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策背景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龚浩成（1927～），江苏武进人。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副局长、局长，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

口述者：龚浩成

访谈者：陆一、富娆

时间：2008年10月22日

地点：上海银欣公司龚浩成办公室

整理者：陆一

上海的金融改革，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1984年以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是恢复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到198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开始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才确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同日，建立了工商银行，把原来人民银行承担的工商企业信贷业务、城市居民储蓄业务，划到工商银行。这个时候，成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直接金融。企业还不能够向市场融通资金，只是面向四个银行借款。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1980年、1981年，我还在上海财经大学教书，是财政金融系副主任、总支书记。我曾经在课堂上讲了三个钟头证券市场，尽管没有引起强烈地反对意见，但已经有老师提醒我，不要去讲这个东西，讲那个东西风险很大。可见，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大家都晓得计划体制是不行的，要向市场转化。但即使要向市场转化，对于证券市场大家还是感到是风险比较大的事情和领域。

一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日趋成熟

1984年10月份，我调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副行长；1986年夏天，接替李祥瑞当行长。调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后那几年，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体改委的推动下，已经在探索企业股份制的改革。1984年，就出现了几家股份制企业，特别是1985年、1986年又出现了好几家，飞乐发行股票就是在那时候。当时，主要是由上海市体改委推动这项工作，人民银行参与这项工作并不多。不过，当时在领导层中间都还是倾向于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搞股份制企业试点；如果要触及国有企业的话，还不敢大面积地加以推广。国有企业中间推广股份制试点，最早的一家就是真空电子器件公司。1986年下半年开始改制，1987年1月24日公开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厂址就在欧阳路上，现在作了老百姓的住房，解放初期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校舍。

在上海证券市场刚刚起步不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确立了证券市场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即证券市场的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发展证券柜台交易，发展证券专营机构；第二步，在条件相对成熟的时候，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个基本思路的指导下，上海证券市场从1984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实际上，在股份制企业出现之后，除了内部推销，或者用我们今天话讲私募这种形式以外，它必然进一步要求公募，要求公开发行。1987～1989年，股份制企业对公募的社会要求就比较强烈了。可是，股份制试点和发行股票还只是限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国有企业触及得比较少。真空电子器件公司的老总薛文海，他的胆量比较大，他就做了这个事情。这家真空电子器件公司实际上也是1992年发行Ｂ股的第一家企业。这实际上是交易所出现之前的背景情况之一，就是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假如一家股份制企业都没有的话，是不可能出现交易所的。第二个背景情况，是陆陆续续开始有证券出现。首先是，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国债发行，在1980年左右就开始了国债的发行，这也是证券市场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1987年、1988年出现了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证券公司。这里有个插曲，大概是1988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总行要上海分行自己组建一家证券公司。这不是人民银行总行刘鸿儒等领导的意思，只是金管司司长金建栋要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自己搞一家证券公司。对此，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人民银行是监管部门，自己搞一个营业机构算什么话？我当时讲了一句话：“这不是等于踢足球，裁判员下场去了，到时候临门一脚球踢进去，到底是算还是不算？”我就跟他提这个问题。但他给我们答复：“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自己不组建一家的话，上海其他两家也不批准。”就是指万国、海通。当时，我们已经向总行申报了万国、海通。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组建了一个申银。上海的申银证券公司就是这么来的，申银的意思就是上海人民银行。申银第一任经理是吴雅伦，他当时是上海分行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后来成为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组建了这个公司之后，我找吴雅伦谈：“你将来可以买卖一点债券，但不要去买卖股票。”因为债券体制比较规范，股票买卖起伏波动比较大。他说：“我这个公司还有十多个人，十多个人工资怎么开？”我说：“工资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付，按人民银行职工的编制、工资支付。”他说：“这么多人没事干也没不行。”我说：“那你就在国际化、规范化方面搞些研究工作。”好在，这个公司成立不久，证券公司开始吃香起来了，你要再组建一家就不是那么容易批了。

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看到眼红，也想组建证券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副行长王育春就不断来找我。他们原来有一个门市部，就是非常有名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投资信托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一直在运营，但规模比较小，如果有一个申银证券公司的牌子，业务就可以做大。由于他们不断来要求，我后来这样答复：转让可以，这个公司转让给你们不收一分钱，只有一个条件，招牌名称不能变，仍旧叫申银证券公司。人员我们可以撤回来，你重新组织安排人。这样，吴雅伦就撤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组建交易所了，吴雅伦就到交易所去了。申银证券公司转让过去以后，第一任总经理是阚治东。万国证券在“327”事件出事以后，与申银合并成为申万证券公司。1997年，阚治东离开申万证券公司后，王育春担任总经理。

接着讲二级市场，静安证券业务部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公开将已经发行的股份公司股票放在他们那儿的柜台上进行交易。当时，我们胆子也比较大。为什么说胆子大呢？这中间有一个事。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约翰·范尔霖来中国参加这个会议。他晓得中国发行股票了，社会主义中国发行股票对国际金融界震动很大，他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所以，他主动提出来要买一张股票。当时的国务委员、人民银行总行行长陈慕华就直接打电话给李祥瑞说：“你给我搞一张股票，要通过邓小平送给美国证券交易所总裁。”李祥瑞接到陈慕华的电话后，把我们找到一起商量，研究送哪一张股票。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上海主动推荐，而是总行点名要上海送一张股票，只不过总行没有指定我们应该送哪一张。

从全国来讲，上海的股票并不是唯一的，各地发行股票已经不少，沈阳、河南都有股票发行。而股票票面设计和印制应当有一定的格式，要在票面上具备基本的要素。比如，发股票公司的名称，发股票的日期，多少面额（不是市值），就是100块，或者1块，还要有签发日期，还要有公司总经理的图章等等，这些要素都要包括在内。严格地讲，上海并不是头一家发行股票，可是规范的股票上海确实是头一家，具备了股票的所有要素，而且都是在上海印钞厂印的；而各地送到总行的股票，要么没有总经理的图章，或者缺少其他一些要素。

因此，总行知道上海的股票设计和印制比较规范后，就打电话到上海，要我们上海送张股票来。当时，上海已经有四五个公司的股票，我们看小飞乐更规范一点，所以就决定送小飞乐的股票。为了表示这张股票的真实性，还在户主名字一栏上签了当时我们分管证券业务的副行长周芝石（他后来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监事会主席）的名字，并派当时分行金管处处长朱小华乘飞机把这张股票送到北京去。11月14日，陈慕华陪同小平同志接见范尔霖时，将这张小飞乐的股票赠送给范尔霖。但范尔霖看到这张股票属于周芝石名下，就说：这股票还不是我的，它要过户到我的名下。就为这事，11月16日，他带着这张股票特地跑到上海来，在静安营业部办理过户手续。这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有了这件事，我们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一大半，就可以比较大胆地做了，不然总是提心吊胆的。

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地派人出去考察了解。尉文渊有一句话，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证券交易所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这句话说对了。我记得，1986年初，总行派我到日本学习。当时组织了十几个分行行长，由现在银监会的一个副主席蔡鄂生带队。蔡是山西财经学院毕业，他当时是总行金管司的一个处长，后来在上海分行当过行长。我们在野村证券公司，整整学了一个月。这是刘鸿儒跟野村证券伊藤正则联系好的，把我们派去。主要学习证券业务和日本的证券历史，每天就是上课、讨论。行里还组织过几批人到香港考察。上海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庄晓天、我们分行的副行长罗石林，还有体改办的同志都去过，去了解境外证券交易究竟怎么样进行的。这些都是打基础的工作，都做得比较扎实。实际上，在证券交易所筹建以前，上海历任的领导，包括汪道涵都专门组织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对股份制企业、一级市场的建立、证券公司的建立、柜台交易的建立，事先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后面就是水到渠成的问题，而不是突然掉下来个证券交易所。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上海证券市场经过萌生、孕育等阶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集中统一的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条件日趋成熟。到1990年底，上海证券市场的总体状况主要表现为：一是上市证券规模及交易规模扩大。各种证券，包括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股票等可上市证券总量达100多亿元，上市品种30多个，累计成交量达35亿多元。二是证券经营机构初具规模。截至1990年底，上海已有证券经营机构26家（尤其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上海海通证券公司和上海财政证券公司最为著名，号称“四大名旦”），柜台交易网点50多个，并批准设立了一批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如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等。三是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法规和管理措施。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颁布了《上海市股票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之后，又发布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颁布了《上海市证券柜台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证券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四是证券市场建立几年以来，投资观念逐步在市民中得到普及，投资者人数日益增多。据统计，全市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市民参与了证券交易，机构投资者也不断增多。五是开发开放浦东的契机呼唤上海证券交易所早日成立，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二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策过程

1984～1988年，上海出现了一批股份制企业，建立了证券公司，开始有了柜台交易而且也有一定的业务量，人们的思想也有了一定的准备，这就给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奠定了客观基础。

1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背景

1989年2月2日，上海市体改办召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2月15日，上海市委根据当时金融商品不够丰富、企业财务没有公开和外汇管理问题的实际情况，对股份制发展和证券交易所设立的问题提出了“态度要积极，工作要扎实”的指导意见。2月27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一个临时研究班子，提出要本着“创造条件，水到渠成”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将市里的研究和人民银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确定从金融的角度研究运行规则和防止产生问题的方法，以可行性、操作性为主提出详细的整体设计方案。要求方案要搞细致，应经得起推敲。3月9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会议对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报告进行了细化研究，认为在报告中不仅要写交易所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上海的具体设想，而且还要设计交易所的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有关的法规，包括交易所的章程、营业规则与交易办法等。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所的人才需求问题，要求在当年的11月底拿出方案设计报告。

当时，上海市体改办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交易所的设立方面存在着一定分歧。在证券交易所的主管机关方面，上海市体改办认为，应该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而人民银行方面则认为，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管理。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个说法，人民银行总行就要设立证券管理局，因此交易所由人民银行管理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大金融的模式。在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上，上海市体改办认为，交易所应该采取公司制的股份化模式；而上海分行则认为，应该采取非营利性的会员制模式。在证券交易所设立的时间上，上海市体改办的观点认为应该马上成立；而人民银行的观点则认为当前应积极准备。5月4日，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上海分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的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为什么上海会在1989年要着急研究建立证券交易所这个问题，并在紧张的筹备以后，到1990年正式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政治风波的发生，一度引起国内外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担心和怀疑，这对设立交易所的准备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政治风波以后，党内对是否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产生了争论，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一度放慢。再加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中。政治风波对经济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呢？那就是中国刚刚打开了大门，外国人看到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根据他们那儿的报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再坚持下去了。引进来的外国企业有些撤走了，有些外国资金也撤走了。

搞建设，资金是最大问题之一。全国各地的银行，用我们搞银行工作的行内话来讲，都是兑差行，靠存兑差吃饭。我们上海分行也不例外，我们一贯是兑差行。那时候，讲句形象的话，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派分行的总经济师、计划处处长张令钤上北京。干什么呢？就是要钱，因为上海建设也没有钱。钱紧张到什么地步？我举个形象化的例子。现在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当时是龚学平在搞这个项目。德国一家公司原来准备出资，政治风波以后它不出资了，这个项目搞到一半没有办法搞下去了，没有资金来源，只能停工了。龚学平来找我，他说：“你给我想想办法，这个项目停下来了。”我想，这是给上海办的实事。那个时候，浦东还是一片平地，还没有提出“开发浦东”的口号，不过上海人已经意识到非开发浦东不可了。我就对他讲：“你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时，上海电视信号质量太差，在南京路石门路附近电视台院子里那个电视塔信号不好，一开电视雪花很多。我就对龚学平讲：“我们想办法支持你。”尽管当时这个项目要的钱也不是很多，不过三四个亿，但还是没有一个银行拿得出这么多钱。

当时，不仅要有钱，还要有贷款指标，这叫双重控制。我就跟上面讲：“搞银团贷款，一家拿不起，搞它十家八家，你拿一点，他拿一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恢复旧上海的一个老做法，但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于是立即给他筹钱，不到半个月就办好了。我对龚学平说：“贷款利息可以低于国家利息水平，假如市面上是六厘的话，打个折扣，便宜一点，这是民生工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上海搞个电视塔，外资撤走，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更不要谈有计划地开发浦东了，当时上海市区建设都很难推动。正是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的瓶颈问题，上海市的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恢复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也需要推动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1989年，上海的证券柜台交易已经十分活跃，浦东开发开放的风帆已经扬起，要不要开设证券交易所，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等待决策。

2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策

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康平路，朱镕基市委书记兼市长、黄菊和顾传训副市长邀请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市委常委外，还有市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工农中建上海分行的行长、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应朱镕基的邀请，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参加会议。这次会主要研究两件事，一个是证券交易所，一个是向外资银行开放。对外资银行开放，只讨论了半个小时，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实际上，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交易所的问题，几乎谈了一整天。

关于交易所，各方面担心性的意见比较多，担心这个交易所能搞得起来吗？会上，贺镐圣比较积极，他希望由市体改办负责筹建工作。他认为，先搞起来再说。朱镕基在会上点到我的名问：“老龚，你意见怎么样？”我说：“交易所要搞，但目前条件还不具备。最好能有1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50家有条件上市，那么搞交易所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朱说：“你不要担心。真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在第一线上负责，你在第二线上。”他也担心出问题。李祥瑞提出：“交易所的建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句话好像没有报道过。所谓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就是对外表明，我们还坚持改革开放，不会退回到闭关自守的境地。而交易所的交易量不会大到哪儿去，或者说交易所的投资功能、调控市场功能的作用不会太大。大家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

建立交易所，对外宣传，对内不宣传。这个意见开始是我提的，但是讲得不明显。我认为，外国人现在说，交易所的建立，内部阻力还很大。我说：“内部，我们能不提尽量不提。”朱镕基就把它归纳为，对外宣传，对内不宣传。对外宣传就是要表明我们改革开放不会停顿，还将继续进行，所以要大力宣传它，后来也是这样进行的。在国外报纸，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报纸都有报道，国内报纸几乎没有报道。为什么？就是国内一批人有思想顾虑，阻力大。国外称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当时也讲这个话。不过我讲，这个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经济都要有交易所，交易所是商品经济的皇冠，证券交易所是商品经济皇冠上的那颗明珠。我们这个也敢搞了，那么怎么会倒退到计划经济，倒退到产品经济模式去呢？实际上，就是用事实表明我们的态度。所以，对外大力宣传，对内不宣传，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那天会议上确定的宣传的基本方针。

与会者一致认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上海的金融事业”，对于提高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扩大吸收外资、加快浦东的开发建设和促进上海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开放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两条措施。同时，还建议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由市人民银行、市体改办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人员组成，具体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筹备。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市长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此时的上海，对于建立证券交易所，虽然方方面面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建立证券交易所，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更缺少人员与资金。而且，证券交易本身所存在的巨大风险，客观上要求决策的谨慎和工作的细致。

在总结发言中，朱镕基市长建议，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在这一点上，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手段，朱镕基当场就指定三人小组来筹备证券交易所，这事也是打破常规的。此前，市委从来没有指定个人来搞一个项目规划；同时，三人小组不对本单位负责，也不是对市委负责，只对他朱镕基个人负责，这在我们国家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少见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纠纷排除在外，让我们集中精力搞。可以设想，如果按照以往的工作程序，我们三个人上面有财贸党委、分管的市委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分管的市委副书记等等层级；作为垂直管理系统，像我们人行上海分行上面还有人行总行。如果当时我不以个人身份，而是以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身份，就要报人民银行总行，就只有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组讨论通过的东西，才能做，这就要增加许多麻烦。假如意见不统一，那就更不好办。现在，我不代表一级组织，只要我们三个人统一了，我们就可以做。那么，对朱镕基负责而不是对市委负责，有什么好处呢？市委组成人员是相当多的，哪怕是常委也要八九个。如果对市委负责的话，任何事情我都要通报。假如市领导有不同意见，就要等待意见统一之后我才能执行，不统一我就不能行动。我们对朱镕基负责，就是说，有不同意见由朱镕基去做工作，我们不管。事后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在筹建上海证交所这件事情上，我们避免了重复汇报、请示，既加快了决策执行的速度，也避免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干扰。如果没有这一条，上海证交所的筹建不可能这么顺利、高效和成功。

在那天的会议上，大致匡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放到第二年的12月开业，但是没有确定是哪一天。因为香港贸发局的局长邓莲如1990年12月份要到上海，我们准备请她参加开业典礼。可以说，这是上海市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当然，尽管有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依然存在。交易所姓“社”姓“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三人小组确立的宗旨是：“不要先说不行，要想想怎么才能行。”我记不清是1989年的冬天，还是1990年的冬天，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回上海，找了十个人开金融座谈会，那个座谈会我也去了。当时，他问起交易所的事情，我跟他解释说，投资和投机，照我们搞金融工作的理解，从时间概念来划分，半年以下就是投机，半年以上就是投资。因为江泽民英文比较好，我在会上跟江泽民说明，投机这个字在英文名词里面，叫机会的选择，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投机倒把、投机取巧，也不是我们讲的道德概念上的投机思想。

3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方案

1989年12月4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领导班子开会，就如何贯彻落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议进行研究，确定了上海分行进入三人小组办公室的四名成员。12月20日，三人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确定一个实施方案和设立外资银行、建立证券交易所两个单项办法。另外，确定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处长王定甫、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华庆和陈泽浩、外资管理处余航，以及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调研部副总经理金大建、市体改办陈愉处长等六人组成办公室成员。会后，筹建领导小组即着手制定筹建方案。当时的组织架构是这样的：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宏观的整体的筹建规划工作，对朱镕基负责。下面设有一个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由王定甫等六人组成。另外，还有一个筹备小组，负责搞证券交易所具体的筹建准备工作，组长是尉文渊。

1989年底，尉文渊从北京国家审计署调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后，我原来想把他留在分行搞金融机构管理。上海分行有两大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计划处，计划处管银行资金。一个就是金管处，金管处管的面是最广的，除了银行以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它管。当时的处长是王定甫，原来我想让尉文渊接王定甫。后来，筹备证券交易所的具体工作实在选不到合适的人，再加上尉文渊主动请命，他找到我说：“我去筹备交易所吧。”时间已经比较紧迫了，我感到不是一个很有闯劲的人去负责是不行的，尉文渊就是一个不墨守成规敢闯的人。我就说：“你去吧。”这样就定下来了，尉文渊负责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1990年初，我们以三人领导小组的名义，着手规划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制定出初步的设计方案后，办公室的六名成员于1月5日至12日赴深圳考察。1月26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进一步发展上海金融业的问题代上海市政府拟稿向国务院请示，请示中提出“完善证券市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建议认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利于促进证券的发行，有利于进一步搞活金融”；并提出“证券交易所建立初期，拟以国债交易为主，同时继续扩大股份制的试点，以‘三资’企业和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主，逐步增加股票的上市量”。2月1日，三人领导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总结了赴深圳考察的情况，并对经叔平向朱镕基市长提出的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和外资银行的设想进行了讨论。2月6日，三人领导小组向朱镕基市长上报了讨论的结果。2月7日，朱镕基市长批示请黄菊副市长任证交所筹备组长，主持筹备的具体工作，要尽快落实经叔平提出的建议。2月10日，筹备办公室将设立方案初稿分送三人领导小组审阅。

2月17日，我在衡山饭店和经叔平再一次会谈，我和他都介绍了各自的工作情况，最后经叔平表示：“确认三人小组提出的有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意见。”2月22日，三人领导小组再次向朱镕基市长、黄菊副市长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涉及了筹备领导小组的组成、筹备办公室的人员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预计开业时间、法规建设和举办国际证券市场研讨会等内容。其中，正式提议“联办”（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同志参与筹备领导小组和筹备办公室，但实际上，联办并没有人真正过来参加具体的筹备工作。在时间安排上，这个筹备方案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2月28日，朱镕基市长对三人领导小组提交的报告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为了落实朱镕基市长提出的要求，三人小领导组指示办公室成员连夜抓紧修订筹备方案。3月5日，三人领导小组正式向朱镕基市长、黄菊副市长上报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初步方案。方案除了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机构性质、基本职能、上市范围和规模、交易方式和管理制度、组织体制等几方面的内容外，还设计了筹建工作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1）不断增加证券的上市量；（2）稳步扩大股份制试点；（3）制定法规条例；（4）适当保持会员单位的吞吐量平衡等等。

3月29～31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就开发开放浦东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上海向其中的金融组汇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方案，总体上得到金融组成员的同意。在对交易所会员单位的范围划定上，有人提出，既然是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其会员就应该限定在上海的机构范围内。但是，在三人领导小组的眼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应该是全国的，于是，我将会员单位的条件改为：在上海的经批准可以进行证券交易的机构作为会员单位。这样，外地的证券机构只要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就可以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了。最后，上海提出的交易所筹备方案获得了国务院调研组的通过。5月4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关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并附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初步方案。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行政管理司原则上同意请示方案，并希望上海市分行抓紧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组织章程等规定，再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报批。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证券市场的运作与管理方式，由三人领导小组和上海市外资委与北京联办合作，于5月28日到31日，在上海市举办了“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与会的有51位外方代表，包括政府官员、国际金融组织和中央银行的代表，以及证券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等。国内代表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等，还有一些证券业和金融业的负责人、专家和学者。会上，与会代表介绍了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将来的发展趋势，特别对中国和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具体的建议。这次会议，不仅树立了我国和上海继续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而且有利于上海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为推进上海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朱镕基市长出访香港地区、新加坡和美国。他在对外宣布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构想时，正式提出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且宣布交易所将在1990年年底以前开业。

在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经过借鉴比较，确立了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入所，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开始时以债券交易为主，并创造条件逐步转向股票交易和债券交易并重，积极为国家、企业筹措建设资金服务；三是倡导健康的投资行为，目前实行现货交易，禁止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四是以上海为主，面向全国，促进中国统一证券市场逐步形成。后来的市场发展状况证明，上述第一、第三条原则对加强证券市场的管理、控制市场风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第四条原则而言，上海证券交易所确实为中国统一证券市场的形成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并已成为全国证券市场的核心。以债券交易为主的原则，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股票市场强大生命力的认识不足，上海证券市场很快地就发展成以股票交易为主的格局，并为上海和全国的企业转制、筹资发挥了有目共睹的作用。

在最初的十几个人中，除了后来的副总吴雅伦等少数几位以外，大多数人包括尉文渊自己在内都没有接触过证券。因此，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方面最初的工作就是查找国外的有关资料。在翻阅了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各种资料以后，筹备组对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则和理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随后，就开始根据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规则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基本方法和理念尝试着制定证券交易所的各种规则规范，先后拟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业务试行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定》等自律管理法规，并得到了人民银行的批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从筹备到开业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的英语翻译，我在内部跟尉文渊商量过。照道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英文名字，常规叫法应该是Shanghai  Stock  Exchange，而当时却翻译成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颇费周折，我所以说，还有残余的历史痕迹留在那儿。这个主要是我的思想，尉文渊赞成叫Stock  Exchange，我说你还是保守一点。我和他说：“一个，现在股票只有老八股，而国债有十几个品种。国债不是stock，而是securities。另外一个，反正英文缩写都是SSE，你们对外简称都一样，你这样子一保留，就把那些讲什么分散国有财产、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的嘴给堵住了，以后到时再改吧。”

上海证交所开业前夕，在制定市场业务规划时，进行了有关投资者买卖证券的资金如何管理的讨论。为了避免客户买卖过程中现金收付的繁琐手续，清算部提出了按照国际惯例，采用“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户”的管理办法，也就是说要求客户在证券营业部开设资金专户，用作证券交易的资金交割。清算部提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户管理办法》，经证交所集体讨论修改后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并迅速得到了批复。得到批复后，清算部立即组织实施，包括将该管理办法通知各个证券商和赶制“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户”和“委托买卖证券专户”两种存折。就这样，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个客户保证金管理办法出台了。它的出台为经纪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交易竞价采用电脑主机自动撮合方式的需要，上海证交所开业前一周着手编制证券交易代码，具体由清算部组织实施。清算部采用了全部用数字表示的方案。具体思想是第一位数字按信用等级或风险程度排列，后两位为顺序号码。如：“090”表示90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201”表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发行的第一期金融债券；“601”表示延中实业股票等。交易代码确定以后，大大方便了电脑系统自动交易的进行。为了提高交易员的业务水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安排对首批进场交易的交易员进行业务培训，由清算部负责讲授“清算交割”课程，先后讲了53期，培训交易员近15000名。

在筹建交易所的时候，上海专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申银、万国、海通等三四家专业证券公司，再加上几家专业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总共只有六七家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但是要成立证券交易所，仅仅这么几家会员单位是远远不够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决定从城市信用社中挑选一些规模较大的作为会员，最后终于有16家单位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批会员。

在装修交易大厅的时候，设计师询问尉文渊在色调上有什么要求，尉文渊认为，使用过多的色彩效果不好，于是交易大厅的顶棚、墙壁都是银灰色的。但是这样一来，大厅内显得太冷清，气氛不好。后来，尉文渊决定在交易场内加入一些红色，让气氛活跃起来。但是，在他访问香港期间，负责服装的同志告诉他，自己在做马甲的时候认为黄颜色比红颜色好，就自作主张地做了黄马甲。尉文渊立即让其纠正，于是又做了一些红马甲。到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的样品，就临时决定交易所人员穿黄马甲。从此以后，红、黄马甲就成为了证券商的场内交易代表和交易所管理人员的标志，以至于许多专家把这个巧合当成是国际惯例。

当时，还遇到很多难题。比如，需要50门电话，我们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上海的电话容量非常紧张，尉文渊他们筹备组工作人员怎么也搞不定。可是，一个交易所连电话都没有那怎么跟外面沟通呢？吴邦国后来听到这个事情了，他说，我去帮你们解决吧。你们不要管这种事，你们集中精力做其他筹备工作吧。后来吴邦国帮助解决了这50门电话线的问题。再比如，是用电脑派单，还是打手势语？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了很多国家的做法，我参观过八九个交易所，打单子都是打手势语的。打手势语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气氛热烈，场内交易活跃。比如说，看涨的时候，场内你看到抬高一点，他看到更抬高一点，一下子气氛就来了。电脑派单，无声无息地、悄悄地，在电脑里配对就成交，没有那种气氛。刚开始，我赞成用手势语。后来，尉文渊请了一个人来教手势语，几次实验以后，他跟我汇报说，看来不行。他说，模拟运行过，两次打错。如果正式运行中打错我们就麻烦了。一旦打错，股民跟证券公司都要认账，你不能不认账，打错了也要认账。10元，你打了11元或者12元，也要认账。这样引发的矛盾就太多了。后来，一是看趋势，一个也是看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决定还是电脑派单。

交易所叫上海证券交易所，但不能只有上海的单位才可以上市或交易，要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当时的背景下只能迂回和策略性地进行。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到沈阳开会，沈阳人行的同志就提出，他们那里有个金杯汽车公司，要求到上海来发股票，我就不能讲不同意，因为你搞证券了就要打破区域限制。可是实际上，当时一个是资金紧张，一个是资金管理的模式是地方切块管理，上海的资金不能到外地去，外地的资金不能进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沈阳金杯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100万股票，如果我答应在上海发了，上海的领导会怎么想呢？我上海自己的资金这么紧张，而你却把上海的资金给人家用？我后来临时就想了一个招，我说你们金杯可以到上海发行股票，但是，我们上海将来要到你们这里发一部分债，同等金额的债券。本来他们沈阳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证券市场来沾上海资金的光，而当他们听到我说要到沈阳发债券，就不再提发行金杯股票的事了（沈阳金杯上市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当时资金管理体制不允许把区域的界限、行政的界限打破。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异地会员的突破。照理说证券交易所应当是全国性的，会员不能只是上海的。当时人行浙江分行的行长叫陈国强，一个女同志，她听说上海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就到上海找我，她说：老龚让我们的一家证券公司进来。我说：上面的精神是不让外地金融进来，但我在内部先答应你进来一个，我们私下融通。我总感到，证券交易所不可能只是上海的，总要打破这个省际的界限，扩充到外面去。我答应了她后，她说回去遴选一个，但她没有告诉我具体是哪一家公司。正在那个时候，浙江证券公司的李训跑来说：浙江同意我进来。我说：好啊，我已经答应陈行长，你们有一家进来。我想浙江证券公司，在浙江省有代表性。我说：你来好了。李训不仅进来了，而且在上海证交所成立时浙江证券成为第一届的理事单位，所以李训还是上海证交所的第一届理事。后来我又碰到陈国强，她告诉我说，她原来要选的不是浙江证券这一家，李训是冒充进来的。我说：你没有告诉我，我还以为浙江证券公司就是你们选的这一家。我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筹建过程中受限制的地方非常多。

1990年9月17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文）精神，向我们报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我们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国务院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由于朱镕基曾反复关照筹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做或少做宣传，所以，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只发出一则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这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22个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那天，刘鸿儒、周正庆、周道炯都来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大校长黄达也来了。在开业典礼上，我主持的会议。朱镕基在开业典礼上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他说：“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所认同。我记得，当年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时，朱镕基对我和李祥瑞说：“你们大胆地去干，出了事，由我和刘鸿儒在前面顶着，轮不到你们三个去负责任。”一年以后，我找了一个机会，开玩笑地问朱镕基：“当时，你的胆子为什么那么大啊？”朱镕基对我和李祥瑞说，在筹建上海证交所之前，他就向邓小平汇报过。邓小平当时就说：“好哇，你们试嘛，不行的话可以改嘛。”正因为此，尽管深圳的筹备工作开始比我们早，但他们得到人行总行的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批文，已经是半年之后的1991年4月11日，深圳证交所最终在1991年7月3日才举行了正式开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