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 P34-35
记者 杨潇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
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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