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1955～），北京人。历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社总编辑、证券市场周刊社社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证券业培训中心副理事长、亚洲证券业培训学院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副理事长。
口述者：王波明
访谈者：李青源
时间：2008年9月25日
地点：北京泛利大厦王波明办公室
整理者：陆一
1987年，我在美国组织了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团体：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有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科的学生。基本上每周有个论坛，议论国家的改革大计，也经常聊一些国内目前可以做什么事情。议论来议论去，大家都觉得，应该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或者说叫资本市场。有了这个市场，就能够帮助资本形成，使得长期资本有一个去处。当时，我们这些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有兴趣的人，开始组合到一块儿，每月小聚一次，大家畅谈怎么样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1988年3月，由我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初稿）》。对于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这算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吧。
一设计资本市场
我是1988年6月回国的。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各个部门游说，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包括一些大公司。我记得，去找过李湘鲁，湘鲁是紫阳的秘书，到政改办找陈小鲁也聊了。在这期间，非常重要的是康华公司的副总经理贾虹生起了很大作用，是他把我们带进了国内的圈子。当时，国内也有一拨人在鼓吹、准备、筹划建立资本市场。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自费搞改革啊，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我们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四处奔波。
9月7日，贾虹生找我，让我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我刚从华尔街回国，他们希望我到康华工作。他对我说：“明天有个会讨论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第二天，我就坐着他的车一起去了。贾虹生让我参加的会，是人总行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北京万寿宾馆，后来就被称作“万寿宾馆会议”。研讨会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总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人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参会了。会议内容是，讨论王岐山他们起草的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我一听，嘿！我回国，不就是要干这事嘛！这个研讨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为积极的参与者，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会议开始后，宫著铭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读了一下邓小平接见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时讲的话。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今天大家就来议一下。”这份方案是中农信的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念了一下这个方案。他先说了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义，然后分析时机是否成熟，以及为什么要选在北京等等。当时，我听了这事，非常震惊和兴奋。因为我们回国以后，到处游说这事，好些部门听完我们的话，都是半信半疑，也搞不懂我们说什么。但是，张晓彬他们的方案非常具体。接着，贾虹生等人开始发言。当时，中国人还不懂股票，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象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那个时候，国内对于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了解，确实是非常初级的。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计委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参加会议的人，都提了一些问题，诸如市场怎么运转，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建？
会上，他们让我谈谈想法。我从专业角度说明应该建立资本市场了，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我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我记得，当时从管理角度谈了美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发展很多年，但是在1929年股票市场曾经把银行拖垮了，所以就出了一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银行和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分开。我说：“我们要搞的话，管理体制应该是那样。”我记得，刘鸿儒问了几个问题：“管，怎么管？谁管啊？”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想法。人民银行体改办蔡重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蔡重直就说：“应该是德国管理模式，德国管理模式是银行和资本市场混在一块儿，由一个机构管。”他讲了这个体制的好处。为此，就监管问题大家和我发生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做了总结。他说：“建立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事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因为存在理论障碍，建设证券市场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所以，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事，远远超出了人民银行的管理范畴。是否要做、是否能做，一定要中央来判断。”“当前，只能做可行性研究，进一步往前走，需要给中央还得写报告。”他建议，我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这么多的政府综合部门和企业界人士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证券交易所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这个会后来被称为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一个会。可以说，酝酿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
应该说，王岐山、张晓彬他们提出来的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方案，是一个非常粗的设想，里头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股票交易所应该设在哪儿。我后来才听他们讲，上海体改办有一批人，牵头的叫陈渝，也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的设想，但是他们的方案是要把证券交易所设在上海。所以，交易所建在何处，是有争论的，建在北京是主流意见。当然，上海方面是希望设在上海的，他们已经预感到了证券交易所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万寿宾馆会议散会的当天，王岐山做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又是一阵热议。王岐山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值得花大力气推动。接下来，大家就议到由谁来写报告的问题。那时候，国人中除了我具有华尔街从业经验外，几乎没有别人；在回国的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干过。吃饭的时候，王岐山就坐在我旁边，他向贾虹生建议：“别让波明去康华了，把波明留出来，让他参与起草给中央的报告，论证资本市场的可行性，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吧。”他说的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即后来的“白皮书”。
编写工作涉及经费、场所等问题，张晓彬表示，这一切都由他们来负责解决，钱由中农信跟中创一块儿想办法。结果拨了10万块钱，组成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由宫著铭、张晓彬主持。起草小组有我、张晓彬、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还有人总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的许小胜。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并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中信的王莉负责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负责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地起草白皮书了。张晓彬还专门派许小胜为大家提供交通、资料、经费等方面的服务，把大家照顾得很好。同时，我们继续游说高层，阐述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
我记得，编写这份白皮书，我们结合国内当时很多实际情况，借鉴了当年3月在纽约写的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言”，诸如当时的状况怎么样，为什么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证券交易所大概要涉及什么方面的问题等等。我们还列举了建立证券市场应具备的其他硬件条件，我在家里画了一张证券交易体系、程序的说明图。我不仅参与了白皮书的编写工作，而且负责技术操作层面的论证工作。最后成形的“白皮书”，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和《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基本设想》虽然是人行官员宫著铭牵头起草，但却提出了要人行交权的观点：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开始可以暂由人行金融管理司代行职责，但一俟时机成熟，即应由银行系统分出而独立于国务院领导之下。
二中南海汇报会
我们的白皮书通过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吴明瑜曾经是科委的副主任，他跟赵紫阳的关系很好。在一次国务院开会时，吴明瑜乘着赵紫阳去洗手间的机会，他就追到洗手间里头去，把这个报告递交给了赵紫阳。因为当时你要谈国务院会议主题之外的事情，只能选择这种特殊的场合和方式。与此同时，另一个渠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曾经到过政治改革研究室，跟陈小鲁、唐欣、高山几个人谈中国应该建立资本市场的事。他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儿大，所以就向研究室领导汇报了。这位领导认为，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就在私下向赵紫阳说起过这个事。因此，当吴明瑜将报告提交给赵紫阳以后，差不多一个礼拜，赵紫阳就批下来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赵紫阳在白皮书上的批示：“关于此事建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请依林同志召集。”那个时候，姚依林是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赵紫阳是组长。
11月9日上午，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姚依林和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听取汇报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三十多人。参加汇报的是张晓彬、高西庆、我和周小川。
会议开始时，张劲夫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国家管理机构应该怎样审批，才能进行严格管理？”我就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张劲夫又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吕东问：“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高西庆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做了解答。安志文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金建栋介绍了目前全国有745家信托投资公司，专业银行系统占400多家。37家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由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会上，姚依林问：“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对此，张晓彬做了回答。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插话：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依林同志说：“同意。”
周小川提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对于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高尚全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我们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心里没底。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吴明瑜同志说：“先明确中央哪个领导牵头。”
项怀诚同志讲：“一、交易所作为明后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早起步，这并不意味着条件具备。交易所的建立应有非常发育的市场，要有严格的秩序为基础，管理上比较健全的企业，交易所需要价格税收体制合理、人才的条件。现在实际条件是可能只有几个企业上市。但交易所可以迫使企业面对市场，逐步上市。二、中国的特殊情况，规范化的市场应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国外基本上是股票，我国基本上是债券，中国很可能是从债券交易起步。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安志文说：“我让刘鸿儒同志参加会。他不在京。我的意见是两句话，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主要是企业股份化条件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一开始交易，要及早解决交易市场问题。”
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我思索多年，公有制到底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做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紧接着，姚依林说：“要紧锣密鼓地搞。”还说：“我讲一个意见，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不是实行股份制可以解决，也可能股份制是解决因素之一，我对股份制一直支持，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赞成志文同志的意见，即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困难多，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怎么搞法，我赞成劲夫意见。”
我记得，关于由哪个部门牵头的问题，金建栋希望由人总行牵头。他是有准备而来，还拿了一个稿子。他说：“其实，股份制这个事，我们人民银行已经抓了很多年了。相当多的银行营业网点都在进行国债交易，也有一些已经成立了证券公司。上海有个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负责人叫黄贵鲜，在旧社会就搞过股票市场。”他说：“我们人民银行对这个市场一直都在抓。”当时，他还拿出很多数据。其实，他就是想说，这件事应该由人民银行牵头做，用不着另外找机构了。我记得，这个时候，傅丰祥就说：“我觉得，人民银行来抓这个事情有点不妥，这是体改的事情。现在谈的这个证券交易所，跟你们人民银行正在做的，完全是两码事。所以，还是应该找一个相对中立，而且是肩负改革的部门来做这个事比较合适。”他接着说：“我觉得，由安老来牵头做这个事，更合适一点。”这时，姚依林马上就说：“我也同意。由体改委、志文同志你来牵头来做这个事情，比较合适。”刚说到这儿，金建栋又说：“我们人民银行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还是由我们来牵头做这个事情，比较合适一点。”姚依林打断他说：“人总行负责的事太多了，还是由体改委安志文同志牵头。”金建栋仍有异议，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断。这时，项怀诚发言说：“非常同意由体改委牵头。”并认为，这样较公正。最后，姚依林拍板：“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会议气氛很活跃，大家畅所欲言，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才结束。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国家是不上心的，国家是不给编制的，更不出钱的。后来，还是张劲夫给了个安慰的说法，叫作：“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领导脑子里的大思路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设想。如果今天再讨论这样的事情，人们一定要让政府来主导。而在当时，决策层的意见却说：体改委从改革方面、从政策方面协调来做这个事，但是这个事儿本身要民间发起、政府支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领导确实挺超前的，想问题的高度很高，想问题想得挺透，能把这中间的界限划得很清楚。如果照现在思路，肯定就是政府进入股票交易所了。
三成立“联办”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由张晓彬和王岐山筹划，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了一次会，称之为北京的华尔街会议，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参会的有：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首席代表郑敦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冷林，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宫成喜，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后兼联办理事长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首席代表贾虹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张晓彬。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9家公司，每家公司出50万元人民币，总共450万元，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接下来，我和高西庆等一些人为组建这个民间机构找地方。我们第一个办公地方在王府井原来的计算机研究所，现在已经变成时尚婚纱店，就在王府井拐角那个地方。
3月15日，在香格里拉饭店，各出资单位举行一个签字仪式，也算是这个民间机构正式成立吧。我记得，这在当时金融界还算是挺大的一个事，所有银行的头儿都来了。当时，对于这个机构的名字，包括英文名字怎么起，颇费了一番争论。一开始说，叫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刘鸿儒说：“不行。你们不能把名字起得这么实。一定要起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名字，千万不要给外界一个印象说你们正在筹备。‘筹备’这两字一定不能出现，一定要用‘研究’、‘信息研究’等等字眼。”同时，几个大信托公司的老总认为，如果要筹办证券交易所，一定要建在北京，不能拿到上海。最后，为了迁就刘鸿儒和几个大信托投资公司理事的意见，就起了个非常长的名字，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我估计，现在很少人能把它的全名给念出来。当然还得弄个简称，最后决定弄个“联”字，弄个“办”字，简称“联办”。至于英文名称，不能这么直接翻啊，英文就得把“股票交易所”的字眼给亮出来，就变成叫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这是张晓彬给起的。到后来很多年，人家看着中文然后再看英文，谁和谁都不挨着，根本翻译不过去。至于现在的称呼“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那是后来才改的。所以，成立联办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的。
签字仪式结束后，就组织了第一次理事会。由大宫来担任联办的总干事，我被任命为联办的副总干事。这次任命以后，联办也就是几个人。后来招了点儿人，两间办公室，宫著铭还专门对我说：“你找个地方，别太贵了，要省点钱。办公就在计算机研究所那个电脑中心的四楼。”
联办建立以后，由于上边把这个事交给体改委安志文牵头，安志文就把具体的事情放在体改委宏观司了，主要由傅丰祥和许美征负责联络我们，然后再向上边做汇报。我记得，宏观司至少召集过两次会，把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都找来了，商量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为筹备北京交易所，我们搞了一张大图。围绕着证券交易所的环境配套，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再加上证券公司、股份制公司等等，那张图现在我还留着呢！我们内部的参加者，会计是汪建熙，还有一个叫龙涛的。法律方面除了西庆，陈大刚推荐了一个叫何菲的，陈大刚也参加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他要去新加坡实习，就离开了。交易方面，中信推荐了王莉，她比较懂交易的事情。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班子，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当时，好几家外国机构知道了这件事。日本的山一证券觉得，一定要跟联办搞好关系，所以他们专门请我去了一趟东京。4月，在日本考察期间，有人给我介绍，去见一下东京交易所的总裁。于是，我就去跟他谈。我们说：“现在，中国要筹备建立资本市场，所以，想到你们这儿来取取经，同时建立一些合作关系。”东京交易所总裁跟我说：“你们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我们全力支持，要钱也好，要技术援助也好，所有的事我们都给你包了。你们就别找美国人了，我们就全帮你们做了。”然后，他说：“其实，我们日本的资本市场架构和交易制度，是二战以后，比较完整地从美国移植过来的。所以，你们去找美国人也没有太多的用处，我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涵盖了。”我听了以后，也很兴奋。
但是，联办的建立，确实有点儿生不逢时。它刚刚开始运作，就遭遇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进入7月份，我们的总干事宫著铭从人民银行被退回到国家体改委。当时，郑洪庆、周少华、宫著铭、周小川四个委员被“交流”了，体改委被整顿了，工作基本上停摆了。这样一来，联办也基本瘫痪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尽管如此，从7月到10月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干了几件事。首先是要各个部门来讲一下他们大的设想，然后请汪建熙来讲会计制度，请何菲、西庆来讲法律，我自己来讲交易结构。大家还是在酝酿思路，但在具体推进上已经不是紧锣密鼓了。最后，由于财政部、人民银行和计委提议，应该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考察团，把全国的资本市场情况了解一下，因此，10月份，联办开了一次理事会。大家都认为，这个方面的需求其实也很大，咱们可以调查一下，搞清楚情况。后来回想，这一次的全国调查，真是成了资本市场的播种机和宣传队，给基层带来了希望。基层认为，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人在调查资本市场的情况，这说明中国的改革还可以继续往下走，至少中央没有把这个话头给掐断了。所以，当时由联办牵头的这次考察团意义确实很大。第一个考察团去了沈阳，第二个团去了武汉，第三个团去了广州，然后又往深圳去。就在考察过程中，出现了转机，使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四参与筹备上交所和深交所
本来，我们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联办就是为此而设立的，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然而，1989年2月，就在我们筹备联办的时候，上海就开始有动作了，上海市体改办召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上海率先行动的原因之一是，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12月2日，上海市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在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李祥瑞后来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
这时，上海的筹备工作开始上马。在经叔平的建议下，朱镕基同意联办来协助上海筹建股票交易所。在三人小组给朱市长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在合作筹备过程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搞了一个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1990年5月28～31日，由上海人民银行分行跟联办共同来组织这次研讨会。这好像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市场的研讨会。当时，理论界还没有敢提资本市场，只是提资金市场、长期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但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这个研讨会给当时的改革注入了一股新风，国际上对这次会上的发言和内容都非常重视，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研讨会。
以前，我们没觉得这事有多赶。建立股票交易所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需要层层审批，进度想快也快不起来。直到有外国记者问朱镕基：“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5、6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
进入实际操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市给证券交易所定的级别叫“不定级”。这种安排，使得原来的人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处长王定甫主动退出了筹备组。这时，副处长尉文渊挺身而出，愿意来主持这个筹备工作。我记得，那时候，尉文渊恨不得每礼拜飞一次北京，跟我们讲这个方案到底怎么做。接下来，就是选址。选在了靠近提篮桥的查尔斯酒店，市政府把这个酒店拨给他们。当时的困难很多，最主要的是股票交易得通过电话下单，需要50对中继线，但上海市的电话资源奇缺，50条电话线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啊，最后还是朱镕基亲自批准的。
就这样，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开业典礼。我跟西庆代表联办去上海，香港也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参加开幕式。朱镕基把上海外滩的灯全部搞亮了，把这件事当成上海的一件大事。在开业时，李祥瑞讲：“第一，政治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第二，债券交易大于股票交易。第三，长期意义大于短期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搞股票交易所，这是一个short case，就是长期看，我们改革还都在发展。当然，你别太想短期赚钱，也别想着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他讲了三层意义，其实是证券，不是股票；是政治意义，不是经济意义；实际上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为什么呢？从短期经济来讲，朱镕基当时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资本市场，而是由于浦东开发，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把上海变成金融中心，然后来帮助银行。银行是条条管理，上海有多少存款，银行才能贷多少钱。上海的银行存款是一个定量，银行要支持上海企业的流动资金，就没有太多新增的资金支持浦东开发。
实际上，李祥瑞在开幕式上说的这三点，很快就在实践中被改写了。也就是一年的功夫，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被抽向上海。股票交易量大大超过债券交易量，涌现了大量的百万富翁，比如杨百万。全国的资金涌向上海，上海银行的资金一下就多了。结果是，银行开始有钱可以支持浦东的开发了。
深证交易所的筹备过程与上海不同，有些曲折。1989年底，在没有市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完全由民间发起，深圳成立了一个班子，由王健和禹国刚两人牵头，各家证券公司每家出了100万，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我们到深圳后才知道，政府根本没有介入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政策支持。我们去了以后，觉得由民间发起做这个事非常好，就给予大力支持。当时，联办是带有一些中央政府的意愿，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肯定。我们将上海筹备交易所的细节和法律资料，转交给深圳的王健和禹国刚，资料都是一箱子一箱子背过去的。1990年5月，上海开国际研讨会时候，当时没人知道深圳还有个股票交易所筹备组，李青原专门设计了一个题目，让禹国刚在会上自我介绍一下，说：“我是深圳股票交易所筹备组的负责人”，给他们一个露面的机会。深圳也很希望中央承认他们。
我记得，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香港。有人介绍我去找了香港证监会监察部主任史美伦，史美伦说：“OK，大陆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个事非常好，我给你介绍袁天凡。”袁天凡是当时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在史美伦的引见下，我就去见了袁天凡。他的态度和日本人一样，你要什么资料、什么帮助，全力支持。我们把袁天凡也介绍给了禹国刚和王健，他们从香港搬回了好几箱子资料，研究怎么做证券市场。
当时，我已经知道上海交易所预定在12月19日开张，就跟深圳交易所筹备组的人说：“上海交易所12月19日开门了，你们怎么办？”他们一听急了，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上海交易所之前开门。”为了抢到“第一”称号，他们就决定12月1日开门。
12月1日，深圳证交所开门的当天，我没有去，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那天，深圳市政府都没来祝贺，他们完全是自发型的。尽管有个大匾，叫“深圳证券交易所”，但也不敢太外露，用大红布把匾给盖上，不让太多的人知道。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个说法，深圳交易所是在12月1日开门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准呢！深圳交易所正式营业是在1991年年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深圳市政府一看，上海的交易所也开门了，深圳市政府应该把这个事接过来，把它变成市政府的举动。于是，第二年又搞了一次开幕仪式。所以，现在说起来深圳交易所的正式开张，应该是1991年7月3日，而不是1990年的12月1日。如果是1990年12月1日，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家交易所。现在想想，也挺理解他们的，毕竟意义重大嘛！在当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画等号的，更何况是股票交易所，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所以说，对中国资本市场有标志意义的两个交易所，都是在1990年12月份成立的。刚成立时，深圳交易所还不合法，他们都是在场外交易。后来，大家给交易所面子，送几笔交易进去。深圳证交所开门那天，也就有三四笔交易在交易所里进行。对此，联办也不太好公开地表示什么，但跟他们有很深厚的友谊，最后研究决定：“一定要有所表示。干脆，咱们就送一个花篮去得了，人也别去。”后来，联办的人就送了个花篮。
在我和高西庆等人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我们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中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即“STAQ”。1990年11月，该系统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这样，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了。
五参与筹办中国证监会
对于联办来说，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它的使命似乎已然完成。联办的钱也花光了，人也没用了，理事会就差说让我们自谋生路了。但是，我们还在继续琢磨中国资本市场这点儿事。
我觉得，关于证监会的建立，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因为这牵扯到我们政府内部制度的矛盾。一开始，证监会就在两个模式之间做选择。一个是大一统的，由银行全部都管了，这是日本模式；第二个是把资本市场和银行体制分开，就是美国模式。当然，还有第三种模式，归财政部管，就是德国模式，但没有成为主流意见。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最早开始，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是由人民银行金管司管，实际上是日本模式。作为联办来讲，一直比较推崇美国模式，就是要把这两者分开。所以，人民银行对联办有很多意见。
1992年年初，事情的转折点，是联办帮江苏省策划发一亿人民币的债券。当时，准备在人民大会堂搞一个签字仪式，就在这个仪式要开始时，上边来电话说：“赶紧取消这个事儿。人民银行没有规定允许省里发债，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同时，人民银行又把这个事报告给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了，朱镕基就说：“不可以，这是乱搞，社会乱集资嘛！”
6月，朱镕基叫我们去谈资本市场的事。有李青原、高西庆和我，还有楼继伟和李剑阁。朱镕基一上来就说：“你们联办的胆子也太大了，你们竟然违反规定，帮助江苏省发债，人民银行都告你们状了。”李青原还想辩护两句。朱镕基说：“别辩了！错了就错了，别说了。”接下来，就谈到要不要搞证监会，证券市场究竟要不要管，怎么管，谁来管？我们说：“资本市场和银行体制一定要分开，否则以后会出事儿的。”朱镕基说：“这么小的市场，就让人民银行来管一管嘛，为什么还要成立单独一个机构？”我们就跟他争了半天，说这个事银行管很不适合。后来，他说：“好吧，如果要真有一个机构，那你们觉得谁来管比较合适？”我记得，我说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个机构，包括人民银行，都可以用政治任命，只要那个干部有一个全局观念就行了。唯独证券市场，一定要找一个专业干部来管，要懂这个市场，懂得改革。”朱镕基问：“你们觉得谁够这个条件啊？”我们大家都说：“刘鸿儒同志就不错嘛！”朱马上说：“我就知道，你们会推荐刘鸿儒。但是刘鸿儒同志啊，肩膀太软。”这个时候，秘书李伟插话说：“总理，人事问题是不是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朱说：“我就是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朱镕基跟李剑阁说：“我看中国真正懂股票交易没有几个人，屈指可数。但联办那几个人，他们懂。”这是李剑阁后面私下里告诉我们的。
原本以为，这次会议谈完以后，证监会很快就会建立了，但过了三个月仍然没什么动静。直到8月10日，深圳爆发了“8.10”事件。正是这个事之后，促使朱镕基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单独的监管机构。我记得快到冬天的时候，在天伦王朝，李剑阁和楼继伟请我、李青原和高西庆一起吃饭，李剑阁和楼继伟说：“你们提议，要成立证监会，朱老板同意这个想法了。但前提是，你们必须都进入证监会。这是你们提出来的事儿，你们必须都得进去。”他们还说：“证监会的体制设计由你们来提。”高西庆提出：“建立委员制度，就是五个人，一人一票。”他们说：“这些事都可以讨论，反正你们都得进去，你们得参与设计。”回来以后，我跟西庆一起搞了个设计方案，规划设立哪几个部，然后，提出设主席一名，设副主席若干。当时，傅丰祥是联办总干事，我们把这个方案给他看了，他改成“设主席一名，设副主席一名”。开始筹备证监会时，要求我们几个人都得进去，所以，有一种方案还提议，把联办取消了，联办的人都转到证监会里头去。当时，证监会筹备组在保利大厦办公，在财政部的账号还没开，联办先拿了200万借给刘鸿儒，这是我去谈的。当时，我们定了一条，联办不能跟证监会抢人，证监会点着谁，谁就去证监会。所以，那时候，联办就到处找人谈话，问愿不愿意去证监会？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成立时，我和高西庆几个都进去了。联办大部分人，连打字员都到证监会去了，现在证监会好多人还都是联办的。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觉着自己不适合待在政府部门，就又出来了，接着做联办的事。
今天，回顾当年的这一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回过头去看，当时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大方向是对的。另外，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白皮书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