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聂鲁达的一段不太愉快的来往

1951年，宋庆龄接受斯大林和平奖，苏联作家Ilya Ehrenbourg专程来北京颁奖。和平奖的10万卢布，宋庆龄捐给了中国福利会。

北京1951年，宋庆龄与Pablo Neruda智利诗人聂鲁达。聂鲁达是诺贝奖获得者，同时又是共产党人，所以中国人对他介绍的比较多，还有一部意大利电影《邮差》是以聂鲁达为主要人物（但据说情节是虚构的）。聂鲁达与宋庆龄的交集，在于1951年，那年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和平奖，聂鲁达和苏联作家Ilya Ehrenbourg到北京来给宋庆龄颁奖。

颁奖第二天，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行宴会庆祝。正宴结束，喝咖啡时，宋庆龄要抽烟，拿出一个镶宝石的金烟盒请聂鲁达欣赏，宋庆龄说，这烟盒是为了生活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忆，聂鲁达看过后还给了宋庆龄。喝完咖啡，大家起身离开时，宋庆龄可能是忘了（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望着聂鲁达说，我的烟盒呢？聂鲁达明明记得已经还了，但还是帮她找，最后，宋庆龄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了烟盒，松了一口气，又露出笑容，聂鲁达说，他好长时间都笑不起来了。

这段小插曲，读自聂鲁达自传的英译本（Spanish to English by Hardie St.Martin， Fr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1974）。聂鲁达后来又访问了一次中国，但是两次访问都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比如他要出去买袜子，中方接待人员说研究，最后是有车开道，轰轰烈烈地来到商店，然后陪同下车，商店清场，店员夹道欢迎，弄得聂鲁达低着头，买了袜子后逃跑般出了商店。另一次是他想出去吃中餐，结果也是，中方不让，还是聂鲁达发火说要回巴黎，在巴黎吃中餐没问题，结果也是大张旗鼓地开车去离旅店不过300米的饭店吃了一顿烤鸭。

但是聂鲁达还是对中国说了不少好话，比如他说中国孩子是最可爱的（这一点几乎是那个时代到过中国的老外的共识），说中国老百姓的笑纯朴自然（他也提及官员的笑，那是另一回事了。）。他的自传，应该写于1970年代，那时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聂鲁达对此有所风闻，也没忘了旧事重提，调侃一下宋庆龄： Now I have an idea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robably relieved her of the lovely gold cigarette case for good.

照片来自爱泼斯坦的1993年出版的英文书《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 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