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我们在西湖走散

再次见到我魂牵梦萦一生的恋人，是在70年后。

2018年8月29日，孔柏年先生急匆匆赶到我家，从手机中翻出一张照片，问我是否认识。我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瞬间呆在那里。
1949年，他在兵荒马乱中撤离大陆，从此杳无音讯。
一别，便是一生。

“徐婉婵，有三个空军来找你！”1947年的一天，一位同学跑进宿舍喊我。

那年，我21岁，正就读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医事职业学校。

我很惊讶，跟着同学下了楼，只见3个身着军装的人看着我笑。我认出来了，其中一位，前一天见过。

那是10月31日，为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杭州体育场举办了一场联校体育比赛，我是学校的女排队员。那天体育场人山人海，女排们正在场上奋力挥臂扣球时，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我们像受惊的小鹿，跑到主席台上躲雨，那里，恰是空军官校学生们的观赛场。

身着白色球衣的我被雨淋湿，想找同学要张手帕，就在我回头张望时，突然看到身后一个篮球运动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那年我21岁
再次见面，只见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式空军制服，高耸的军帽帽檐压在眉毛上，英气逼人。

见到我，他显得有些紧张。同来的人笑着在背后推他一把，他才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们想……想来参观一下你们学校……”

他叫王振康（后改名王斌），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25期学员。1944年，为响应蒋介石“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正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他弃笔从戎，赶赴印缅战场。抗战胜利前，又考入笕桥中央航校。

后来，我们相爱了。

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总有一架战鹰如约从笕桥方向飞来，时而直冲云霄，时而低回盘旋，那贴着学校屋顶呼啸而过的轰鸣，至今难忘。

我常跑出教室，努力向天空挥手。

那时，航校学员每天都要驾机训练，振康常常将地点选在我的学校。

到了周末，他会身着绿色空军制服，开着敞篷吉普车到学校接我，然后去岳坟边的摊位租两辆自行车，并肩骑行到西湖。

那时的杭州姑娘，以有个笕桥空军男友为荣。

有一次，我们爬山时，我脚下一滑，他赶紧伸手将我扶住，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十指相扣的瞬间，我俩都羞红了脸。

不能相见的日子，我们就用频繁的书信表达爱慕。曾是哲学系大学生的振康文笔优美，柔情脉脉又体贴周到。

有一天，我们泛舟西湖，振康看着我，表情突然凝重起来，他握住我的手说：“假使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那么就在岳坟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会让我们重新相聚的。”

我听了一愣，很感动，但也有些好笑：这么小的杭州城，我们怎么会走散？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好单纯，而身为军人的振康，已经感知到了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1948年冬天，笕桥中央航校紧急迁往台湾，振康要随部队换防。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西湖边，他把我紧紧揽在怀里，迫切地说：“婉婵，我们结婚吧，和我一起去台湾。”

年幼无知的我，根本没有体察到他焦灼的内心，也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辛苦读书四年，再过半年就要毕业了，等拿到毕业证后就去台湾。

振康尊重了我的选择，送我一张别致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

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

那是1948年的12月15日，一个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日子。是我们第一次分别，也是永远。

在之后纷乱的岁月里，我始终将这张贺卡带在身边，一直保留了70年。

2008年12月15日，我们分别60年之际，我在贺卡上写下一段话：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48年12月15日是什么日子，今又12月15日，两岸直航的时刻您在哪里？我们都是83岁高龄的人了，只有九泉相见，天堂之路又在何方，心痛难忍。

现在想起来，我万分懊悔，如果当时坚定地跟着他走，我的一生，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的折磨。

1949年，解放战争烽火连天。

这年初，振康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封信，我这才知道，他已从台湾到了上海。

信中，他只简短留下自己在台湾的详细地址：台湾屏东机场，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四中队，并希望我尽早动身去台湾。

可我，仍在等毕业。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长江防线只一天便被解放军突破，两天后南京解放，十天后，杭州解放，二十多天后，上海解放。

一夜之间，杭州再无吉普车和空军的身影，留守笕桥航校的看门人也不知去向。

杭州街头，到处是丢了魂寻找恋人或丈夫的女人，其中，就有我发疯般的身影。我天天看报纸，希望能从中寻找振康的下落，但一无所获。

振康曾对我说：“我是军人，命可能不长，你要好好考虑。”

我坐在岳坟前，想起他说过的这句话，立即起身离开，怕自己忍不住放声哭出来。

绝望中，我花了一块大洋请算命先生看相。我想知道：他在哪，还活着吗，我们何时才能相见，我刚从邮局寄出的两件亲手编织的毛衣，他收到了没有？

算命先生说：人还在，远在海角天涯。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我把振康从上海发来的那最后一封信看了又看，坚信他是随部队撤到台湾去了，多少心安了一些。

这年7月，我终于毕业，但赴台结婚已成南柯一梦。

3个月后，新中国宣告成立。

我们真的走散了。

1950年春，我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信，她说，振康的弟弟振业参加了解放军，并随南下解放舟山的部队来到临海赤水村。那正是我的家乡。

振业找到我的母亲，打听哥哥的下落，可母亲一无所知，就将我的地址告诉了振业，振业说，等他打完仗，一定会再来找我打听哥哥的消息，并给我母亲留下了他家在安徽的地址。

收到母亲的信已是一个月后，我立即上街买了几块杭州绸缎，寄给远在安徽合肥的振康父亲王少山，以表自己的牵挂之心，但慑于局势，我没敢多写，只是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可绸缎寄出后，犹如石沉大海，说好打完仗就来找我的振业，也消失在茫茫人海。

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振康家当年的地址：安徽合肥市赵千户巷1号。

我曾让女儿去寻找，可女儿告诉我，赵千户巷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街巷，早已荡然无存，连同名字一起消失在解放后的城市改造中。

1950年后，经常有台湾飞行员驾机回大陆投诚的新闻，我已如死灰的心又复燃了，我期盼着恋人，也能成为驾机回归的英雄，与我团聚。可是，这期盼很快变成了绝望——听说驾机回来的人，有的被枪毙了。我十分恐惧，在心中一遍遍祈祷他千万不要回来。

做梦也没想到，振康驾着飞机在我们学校盘旋的温馨场面，后来成为我的“污点”。

五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医院改制为一所军队医院。按当时规定，所有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统称为旧职人员，都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从此，我的档案中，有了“恋人为台湾空军飞行员”的字样。

1952年的一天傍晚，由单位激进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将我关押起来，说我贪污巨额公款，通敌台湾恋人，把巨额贪污款转移台湾，助台湾反攻大陆。几天逼供下来，我濒临崩溃，只好签字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我

祸不单行，老家赤水村传来消息，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房屋、财产全部没收。

我父亲早逝，母亲成为被批斗的“地主婆”。我的大哥在一个清晨被拉去枪毙了。那天，大嫂哭着去收尸，把大哥身上穿的毛衣脱下交给我洗，我洗着洗着，只见清澈的河面，瞬间被大哥的血染成殷红一片。

大嫂将洗好的毛衣拆成线，又打成小孩的毛衣，给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穿在身上。

在政治高压下，我已没有别的路，痛苦地想了很久，最终决定把自己嫁了。

此时，一个叫王耀振的医生开始追求我，他与我在同一所医院。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和振康只相差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无法忘记振康，心里会一直留着振康的位置。他说，他都知道，也都理解。

1953年，我们结婚了。

后来我们陆续有了3个女儿，孩子的出生，曾一度让我在忙碌中忘记了振康。但当她们渐渐长大后，我又慢慢想起了他，回忆反复折磨，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失眠的夜，我会拿出以前振康给我写的信，边看边哭。

在我的家里，至今还保留有振康当年送我的礼物，有旗袍、扇子、派克金笔、香皂、布料等，我一直细心保存了70年，连他当年用来包礼物的橡皮筋都一直留着。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将振康送我的鹅黄厚呢衣料，请裁缝制成孩子的大衣， 老大穿完给老二，二姐穿小了又给小妹。靠着这件柔软暖和的呢大衣，年幼的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季。

振康曾送我一本暗红色的相册，里面有许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坐在阳光下一页页打开。年幼的孩子们时常趴在我的腿上，好奇地指着照片中的人问我是谁，我也不隐瞒。

当我和孩子们谈到我的空军恋人时，丈夫耀振总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跟着笑。

后来我曾数次回过杭州，每次去都会想起当年振康和我的约定：“假使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那么就在岳坟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会让我们重新相聚的。”

但是我从来不敢去西湖，更不敢到岳坟。

1957年，我所在医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为响应号召，性格耿直的耀振在会上给医院党委领导提意见，第二天，医院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他被停职。

1958年，耀振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他心爱的手术台，开始长达21年的劳改生涯。

他遭迫害后，21年间没有一分钱工资，家里经济条件一落千丈。

耀振被押送到原籍宁海农村劳改时，三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还不满五岁，后来他又调到宁夏盐池劳改。

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屋内睡午觉，忽然听到窗外有人说话：“小朋友，你知道徐婉婵家在哪里吗？”只听二女儿奶声奶气地说：“不许去，我妈妈在睡觉，不许你去我妈妈家！”

我立即起身跑出去，只见8岁的女儿两手呈“一”字伸开拦在陌生人面前。

对面的人，正笑呵呵地看着她。

他头戴西北皮帽，身着破旧的黑色棉大衣，肩挑一担行李，风尘仆仆。

看到他，我眼圈红了，对女儿说：“是爸爸，快叫爸爸。”

耀振一把将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女儿却只呆呆地看着他。

这是耀振21年劳改生涯里，屈指可数的一次回家，是我们全家少有的团聚。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之所以能回家，是因为他救了农场领导妻子和孩子的命。

耀振后来一直驻扎在农村，为让穷苦百姓看得起病，他自学中医，救人无数。

1966年，文革爆发。

我档案里的历史“污点”再次被翻了出来，造反派说我利用家里的收音机，偷听敌台，试图与台湾恋人里应外合，反攻大陆。

预感到红卫兵要来抄家，在一天夜里，我流着泪把振康给我写的信一封封丢进火里，但那些照片，我却无论如何舍不得烧掉，我侥幸地想或许他们不会在意，便把照片藏在了箱子底下。

一天早晨，造反派冲进我的家，翻箱倒柜搜出那些照片后扬长而去。

我的女儿，被划为黑五类子女，不仅被同学看不起，连老师也另眼相看。1978年恢复高考，成绩优异的二女儿想要报考美术学院，却被告知右派子女不得报考大学。

当时女儿们心里恨极了父亲。

领导频频找我谈话，要我和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我始终不肯，我知道，他是冤枉的。

终于在1979年，耀振迎来平反，回到原单位上班，这一年，他已经54岁，两鬓花白。

荒唐的是，在平反后他才知道，自己右派分子的身份，并无当地官方批文。他21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葬送，事后无人过问，更遑论赔偿。

耀振找到那名陷害他的领导，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最为困苦的时候，我和丈夫耀振相敬如宾，不离不弃。当苦难终于过去，年逾古稀的我们争吵却越来越多，他便常常躲到女儿家里。

二女儿后来告诉我：有一天，一向豁达风趣的耀振突然神色凝重的对她说：“你妈像是得抑郁症了，她是有心病的，王振康至今生死不明，你妈怎会放心？存了那么多年的照片、信件，又在文革中被洗劫，现在怎么办才好？”

耀振希望几个孩子，能帮他打听王振康的下落，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我知道后，内心十分感动，只有他知道我的心病。我告诉孩子们，只想知道当年的恋人是否还活着，如果能得到他的一张照片，便心满意足了。

在耀振的建议下，孩子们带我去医院检查，我果然被确诊患了抑郁症。

我心里清楚，那么多年来振康一直在我心里，暮年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致久思成疾。那时，我早已没有信可怀念，只有时常拿出振康送我的礼物以慰相思。

耀振从此再没有和我吵过架。

但我的体重，从130斤，掉到了70多斤，形销骨立。

女儿们心疼我，动用了一切关系，想尽办法去帮我寻找振康的下落，但多年来，结果都是深深的失望。有一次，女儿给一家电视台的寻亲栏目打去电话，对方以我不是振康家属为由，拒绝了。我知道后，十分难过，病也越来越重。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吞下一把安眠药。因为耀振发现的早，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我被救了回来。

这件事让耀振坐立不安，为了帮我寻找振康，他专门为此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

在耀振的建议下，2014年12月，二女儿试着给台湾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台湾“国空安抚局”的回信。

知道这个消息后，全家人老小都赶回来围在我身边。

因我患有眼疾无法看信，耀振便亲自念给我听：

经查，我前空军飞行员王斌（改名王易斌），于中华民国44年9月20日因驾机参加演习失事，为国殉职，英烈留芳。

听完后，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耀振望着我说：“你怎么不哭呀，心肠这样硬？”

他不知道，人真正悲伤到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他也忘了，我泪腺堵塞，已二十多年不会流泪。

那天晚上，我再次翻看1948年12月15日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心痛难忍，上面那寥寥几十个字，已是他仅存的字迹。

如今，我已是年逾9旬的白发老人，而我一生挚爱的振康，他的生命却停在了32岁，芳华永驻。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

年寒岁暮，今又似，看到这些您点点滴滴的痕迹，是您对我的爱的启示。容颜已老而痴情依旧，原来还有更多的纪念品，都被动乱的文革抢劫一空，无法再得。祝您在天之灵逍遥快乐如在生时一般，这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婉婵 2015年2月21日星期六

在帮我找到振康的消息半年后，耀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那天半夜，我还给他盖过被子，待清晨六点叫他起床时，才知他已西去。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回忆往事，想起他坎坷的一生，以及那么多年对我的包容和理解，心痛如绞。

丈夫去世后，女儿问我：“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爸爸？”我告诉她：“我当然是爱你们父亲的，否则文革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不会和他相守60余年，但我也爱振康，这是不一样的两种爱。”

我患抑郁症后，女儿常带我去医院看病拿药，耀振就一个人坐在养老院的门口眼巴巴地等我们回来。车子开到他身边停下，见女儿招手，他便会立即迎上前来，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他悄悄告诉女儿，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总以为我在他身边。一个人去打饭，常常打了两人份的饭，回到宿舍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到了该吃药时，他会把我的药放好，对着我的床说，婉婵，吃药啦，扭头一看，才发现床是空的。

耀振去后，我十分思念他，万念俱灰，再次吞安眠药自杀。

可命悬一线的我，又被救了回来。

孩子们的心情更沉重了，为了却我最后的心愿，找到一张振康的照片，她们四处奔波。

2018年8月，我的大女儿偶然认识了抗日名将孔墉之孙孔柏年，他是宁海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闲聊中，大女儿和他说起我的往事。

8月29日，孔柏年先生来访，不待我下楼，他便急匆匆跑到我的卧室，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问我：“老太太，你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我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瞬间呆在那里。

1948年，他在兵荒马乱中撤离大陆，从此杳无音讯。70年后再见，他依然保持着当年分别时的芳华与帅气。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照片，70年前的影像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心痛难忍。

一旁的女儿看着我，惊呼到：“妈妈，你流泪了呀！”

我紧紧握着孔先生的手，老泪纵横，许久，才说出一句：“他比当年分开的时候，老了。”

当天晚上，我把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压在枕头下，吃了安眠药，却一夜未眠。

随后的几天，有关振康的信息纷至沓来，从一份详细的档案中，我知道了他后来已在台湾结婚，去世时遗下妻子和一儿一女。

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抗战空军烈士陈怀民的侄孙陈功先生来我家拜访，他也是帮我寻找振康照片的恩人。他告诉我，当年台湾当局为避免空军驾机投诚，要求他们必须在台湾结婚，否则不得再驾驶飞机。

我知道，他是怕我难过，但其实，知道振康在台湾成家并有了孩子，我才放心，我最担心他在台湾孤苦伶仃，如果是那样，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后来，我还知道了振康一生曾参加大小战役69次，包括徐蚌、京沪杭、金厦、大陈等，奉颁一等宣威奖章。

看到京沪杭战役，我这才晓得，1949年初振康从上海发来的那最后一封信，为何如此简短，那是我们分别后他距离我最近的一次，却无法相见。

一时间突然收到那么多有关振康的消息，就像做梦一样，我一遍遍询问女儿是不是真的。每天，我都对着照片喃喃自语：

振康，我那么老了，你却永远这么年轻，在天国相见时，你可还会认得我？

9月3日，台湾志愿者在台北碧潭空军公墓找到了振康的墓碑，并帮我献上一束玫瑰。看到从台湾传来的照片，我十分欣慰，此生心愿已了。

特别鸣谢Thanks：

王蒙女士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同时，感谢孔柏年、陈功、裴源先生，以及台湾高兴华、李刚、杜松培、唐毓秦、王惠民、张雅宜、王杰、卢维明等诸多人士之义举，正是在他们的接力下，徐婉婵老人才得以在70年后找到恋人照片，了却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