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家体改委的岁月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陈锦华（1929～2016），安徽青阳人。历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口述者：陈锦华

访谈者：马国川

时间：2009年9月2日

地点：全国政协陈锦华办公室

整理者：马国川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做了两年半多时间。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的议论也很多。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实际上处在停顿的状态。可是大局呢，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比较严峻、工作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到体改委工作。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是很值得记录下来的。

一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是赵紫阳总理兼主任，后来是李鹏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当时香港报纸反应很强烈，刊登的大标题说“两华辅佐李鹏”，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我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大概是在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也就是一二十个人吧。我当时是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礼拜，各部门都要讲，讲完以后讨论。散会以后，把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和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我表示，我没有思想准备，担心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啊，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的，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套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回中石化。”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政治局常委分管组织工作的，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改革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印象。

第一件事，1989年底，台湾的王永庆要在厦门投资几十亿美元，建一个很大的石油化工厂，生产乙烯。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还请他吃了饭。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在中石化任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的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讲清楚了，说明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还有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儿不大放心，因为对他不了解嘛。我就委托日本兴业银行行长帮我去做一些调查。他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而且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李鹏就对与王永庆的合作有点儿保留意见。后来，杨尚昆不满意了，他在出国的飞机上对和我很熟悉的一个人讲：王永庆这个项目是小平同志同意的，李鹏就是听陈锦华的，在这个事情上不积极。话传到我这里，我说：“我有机会向杨尚昆当面解释一下。不是李鹏听了我的话，更不是我有什么别的想法。”这件事情恐怕也给李鹏一个印象：我这个人还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再有一件事。因为小平同志表态了，王永庆的项目要建了，李鹏专门主持会，听福建省委省政府汇报。福建省委省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脑子发热，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和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迎合王永庆，要把我们自己的项目砍掉。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没有什么根据。

二稳定队伍，恢复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第一，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下情况；第二，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从何看起。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等。我就有点儿无从下手的感觉。当然，当务之急，还是先稳定队伍，恢复正常工作。

9月7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免去李鹏兼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陈锦华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这样，我就可以正式赴任了。9月11日，我和志文同志共同主持新老党组成员会议，安志文、贺光辉、刘鸿儒、高尚全、洪虎先后发言，表示欢迎我来本委工作，并介绍了体改委当前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我发言表示，要依靠党组同志做工作，多听意见，合作共事，努力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央专门派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体改委的清查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当时是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副部长了。我和他很熟，关系很好。我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都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好开展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给上面做工作。很快，清查工作就结束了。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上面也是煞费苦心，可是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他们不仅不欢迎，而且采取各种办法要把他挤走。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没有问题；就问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了，我只好找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需要这样的人。”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还有一个陈小鲁，他的关系挂在体改委的下属单位“联办”。当时，他要出国，谁也不敢批。别看一个陈小鲁啊，这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对他政治上的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就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他们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我就批准了。说实话，我当时批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时候确实有跑的啊，甚至连使馆的人都跑了。

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有的人甚至住办公室。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我找到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要了一笔钱，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当然，也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机关部门人心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要不解决，很多人的顾虑包袱就放不下，就没办法工作。

还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后来，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下来了，都不给体改委送材料了。我就找了李鹏反映情况。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各部委给体改委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协调。

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事。当时，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体改委意见特别大，到处讲体改委的不是。我就找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我说：“你们究竟对体改委还有什么意见？我跟体改委过去没有关系，我来了，你们跟我讲吧。你们讲了以后，允许我们说清楚，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到处去讲了。”我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关系很好，沟通后就没有问题了。我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谈清楚了，后来他开区县级干部会议，还请我去做报告。其实，这就等于给体改委恢复名誉了。

经过四五个月时间，到1990年底，清查的事情结束了，干部稳定下来了，我们跟各个部委的业务关系理顺了，跟中宣部和北京市也沟通好了。这样，我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被撤销了。

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上任后不久，我想先研究一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让洪虎找人给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江泽民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满足上面的需要。

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你们不要传出去。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市场改革的声调很高，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呢，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的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毛病的。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啊，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我们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领导叫我做的，他个人看的，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干什么呢？”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材料《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看了后，我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根本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是没有关联的。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印了三十来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出差，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了，我们又加印了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理论界，也不是什么实际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都想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又在燕山石化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赶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了研讨会带总结性的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布置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发言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做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我感觉，当时，江泽民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高层认识又不统一，很难做工作，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需要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很好的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很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啊？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事。因此，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到会的不足十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主要集中讨论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会议结束后，我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江泽民总书记亲收。我在信里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中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做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写信的时候，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原来，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给我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就把它附在给江泽民的信后面，推荐他一阅。

后来，我参加了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结束了。十四大的报告里说，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句话，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怎么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际上，这个小组在实华饭店（中石化招待所）已集中搞了有几个月了。我跟李鹏说，我们想搞这么一个东西。李鹏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觉得做文章的事情没多大意思，所以就没有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就没有办法报，但是工作搞得相当深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去了。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我们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组织各部委又搞了半年多，变成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我们思想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提供材料帮助高层统一认识，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推进股份制改革

在改革之初，市场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再具体一点儿说，股份制的问题更敏感。因为许多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对于股份制究竟怎么看？我们要不要搞股份制？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军以上干部讲话里强调，我们改革开放不能变，还是继续搞改革开放。我当时想，既然邓小平讲得这么肯定和坚决，在改革上不能退，要继续推进，就要高举改革的旗帜，敢于在改革里最难点的最焦点性的问题上去碰硬。否则，改革不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主张在股份制的问题上碰硬。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化，马克思都讲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扬弃嘛，怎么是私有化呢？！1991年，国家体改委就批了14家企业上市试点，同时搞了规范性的实施意见，还有4个配套的政策。

1992年2月29日至3月4日，体改委在深圳专门开了一个关于股份制试点的会议，我去主持的，讨论《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和四个配套政策。当时，有人想搞股份制，但又不知道怎么搞，需要引导。我在会上讲，对股份制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不放心，究竟对不对，究竟好不好，那你得试一试，不试你怎么知道是对是错啊？所以，我们是理直气壮地主张积极试点，要求各地体改委在这些问题上要敢碰硬。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有点冒风险。因为人家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搞股份制试点，就会有人指责体改委在鼓动私有化，所以，政治上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当然，搞这种事我们自己心里还得有数，股份制让职工参股，集中社会资金，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嘛。

会后不久，新闻媒体就发布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始，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一传达，全国就热起来了。股份制成了最热点的问题。到处要搞股份制啊，要搞证券交易所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怎么引导的问题，不能乱搞。我跟江泽民讲了我们在深圳开了会，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后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一个劲地催我赶紧制定配套政策，赶紧发下去。朱镕基也不止一次给我打了电话，问我配套政策怎么下去。配套政策是由刘鸿儒、洪虎负责的，主要是刘鸿儒在搞配套政策。1992年下半年，这些配套政策就陆陆续续地下去了，引导股份制走向规范化。另外，各地关于股份制的规范文件都要经过体改委审批。当时，上海、深圳、天津、北京、沈阳、西安、武汉等地都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国家体改委明确建议，证券交易所只在上海和深圳搞，其他地方不能搞。

关于股份制，体改委搞得还是很不错的。我搞的那年才14家啊，到今年7月份，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有1628家了，这些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4万亿，差不多相当于我们GDP的80%了。境内的上市公司这么多年累计融资5.4万亿人民币，多大的数字啊。同时，还批准了154家公司境外上市，筹集了大量的资金。2000年，中国石化总公司通过境外上市筹集了35亿美元，资金雄厚，企业越做越大。这个公司到今年才成立25年，当时是我负责筹办的。公司成立的时候，开办费都没钱，是我跟下面的企业借了20万块钱才开办的；办公没有地方，只好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办公；机关没有车，我跟上海办事处借了一台老的上海轿车。今年公布的世界500强里面，中石化是第九名啊！这充分说明，多一点股份制有什么不好嘛，如果没有股份制，企业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有道理的。

五国有企业改革

多年以来，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关键环节、核心环节。如果在企业改革上不能推进的话，其他改革再怎么样都不行。所以历年中央下发的改革文件都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可是，实际上企业改革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很长时间里搞承包，老实说，承包是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靠国家让利，国家税收减了，企业才有钱。虽然企业得利多了，国家税收却越来越少了。所以这办法是不行的。

1985年开始，彭真同志亲自主持，组织了一帮人在全国调查研究，花了好几年时间搞了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年的人大会上正式通过。这个法明确规定，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实际上呢，尽管《企业法》颁布了，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没有变，一个企业上面几十个婆婆，谁都可以指挥它，谁都不对它的生产负责任，企业怎么能够成为主体呢？不可能。企业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人家强迫它去做。

1991年1月份，我就想抓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央强调改革重点是企业改革。我认为，企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就是因为缺少具体化的东西，不能操作，所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还是落实不了。我就给李鹏写了一个请示，要求搞一个落实企业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摆脱干扰企业的婆婆，让企业真正有自主权。很快，李鹏就批了，并指定由朱镕基和我主持。朱镕基找我研究，我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做调查，研究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阻力在哪里，怎么来消除这些阻力。当时，我们汇总了一下，大概企业需要14个方面的自主权。可是，管理企业的婆婆有几十个，甚至包括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复员转退的军人，都要企业消化。还有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企业要帮助安排。

我们找了这些婆婆，商量找个什么办法把它们的权力界定清楚，让企业少受干扰。国务院那边，朱镕基主持讨论了17次；国家体改委这边，我主持讨论了21次。当时，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啊，寸步不让。因为文件写上去以后，婆婆将来就不好办了，他要管，我就不让他管。我们前前后后搞了10个月，重大的修改搞了7次，小改无数次。到1992年6月，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当年9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这个文件，强调这是落实企业法的重大步骤，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举措，要大家执行。

朱镕基是不大表扬人的。但他对这个文件有个评价，说：“这是历年最好的有关企业改革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讲的是工业企业的转换经营机制问题，商业企业怎么办？几个月以后，商业部、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参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搞了一个《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所以，企业改革是一步一步到位的。要没有这些工作，企业制度恐怕现在都不完善。

六住房制度改革

我这一辈子，除了粮食没有直接管过以外，“衣食住行”里我管过三个：衣（纺织）、食（盐）、行（自行车）。我的感受是，我们解决最好的是衣。不仅我们自己解决了穿衣问题，而且是世界第一大纺织出口大国。现在看起来，住房问题是我们国计民生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以前呢，是福利分房，哪个单位住房解决得好，大家都愿意到这个单位工作，这些单位都是有权有利的；而一般的清水衙门解决不了住房问题，人们不大愿意去。所以，福利分房制度是搞不下去的，要逐步地把这个福利分房制度变成商品房制度，有钱都可以到市场上买。但是，也没有想到，商品房制度走到今天这样，老百姓买不起房，这不是当初我们设想的，甚至越搞越不像样。

我到体改委以前，国务院有个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我到体改委以后，国务院决定，由我担任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觉得，住房改革要赶紧起步。因此，每年都要开一次住房制度改革领导会，都要发一个文件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难度大，弄不好费力不讨好，体改委为什么要碰这个事？我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人们对福利分房各方面意见很多。有关系的人，可以拿到很多套房子，没有关系的人，一套都拿不到，福利分房变成了滋生腐败的一个温床。有人讲了，你体改委改这个改那个，为什么住房这样的事情你们就不敢碰啊？当时我们想，既然这个事情反应这么强烈，而且又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碰一碰吧。因为邓小平十年以前就提出来了，要搞商品房，但是一直没有落实。第二，有人批评体改委太虚，我想做些实事。一天到晚规划来规划去，都是空的，老百姓都看不到。体改委的工作要务实，不能成天都是讲道理、讲大话，搞住房制度改革也可以转变体改委的作风。第三个因素呢，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就听说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因为上海的住房矛盾非常尖锐，老百姓反应非常强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专门考察过新加坡、香港的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后来，朱镕基大力推进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讲过新加坡的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积金，一件是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拿出土地出让金的10%到15%来盖廉租房，给没有钱的人住。这就从机制上解决问题了。

后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国务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强推广力度。我找了李鹏，他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后来各地的房改都大体参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国务院批转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纷纷要求仿效，但国务院考虑，不宜都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停止转发。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听到这个决定，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房改事关重大。上海、北京都经国务院批了，天津不批，我这个市长当不下去了，干脆，我给你辞职吧。”我只好答应他做工作去争取。后来，我同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商量，并请示国务院领导同意，批转了天津的房改方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听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的汇报，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天津的房改方案。实践证明，抓住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房改的示范带头作用，就抓住了大城市房改的示范龙头，带动了全国房改的全面起步。

当时，房改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解决住房问题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面承担。现在国家基本不承担了，单位也不承担，完全是个人承担，怎么承受得了呢？第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目的是把原来财政和各单位的住房建设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住房制度改革。我们认为，建立住房公积金体现了三者共同负担的原则，有利于提高职工的住房支付能力。

住房公积金，是住房制度改革始终倡导的做法，但由于涉及部门权益调整，进展情况并不理想。朱镕基在上海提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我们全力支持上海的改革思路，并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上予以介绍和推广。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住房公积金已经搞了5600多亿，发放的购房贷款不到一半，就解决了320万困难户住房问题。可是，后来越搞越走样，公积金被政府拿走了，挪用了。现在，住房问题这么突出，老百姓意见太大。

七对体改委工作的总体回顾

我这个人有个优点，交给我的事，我会认真去做，不负重托。另外，一定要有支持，特别是像体改委这样的单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在体改委这段时间，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和后来的朱镕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有很多事情他们直接找我，有时候还直接往家里打电话。有事我也找他们汇报。因为作为体改委主任，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恰当。体改委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在中央领导下工作，所以一定要多请示多报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没有包袱，该找谁找谁，我有事找他们，他们都是有求必应。

在赵紫阳兼任体改委主任时，他的秘书鲍彤兼体改委副主任。体改委所有的会鲍彤都来参加，贯彻赵紫阳的意图。我怎么办呢？我就请李鹏的秘书参加体改委的党组会，我们讨论重大问题，或者有些什么重要决定，他就及时回去跟李鹏汇报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制度体制下面，事在人为，有很大的空间。

当然，我也听别人跟我说，有的同志就不大愿意像我这样去找人啊，去请示啊，去汇报啊。不大愿意这样做，改革就推不动了。我记得，1995年调张皓若到国家体改委做副主任，我就跟他讲：“如果国家体改委不能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各省的体改委同样不能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工作就很难推动。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很重要一条是要正确领导，要积极主动，不能等着中央找你。”我就劝张皓若，去了以后要注意这个事。

我认为，中央当初下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很英明的。因为中央看得比较清楚，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谁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来协调，来仲裁，来推动。所以，我的看法，这个机构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这个机构里集中了一些人才，也锻炼了一批人才。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改革意识，对现代经济也比较了解。你看现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里的干部，好多不都是体改委出去的人吗？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都是。郭树清当时在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所里，体改委想要他，他自己愿意到体改委来，我拉上房维中一起去要人，但是主管他的桂世镛不放，一直压在那里。等我到了计委以后了，就放他走了。在体改委经历一段时间，他们的思维啊，意识啊，都不一样了。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二十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我记得，当年，体改委隔两年要开一次县级综合改革会议。1992年10月，确定在常熟召开全国县级改革的会议，是贺光辉主持的。他跟我说了，当时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可能不要小看，所以我就跟李鹏讲了。他说：“我去。”李鹏到了常熟，在会上还讲了话。那个时候，正好是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小平同志的话讲得很凶，不搞改革就要下台！李鹏抓住了全国县级改革会议的机会，大讲了一通改革。

所以，我深感体改委工作的政治性还是很强的，重大的事情要是不敏感的话，不行啊。不管是江泽民，还是朱镕基，都认为体改委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我觉得，后来，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工作没有再继续搞下去，是个损失。体改委有点儿过早地消亡，中国还不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