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油飞
“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学画，我要学政治，把国家民族治理好，这比画画更重要。”
–吴冠中
清华大学为吴冠中撰写的讣告中，给他的头衔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共党员、政协常委”。这些程式化的字眼，似乎将这位国宝级艺术大师摆在了体制之内，令人无端想像出一副养尊处优、面目模糊而又似曾相识的形象–毕竟，类似的文艺界人物我们见过太多了。然而事实上，吴冠中最为反感的恰恰是体制对艺术的入侵；他或许没有斗士般的壮举，但他至少有着孩子般讲真话的勇气。
身为国民政府最后一批公费留洋艺术生，在国内政治局势风云突变之时，吴冠中本有机会远避风浪，在国外安度一生。但如同当时许多天真而热情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他选择了在1949年回国–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多年之后，在与好友袁运生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吴冠中曾流露过些许对归来境遇的不平之气，后来他还特地上门叮嘱对方不要外传。若设身处地，我们很难想象他不曾后悔，却也同样难以想象，若未曾经历这些人生中的起落波折，他又能否达致今天的艺术成就和品格。
初回国时，吴冠中辗转在几家学校作教员，大多教授些基础美术课程。当时美术界向苏联式的写实主义看齐，形式美和现代主义画作则被当作资产阶级毒瘤。吴冠中却不以为然，经常在课堂上让学生赏鉴现代主义作品，因而引起校方不满。他在中央美院工作期间，院长徐悲鸿就曾响应政治风向在全院大会上发言道：”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果不其然，吴冠中不久后就被调动去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事实上，吴冠中并非故意与体制作对，只是性子太过单纯直接，不懂得也不愿意掩藏自己的真实看法。当得知一位颇具艺术天赋的学生决定去参军，吴冠中感到十分惋惜，居然劝他不要去–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可谓大逆不道了，但对吴冠中而言，他只是在真心呵护一株艺术幼苗而已。
当其他画家或主动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洪流，开始为”革命需要”而创作之时，吴冠中却转向了少有政治色彩的风景画。其实他并非没有尝试过画工农兵，只是作品始终达不到组织要求，总被外行人指指点点要求修改，这境遇让吴冠中颇感挫败，最终”逼上梁山”改画风景。由于风景画难为政治所用，当时也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吴冠中因此特地到井冈山写生，作为”向革命靠拢”的借口；平定西藏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西藏写生时，他亦积极参与，创作了《扎什伦布寺》，从此一举扬名，也保住了风景画这条”中间道路”。文革开始时，吴冠中正患严重肝炎，加之原单位解散、调入陌生环境，因此并未遭受过批斗，只是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此时对他而言，最大的痛苦在于无法作画，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政治气氛有所松动，他才能够开始背着粪筐到田里写生，被称为”粪筐画家”。
其实，与受尽迫害屈辱的其他名家大师相比，吴冠中算是相当幸运的。他因一场重病而躲过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以身体的伤痛逃过了精神的折磨，不仅没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未陷入被”彻底打倒”的境遇，也从未出卖过良心、献媚于当权者。因此他晚年在散文中曾自豪又略带苍凉地说：我绝无任何政治污点。可见，吴冠中并非一直以挑战者的姿态对抗制度，只是试图在政治掌控文艺的局面之下能够保留自己所认可的艺术风格；他无力改变肮脏的世界，只能尽力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如此简单的愿望，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也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幸运如吴冠中者没有丢失自己，可又有多少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笔被政治扭曲或吞噬了呢？
文革结束之后，隐忍了太久的吴冠中迅速以大胆的言论引起人们注意。他在美协会议上提出”解放美术领域的奴才”，反对”政治第一、美术第二”的观点，结果满场肃然，无人敢应。好在那是一个政治坚冰迅速融解的年代，吴冠中也并未因此受到打压；他其后发表的《内容决定形式？》一文更如重磅炸弹，在美术界重新激发了富有活力和启蒙意义的艺术探讨。此时，他开始动笔写作；事实上，一直以来，文学才是他更热爱和憧憬的领域。”我本不想学丹青，一心想学鲁迅……固然，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文学的力量甚于绘画。不要总是讨论艺术美不美、像不像，应该多想想艺术到底是干什么的。以文字抒难抒之情，是艺术的灵魂。”鲁迅始终被他奉为人生导师，他甚至抛出过争议颇大的惊人言论：”一百个齐白石也比不上一个鲁迅。”他也希望自己离世之后，人们对他散文的理解能超过对绘画的欣赏。
崇拜鲁迅的吴冠中，也确实有着鲁迅般愤世嫉俗的脾气。晚年吴冠中可谓一帆风顺，不仅在体制中升至政协常委、美协常委，其作品更在市场上炒出天价，总拍卖价格超过15亿元。但他似乎毫不领情，对体制和市场二者都深痛恶绝，常有惊世骇俗之炮轰言论。他最看不惯美协、作协、文联等官僚体制，声称这些组织应该统统解散， “一个民间团体封这么多官做什么！” 他对自己作品被市场热炒感到十分不满，认为那都是为赚钱而作出的手脚，并不能体现真正的艺术价值。艺术官僚和艺术商人早已与真正的”艺术”二字无涉，一者依附艺术获取权力，一者通过艺术赚取利润；艺术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已。吴冠中自己也明白，”我现在就像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是啊，他心如明镜–在这乌烟瘴气的艺术圈中，大部分人对他的热捧，并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而是各怀鬼胎、另有所图。丧失了艺术追求的所谓艺术界让老人痛心不已。他曾说：”我负丹青，丹青负我!”前半句自谦苦学半生却未达最高成就，后半句恐怕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对当今美术界的失望透顶。
吴冠中的言论与作派可谓老愤青一枚。陈丹青描写他演讲时的架势，”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那恰是民国时左翼青年的演讲遗风，斩钉截铁，慷慨激昂，即使现实如同铁笼般绝望，也撼动不了他分毫。说起来，吴冠中只是太简单，学不会城府森严，做不来老成持重，始终保持着青年脾气。在这个世界中能如斯，真真是幸运而难得的。以他的影响力却总是口无遮拦，每每令身居高位者尴尬不已；想想看他那些言论吧–中国的艺术还不及非洲、美协养的都是不下蛋的鸡云云。如今斯人已去，世界似乎顿时清净了不少，不知那些情深款款的怀念背后，是否又有些人正呼出一口长气，弹冠相庆–从此世界太平。
虽然画作动辄拍出千万高价，晚年的吴冠中依然住在未装修的两居室内，去三块钱的老人优惠理发店，吃简单的白粥稀饭，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在十平米的小画室内作画。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相当严格，不满意的作品统统烧毁，以至于毁掉的作品远多于捐出和流于市场的作品。发觉自己身患绝症之后，他将自己保留的画作逐批捐赠给故宫、新加坡美术馆、香港美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所捐作品市值数以亿计，直至家底全空。他的骨灰已撒入大海；而他的儿孙之中，无一人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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