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周瑞金（1939～），浙江平阳人。历任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口述者：周瑞金
访谈者：陆一、傅娆
时间：2009年2月25日
地点：上海生产力学会周瑞金办公室
整理者：陆一
对我来说，1991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十二年一个轮回”，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评论的开笔句子。紧接着，同一署名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陆续见报。这一系列评论文章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精神。但也就是这一系列评论文章，在1991年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使得正反两方面对这一年的定义，不管是“质量年”还是“改革年”都落了空。最后，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关要不要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年。
一“皇甫平”评论产生的背景与由来
这个事情要从1989年讲起。那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政治风波。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正好处在调整阶段，再加上那场政治风波以后在国际上受到经济制裁，所以1989～1991年连续三年经济下滑，1990年下滑得最厉害，年增长只有3.5%左右，跌到了我们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最低点。
与此同时，继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巨变之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当时叫“苏东波”。国内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总结“苏东波”的教训是，改革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当时，有人提出来，中国的1989年政治风波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反对和平演变。当时，一些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重提阶级斗争的长篇文章，认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基本上不大强调阶级斗争了，要重提阶级斗争。当时，就借助这个形势说还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加强了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批判。他们讲，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把当时的经济特区说成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对于农村搞承包、工厂搞承包，他们认为是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又把当时搞的股份制改革试点称作是私有化的潜行；认为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雇佣，是卖国。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政治的中心，就是要以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还针对两个基本点，认为改革开放最危险，提出来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个基本点。这就是他们提出来的纲领，要把一个中心变为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就等于开始全面地攻击并危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邓小平同志对这种状况非常着急，就出来讲话了。1990年12月24日，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小平同志找了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在谈话中，他提出，一定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在谈话中提出，只有靠改革开放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前进，经济能够不失时机发展起来。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12月25～30日，江泽民同志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回来传达了七中全会精神，宣读小平同志讲话的是吴邦国同志。我在1989年1月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解放日报社实行党委领导制，所以由我主持报社的工作，是报社的一把手，听了这次传达。这个讲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振奋。
就在传达邓小平谈话之后，过了一个月左右，也就是1991年1月28日到2月20日，小平同志到上海来过春节。从1988年到1994年，小平同志连续七年到上海过春节，这是邓小平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这次来上海，与前几次不同。前面三次，他到上海都住在西郊宾馆，同家人一起在那里休息、过节。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企业，与领导人谈话，在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在此期间，朱镕基同志一直陪在小平同志身边，和邓榕一起整理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并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范围很小，内容也相当笼统。
我是怎么获取到小平多次谈话的信息的呢？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副书记陈至立同志把我叫到她在康平路的家里，她拿出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工厂、企业，听取汇报时讲话的整理稿给我看。当时，我看到这个谈话整理稿，第一感觉就是，这些谈话的基本精神和小平同志1990年底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是一致的，但强调改革开放更进一步、更迫切了。其中，让我特别动心和动情的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针对报纸上是一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小平同志强调全党要讲改革开放，而且要讲几十年，这对我触动特别大。他在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在这里再次强调市场经济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强调要扩大开放。他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相互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我看了这份材料以后，感触很深。当时，陈至立并没有叫文汇报或者其他报社的老总一起到她家去，只叫了我一个人。她给我看这个材料，不是当作一个工作性的安排，而是让我了解，以便把握宣传口径，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她没有让我做记录，也没有直接布置我写文章。
2月11日晚上，看到了邓小平的讲话，我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心，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做一番新的鼓动。小平同志强调，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只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总动员。实际上，小平已经感到在当时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国际大环境下，如果不推动改革，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既然全党要讲，《解放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是党报，就首先应该讲，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头上。从2月12日开始，我就酝酿到底要怎么搞。应该说，上海当时的舆论环境还比较宽松，我写皇甫平文章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干预，市委宣传部很少干预《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我还是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市委有什么重要宣传意见，由分管副书记甚至直接由市委书记向我下达指示。
二“皇甫平”评论文章的写作过程
按照《解放日报》在1989年、1990年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头版的“新世说”栏目里，我都要发表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当我了解到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后，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所以，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了评论部的凌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处长。当时，施芝鸿一直和我们报社联系，有的时候我叫他写写评论。那天，我把在陈至立家里看到的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说了一下，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商量如何写作。正巧，施芝鸿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已经听了有关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讲话的传达，并在笔记本上做了完整而详细的记录。我们商量好，在评论的分工方面，我主要出点子、出思路，具体设计系列文章的各层主旨，由我们分头撰写。当时，我思考好第一篇准备在大年初一发的评论，大纲我已经心里有数了。经过讨论，我们就把第一篇的评论题目定作《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新的立意点就是把1991年辛未羊年做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这篇文章主要是写整个历史大事，这样通过回顾和前瞻，构成全文的立论要点。文章回顾了过去，“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短短的几句话，鲜明地对改革开放做出正面评价，所以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文章又前瞻12年，那正好是2003年。到2003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所以我们讲到那时我们国家将发展得更好。同时，我又回顾和前瞻了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60年前后还是回到羊年。我们从1991年往后看60年是1931年，当时的九一八事变使我们落后挨打，被日本鬼子侵略；而从1991年再向前看60年，正好是2051年，那就到了本世纪中叶，当时党的规划目标就是2050年，那时我们就应该达到初步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了。
经过这样大开大阖的论述，来阐明1991年应该是一个历史交替点，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改革年”这个提法是朱镕基提出来的。他是在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一些市委的讲话中说的。当时，朱镕基在传达小平讲话的精神时，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大体地讲一下总的精神，然后就讲如何贯彻和执行。所以他提出来：“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目前碰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改革的问题，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够继续前进。当然，他当时提出“改革年”这个概念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国务院的提法，1991年应该是“质量年”。“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这个说法，是小平同志到上海来讲的，包括在七中全会前给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也说了“要把旗帜举得更高”，而且杨尚昆在上海也讲了这些话。所以，我们把中央领导的这些讲话和朱镕基当时讲的许多原话都融会到文章里面来了。
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时正好是1991年的2月15日，大年初一。正逢全国都在新年休假过春节，所以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并不是很大，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大概过了三个星期左右，3月2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阐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1991年初的两次讲话，都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上要我们理论上进行突破，不要受束缚。我理解小平同志要推动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就应该向市场经济深入。我们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增量改革，就是在公有制外面增加一块新的发展空间，可以搞私有经济，可以搞外资合资经济，但当时还没有动到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上，90年代才开始触动原有的体制。体制改革的目标，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去改。这就要破除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
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
当时，我们没有提僵化。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搞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都是批判僵化。而小平同志讲过，有不同看法，基本上是怕出问题，怕出问题的思想不是说一定很僵化，但是它是僵滞的，就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所以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在我看来，这第二篇文章是我们四篇中最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开始触动社会了。赞成的人很多，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等都非常兴奋；而文章反对“左”的思想，“左”的思潮对此就特别反感。因为当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点是“两化”：一个叫市场化，一个叫私有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我们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是发展市场经济，这一下子就触动到这些人，这样就遇到阻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说起，从国际饭店顶上最早竖起的日本东芝的霓虹灯广告，引起大家很大的反对声音，到后来的虹桥土地使用权拍卖，引起很大的阻力，针对曾经出现过的争议和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针对这三个思想障碍，即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开放是不是让外资赚钱去了，开放会不会使上海变成旧社会“冒险家的乐园”，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章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我们深感，由“两个凡是”变成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但我们文章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只是说不要对改革开放乱扣“姓资”的帽子。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4月12日的报纸上。3月份，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两会。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被邓小平点将，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到北京去上任了。所以，我们就是借此论述改革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阐述了小平如何使用人才的思想，即要把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做出政绩的、得到人民拥护的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去。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我们在文章中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对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就这样，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一再明示，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因为当时随着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怎么来看待姓“社”姓“资”？怎么来判断姓“社”姓“资”？我们改革开放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标准是什么？对这一系列问题已经引发了争议。所以第五篇原准备展开论述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只好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为什么会起“皇甫平”这个笔名呢？在写第一篇文章时，我们三人就开玩笑说，在50年代时，“马铁丁”、“龚同文”都是写文章很出名的，三个人组合成了写作组。我说：“我们三个人也组成个马铁丁写作组吧。”当时，我们在写作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对署名有什么议论，署名是我一个人想的，他们俩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其实这里面有我的想法。当时，海外的报道对皇甫平做了解释，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认为皇甫平就是黄浦江的评论，就是上海的评论。在激烈的交锋和争议中，我不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我一直没有讲，默认了这个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才把自己当初想出这个名字的真实含义讲出来，最早是《新民周刊》登了我这个讲话。
我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当时，写作那几篇文章的背景，是直接起源于邓小平在1990年底1991年初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其中蕴含有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刻思想，这才产生了这些文章。所以，我想这个署名很重要，笔名要像真的一样。为什么用“皇甫”这个姓？这是因为，“皇”用我们老家的闽南话发音，和奉命的“奉”是一个音，所以我用这个“皇”就是奉命的意思。而为什么不能把皇甫平解读为“黄浦江的评论”呢？因为“甫”不是读pu，而是念fu。它和“辅”是同音字，我用它表达“辅佐”的意思。而那个“平”也不是评论的“评”，它就是邓小平的“平”。我起这个笔名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奉辅平”，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辅佐邓小平，就是为邓小平宣传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你不是要求全党都要讲吗？我今天就带头来讲你的新思想，这就是辅佐所蕴含的意思。我当时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的，奉人民之命，把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宣传出来，通过我们的宣传而被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接受。这才是我起“皇甫平”这个笔名的想法。
三“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引发的强烈反响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极为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后来，吴敬琏对我说，他非常感激皇甫平文章对市场经济的论述。
在那段日子里，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这四篇文章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世界主要的通讯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都打电话来问。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在上海的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要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正面的反映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讲的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力量还很强，这在针对皇甫平文章的争论中充分表露出来。所以，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结果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改革的交锋之年。
1991年3月22日我们第三篇文章发表后，4月初针对皇甫平的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一篇发表在《当代思潮》上。随后，《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这些刊物紧紧地跟上，批判得特别积极，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无非就是讲我们不问“姓社姓资”，把改革开放引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当代思潮》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接着，《真理的追求》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的文章说：“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接着，一些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加入批判的队伍，但这些中央媒体没有单独发表自己的文章，只是在头版大篇幅地摘要转载这些小刊物的批判文章，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批判从不点名，既不讲皇甫平，更不讲上海，都回避了。就是批不问“姓社姓资”，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在批皇甫平文章。
在这过程中，中央媒体支持皇甫平的只有新华社。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它从农村改革讲起，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改革就不应该问“姓社姓资”。结果，北京的一些媒体对《半月谈》也公开点名批判。他们认为《解放日报》哪有那么大的胆？《解放日报》后面肯定会有来头，是什么人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认为，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不能再指手画脚了。更令人注意的是，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批判的队伍，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种情况在上海也表现出来。当时，上海的一些老干部写了很长的批判文章，逐句来批皇甫平文章，还给市委写了厚厚的一封信，市委转给我了。离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他们指定我一定要去参加，在那个会上他们就指着我批评：“你无非是听邓小平讲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就像开批判会一样。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比较有名气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我做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7月1日，江泽民做了一个“七一讲话”。在“七一讲话”里面，江泽民同志讲了邓小平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精神。同时，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但此后一个阶段中，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反和平演变的意思，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这一段，使得江泽民很有意见。有一次，他就批评新闻界，说：“我的‘七一讲话’讲的改革开放，你为什么不宣传？专门抓反和平演变来宣传？”他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立不住。”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就开始起草社论，这就是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社论的由来。
然而，9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既然要谈推进改革开放，就应该讲进一步改革开放，结果社论里面却有两个地方提到，改革开放一定要问“姓社姓资”。按常规，《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在前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会摘要播出。那天晚上，我看了新闻联播，恰恰突出了那两个要问“姓社姓资”。第二天，我赶快找《人民日报》来看，发现在社论中那两句话没有了。后来，我才打听到，那天晚上，江泽民同志也看了《新闻联播》，他就感到不对了。于是，马上打电话给中宣部长王忍之，要他修改这个社论，把这两句话删掉。王忍之立即打电话叫高狄把社论送来，高狄讲：“我已经送给李瑞环审过了。”因为当时中央管宣传的是李瑞环。但王忍之还是要求人民日报社把社论清样送来，王忍之就把那两句话删掉了。第二天报纸出来后，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中央机关报一个社论出现了两种版本。海外很敏感，港台报纸大量的文章报道这个事，认为中央高层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
9月中旬，人民日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到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说人民日报社社长要来上海，要我接待一下。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于是就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陈至立汇报了此事。结果，陈至立同志当时就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与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曾庆红通了电话，问：“人民日报社长来上海有什么背景？是不是中央叫他来的？”曾庆红说：“没有这个事，中央没有要他到上海来，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于是，陈至立就说：“你就随机应变应付他吧。”这样子，我就心里有数了。
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直截了当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只好敷衍他，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这个是我定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力。”我还讲了第三篇文章是一个搞理论的人的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我把这个文章找出来，证明是我选进来的一个稿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好像放松了一下，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他说：“你赶快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把皇甫平文章发表、写作的经过，按照你今天讲的写出来，我带着到北京去，做做工作，就不会再批判皇甫平文章了。”我说：“再考虑一下，怎么写。”他说：“你越快越好。”他走后，我立即向陈至立同志汇报，陈至立同志说：“不睬他！你根本不用给他写什么。”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司机知道。
正是这位社长在9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后来，为了摆脱被动，他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还反复辩解说与自己无关，那是社论执笔的评论部的同志自己搞出来的。结果1993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社担任副总编以后，评论部的同志把稿子的来龙去脉给我讲清楚了。其实，就是这位社长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当面对李瑞环讲：“我是不主张问‘姓社姓资’的，所以我现在社论讲了这两句，以后到此为止，就不要再提‘姓社姓资’了。”以便让李瑞环通过他的社论送审稿。然后，他一边又嫁祸给他人。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不久，他就离开了报社。当然，这不过是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
10月，也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来。在上海市委常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皇甫平文章。他说：“你们这个文章影响很坏，把全党的思想搞乱了。全党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干部会以后，上海市委把讲话整理稿送给这位领导审定，以便向下传达。他审定后说：“这个批评的话要留着。”但是，他把皇甫平的名字删掉了。11月，又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来，发表讲话支持皇甫平。他说：“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他的话讲得很风趣，很有意思。他用这种方式表示说：“你不要先问‘姓社姓资’，改革整个是在试验阶段，所以不要急于给它起名字。”
四中共上海市委的态度和做法
在写这四篇文章之前，我预感到会引起争论。我很明白，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批市场化。我现在提市场经济，肯定有风险。但是，我没想到，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应该向领导汇报了。
在这一段时间，市委领导从来没有表态，也从来没有对我讲什么。于是在4月23日，我主动以解放日报总编室的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我讲了皇甫平文章的来龙去脉，怎么考虑要发表这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发表后，在当前有什么反映，根据我的了解，首都理论界的反映是怎样的。既反映了正面的情况，也反映了负面的情况。另外，特别提到台湾的报纸，比如最早报道皇甫平是台湾的《联合报》，认为从皇甫平的文章看得出来，是上海在叫板北京，反映了上海跟北京的矛盾。我还把《联合报》的报道剪下来复印给领导。我认为，要反映全面的情况，让领导心里知道。
除了以总编室名义打印出来上报的报告以外，同时我又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主要说明这几篇文章为什么不送审。我说：“当时，写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的考虑是，我认为当前的形势错综复杂。小平同志上海视察的讲话很重要，我是从你们那里得到这个精神的。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来全党都要讲改革，《解放日报》作为党报有责任讲这个话。小平同志这么提，不仅仅是对上海，而且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推动，我是这样理解的。”另外，“我认为，党报重要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是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我认为，我是署名评论，可以不送审的。”再者说：“这个事情送审会让你们被动。如果因此产生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吴邦国和黄菊对这封信只是圈阅，没有任何表态意见。而陈至立同志只批了一句话，她说：“像这样类似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她没有讲这个文章怎么样，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对此，我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但这样一来，我心里基本上就比较有底了，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妥协。
同时，我又把这个材料专门送到北京，送给了曾庆红。因为庆红同志调到北京以前，是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对曾庆红同志说：“请你转告总书记，这四篇文章的酝酿、写作和发表是这样的过程。现在，他们这样批判，我认为这是‘左’的思潮的反映。”他没有表态，也没有讲我这个文章是对还是错。1993年，我调到北京后，江总书记专门找我谈过一次。他说：“你那几篇文章没有错，你放心，不要背包袱。”他还和我谈到了当时“左”的人，怎样在中央党校捣鼓反和平演变的事，让人感到他到北京之初，压力也是很大的。
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把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他还把皇甫平的这几篇文章包括批判文章都搜集起来，通过邓楠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因为皇甫平的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夜的时候，小平同志会见上海党政干部；第二天大年初一，《解放日报》上有他会见党政领导干部的照片。在这篇报道下面，就是我的皇甫平文章，他肯定也会看到的。加上刘吉通过邓楠转送的材料，所以小平同志对皇甫平事件知道的应该还是比较早的。
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承受着巨大压力。5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叫《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这篇文章全国报纸都转载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都转载了，只有我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没有让转载。第二天，正好开市委常委扩大学习会，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参加。在这个会上，市委领导提出来：“《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这篇评论员文章呢？”他说：“你们要补登一下。”于是，我在会上说：“这篇文章谈的是反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但是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讲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可文章把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我说：“反和平演变关键是干部，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内教育。这就是中央精神。现在那篇文章的提法是‘筑钢铁长城’，这个提法也不准确。”这个时候，作为老干部参加常委会学习的陈国栋同志出来为我解围了，他说：“反和平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不应该靠《人民日报》发一个评论员文章。还不是社论呢，评论员文章怎么来谈这个？”陈沂同志也站出来说：“我支持你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陈至立就来跟我商量。我对她说：“第一，中央没有规定《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地方报纸一定要转载；第二，上海也不是都不登，《文汇报》、《新民晚报》不是登了吗？这表示上海市委并没有要抵制这个东西。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有选择的权力。如果要写宣传防止和平演变的文章，我会重新写一篇，更体现中央精神。但是，如果我这样一写的话，海外的媒体一定会讲，上海又和北京对着干了，只会产生这个效果。”最后，吴邦国同志同意，不要再登，也不要再写了。我就这样顶住了。当时没有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来抵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对皇甫平文章的围剿。这是我唯一一次顶住他们的压力。我不可能和他们争论，只有通过不转载《人民日报》的评论来表达我的看法。
6月初，我到香港大公报担任社长的任命被突然取消了。本来，这是在1990年底定下来的，按理说，我1991年2、3月份就应该去了，但由于写皇甫平的文章拖了一段时间。另外，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6月以前去，一去就赶上敏感时期，香港记者会问我的态度，很多话不好讲，所以我想过了敏感期以后再去比较好。但是，由于我写了那几篇文章，有些人把状告到了中央。当时，分管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中央常委说了一句话：“叫中央组织部问一下周瑞金去没去？如果没有去叫他不要去了。”就这样定下来。当时，我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完，解放日报的欢送会都开过了，飞机票也买好了，中央组织部临时来了一个电话，就取消了我担任香港大公报社长的任命。尽管工作交接近半年了，我仍旧担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还是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
这一年12月，我从内参资料中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新向中央“上书”，他在“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其中有徐匡迪、华建敏、王沪宁、刘吉、施芝鸿，还有王新奎、周汉民、王战、李君如、黄奇帆等。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表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到南方视察，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到上海以后又到南京，南京的讲话就没有公开。他一路走过来，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次又是我们得风气之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在市委研究室工作的施芝鸿最早知道，他马上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很振奋，因为我们压抑了一年。所以，在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家一看标题这么大的气派，就知道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讲邓小平了。全国最早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就是这篇文章，当时党内还没有开始传达。据我所知，邓小平对最初整理的几稿都不满意。后来，就叫郑必坚、龚育之给他整理。最后正式传达下来的稿子，是郑必坚整理出来的，那个大手笔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中间拖了一段时间，小平的南方谈话基本上是到了3月份、4月份才向全党传达的。
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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