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着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 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 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 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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