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江春泽（1935～），安徽安庆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协调司司长，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口述者：江春泽
访谈者：鲁利玲
时间：2009年7月23日
地点：江春泽住宅
整理者：鲁利玲
1962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首招的学位制研究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读研究生期间，1964～1965年，全系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因此，我们的毕业时间从1965年延后到1966年4月。毕业后，我被留在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研究苏联东欧经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1969年，我随学校去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人民大学已经被撤销了，随建制被分配到北京大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从事比较经济体制研究
1于光远促使我研究比较经济体制
大约是1978年夏秋之交，一天，于光远给我打电话，交给我一项任务，协助组织一个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学术团体，即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运用集体力量，实事求是地重新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体制模式。为此，于光远还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去中国社科院开个会，并建议我去外国语学院旁听塞尔维亚语。次日，是礼拜天，我按时到会。会上，于光远讲了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意义、组织一个研究会的必要性和作用、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等等，并宣布：“研究会由罗元铮召集，担任总干事，江春泽担任研究会的副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第一个研究会。于是，我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的同时，又挤出时间从事研究会的组建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我去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东欧系旁听了一年塞尔维亚语的课程。为应社会之急需，我同北大的张德修合作，在一个月内，综合各种现有资料，赶写并出版了一本粗浅的小册子《南斯拉夫经济》。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研究的注意力，从比较熟悉的苏联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与之大相径庭、曾经受各国共产党批判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模式。我要求自己，首先搞清楚南斯拉夫自己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而不能根据一些批判文章断章取义，在没有把握客观事物的全貌和本质之前，绝不可凭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向去加以评论。所以，我认为，研究会的首要任务是，系统地翻译一些原著，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做一些系统的情况介绍。在这方面，外交部的张立淦、李永祥，中联部的杨元恪，新华社的徐坤明、杨达洲，中国社科院懂塞尔维亚语的陈长源、熊家文、朱行巧、汪丽敏等都做了不少贡献。
在第一次年会上，选举了办事十分认真的秘书长孙家恒，使研究会的工作更有成效。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曾向研究会赠书160册，价值4.5万第纳尔（约合2000多美元）。研究会也出版了不少读物，组织翻译过南共联盟领导人、理论权威爱德华·卡德尔的著作《公有制在当代实践中的矛盾》，集体撰写了《南斯拉夫》手册、《南斯拉夫经济与政治》、《南斯拉夫政治经济辞典》等。一些在南斯拉夫留学或工作的学者，还翻译了不少南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当我接触到一些南斯拉夫的第一手资料时，最大的感受是，在对苏联型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再认识方面，南斯拉夫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领先的，具有开创性的，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揭示是勇敢的、深刻的。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切中时弊，莫过于此”的感觉。但我同时又感到，南斯拉夫似乎把他们的自治理论又当作新的教条，这可能是一种危险倾向。所以，我认为，只能把它当作比较研究的对象之一来研究，从中寻求可供借鉴或取得启迪之处，而不能奉为圣典照搬照抄，陷入一切皆好或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我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不是国别研究，我研究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是把它作为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经济体制模式之一来进行比较研究。除有关南斯拉夫的图书资料外，我还曾经花相当大的精力，搜集国内外主要图书馆的有关书目索引，广泛阅读中外文献和国际上的前沿书刊。
1979年4月，中央理论务虚会结束后，我重新回到学术岗位，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2月，我被评上了副研究员，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界第一批获得高级职称的两个女副研之一。此后，在世经所民主投票中，我被选为苏联东欧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的同事们很信赖我，期望在业务上多多获得我的帮助。与此同时，我还被选为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并实际负责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的工作。为了加深、开拓与创新自己的研究领域，担负所内外繁重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更广泛地进行国际交流，我在提高英语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出版了英译著，而且努力要求自己能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1981年，我向当时的研究所长钱俊瑞递交了一份报告，表达了致力于建设一门新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的愿望。钱所长鼓励和支持我的想法。1983年，我招收了比较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个研究生张宇燕。1984年，我为社科院研究生院开设了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课程，并写出了该课程的第一本讲义。
2走出国门对市场经济的感悟
1984年10月，我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签订的一项高级访问学者交流计划。在国外两年多期间，我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史密森氏研究院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其间，出席过1984年美国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第三届苏联东欧学科世界大会、联合国第四十八届经济贸易大会，大学举办的苏联东欧学科暑期国际研讨班、校园内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以及旧金山地区华人聚会，进行了各种参观访问，包括参观各种类型的市场、监狱、法庭审判、议会讨论及黑人和穷人聚居区、教会的周末活动等。除了参加上述活动外，我还乘“灰狗车”，一种带厕所的24小时运行的大客车，从美国的中西部到东部、西部，来回走过三遍。我以文交友，拜访过本领域里一些知名专家。
1985年，我还得到国内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批准，应对方邀请，赴英国、荷兰讲学交流。在英国，拜访了爱丁堡大学的诺夫教授，与他做了两个小时“不停顿的谈话”。还去牛津大学拜见了布鲁斯教授，当我谈到经济体制择优时，我说：“中国要取市场经济之利，去除市场经济之弊。”布鲁斯批评我说：“你以为，选择经济体制是到超市购物吗？只选好的，不要坏的？这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荷兰，我除了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迈克尔·埃尔曼教授交流外，还到莱顿汉学院做了演讲。从离开荷兰之日起，我开始启用在美国买好的“欧罗派司”（Europass），一种只能在欧洲境外凭护照签证购买的通票。当时，我花250美元，使用限期一个月。在一个月内，我乘火车走遍了欧洲的东、西、南、北14个国家，如瑞典、芬兰、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白天走访，晚上就睡在火车上。每到一国，先在火车站存好行李，兑换货币，买好当地地图和公交通票，凭票可乘任何公交车，期限内无需再付费，也很方便。对照地图，乘公交车去目的地，拜访预先约好的受访者，观察市容，看市场，看文化设施和典型景点。在地铁、街头、公园等公共场所，找当地居民随便聊，了解他们的就业、福利、教育、医疗及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我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以后，按照事先的约定，拜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林德贝克教授。当时，他发表了《福利国家的极限》一文。他认为，瑞典的福利计划（即“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下来）走得太远，政府的公共开支，包括转账支付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5%之多，公共开支的增长快于总资源的增长，超过限度的福利，“要步入危险的境地”。尽管瑞典有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质量也是好的，我从宾馆的免费早餐、餐巾纸等用品，感觉其质量精于西欧和美国，但林德贝克自1980年以来连续撰文批评自己国家的福利政策，说瑞典“劳动缺乏刺激”，“经济患了动脉硬化症”。我不仅听了他对瑞典模式的评论，还看了当地电视台正在播放的节目，学者们对自己国家体制模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路上，所到国家，一眼看上去，从直觉就能感知它的发达程度、管理水平、工作效率、产品质量，以及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当时，两德没有统一，从东德到西德，火车上的装备以至零部件的质量，都能看到明显的差距。在整个西欧，乘坐火车，不必提前到站候车，可随时到火车站，看大屏幕上的时刻表，选择合适的时间直接上车；开车前，列车员才到你座位上来检票。车厢很空，很舒适，座椅可灵活地变成躺椅，设施都很精致。但我在东德境内，乘火车时，却遭遇到在国内常见的情景。车厢里非常拥挤，设施质量很差，水龙头坏了，厕所挂卫生纸的架子一拉就掉在地上。凡此种种，令我不解和寒心。应该说，东德是苏东国家中经济状况和管理水平最好的呀，可为什么它与西德的差距还是那么大？！
我深切感受到，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所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配置全社会的资源，是不可能满足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人们熟知的苏联排队现象、食品和用品短缺的事例太多了。当我进入西方社会以后，就再也感觉不到“短缺”了，不仅花色品种多，而且有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商店和商品，商品的价格也是随着供求变化而不断调整，不像苏联，一种面包卖13戈比，还是列宁时期订的价，一直延续到80年代，完全不反映生产者的成本和效益。在市场经济国家，不仅无需凭票证供应，而且商家为了促销，买东西总是买得越多越便宜。这种能充分满足人们需求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搞市场经济呢？在理论上，计划与市场争来争去，实践中也是翻云覆雨，说到底，就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担心搞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问号一直挂在我的脑海里，也是我苦苦思索，行万里想要寻求的答案。
在国外生活了两年多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由恐惧、疑虑到释然，逐步加深了解、逐步全面认识的过程。1986年底回国后，我被提升为研究员。然而，我从事的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进展却不十分顺利。我原打算，在国外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地做一番研究，把我在出国前就写了初稿的比较经济体制学专著，好好充实、修改、加深和提高，从而正式出版。但不久，又开始反自由化，世经所的副所长王守海对我说：“比较经济学已经被列入‘自由化’学科，你就别写那本书了。所里想让你兼研究生院的世经系主任，做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同意。我说：“我还是想集中精力搞研究。”说心里话，当时他这几句简短的话，虽然是善意，却使我在国外“寻求改革目标之梦”、开创中国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理想和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似乎有些心灰意冷。实际上，在我出国前，国家体改委的童大林同志就曾通过洪禹同志来找我多次，希望我去体改委工作，我答复“等我回国后再谈”。现在，既然学术研究不顺，我就想离开学术机构，下决心投入到改革一线中。
二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提供理论信息
我是1988年6月去国家体改委报到的，担任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作为研究比较体制方面的专业人士，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中来，对我个人来讲，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对于国家体改委来说，也正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进行探索。因此，我非常感谢历史为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我能够在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贡献自己献策建言的微薄之力。
1撰写《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一文的经过
1990年9月，国家体改委的新主任陈锦华到任。不久，秘书长洪虎通知我说：“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情况，我已经请杨启先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当时，我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召集搞比较研究的同事们商讨。
在我看来，这个材料既好写又不好写。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西方或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不知多少回合，有关的争论材料可说是卷帙浩繁、多不胜数。如果随手摘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是很容易的，可以很快交差；但如果把各种争论的观点和论据整理归纳起来，就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当时，我不大清楚，撰写这份材料的目的是什么？领导的意图和思想倾向是什么？他们希望这份材料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我就苦苦地思索着，写这份材料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以及如何掌握好它的分寸？
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之后，尽管邓小平一再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但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异常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十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持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我考虑，应当尽快给中央领导人提供一些理论信息，使他们了解计划与市场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年了，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有复杂的学术背景，不能简单化地武断下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景象，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此起彼伏，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的反映，不能因循传统观念，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对争论不宜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大趋势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并用，寻求其最佳结合度，各种探索都是应当允许的。
可是，在当时的氛围和压力下，当我找有关同事商讨时，大家对这个任务表现冷漠，还劝我不要在材料中表露什么观点，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就算了。但我觉得，这样应付差事不妥，要我们撰写材料，就应当抓住这个机会，针对误解，摆出史料，讲清道理。要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后，有的同事就立即提醒我说：“唔，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还有的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么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那你可就要大祸临头了。”经过这么一番讨论，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反正洪虎是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个人的，没有要求集体讨论，我只好自己写了。
经过认真考虑，我认为，在此紧要时刻，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能敷衍了事，而且要努力达到积极推动改革前进的效果。但是，我又考虑，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了，在突破传统观念过程中，认识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而要用正面提供事实和信息的方法来写，为了不冒太大的风险，有些观点也不能说得那么明白，意思隐含在事实的描述中。于是，我决定用最精练的文字，用摆事实的方法，客观地描绘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与实践。
具体地说，在这份报告中，通过文献资料表明：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作为未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最初见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902年出版的著作，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有所发展，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也积极捍卫这一主张。而反对他们观点的如米塞斯、哈耶克、罗宾逊等人，则深入揭示了用中央计划机关配置资源的不可行和低效。后来，美籍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又提出了捍卫计划配置的新观点与论据。这两派的大论战曾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而且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在实践中，争论起始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其间，新经济政策起了临时的缓冲作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高层领导对待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争论激烈。主流的观点是，把市场看成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把主张市场配置资源的人视为异己分子。在高层领导人中，凡主张市场取向者都丢掉了官衔，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都是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在实践中的反映。到80年代末，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我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还列出资料说明：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理论上的凯恩斯主义和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计划用作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从那时候起，“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
在这份报告中，我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个人观点，但是我通过列举的资料向领导反映了如下思想和信息：第一，扼要追述1902年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出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以及由此引起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大论战。目的是说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西方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争论双方的主将都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人，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人，包括帕累托、巴罗内和泰勒等，都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共产党员。因此，显然不能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不能以此作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尺。第二，扼要列举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综述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国家曾面临的矛盾和各国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简单介绍这些国家关于改革模式的探讨。指出总的发展趋势是，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都在积极摸索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途径。第三，扼要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都已不再是二战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市场体系发育健全的基础上，引进了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国家干预措施，包括反垄断法、累进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所谓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或否定。不管怎么争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运用是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第四，扼要综述当代外国专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普遍认为，整个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要以客观存在的市场为基础。
9月29日，我以手写稿的形式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洪虎。我准备着至少要多次返工，因为领导可能会提出修改或重写的意见。根据经验，完成领导交办的撰稿任务，一般是不会一次通过的。但这次却完全出乎意料，陈锦华主任看了这份研究报告，9月30日，就印了30份，以绝密件报送了中央领导。这表明，陈锦华对这份报告是持肯定的态度。接下来，中央领导对此将做何反应呢？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件起草组的负责人给国家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索取这份报告。这引起了委内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吉凶未卜”；有人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国家体改委可能又要倒霉了。”只有杨启先对我说：“可能还是起了好作用。”我当时心里倒很平静，感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第一，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又不是我主动上书的；第二，写的都是事实，是有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为依据的，并非我的随意杜撰；第三，这是供领导参阅的，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宣传。我执行“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的原则，只要说的是实话，言之有据，内部反映情况应当是允许的。
不久，在委内干部会上和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上，陈锦华口头传达了中央主要领导对这份上报材料的反应。他说：“总书记看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说：‘很好，我看了两遍，到辽宁出差也带着。’”几天以后，李鹏总理接见中国企协邀请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我作为体改委外事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李鹏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一百年了……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他讲话的内容引用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后来，还听说，由于李鹏总理阅此材料后曾批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可吸收其中一些内容（大意）。所以，中办和中央文件起草组才向体改委索取这份报告。
2起草“正确解读苏联东欧经济改革教训”的研讨会纪要
在上报材料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针对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革命老前辈们对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形势有误解，他们以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所致，由此，我想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集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并建议请一些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掌握第一手实况的驻外记者、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参加。这个想法得到了陈锦华主任的支持。
1990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郊区燕山石化招待所，我们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与会者30余人。其中有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的相关司局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长期驻苏联东欧的记者。根据第一手事实或掌握的系统资料，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两天热烈讨论之后，11月7日清晨，陈锦华主任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亲临燕化招待所，直接听取研讨会最后一次带总结性的发言，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发言络绎不绝，讲事实，摆观点，内容丰富、具体、多角度，讨论热烈有序，使听者耳目一新。
有意思的是，研讨会散会的当天下午，我赶到京西宾馆，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我一到会场，就有一位本委的司长问我：“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都很敏感，很尖锐，不知道体改委是否将因此遭殃？”我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但是，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会间，陈锦华的秘书刘琦通知我说：“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我心里揣测，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是希望了解会上反映的真实信息呢，还是听到什么关于这个研讨会的传闻呢？这涉及纪要从哪个角度来整理。于是，我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样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刘琦没有回答。大概他把我的意见向陈主任反映了。下午散会时，陈锦华主动对我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由于市场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所以，这些国家的计划体制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它们由此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巨大。”陈锦华这个明确态度，使我心中有数了。陈锦华还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于是，我遵照陈锦华指示的精神整理了研讨会纪要。
这次研讨会的参会者名单是我确定的，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调研工作，对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同行比较熟悉。参会者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没有自由化嫌疑的”，这是为了使研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研讨会纪要的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这份纪要是经陈锦华主任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材料的中心思想是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市场化；相反，这些国家的现实是市场极度不发育。
12月3日，纪要由体改委上报中央。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后来，安志文同志告诉我：“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总书记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此外，我还听到一个情况。我在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写的这两份研究报告，当时也送到了邓小平手中。12月24日，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3参加江泽民主持的11次座谈会
关于江泽民主持11次座谈会的背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情况。一个是1991年1月底，小平同志赴上海过春节。在视察上海的大型企业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上海领导同志进行多次谈话。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2～4月，根据邓小平春节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了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我们听传达，居然有领导人说：“皇甫平这个人很坏很坏”，还派专人去上海调查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一些极左的刊物，像《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则针锋相对，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另一个重要情况是，8月19日，苏联发生了“8.19”事件。第二天，邓小平就把中央领导同志找去谈话，再一次强调：“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并告诫中央领导同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我后来得知，就是在这个时候，江泽民开始部署座谈会的具体工作。在邀请哪些人参加座谈会的问题上，江泽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两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在座谈的题目上，江泽民提出：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其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整个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急剧变化。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做出探讨。
大概是10月中旬，国家体改委接到中办通知，点名让我、杨启先和傅丰祥参加座谈会。这11次座谈会分了三个专题单元：10月17日、18日上午各召开一次，讨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状，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12月6日、9日召开了两天座谈会，讨论苏东演变及其教训；12月10日、12日、13日下午以及14日全天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我提交的书面发言，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主题。
我记得，座谈会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召开的，江泽民坐在会议桌的起首位置，主持会议；参加座谈的大约有十几名专家，围坐在会议桌旁。会上，我主要是表述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要有世界眼光，要有战略思维。我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我们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情况，要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个观点是，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两种不同手段的争论，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分水岭。
在整个座谈会期间，江泽民主要是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大家发言。比如，江泽民问与会的王慧炯：“老班长啊，我们的老师以前有没有讲过资源配置方式啊？”王慧炯当时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曾经是江泽民在上海交大读书时的班长。我感觉，江泽民主持系列座谈会的意图，主要是带有咨询性质的，自始至终没有发表明确的倾向性的意见。
在这个时期，我反复讲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想解除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政治枷锁，把它还原为一个学术观点的争论。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氛围，我并没有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和阐释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引述西方经济学百年大论战的信息，来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并不涉及什么政治问题，但却是经济学的重大学术命题。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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