堂，有知青在农村的家庭都奔走相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那天夜里，我也望着天空，数着星星，遐想着毛主席此刻一定也”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也许他一命笔，我兄姐就能能回来了。

 第十集 

　　美丽因生命而存在，
　　生命因美丽而永恒。

　　据说人的生命有两种神秘化，
　　欲望和厌倦。

　　也不知道是革命改造了城市，还是城市软化了革命。上海滩十里洋埸遗风的小碎花，仿佛和倔强野草似的，经厉了一場严寒的冬季，悄悄地，一朵花开了，梦一样的轻盈，悄悄地，又开了一朵。

　　不知不觉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这类歌曲在我们弄堂里，哼着哼着改变了弦乐。

　　“美丽的姑娘見过万万千，独有你最可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传抄，哼唱外国民歌二百首的小花，在弄堂的各个角落一朵一朵的在繁殖。

　　大家开始厌倦并嘲笑江水英，李玉和，阿庆嫂，为什么都没有生理上的渴望。李铁梅和小常宝那种铁骨铮諍的“仇恨的种子要发芽”！遭到了我们的抵触，迷惘的一代有了温情的欲望。

　　心灵的追求，文化的向往，异性的需要，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底层普通市民也在慢慢的苏醒。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呆板，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也渴望虚构的艺术，渴望着人性原始本能的美学。

　　其实历来改造意识形态的政策，都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因为在历代执政者的潜意识里，我们普通民众的觉悟总是不高的，容易分不清什么是资产阶级，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分不清谁是鲜花谁是毒草！並且替我们一出生就规划好了这一生的目标，要我们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很荒谬的。我为啥要当个无产阶级呢?滚滚红尘走一回，为啥我就不可以是个资产阶级？

　　在我们只能看样板戏和纪录片的时候。上海滩的所谓内部片，即外国电影的播放，在十年文革中其实沒有中断过的，舞也是照跳的，只是不是我们这种贫民百姓所能享受的罢了。

　　这是我同学国娣偷偷告诉我的，她姆妈在国棉十七厂做小头头的。和造反司令陈阿大的兄弟陈阿二认识，就经常可去市委礼堂看看外国电影了。要是认识王洪文，王秀珍的，就更容易了。这是给有权力的，有阶级觉悟的，已经是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群体特供的。

　　像我们这种贫民底层百姓，想要看个除了样板戏外的电影，在那个年代比天天看流星划过天空那般，很难追求到。

　　记得有一个大年三十的傍晚，雪下得很大，屋顶树梢都巳白皑皑一片，石库门内各家饭菜也已溢香一片，我爹回家拿出一张单位上发的电影票，说是周恩来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的纪录片。尽管西哈努克亲王在那个年代不知道什么原因，非常喜欢来中国，而且每次来一次，去一次都要拍成纪录片。主要是我竟然跟看不厌似的总去看。

　　我还是抢在了我小妹的前面，争取到了那张电影票。

　　并且在先看电影，回来吃年夜饭？还是放弃这埸电影，全家一起吃饭？这个选择过程中，我曾经稍微犹豫过一下下，最终还是接过了我爹手中的电影票，再一次去观看周总理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的纪录片。

　　除夕夜，华灯初上，家家户户的窗户透着暖色，热气腾腾地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我顶着呼啸的北风，飞舞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的往淮海电影院赶去，为了看一場纪录片。

　　最郁闷不能忘怀的是那次有两个纪录片一起连放。前面先放”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怎样开垦荒田。在梯田上种粮食，然后大屏幕全是特写一双双手，和着配乐诗。

　　“手，这是大寨人的手！
　　　手，这是劳动人民的手”！

　　放了近个把小时的大寨手之后。我继续再看“周恩来总理第八次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纪录片。

　　我已经忘记了，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在风雪中回家的。

　　当我一个人吃着年夜饭时，我小妹还羡慕的问我“电影好看吗？”并说下回爹如果还有电影票，要轮到她了。

　　我瞧着她也不知说什么的好。好半天我终于迸发了一句，“我向毛主席保证，从今往后，咱爹要还有电影票，我再也不会和你争夺了”。

　　小妹就特别开心，笑的很灿烂。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失却了去电影院看纪录片的欲望了，但是那个年代的电影院门口，总是聚集着一堆堆的人群，中国人喜欢聚众！但是聚众就容易滋事！

　　小苹初见，古今情不断，
　　当时年少春衫薄，可怜风月债难偿。

　　这几天班上女同学都神色严竣的传了好几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西区的新华影院门口有流泯聚众将一姑娘的衣服剥了，后来那些流氓被枪毙了，淮海等一些影院里发现有穿裙子不穿内裤的女子，在电影院里搞淫乱，后来在影院的拾级楼梯里走着，大概裙子飘了起来，被人发现了，都判了刑了。有一家工厂车间里，十几个男青工吃一个女徒弟豆腐，刚开始只是摸摸闹闹，后来真的把那姑娘给轮奸了，后来这个车间的工人都判刑了。等等等等。

　　锦江宾馆，和平饭店门口经常发现有勾搭外国人的“煤并模子”打扮的极其妖艳，专门勾搭外国人。至于为什么将这些女孩子称为“煤并模子”，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过，可能只是配合“打桩模子”的江湖称呼吧。

　　“那一天清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埸沒有硝烟的战争又在上海滩拉开了序幕。

　　咱们的后弄堂通出去靠莱市埸口，长年有个水果滩。摆滩位的是个广东人叫方伯，从我记事起，就见他在那摆滩了。

　　进出弄堂大家都要打个招呼，有时候他会叫住我，让我去把我娘叫来，我会特别高兴，肯定有便宜的烂水果卖给我们了。

　　方伯在老家广东有个十七岁的儿子。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只叫他小广东，最近才新来上海。方伯在水果滩旁边增加了一个小的烟滩让他儿子来做，这个小广东老穿着格子细窄脚的裤子，站直的时候一直喜欢抖腿，在弄口有时候不但抖腿，还吹口哨，不但吹口哨，自己还用火钳夹头发，搞的像女人的卷发。这个样子有些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流氓阿飞。

　　小广东很时髦的打扮，吸引了弄堂里的一些小伙子。每天晚上总会聚合一些人，抽着小广东的烟，然后开心的闲聊八卦。如果自己弄堂里的女孩走过时，他们一般不吭气，若是别的弄堂的女孩，稍许秀气一些的，从弄堂门口经过，他们会起哄，然后把口哨吹的比平时响亮很多。有时侯还想搭讪几句，充满了一种渇望异性的冲动。

　　我摆一摆手，妳笑一笑，妹子咱们是老乡。

　　炎炎夏日，晚上也特别闷热。月亮刚刚掛上柳梢，还没有来得及升上天空。弄堂里纳凉的圈子已有好几堆了，讲故事,下棋，看书，打牌应有尽有。小广东那里照样一堆人在嘻嘻哈哈的开心的撩拨着经过的行人。

　　突然警车卡车呼啸的靠了过来，弄堂口十一个人被抓了上车。

　　今天晚上是有计划的全市统一抓流氓行动。

　　影院，宾馆，公园，外滩，弄堂的一次突袭。就公园的假山后，青草地上，和外滩的情人就抓了三百多对，其中有情节恶劣的，将手放在了不该放的部位，家长来担保也没有用。

　　小广东和几个弄堂里平时看上去打扮洋里洋气的年青人都被送去了劳改农场.

　　九号里三爷叔三十多岁了.平时也混在一起说说笑笑,属于教唆犯,判十年重刑.

　　洋石库门三号里舞女孃孃家的女儿珍珍也被抓了进去。

　　珍珍不是在弄堂里被抓的，她在金陵中路马路上被抓的。

　　舞女孃孃的名叫黎丽丽。我娘说她原先在静安寺百乐门跳舞。百乐门舞女在上海滩的档次不低的，这些舞女经常也会在小报上发发文章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人，舞女，彾人，地位都差不多的。估计是我娘一直喜欢跳舞，听戏，所以很尊重他们。搞的我也一直暗暗发誓，这辈子要么做个文人，要么去唱戏，或者跳舞也不错。哎，还是那句话“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那个年月，个人是不能有理想的。

　　黎丽丽读过高中，生的瑰丽迷人，秀美高雅，一点不比“日出”里陈白露差的。她爹抽鸦片把家败了。她便出来当职业舞女。我娘说她当年也是百乐门掛头牌舞小姐，后来被南洋桥南门舞厅的老板陆庭升看中，解放前夕那年硬将她接了做小老婆。其实那时黎丽丽肚子里已经和一个美国水手暗结珠胎了。水手突然走了，黎丽丽也只能跟了陆庭升。

　　陆庭升开舞厅,腰上曾经手枪别别,属于反动资本家.解放后被人检举,且又在舞厅里确实搜出几把手枪,就被抓去判了无期徒刑,押往黑龙江漠河农场去了.

　　五O年珍珍出生。黎丽丽不敢说孩子是美国水手的，一口咬定说孩子是陆庭升的，但是没有用，珍珍漂亮的就跟洋娃娃似的，蓝眼晴卷头发，黎丽丽从此就低着头在弄堂里出出进进，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混血儿珍珍长大后铁了心想去美国找她洋亲爹，但她在户藉上的爹还是陆庭升，她没法申请出国。

　　她老是晃荡在金陵路一带，那里外国人出入多。她大慨想搭些关系，关系还没有搭上，但她那娇艳出众的容貌，是出了名的“金陵中路一枝花”，在严打中被抓进了局子。

 第十一集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的青春绝对是本粗糙而又简陋的书藉。

　　年少时代,我从来𣎴相信年轻不会重来,因为我的春天没有盎然，我的夏天也不热烈。

　　在课堂上，老师肯定忘记教很多课程了。数学课我才上了几堂一元二次，二元一次的方程式课程。物理课教会了我们能换个日光灯的起跳开关。化学课换成农业基础课。了解一下有几种稻米及谷子的形状。英语课除了教些字母，及几句简单的:“我热爱谁，要打倒谁”之后，我们的中学生涯即将走到了尽头。

　　在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时代，必须将我们的初中学历改为高中学历。因此我们延伸了一年。

　　这一年，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皍扬，这一年我们吹着口哨，把吊儿郎当看作了成人的潇洒。“外面的天空好窄小，我的理想比天高，外面的世界好宽阔，我什么都想知道”啦啦啦⋯⋯，这一年我十六岁。

　　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闯荡历练了。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梧桐树的叶子，黃了又绿了。我们弄堂里的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正在赶来的途中，熙熙攘攘一直充满了生机。

　　这几天每幢石库门里炒面粉的香气香飘四起。为了我们的下乡锻练，所有的门幢里，都在炒面粉，这种气势有些赶上送亲人上战埸的节奏了。

　　那时候精白面粉肯定是买不起的。普通麦粉放铁锅里在炉子上拼命翻炒，不可以停下来，直到炒熟。条件好些的家庭还会买些黑芝麻搁里面，炒熟后放碗里开水一泡，吃起来奇香无比。

　　老师还关照我们，每人还要再带瓶辣酱。有猪肉的要四毛五，清辣酱四毛，我记得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带清的。因为大燕带了瓶有猪肉的。我们几个都问她“里面真的有猪肉吗”？大燕用筷子挑了几块屑末给我们看，大家表示就这些肉屑末，要贵五分钱好象不值。

　　其实这个炒面粉，和我娘糊鞋底用的面粉差不多的。只是一个是放在炉子上搅拌的，一个是放锅里炒的，一样的面粉，炒一下和搅拌一下，滋味就变得这么天壤之别，真是不可思议。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寃仇深”。一路唱着歌，我们来到了川沙花木公社花木大队。

　　花木，花木，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就让我无限遐想。

　　对我这个只见过弄堂里几盆葱，几株小花的城市学生来说，人还没有去，我的心就已经飞去了这个野花，流水，鸟鸣，篱笆，丛林，憧憬在自己想像出来的世外桃源去了。

　　乡村空气是清新的，天空是蔚蓝的，小河缠绕着阡陌农田，瓜菜成畦，瓜蔓株连，到了目的地后，果然如歌如画的风景，使我激动的噙着眼泪，兴奋异常。

　　说是去劳动,可是连老师都不知道要劳动什么？每天清晨站在田头上,我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皍扬的要队长安排任务时,这情形对队长来说,这种精神压力用现在的话来讲,那绝对是亚力山大.

　　我们在菜田里打闹,在麦地上欢奔,在广阔的田野里尽情的消耗着我们年轻的精力,他便不断的派人跟在我们后面修整.

　　我们那年轻的班主任朱文杰老师，最喜欢讲故事给我们听。我至今仍然记得，不是科学家换头颅，便是福尔摩斯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或者是“血字的研究”等系列，不知道为什么朱老师就没有给我们讲过爱情故事。

　　其实他那会儿正在追求六班的班主任何怡老师.何怡老师是复旦中文系的才女加校花,那种清新淡然的气质,高雅莞尔,她教我们班的语文,我们都很喜欢她.他们俩轧朋友,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有时候見他们俩在一起,我们一定会起哄,朱老师很开心,何老师脸会红的.

　　终于在老师和队长的协调下，决定让我们哪儿凉快呆哪儿去。自己支锅煮饭，蔬菜就去田里随便摘，享受着自己带去的辣酱，朱老师便带着我们，天天找些凉快舒适的空地，自由自在的玩玩，讲故事，唱歌，寻些河塘里的小船在芦苇荡里消遥自在地晃悠着。

　　在一个天空很明媚的午后，我们一帮男女同学悄悄地解开了农民扣在荷花池塘里的几条小木船，躺在那里尽情地疯乐，结果女同学美贞被男同学陆一成故意给碰翻掉落水中了，池塘有些深的，差点酿成大祸，还好的是从我们弄堂里出来的美贞，会玩几下狗爬式，她一上一下吃了好几口水，被几个男同气一起拉上了船。

　　美贞被拉上来后，吓得不断的哭，我们几个将她围起来，再派人去取干净的衣服，让她换上，才偷偷的溜回寢室。可是第二天下午，我们就被军宣队方指导员给统统关在一间柴房里训了老半天，除了美贞外，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书面检讨书，因为美贞一直在哭，同学们传来，好几个男同学在说美贞换衣服时露出的两个坚挺的乳房和滚圆的臀部，他们都看见了，美贞后来一直怪罪我们几个，没有替她挡严实了，谁让美贞当年比我们发育的早，她的父亲是跑远洋轮的，苹果棒冰都是一个人整个吃的，不像我们家庭，不但苹果要一切二，棒冰也要切开来分着吃的，因此身材就一直发育缓慢，男生一般对我们这种人就不大会有窥探的非份之念。

　　我当时很想去问班上那几个男同学,你们真的看见了美贞的胸部和屁股了吗？大燕和燕玲拉住了我,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切他们是真的见了还是骗人.

　　看似悠闲的日子,其实哪里都没有桃花源.暴戾之气充斥了各个角落.就这样一个小生产队,每天也鸡飞狗跳.黄昏降临炊烟袅袅的时辰却是最不平静的,女人纷纷去河里洗衣,井台挑水,总会有些小孩扔石子,跟在后面骂“破鞋,破鞋”的。

　　农村中骂人最为恶劣的莫过于”破鞋”了,这个小村落里竟然有好几双”破鞋”.

　　在村里小孩追骂的同时，我们慢慢地认识了一个眉清目秀也被人追骂的女孩。她叫秀秀，才比我们大几岁，她和村里地主家的儿子相好上了，她妈抹脖子上吊的不同意，后来她肚子里怀了孩子，全村的人要将那地主家儿子绑去判刑，秀秀对她妈讲，若判他刑，我便跳河。后来秀秀打掉了孩子，地主的儿子也没被判刑，一起成了腐化份子，打成破鞋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我们几个在临回城时还替秀秀传递过纸条给那地主儿子，一个挺斯文干净的小伙子，他也喜欢看书，我和他曾经聊过红楼梦，镜花缘等古典小说。

　　一边是阶级婚姻的侵蚀污染，一边是村庄里愚昧混沌的男女关系漫延泛滥。

　　每当夕阳西下，田地被染成一片金色。我们总会看见一个瘦削的老妇人，背着个婴孩，手里拿着农具和小板登，孤孤单单地往后村自留地里去。从秀秀嘴里，我们知道了一些村里的丑陋。

　　公社书记的儿子原先是他们村的队长。因为有权势，据说全村的有夫之妇都和他上过床，只有和他搭上关系后，才可以安排进小卖部，或社办工厂等，妇女就不用出农田刮风淋雨受苦了。

　　老妇人儿子在城里做木工，当他知道媳妇和公社书记的儿子有染后，在一个混沌漆黑的夜晚，他揣着把锋利的木工刀，潜回了村庒把他媳妇和书记儿子一起杀了，自己也被枪毙了，村子里人嫌她家不吉利，从此就无人搭理那祖母和孙女，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总会看见这一老一小的身影在田头屋角，凄惨而孤独。活着真不容易啊。

　　茜纱窗下公子无缘，
　　黃土垅中卿何命薄。

　　六号的舞女孃孃为了她女儿珍珍被抓一事，找了以前跳舞时的一些熟识的老克勒，那些人有的都有海外关系，珍珍的脸就证明了珍珍的身份，再加上中美建交后的国情。猴急猴急的珍珍，恨不得一路跳着伦巴，巴拉巴拉的去了美国。

　　舞女孃孃有一回挽着菜蓝子路过我家门口，我娘问她“珍珍在美国可好，是否寻到了她爹”？她很明媚灿烂的告诉我娘说”快了”，她在办身份也可以去美国和珍珍团聚了。我们弄堂里都为她高兴。

　　乐极生悲，弄堂里又出新闻了。舞女孃孃黎丽丽被人杀害了，消息传来，众人都倒抽了口冷气。

　　黎丽丽也不年轻了，居住在三号石库门的底楼。那晚上凶手翻墙从开着透气的窗户中爬进房，用丝巾将她勒死，拿了她许多金银首饰，谋財害命。

　　”当过红舞女的人,总归不同于一般的人”.

　　我听弄堂里纷纷在议论这事，黎丽丽因为珍珍这几年在美国，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些金首饰回来，这段时间她又打扮的漂漂亮亮，穿金戴银了，肯定是露富了，众人都无限唏嘘。

　　春残花落时，珍珍回来处理了他妈的后事，临别时，哭着拜托弄堂里的大爷大伯，叔叔奶奶兄弟姐妹们，一定留意查出杀害她妈的凶手。

　　最后凶手还确实是我们楼里后厢房的明明给查出来的。

　　明明这些年经常在淮海路旧货店门口站立，干着兑换外汇的营生，黑道白道都转得开。用上海话说这叫“调令”社会上也称之为“打桩模子”。就是他拿着公安局给他看过的首饰照片，将杀人凶手给抓捕了，替黎丽丽报了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

　　时间到了一九七六年的一月，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 

 第十二集 

　　严寒萧瑟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了，但是淅淅沥沥愁煞人的秋天还没有过去，这个秋季让我过得有些有些疏淡，有些落寞，有些无奈。

　　文革快要走到了尽头，
　　我的中学时代也结束了。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重任..”

　　当我憧憬在毕业典礼那种神圣庒严，皍扬奋发的唱着毕业歌，男女同学间相互挥泪惜别，欲言又止的埸景时，其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色彩，至少是我们那一代。

　　在荒唐完成了学农劳动回来后，我们居住在前后弄堂的男女同学们，一起搭伴去弄堂旁边的菜市场，借了一辆三轮黄魚车，前呼后拥，肩扛手挑去学校将各自的行李拿回来。

　　然后就坐在家里等着我们的命运安排。

　　没有歌声，没有道别，沒有祝福，没有鲜花，没有谆淳教导，也没有殷殷期望！我们不知道往后我们要干啥，大路朝天，各走一半。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亡！这是电影画面，那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神圣庄重。

　　在百无聊赖无以自遣的日子里，我混迹在弄堂里聊天，打扑克，看闲书混吃等死，我都感觉我要和这个漫长，而又烦躁的季节一起老去了。

　　那一年的秋风秋雨很肆虐，弄堂里的同学海明很烦燥。

　　上帝给了海明挺拔俊朗的男子汉外形，及友爱诚实的品行，伹是忘记了赋予他财富。

　　他的一家是三年自然灾害从江苏盐城逃荒来的上海。他妈在连续又生了几个孩子后，撒手人寰走了，他爸拖着一窝男孩苦熬苦守着，家里穷的真是叮当响。情窦初开的海明和同样穷愁潦倒一家的燕玲惺惺相惜，有些爱的情愫在滋滋的生长。

　　“燕玲要嫁人了，而且是个香港人，马上要跟着去香港了”。

　　“啥”？当国娣偷偷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都有些晕了，才十七岁就嫁人啦？

　　仿佛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海上风暴.从那时候起,我便知道,人生大慨就是这般跨越的,彩排都没有的,无论你是风光的,还是落魄的,匆匆,匆匆的就往前走.

　　在我们几个䑮在角落里窃窃谈论着，为海明感到婉惜时，燕玲倒也爽快，临走之前约我们几个去淮海路红房子西餐馆吃一顿大餐，她说那个香港人给了她钱，她请客。海明自然也是去的。

　　红房子西餐馆我小时候只进去过一次，那次是我爹娘替我爹单位的一个叔叔介绍女朋友，本来说约在咱们家里的，如果约在我家见面，也是不错的，一般来说，男方会拎个竹蔑的水果蓝子，再带些糕点，那种黃蕉，红蕉苹果的香气现在是闻不到的，放在屋子里，果味久久不会㪚去的。

　　红房子西餐馆是神密的，也是骄傲的，主要是对我们这种穷人的孩子而言。

　　从我们弄堂去淮海路，中间要经过我们的中学。我们学校操场毗邻复兴公园，公园里有一条梧桐树浓郁的小径，斜插过去就是淮海中路新华书店，中学的时候，我们去书店都是翻篱笆栏，顺道在公园里逛一会儿，然后心满意足的从后门出去，坐在新华书店的角落里，翻翻“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读读“茴香豆的茴字是怎么写的”，或者“梁生宝卖稻种”，蹲个几小时，然后拍拍屁股勾肩搭背回家的时候，才走大路的。

　　秋雨绵绵下个不停.那天燕玲穿一件淡绿的衣裳,还比较淸新.海明,德伟,四毛等男同学走在前面,淋着雨,没有撑伞.我和国娣,燕玲,大燕等几个撑了二顶黃油布伞,挤着头,默默地走着.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脚下湿泞的梧桐叶子，𣎴时的会甩出些泥水，大伙默默无语，凄凄惶惶的走到了复兴公园的围墙下，顿了一下，四毛扭头看着我们问：

　　“翻不翻”？

　　“翻”！

　　照例是先观察有没有纠察巡逻,然后接一连二飞速鱼贯地,抓紧围栏一跃而下.

　　燕玲跟着她那看上去和我爹一般年纪，矮而壮实的香港老公走的时候，秋雨仍然在下，我们几个都站在弄堂口那块曾经糊满大字报的高墙下。挥手告别的时候，没有看见海明。

　　深秋起风了，雨终于停了下来，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

　　我有工作了，一支由社会闲散人员组合成的住房装修队伍时。

　　我的兄姐还在农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肦着，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昐着这太阳的光芒能照着他们重返家园。

　　因此，相对他们而言，我的这份工作对我父母而言是久旱逢甘露了。我纵然万般厌恶，也只能去报到上班，三年学徒，每月十八元。

　　我爹去淮海路书店挑选了两本有关木工，油漆工的书藉给我，并且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有了这份手艺，为父不担心你的将来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爹娘的确是很统一思想的。

　　其实我娘由于没出去工作，平时思想觉悟不是很高，说话经常会说错。

　　有一次，我小妹奔进奔出口里唱着“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万恶的旧社会，把长工不当人”我娘会纠正说，不是这样的。“好话出自娘娘口，好活出自长工手”哪个地主对长工不好，他是讨死，长工偷懒，活便干不好了！

　　还说当年咱家开铺子时，每日三餐都尽伙计吃好，我们才吃的，我小妹质问我爹娘“你们是剥削阶级吗”？我爹说“你爷爷和叔爷爷从乡下出来，从小做学徒，一直风里来，雨里去，不是剥削阶级呢。不过还幸亏公私合营被收了去，否则这次文化大革命还真躲不过去”云云。

　　如此阶级觉悟不高的爹娘，竟然在我的工作态度上俩人达成高度的一致。我娘仿佛翻身感很强烈的，表示感谢毛主席让妇女翻身有地位，并经常啍啍叮嘱我们，“女人一定要工作，要有学问，要自己赚钱，不能依赖男人”。等等，总之我家姐妹后来基本进化成“女汉子”类形。应该和我娘的长期驯化有关联的。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党叫干啥就干啥!

　　在我爹娘的期昐下,我喊着雄壮豪迈的誓言,进了工作岗位.都说社会是个大镕炉,我们这种生铁就要放在这革命的炉子里百炼成钢.但是这个熔炉太丑恶了.

　　那些年轻的师付们，也就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她们不但能当着所有的老少爷们面前敞胸哺乳，脱衣换装都不避人，整天还用下流言语相互逗乐，更有甚的，年轻女人还会追着男人扒他裤子。这种生存环境彻底摧毁了我的革命世界观。

　　我无法顺着这思路遐想下去安排我的一生。但是当你回到家里，看了父母那知足的脸，想着仍在偏僻农村连饭都吃不饱的兄姐，我这已是天堂了。我二姐知道我已经有工作，曾很羡慕的说过“让我回上海扫大街，我也愿意”。

　　我无语了，但是至少我沒有饿过肚子，每月除了吃饭，尙能余一，二块钱，发工资的那天，能给我小妹几毛零钱，还能花8分钱买块奶白蛋糕给她吃。

　　劳动尚能扛过去，

　　但是心里总觉的空空的。

　　有一回爬在屋顶修理老虎窗。我站在顶棚瓦檐上，看着下面这熙熙攘攘的城市，我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我一辈子就这样过吗？我如果闭着眼就这样跳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楞手楞脚的沿着屋顶的水管偷偷地往大街上瞧,车水马龙,挤挤攘攘的,我的眼前浮出了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时,我想如果我死了,他们一定会伤心的,于是我连滚带爬的下了屋顶,结果太急了,把小指头也碰伤了,椎心的痛.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也有追求美和爱美的权力。在那个蓝灰色的年代，贫穷剥夺了我们的花样年华。

　　我娘用粮票和邻居换了张鏠纫机票。存够了钱，我家买了架蝴蝶牌缝纫机。在我大姐的聪慧和精打细算之下，我们姐妹也能隔天换个色彩的假领子而淌过了这青葱岁月。

　　记得那时候因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时也会放些东欧的革命电影。在一部”瓦尔特保卫塞拉勒窝”的影片里，有句台词是”你是个姑娘，你要等待”。

　　在淌过那些贫穷而又扭曲的岁月河流里，我经常会想起这句台词。我在我的床头贴满了励志的语录，有雪莱的”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心急，不要悲伤，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一切都将会过去”。泰戈尔的“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等等。

　　（70年代中期，上海人排队乘车上班的镜头）

　　我们进入了一段憨憨的初恋，痴痴的眷恋着春光多明𣈲。展望未来期，再漂渺的青春，也是青春。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捱过那岁月更迭的山川大海的。

　　和我同一天进单位的同事小虎，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因为答应一个和他一样矇朦瞳膧的女孩子，承诺要买辆自行车带她出去兜风，但是父母没有支持他买，他竟然一念轻生投黄浦江了。

　　呼啸的北风将这不幸的消息传送出来，兔死狐悲，我们一批学徒很久很久抹不去那丝丝哀愁。

　　这边尸骨末寒，那边我们弄堂里又传出十三号亭子间，我的同学德伟自杀了，他留了封遗书。因为家中五口人挤在一个才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姐妹俩人加上他一个大男孩和父母。他厌世了，吃喝拉睡，生活太不方便了。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后来听四毛讲，德伟死的前一天晚上，四毛在弄堂深处的无花果树下的泥堆上见过德伟。

　　德伟的脸迷惘而惺松，瑟瑟的夜风打在他身上，他只是说了声，和父母再一起住在一间屋子里，太肮脏了。

　　那天我没有明白德伟这句话的涵意，后来才慢慢醒悟过来，德伟的父母才30多岁，势必也会做些人类最古老的事情，然而，总共才7平米的屋子里，夜深人静时，再压抑的低吟浅喘，传入17岁少年德伟的耳朵里，犹如空旷山野里的悠啸长鸣，他无法释怀自己的卑劣，使他产生了非理性的绝望，并把绝望做成了门闩，将自己空空的闩在里面了。

　　“绝望和希望，其实有时候是同步的”。

　　德伟的悲伤离世，换来了他父亲单位分了套二室的房子。

　　秋雨仍然肆虐，他家搬走了。我还是站在弄堂的高墙下，𢜟惘然的默送着他父母姐妹远去的身影。 

 第十二集 

　　弄堂口梧桐树上的残叶，终于在凄厉的北风刮过，落尽了最后残存的几片，只剩下枝杆在寒风中摇曳，满地斑驳的枯叶，让马路上稀少的行人踩着沙沙怍响。那声音传进弄堂，单调的节奏，孤独中透着悲凉。

　　一九七六年的一月，一个寒冷的季节。

　　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级行政长官。历史上的名宰相有汉李斯，萧何，大唐房玄龄，魏征。最近代的有曾国藩都算是千古传诵的名相。更有南阳诸葛亮，卧龙岗散淡之人，念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保定了汉家大业，鼎足三分，名垂史册，家喻户晓。

　　然而中华史上最长历史的宰相，二十六年辅佐一朝,当属现代的周恩来总理。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撒手黄泉。骨灰倾进了滔滔江海，无坟无碑。悄然而去。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一九七六年的丙辰清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被前来悼念周总理的诗歌和花圈的海洋覆盖着。同时消息也在我们弄堂里暗中传播着，豆腐店的二儿子阿二头上北京出差抄了许多诗词回来。这些诗词有的是指责毛主席的夫人江青的，也有将怨恨出在张春桥，姚文远身上的，甚至还有悼念杨开慧的诗词，仿佛是怨恨后母哭亲娘之势。

　　几天来我们也纷纷转抄朗诵。听阿二头说，天安门广埸好像气氛不对，一辆辆的卡车上装了很多穿工作服，柳条帽的工人。都往广埸里驶去，他因为已买了回程火车，也没多呆，便抄了些诗词回来了。

　　但是敏感些的如我家三楼搁的小郑老师，燕玲他大哥大华等几个，有告诉大家说，这几天报纸上登载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暗喻周总理的。

　　“春寒陡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

　　这些传闻及诗词，又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了我们弄堂地下通道。

　　风雨十年，貌似和平年代，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地下交通员的成就感。

　　比如传递书本及诗词时，弄堂里的菊娣，大燕，豆腐店三毛，四毛，海明等同学。大家一般会在屋檐下轻敲三下窗户或后门。表示有传抄本或被禁的书籍来了，然后关照下一位读者是谁，我有时能看出是谁的笔迹，一般都是比我们大一些的三叔，二哥等抄的，但我们从不打听细节，只管传阅。

　　因为上次水果滩小广东在弄堂口站站，经常见姑娘经过时起哄吹口哨被抓去劳教后。被判刑最重的是后弄堂的三爷叔后，因此我们知道谁年纪大，谁就会是教唆犯。

　　如果我们这种不明刊物，反动，黄色书籍的地下传阅，一旦案发，我们最多就是关在白茅岭劳教农埸，劳动教养几年。而那些二哥，三叔们就要严惩了。

　　百密一疏，有一回我也差些出事了。

　　记得那次传阅一本作家张恨水的”夜深沉”和一本民国言情小说”鲁男子”。

　　国娣在阅读这二本书时被她那国棉十七厂做领导的姆妈发现了。

　　黄昏刚刚降临，秋冬季节天色暗的早，家家户户都巳盏灯了。一阵激烈的敲打着我家窗户的声音传来，国娣妈一手拉着国娣，一手挙着这两本书籍，闯入我家。她一定要我坦白交代黄色书籍的来源！国娣经不起她娘的严刑逼供，把我出卖了。

　　这二本书其实是大燕传给我的.大燕和国娣是住在一幢楼的,在国娣娘的叫喊声中,大燕比我还早知道了东窗事发.她先一步冲到我家,但国娣姆妈的凶悍使大燕没敢出声,躲在墙角边,我俩对视着,明显的感觉大燕的身体有些在发抖.

　　大燕家成份不好．一出事．她爸肯定是教唆犯，再判一次刑，她家也完了。 

　　一瞬间，我也把后果都推算了一遍，这事若告到公安局，给我按个阅读传播黃色书刊的罪名，我也会被单位开除，判个五年劳教。

　　如果我把大燕供出来，不但大燕会铍单位开除，还会牵涉她爸，她爸为了爬进仓库偷一只自己的结婚戒指已被判过刑，成了四类份子，天天扫弄堂，这次若牵涉进来，一定会是教唆犯的，那她们家也许就完了。

　　任凭国娣姆妈泼妇骂街，撒赖威胁，我保持沉默，鲁迅先生说过，“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的充实”。我们平时背地里，管国娣妈这种人叫疯子，世界上的邪恶，都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所以，不能和愚昧无知的人去理论。

　　我爹有些怕了，走进了里屋没敢出声，我爹的胆小是出了名的。他自己说，解放那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他的学校让他发传单，他竟然给拒绝了，并告诉我娘说，”那时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我若接了传单走出校园万一就给杀了”。

　　由于我爹的懦弱，我们家庭从此就输在了命运的起跑线上了。

　　我有时候会瞎想，我想我爹如果当年肯接过传单，拿个桨糊桶上大街那么涮几下，我们全家的命运就改变了。

　　我爹会是四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了。咱家可以住进当年资本家溃逃时留下的花园小洋房了。

　　我爹如果是老干部了，我兄姐就是挿了队也很快的不是送部队革命熔炉熔一下，就是包送进大学去培养了。

　　我爹如果是老干部了，肯定也可以托托老上级，老部下的，我能分配进国企单位了。

　　我爹如果是老干部了，什么内部电影，内部书籍不能看吗？还用得着这般偷偷摸摸吗？

　　其实最最受害的还是我爹自己，如果他是老干部了，绝对不会走的这么早，住在老干部病房，好针好药好护理的，能走的那么早吗？

　　总之，我爹那一瞬间的判断失误，将他自己和我们全家的命运都改写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天色更暗了,国娣妈不顾一幢房子里邻居大家的冷眼相待,继续着她的耍泼,眼看情形特对立,我感觉国娣妈的智商肯定不高,或者脑子肯定出了些问题,因为她这样的不依不饶,也牵涉到国娣的.

　　不过当时我已经做好了警车随时会鳴笛呼啸，到我们弄堂来抓人的准备了。

　　关健时刻，还是我娘站了出来说：

　　“这两本书是我家的藏书，如果内容黃色反动，你去告我家姑娘，那你家姑娘也都看了，要抓就一起抓进去吧！要不你把我也一起告了吧！”

　　后来在大伙邻居的劝说下，大慨国娣妈考虑到告我娘这种家庭妇女也没啥意思，就提出要我娘将这两本书当她面马上烧掉。

　　在炉膛窜出的蓝色火焰里，国娣娘拖着国娣骂骂咧咧的走了。

　　星月交辉的天空，夜深沉如水，我将大燕送出了大门。清凉美丽的夜晚，仿佛散发出一股温柔慈悲的力量，让我们从容的品尝着加深了友谊的滋味。

　　后来大燕告诉我人家要我们赔书，我便偷了家里一套线装本初刻拍案警奇，将这事摆平了。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了凝聚，于无声中听惊雷。这一年的中国人仿佛是踩着地雷走过来的。

　　在弄堂里人群的交头接耳中,天安门广埸的清明纪念活动仍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同学美贞的爸爸赶去了現埸，美贞她叔叔是唐山科学院的，他爸找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个地震棚里找到了五岁和七岁的两个表弟，烟熏火燎的在煮米饭，她叔和婶在屋樑砸下的那一刻，紧紧的将他俩抱在怀里。她爸将俩孩子带回了上海。

　　这一年的哀乐声响了三回，我也戴了三回黑纱了。

　　那段时间在家中都不敢笑出声些。我们姐妹长大了。有时会在家里发表些对社会时事的评论，我记得我爹一看见我们簇拥在一起，他不但去关门关窗户，还会在门外放哨，时不时还敲一下门，咳嗽一声，表示有人经过了，提醒我们别声音太大了，那情景都赶上电影里地下党开会了。

　　毛主席的遗体才放进了水晶棺木没几时。他的夫人江青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便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在挑起了文化大革命。

　　然后举国欢腾，十年文革的怨气终于有地方倾吐了。

　　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历史有时候是何其的相似。

　　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李庆霖告御状后，毛主席曾经表示会遂步解决知青问题，一直到他去世，知青仍无法回城。

　　逐步解决,应该是有权势的子女先解决.

　　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是要再耐心等待，我哥我姐仍在耐心等待的群体之中。

　　底弄堂菊娣她姐当年意气风发，敲锣打鼓的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新疆多美啊，”天山脚下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塔里木的葡萄熟了，阿娜尔汗的心也醉了”。

　　菊娣她大姐戴着大红花，一身草绿的军装，右边斜挎着军用书包。左边一个军用水壶，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白毛中扎在皮带上，这种装束永远停格在幼年我的心灵深处，简直是电影明星的范。

　　周末那天休息，我去菊娣家取书。菊娣说，她大姐回来了，我隔着门縫瞧着有一屋子的人，有个老人躺床上。看了一圈，没见她大姐，便问了菊娣”人呢”？

　　”床上”菊娣的回答使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她大姐应该四十岁光景。怎么也和床板上的老人配不起来。菊娣说她大姐在新疆嫁了一个河南人，生了四个小孩，她姐夫积劳成疾生肝病。从发现到走才十几天，她姐一个人拖着四个小孩，现在脊椎都直不起来，新疆兵团让她回上海来治病。

　　那她们住哪儿呢？我问了，

　　”正在天天吵呢”我知道菊娣家两间平房,前几年她父母已过世,她大哥结婚佔了间里屋,菊娣和弟妹三人住外屋,这一下子再添五口人.叠起来也不能住呀.

　　这不我嫂子已经天天扔东西骂人了。

　　我说不出用何种方式来形容菊娣她姐的苦难。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菊娣的舅公，姑姑等亲戚不忍外甥女的悲惨遭遇。拼凑了几千元，在偏僻郊外替她们母子买了间农舍。搬家那天，还是弄堂里的四毛，三毛，海明和燕玲他哥，后厢房的明明等踩着菜场里借来的黄鱼车送她们去的。

　　早春二月，弄堂外的梧桐树叶已有些绿芽了。

　　“二月春风似剪刀”那带点陡峭的风拂在脸上还是有些寒气的。菊娣她姐裹着棉被躺在黄鱼车里，弄堂里的乡邻都走出来和她姐惜别，有塞几元钱的，有包些糖果的，也有给些塑料盆篮的。我和大燕等几个同学凑了十几元钱，买了二包椒盐小黄糕塞给了她姐，我没敢看她姐的脸，更怕看她的眼晴。

　　那天,弄堂里的黄鱼车和自行车混搭的车队又一次浩浩荡荡的驶出,我想起了十年前文革开始时到康平路去救人的那次.

　　（七十年代，上海人的黄鱼车）

　　人生真不知还有多少的十年可以这般的消耗。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擁蓝关马不前”。

　　我都已经讨厌我自己了，怎么老去触摸这幽暗的边缘。

　　后来在二十多年后的一次和菊娣见面时，菊娣告诉我，她姐身体还可以，病病歪歪的也拖到现在，主要是她买的那间平房，遇见拆迁了，“穷人翻身靠动迁”，她姐一家拿到了三套二居室的新房，我打心底里为她姐感到高兴。

 第十四集 

　　一生一代一批人，一旨一令一世命。

　　我娘在菜市场买的一盆丁香花，在小花盘里种了一季。今年的紫色小花嫩叶簇生，星星点点的紫碎花都已经开出来了，芳香四溢。

　　紫丁香开了，那旁边一朵栽在瓦陶罐里的粉色牡丹应该也快要开了。

　　”毛豆她哥从云南农埸回来了”，”二楼亭子间的龙龙也回来了”，我和小妹先后将弄堂里出去的知青回城告诉我爹娘时，我家也沉浸在亲人马上要团圆的欢乐之中。

　　当毛豆他哥和平，亭子间龙龙，脚踏车行的娟娟姐和我哥他们一批插队在天南地北的大哥大姐们的陆陆续续的返回了弄堂后, 原本有些静谧的弄堂，又有些新鲜话题了。

　　夜深人静的巷口，倦怠困懒的午后，竹椅条登东一搭，西一圈的人群，月亮和星星都不忍心倾听的诉说，一天又一天，恋恋不捨的大伙才散去。

　　他们的苦难，和我们的焦躁无聊和无奈相比，我们显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和苍白。

　　他们穿越过的贫穷，疾病，苦难和死亡，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这是疯狂，是荒诞。他们成了共和国最不幸一代人的代名词。

　　云南农埸上海女知青的一尸两命点燃了十万云南知青压抑已久的炸药导火线。“知识青年”一词极可能被人为的从人们认知中灭掉。把“知青”彻底融进农民中，从此可以抹去“知青”这一词了。于是出台了知青四十条政策。

　　这个“知青”四十条无疑是汽油浇注在他们愤怒火焰上而无法扑灭。

　　和平大哥和龙龙都是云南勐腊农场回来的知青。当他们叙述数万云南知青卧铁轨，绝食，断手腕，他们拜天叩地，饮酒誓盟，激起了冲天的火光，几万人跪在官员面前时的景像，可谓是壮观的了。

　　龙龙说过他们喝盐水汤，一喝就是半年。这回还说又发明了用长满绿苔的鵝卵石煮了当海鲜湯喝。女知青们受官员的侮辱与迫害等等一系列的悲惨故事。

　　其实知青的苦难经历只有他们自己能说明白，我能见到的只是他们返城后的无奈与尬尴，迷惘与幸酸。我感觉有多少知青站在我们弄堂里，他们身上就该有多少故事在发生。

　　在他们历经艰难的挤回了这座曾经哺育过的城市时，实际上他们已成了这座城市的边缘人。

　　近来怕说当时亊，风也潇潇，雨也潇潇！这是一个易碎不易拼接的世界。

　　我同一幢楼亭子间的龙龙大哥回来后，带了一个被太阳晒的黝黑脸，名字叫月英的上海姑娘一起回来的。

　　亭子间嫂嫂对我娘说”月英其实和龙龙在乡下已结过婚了，现在家里也就一间房，没法给他们当新房。龙龙他爸在单位上申请了一个长年值夜班的活，亭子间嫂嫂只能每天搭个行军床和龙龙他们拉块布挡一下过日子的。

　　我娘说，现在亭子间嫂嫂每天睡到半夜三点就起床的，然后去菜市场排队专挑要费时慢拣的菜买。只要有毛豆的季节，她一定会买毛豆，每天毛豆就要剥一个多小时的。

　　寒冬腊月，刮风下雨她总是坐在屋檐下的小竹椅上，慢条斯理的摘菜拣洗。一直要等到儿子龙龙和月英起床，她才跨进房间。

　　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子里，四个成年人这样挤着过日子，不和谐的音调经常飘出亭子间的窗户，弥散在弄堂的混杂空气中。

　　”知道吗？米店老板朱玉卿的女儿朱婷婷回来了”。

　　下班回家我刚停下自行车，同学大燕又宣布了一条弄堂新闻。

　　”她还活着”？

　　十年没有她的消息,我的确也是挺惊诧的.

　　”人在我家呢”，大燕回我。

　　“是呀，她家屋子也给居委会收去堆杂物了”。

　　”是我娘看见米店外面站着她们一家三口，便走过去问找谁来着，婷婷认出我娘，我娘忙把她们招呼进了我家，将她爹娘的事说了，那婷婷哭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大燕没标点符号的说了一大堆。我连忙拉着大燕一块去了她家。邻里乡亲早已将婷婷围了一圈。

　　小郑老师和小狗爷叔，豆腐店二毛等几个人随后走进来告诉众人说，

　　”我们去了居委会，反映了朱婷婷回来亊，他们说马上开会讨论腾还婷婷家房子的事情”。

　　婷婷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爹娘不在了，我也不想再回这屋子了，说着说着又哭开来，那男人站在一边，也没吭气，瞧着蛮憨厚的一个汉子，一旁的小女孩有七、八岁的样子，清清秀秀，长的很像朱婷婷。

　　她没多叙述这些年的去向，大家也没敢多问。

　　后来米店楼上的晓英阿姨说有话要单独和婷婷讲，我们就散了。

　　没过几天二号胖娘姨就神神密密的告诉我娘说，婷婷她娘也没死，朱玉卿当年寻遍黄浦江后，没见妻女踪影，他万籁俱灰将自己掛了。婷婷她娘是回了老家高桥乡下的一个僻静的庵堂出家做了尼姑的。楼上晓英阿姨知道这事，替婷婷她娘送过生活用品的。

　　因为婷婷她娘认为她没脸再出现在弄堂里，尢其朱玉卿的死，她再也没法回头了，她让晓英阿姨严守秘密，十年来，晓英阿姨硬是没露一丝口风。

　　昨天，晓英阿姨陪婷婷去了庵堂了，还说，婷婷当年是跳了黄浦江的，让一条成都来的小煤船给救的，后来就跟去了四川。

　　故园风雨几经年，岁岁月月断肠日。

　　婷婷见过了她娘，拜别了弄堂里的父老乡邻。暮色下，悠鸣哽咽的黄浦江水再一次的将婷婷带走了，它乡巳是故乡了。

　　随着大返城的浪潮，我哥也从贵州回到了他阔别十年的家乡。

　　穷山恶水的偏僻乡村，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他。目睹了社会生存之不平等，使他从一个弄堂里走出去的纯真少年，回来时浑身带着一种孤愤与落魄，额头堆积了无限苍桑而又玩世不恭的容颜。

　　记得他出走时给我的印象是能吹些欢乐的口琴,和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些才华品性他没有带回来,带回来的是插队知青的愤世嫉俗和没有燃烧过的青春.

　　数年的煤矿作业，工作条件及其恶劣到每日犹如下到幽深的地狱，煤尘导致了他患了矽肺，他透支了他的生命，仍然嗜着烟酒挥霍着他的青春，他的灵魂，流年似水，过客匆匆，他的生命终于停格在他的壮年时期。生命的轮回使我措手不及。

　　扼腕而惜，我的至亲！

　　我二姐不能回沪，她当了名乡村教师，成家立业在当地。

　　经历了翻江倒海般的涅磐重生，共和国最倒霉的这代人，他们明白了一个事实”倾诉是最无效的”。

　　这个群体中是有成功者，他们也许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的党政干部，軍队将领，国企老总，是红色血统父母事业的接班人!

　　而我的层次接触不到他们，生活在我们弄堂的回城知青，则大多数是缺少文化率先下岗的企业工人，挤在狭小住房空间里，挤掉了亲人间的和谐，鸡飞狗跳此起比伏，日常生活的平庸，真的会杀死伟大，况且本来就是普通的群体，每一步的脚印，都踩踏的无比艰幸。

　　清晨，我刚要把自行车从门幢里推出来，发现瓦盘里的紫丁香小花巳开的一簇一簇的了，一旁陶罐里的牡丹花也结了好几个花蕾，看着有些舒心。

　　一抬头又看见大门外亭子间龙龙推了一辆自行车，媳妇月英和亭子间嫂嫂一左一右地扶着坐在自行车上的龙龙他爸，缓缓地从弄堂外走进来。

　　前几天就听说，龙龙刚办妥了他爸提前退休，他顶替进工厂的事，居委会也安排了月英去里弄托儿所工作，龙龙和月英在郊区租了间小房子，每天晚上在这里吃完饭，骑车去睡觉。龙龙他爸也不值夜班了，亭子间嫂嫂也不用老在大门口拣菜剥豆消耗时间了，没想到龙龙他爸却被查出肺癌，天天要推去附近医院打针，真是多灾多难啊，唏嘘不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