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可怕的大学——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唱衰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再有人痛心疾首，以捣穿地面的力度哀嚎：“大学太堕落！教育要改革！”观众都忍不住嫌他大惊小怪，还在演古装的苦情戏。早在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就说，大学教育有两大弊：一曰极端国民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迁就于政府的主义，“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二曰极端实利教育，意思是把大学作为一个职业训练所，所有人都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驯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续生产而永远不发问，配合永续消费而永远不要求答案。

         当年蔡元培要大刀阔斧除掉的大学的两大弊端，无论是来自意识形态，含蓄的围追堵截；还是源于功利实用，猖狂的穷追猛打，却都像打不死的小强，像认得回家路的幽灵，在近百年一次次被“改”被“革”之后，以更强大的形态强势回归。在大学教育近代史，这条几乎一条路走到黑的甬道中，我们倒也曾拥有过光明乍现的瞬间，有过少数真正实践“自由灵魂、独立思想”的几年，大多也是极其偶然的情况，稍纵即逝，似真还假，连时代本身都有突兀的愕然。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王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得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青春的圣器被前所未有地举到最高。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青春的圣器从最高处被摔得粉碎，里面盛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滚出，大家发现他们原来是那样不堪一击，也幼稚庸俗狭隘……

    在用一系列贬义词拼贴出罪状时，我却突然觉得语塞。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堕落”这个词，它是一个如此高级的词汇，暗示着曾有过的高贵，和曾经存在的高度，而我们从进入大学第一天开始，已经处在溃败后的底线，起点如此之低，我们甚至没有自由落体前腾起来起跳的高度。

     而对准备进入大学，或者已经读了几年大学的90后来说，好大学——甚至不那么可怕的大学，都是个伪概念：我们失去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们哀歌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2008年，我大学入学。当时，隔壁北大的开学典礼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正在演讲，他是北大请过的第一位来演讲的校友，显然是觉得他的成功路径对大学生很有借鉴意味。在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怎么提高英语成绩，如何为班级服务，最后努力都获得回报的励志故事。意外地，他提到了自己大学同学海子，说：“（大学时）我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我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地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俞敏洪的话多少有些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否定了那段差点当诗人的岁月，拍一拍胸口，吁一口庆幸——幸亏早早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义灭蠢，嘲笑轻狂。

     这大概是一次成功的讲座，因为在这段话后，演讲文字稿上有个括号，写着“笑声加掌声”，刚入学的大学生在第一天就获得了宝典真经：拒绝在莽撞迷路的天空翱翔。选择在地下摸打滚爬，开出一条曲折泥泞、通往成功的小径。

    同一个梦想，同一种绝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见过这句话。它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最后几页，示范冒号的用法，被誉为课本上被隐藏得最深的冷笑话。

       中学的时候，老师每每讲到这句话时，总会面露尴尬地说：“现在时代不同，这三者的命运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学习。”

     看每年录取季的新闻图片，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大学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纵横，他们的高兴，不仅仅来源于十八年后，终于被教育海关大手一挥，允许通过，驯服和隐忍终于换得网开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们开心是因为得到了来自未来的承诺，一个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个区别于上技校的李萍，和当售货员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才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是错的，知识只能延迟命运，而一星半点不能改变——“考不上大学，18岁就失业；上了大学，22岁就失业”。我周围许多同学也认识到这个悲凉的现状，他们攒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头望天半晌，才轰然叹气道：“那就读研吧。”

   把未来推得更远一点，也许人生就好过一点。

    我小学的同学大多数都上的是三类学校，或者二级学院之类似是而非的大学。我假期回去和他们交流，总是被他们身上笼罩的巨大绝望所震撼。他们虽然上了大学，但没有半点优越，对未来也没有一点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会做些务实的打算，比如为了好找工作去当兵。大多数人，过早就有了将来被社会抛弃的预期，拒绝去改变这种认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对迎面而来的现实，他们变换各种花腔嘲讽大骂社会，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般，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学同学，就读于国内最顶尖的大学。相对于我“三类高校”同学的无所事事，他们总是显得那么忙碌，有志，对前途胸有成竹，对自己胜券在握。无论是走在学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听到我大学同学们谈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不离以下任何一个：成绩排名、奖学金、推研保研，GRE分数……对于“未来”这个未知项X，这些是他们仅有已知的题设，好像完美解好了这些问题，就能担保导出一个美丽的X。

     这导致老师和学生、学校和学生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好分数而学习，老师也无奈却善解人意地发放学生所需要的分数。学生毫不隐瞒自己是为了累计个人资本而积极参与学校活动，而学校也大发慈悲地允诺一个和苦累程度相应的报偿。

    大学里无论是学风森严还是严肃活泼的集体美感，揭开了都是学生对个人利益的锱铢必较。

     而具体到每个大学生，每个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和日程表，揭开了看，都是表演结束后的空虚啊都是空虚，虚无啊都是虚无。

    可近段时间，我发现，我忙碌有为的精英同学的绝望并没有比我的“三类高校”的同学更少。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名校学生自杀，更是让这种绝望日渐明朗。

    去年9月，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有六篇google学术收录文章，三篇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SCI目前是衡量国内大学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

    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用工资来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对于入学第一天就被成功学洗礼的大学生来说，似乎也没有其他更为高级的评价尺度。不同形态的青春，大家都只有“买得起房子”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也共享着同一份绝望。在高校录取又将进入新一轮的疯狂扩招之际，大学生们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话来解嘲：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没有前途。”

   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想过退学，就说明对大学还有怀疑和迷茫，而不至于全盘信任。

    然而，对大学的迷茫，却不再是哈姆雷特式有些做作的，孱弱的，嗫嚅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经典的问题变成电影《禁闭岛》中的发问：“像怪兽那样活着，还是像好人那样死去？”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大学之所以如此不可爱，却仍然可耐，大概是因为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受了十几年更惨厉的中小学、高中教育。对于在18层地狱生存久了的人来说，17层半的地狱已是天堂，虽然那半层并不是什么升华，而仅仅是脱离了管制的一点喘息的空间。

     在17层半的地狱活着，就必须像怪兽一样活着。大学生们对大学的种种弊端、猥琐、丑闻其实了解得最多。很多教授听起来都咋舌的事情，从大学生口中讲述不过略带一个轻蔑的微笑。而要存活下来，且活得好，恐怕必须把实用虚无渗入灵魂，熟练地借力体制并与之共舞，面带微笑；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悄不声张。

     即使无法做到这样演技超群，退学者也寥寥无几。一来，只有打破牢笼的希望被预见到时，所有人才会有行动的共识。二来，真的需要用退学，来证明教育的强大，可怕的大学终于战胜了么？ 
                

                           选自《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出刊3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