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乔刚（1951～），黑龙江哈尔滨人。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副组长、市场流通研究部部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商品交易所董事长，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副理事长，全程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口述者：乔刚
访谈者：萧冬连、鲁利玲、余希朝
时间：2011年2月16日上午
地点：北京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办公室
整理者：萧冬连
1982年年初，我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读蒋学模的研究生。在读二年级时，蒋先生找我谈话，想让我留校，到学报当编辑。因为学报是他管的，他知道我有过一段学报编辑的经历。正在这时，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去复旦大学招人，我被选上了。这样，我就到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价格中心的领导有薛暮桥、马洪等。当时，国务院有几个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1985年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参与价格改革的研究和方案设计
1984年12月，我到价格研究中心后，很快就参与了一项工作。当时，各方面对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很大，赵紫阳通过鲍彤给我们布置任务，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行调研。价格调研小组是由田源带队，参加人员有研究中心的冯爱玲、高博、林伯勤、廖英敏和我，还有国家物价局和社科院的人员。1985年4、5月份，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河北、河南、湖北、江苏、上海、广东走了一大圈，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广东是重点考察的对象，连大部分县级市都走了，回来就起草报告。核心的观点是，双轨制突破了生产资料单一国家定价的模式，为市场定价开了个口子。当然，我们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跳出原来的框框，认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还要保留国家在价格制定上的干预。但对一些大路货的东西，可以逐步放开。这样，在价格改革上，就找到了一个过渡的办法，计划外放开一块，冲击一下单一国家定价模式。我们主张逐步加大放开的那一块，这个路子是对的。至少我参与完成的报告是这么一个思路。回到北京向鲍彤做了一次汇报。汇报结束时他又布置了一项任务，说北京副食品价格放开后反映很大，而广东放开后价格比北京还高却反映不大，紫阳要求就此组织联合调查。田源分不开身，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了。联合调查组还有体改委分配司的李宝实副司长、物价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斯予、消费价格司李副司长。在对广东、北京分别调研走访后，我们提交了联合报告，核心的思路就是综合处理好收入分配、财政补贴等政策变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后期，物价局的曹玉书也参与了北京的调研工作。
1986年3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明后两年的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组长是田纪云。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高尚全是办公室主任；还有几个专题组，如价格组、财税组、投资组、金融组、工资组和外贸组。大家分组搞方案，然后在综合组那里进行协调。这次的改革方案设计，也叫价税财联动改革。
当时，国务院有个物价领导小组，薛暮桥牵头，具体工作是陈先负责。所以，改革方案办公室的价格组是由陈先牵头，副组长有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和发展中心价格组组长田源。价格组的办公室主任是物价局副局长王兴家，临时办公室就在铁道部的院里，铁道部把一个大楼的二层大半层都借给我们了。我是常驻的，在那里住了八个多月，跟我住一个寝室的是上海冶金局的一个管财务的老处长。当时，各部委财务司都抽人参加，地方也抽人参加，把他们抽来就是算账的。开始，我们的思路还是调价，不是放开价格。价格改革方案从一开始就是由我负责执笔起草，其他人的工作就是把下边的数据资料汇总上来，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形成意见，再由我一个人动笔成文。因此，在综合配套改革的方案中，关于价格改革的历次方案及报告，都是最终由我落实到文字上的。像给田纪云的报告，给赵紫阳的报告，最后到北戴河的报告，都是如此。当然，方案内容、思路不是我定，是领导们定，我只是负责执笔的。
我们先搞的方案是煤、油、电、运多价联动的方案。为什么是煤、油、电、运多价联动呢？因为生产资料价格偏低，造成了后续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要先调后放，希望通过一个合理的比价关系调整上游产品的价格。煤、油、电、运主要是初级产品，从煤炭、石油开始动起，对它的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成本都是有影响的。因此，石油部、煤炭部、电力部、交通部以及下游受影响的冶金、化工、铁路等部门都要抽财务司的人来算大账。各部部委提供数据，价格组根据过去几年从事理论价格测算所编制的一个包含两百多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来测算各种方案所带来的具体影响。说到底，这还是从计划经济那套思路延续下来的。动用全国的力量做了这么一个投入产出表，这在全国还是独一份。各个部委都有人常驻这里，提供数据，算账。当然，他们也经常因部里业务繁忙溜号回家。算出方案后，一层一层汇报。第一道是向田纪云汇报，田纪云通过了，然后在玉泉山向赵紫阳汇报。
6月11日、12日，在玉泉山向赵紫阳汇报时，田纪云、安志文、马洪等人都在场，陈先应该是参加了，我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的。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为北戴河会议汇报做准备。我记得，赵紫阳没听完就讲开了，我用铅笔做了记录。我估计，他听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见，所以他自己主动提出一个方案。他说，别的东西就不要搞了，这次只动钢材，钢材价格提到每吨1000块。当时，我们算的每吨是几百块，不到1000块。这一下，我们整个小组全蒙了，几个月的算账白干了！回来后重新计算，按照钢材每吨价格提到1000元来倒推。钢材提价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对加工行业影响特别大。我们就计算它对加工行业的影响，对最终的物价指数的影响，还有对税收的影响。这一算，怎么也摆不平，哪家都摆不平，各部门对这一套价格改革方案议论非常多。现在，回过头想，当时的思路还是有局限的，就是立足于调价。可是，那时候也只能调价，放开价格没那个胆量。我记得，体改委有人主张应该全放开，张维迎算一个。可是，一下放开，冲击很大。在算账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觉得还是应该一步步来，稳着点。老同志大部分都是主张一步步来，我也受这个影响，主张一步步来。
说句老实话，向国务院领导报方案，说算出影响指数是多少多少，头头是道。但经过深入调研，我们才知道，这里面的水分简直是太大了。被调查的企业相当多的是同时有几本账，它报的是哪本账，谁也搞不清楚。而且，企业数据报到工业局，行业主管部门要调整一番，到地方政府部门又要调整，到国务院各个工业部门还要调整。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就是靠这个有水分的数据算出来的。对于他们提供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我无法深究，我要的是完成报告，但这里面存在的问题还是令人担忧的。
8月2日到6日，方案办向北戴河会议做汇报，陈先老爷子去了。实际上，方案最后定稿非常难，一直到他临出发前，这个稿子才在国家计委印刷厂铅印出来。在汇报之前，我们价格组这些人，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我记得很清楚，马洪那时候在中南海院里办公，平时有事找我们，都是打个电话叫我们去。但这次马洪亲自过来到我办公室，找我谈价格改革方案的事。马洪问：“你到底有什么意见？”他是我“娘家”的老领导，我必须得说真话。我大概讲了六七条意见，主导的意见是，单动钢材这一个价格，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表面上看，钢材的价格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相关部门和后续影响可能不是太好。我跟马老谈，马老很认真地记了。再说办公室这边，稿子印出来了，陈先老头说：“小乔啊，你把你的意见也写下来，我给你带到北戴河去。”我用笔写了一份个人意见，没有署名，大概印了十多份，给老头带走了。
北戴河开会我没去。参加会议的人回来跟我讲，赵紫阳主持一个小会，讨论我们按他的要求做的价格改革方案，不知道是陈先还是成致平做的汇报。汇报以后，赵紫阳问安老、马老：“你们什么意见？”结果，陈先老爷子站起来，把我手写的那个东西递了过去，说：“紫阳同志，我们办公室里还有一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这事我是听说的，你们可以找安老核实。我觉得，这事太有意思了。两个稿子都是本人写的，后边的稿子否定前边那个，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据说，北戴河会议没能敲定价格改革方案，后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开会，因为有领导对此有不同意见，这个方案也没有通过。这样，价税财联动方案就被搁置了，我们没事了。大概到了11月份，价格组的办公室就撤了。物价局王兴家曾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到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去，并谈到对我个人今后发展的建议，但考虑到发展中心这边肯定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方案办解散后，我就回到了发展研究中心。
1987年，我们开始反思，研究价格改革为什么没过去？赵紫阳的一些讲话，提过要对价格改革进行反思。我们发展中心价格组就抓住上面这些意图，搭建了一个价格改革反思的课题组。那时，田源住院，我是价格组一室主任，课题由我主抓。同时，组织各个方面的人参加，有部委的、院校的、社科院的人，像李晓西、曾湘泉、梁天征等人都参加了。大概做了十来个研究报告，对这些年价格改革成功的地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做了一个反思。其中，我和陈共炎共同撰写的有关价格改革思路的文章还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并获了奖。我们有一本书叫《中国价格改革研究》，把我们价格组那些年里的研究报告，包括反思的报告都收在里面，国务院综合改革办公室的那个报告没在里面，因为那是保密的东西，不能拿过来。薛老、马老都给题了词，孙尚清作的序。
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怎么从价格一下跳到企业产权上去了？因为搞了很长时间价格改革研究，发现价格动来动去，动不得，都和企业的制度有关系。为什么有些产品成本那么高，企业还能活着？如果企业按市场原则生存的话，你的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肯定会被淘汰。但是，我们国有企业这套制度是生了它就不能死，再差也得在那儿挺着！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了半天，主体上没有任何改变，人为地维持一种亏损企业，必然造成成本很高，社会要为它付出多少成本啊？这就涉及产权制度了。当时，价格组由田源牵头提出了一个思路，企业可以买卖，不好的企业应该被好的企业收购掉。通过企业买卖，进入到一种正常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成本不就下来了吗？下游产品受的影响也就小了，物价指数也就没那么高了。我们的选择就是这么逼出来的。在这期间，价格组开始转向了。转向两个东西，一个是研究企业制度问题，一个是研究市场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光在这里摆弄价格，是走不过去的。价格过不去，咱们就别较劲，自己调整，转向做市场和企业产权方向的研究。
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中心和武汉市政府在武汉联合召开了一个关于企业产权转让的政策研讨会，发展中心是由李庆伟副主任牵头。会议前期的安排是我去的，找的是武汉市市长赵宝江。会开完以后，田源、我、任兴洲根据会议的意见和前期已经形成的思想，写了一份《关于企业产权转让的政策报告》。紫阳看了之后，有大段批示，批给了安志文、袁宝华。我记得，批示的大概意思是，原则上同意把报告的意见写进《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当时，《企业法》就要出台了，安志文把田源叫过去说：“你们赶紧给我拿出来一段文字，把你们的意见给我，按照写法律条文的要求，非常简要地整理一下。”我特意按照法律条文的风格整理了很简单一条，请田源给安老送去了。同时，我还立刻组织力量，主持撰写了一个《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条例》，大概有40条，报李鹏批了，批给了国务院法制局。庄穆（现在证监会法律部）当时在国务院法制局，负责来找我们具体讨论落实，因为这个事我们两个有接触。当时，严格意义上的产权交易还没有，不准许。我们提出的报告在当时算是破冰，所以赵紫阳很重视。
二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建
1988年5月，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这是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是搞价格研究。这个课题组有李晓西、我、石小抗等，做到1989年3月。我们自己带了一些数据过去，最后形成了一篇论文，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系列研究报告中一部分单独成册内部发行的。不过，这篇论文不是我最后完成的，我只把基本的东西提出来，形成初稿，最后是由课题牵头人及后来的参与修改者完成的。
在伦敦期间，我做了件不大不小的事，这件事和前边讲的有些联系。不是说我们转到市场研究了嘛。开始，我们一直研究批发市场问题，跟物资部交往比较多。这时候，沿海一带民间自发地出现了境外期货交易，是地下的，做外盘。弄个电脑就假装下单，这里的交易量比交易所的交易量还大，能不是假的吗？结果损失很大，经常有人被欺骗，黑箱操作，出了很多问题。1987年，有一个香港人，叫杨亮瑜，是培基期货经纪公司的。他提供了一个录像资料，专门讲期货交易机制，说期货交易有一个套期保值、化解风险的功能。这个录像不知怎么传到了中南海，赵紫阳看了以后，对期货市场很感兴趣。他找了安老和马洪，要求体改委和发展中心成立一个关于期货的联合工作小组，具体工作由杜岩、田源负责。就这样，搞批发市场研究的一些人，逐步就转到期货市场研究上来了。
我去伦敦之前，就知道有组建期货工作领导小组的事，所以去了后对组里的研究任务我当然也得兼顾。这样，在伦敦搞价格研究的时候，我就开了点儿小差，去考察了伦敦的期货市场。国际上，最发达的期货交易所在美国和英国，规模比较大的也就是这两个国家。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是冀朝铸，他派大使馆的一秘岳晓勇负责联络事务与安排。当时，有个外事纪律，像我们这些做合作研究的副局级干部出去，一些重要的事情得向他们报告。他们也知道我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就替我安排。10月份左右，岳晓勇陪我去，考察的第一家是伦敦期货和期权交易所（FOX），1993年此交易所改名为伦敦商品交易所（LCE），主要交易咖啡、可可、白糖等品种。我考察了它的组建体制、交易品种和交易规则等等。第二家是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所（LIFFE），国际上排名前几位。我记得，当时跟他们交易所接待人员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赌博问题。他们说，很多英国人也批评他们，期货交易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很多人把投机理解为赌博。客观上讲，投机和赌博是有共同特点的，但是赌场里的赌博是没有实际经济活动因素为依托的。经济生活当中的赌是跟经济事件、经济走势和某个产品的供求相关联的，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它赌的是经济活动本身，取决于对经济走势判断得是否准确。当然，这里面也有资金因素，对此不可否认。结果，这件事被人家关注了一下。
1989年3月，我的研究论文还没有完成，就回国了。当时遇到什么问题呢？田源要出国，去美国进修，是美方资助的项目。他告诉我，孙尚清明确对他讲，价格组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不能两个头都不在家。你要去也可以，乔刚回来你再走。我得知这个信息后，就跟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恩、侯赛因教授讲，我的报告就这样了，我得走了。我从伦敦回来以后，在和田源交接工作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小子在英国还闹出点儿动静来。”我说：“我闹出什么动静了？”他说，他认识一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以后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期货经纪公司去应聘。在面试的时候，对方说：“别的不用回答，你就给我回答清楚一个问题，你们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为什么去考察英国伦敦的两个期货交易所？背景是什么？中国是不是要搞这个东西？”因为在他们眼里，期货交易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时，我们这边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在研究建立批发市场，只是提出了要引入期货机制这些东西。
1989年下半年，搞了一段清查，但是我们的调研工作没有停。期货这摊子事是由发展中心和体改委两家负责的，田源走了以后，发展中心就是由我来配合体改委杜岩工作。期货工作领导小组重点抓的是三件事：一个是培养主体，一个是建立场所，再一个是制定规则。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就参与了这件事。1990年，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BOT）的副总裁格罗斯曼来，我和常清，还有河南省粮食局的、商业部的人，陪他在中原地区走了几个省，调查粮食市场情况。这个期间，我们下功夫最多的是郑州市场，上面是白美清牵头，后来白美清到商业部去了，再后来到中谷集团，但他与这个事有关。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以商业部为主，具体干活的有商业部张其泮和吴硕、农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郭书田、外经贸部港澳研究所所长陈宝瑛、我和杜岩。工作组里，有常清、刘俊英、朱玉辰，他们都算工作班子里面的人。老杜手下的阎克庆、张昌鸣也都参加过。为了这件事，我们前后不下十几次在北京和郑州开协调会。
1990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成立了。当时，这是一个远期贸易，带有拍卖性质，也是公开叫价，引进期货交易机制。那时候，没有投机主体。换句话说，还没有期货经纪公司，90%以上的参与者都是粮食生产企业、贸易公司，也就是粮食生产商和贸易商。第一天交易，怎么叫价，怎么举拍，都是事先演习过的。开始是一个批发市场的概念，但在“粮食批发市场”后面加了一句“引入期货机制”。在制定交易规则时，很多期货交易的东西已经写进去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交易的概念，没有交易的氛围，还停留在现货和远期贸易。当时，李鹏批准期货市场设立的时候，就是这么批下来的。他理解就是签一个远期合同，没有想到后来会出现投机炒作这种现象。
继郑州之后，就是上海，是物资部柳随年负责，我和杜岩帮助处理一些事情。1991年开业，名称叫“上海金属交易所”。开始，他们都是跑单的，就是学美国，手势叫价。当时，各部委都有这种意向，想在哪儿搞一个点儿。中国的期货交易所最多的时候，成立了大概三十多家，都是各地方政府、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办的，官办色彩非常浓厚。对此，我们就指出，这种思路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批评归批评，没有用，人微言轻。再下来一家就是深圳。我到深圳调研的时候，深圳市政府找我谈深圳成立交易所的事。为什么找我们呢？深圳成立交易所这个事是由有色金属总公司张罗的，有色的何玉良带队来与杜岩和我商谈此事。物资部对于工业生产主管部门开办交易所不太同意，两家有不同意见。深圳市政府也要我们帮助协调一下。
我们这个工作领导小组指导比较多的交易所是郑州、上海、深圳，还有一个苏州。开始批准它搞综合商社试点，1992年成立了苏州交易所，是当地政府批准，苏州物资局搞的。苏州跟体改委流通司和我们市场流通部联系比较多，但我们没有决定权，也没有批准权，就是提一些相关政策的建议。当时的交易所都是地方政府批的，中央批过的，从上面戴帽子下去的只有一个，就是郑州，但只是叫批发市场。当各地纷纷挂牌成立交易所时，郑州方面很是着急，记得李经谋总裁就曾晚上打电话到我家，打听他们上报改名交易所的事何时能批下来。我就对他讲，在当前环境下，中央很难再批什么，再说各地的交易所也都是当地政府自己批的，恐怕只能走这个路子。后边的那些交易所都不是中央批的。上海成立了金属交易所，接着又酝酿成立粮油交易所，又是商业部的背景。当时，我们觉得要乱了，大家都呼吁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协调一下，不能哪个地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这才着手研究制定管理条例，这件事我们抓得是比较早的。就一个成熟的期货市场来说，参与期货交易的主体应该是各类交易品种相关的生产商、贸易商及用户，特别是各类机构投资者如期货经纪公司。那个时候，国人很少知道什么叫期货经纪公司。
1992年下半年，广东省给体改委送来了一个报告，是副省长刘维明签发的，内容是广东要申请注册一个期货经纪公司，想听听上面的意见。杜岩让我一起看看这个报告，商量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正好我们的商业课题组要去南方，老杜说：“你到那里去看看，实地考察一下。”这样，借到广州、深圳调研之机，我去做了一个实地考察。期货经纪公司设在广州国际金融大厦，在那里操盘的人有李晓军，还有梁燕成，他们带我看了一下。一看，我们觉得还行，整个流程设计和交易规则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回来以后，我跟杜岩一说，老杜说：“行，那咱们同意。”我们两个部门签上意见盖上章，给他们发回去了。这可是全国第一份啊！这不是批准，就是同意成立经纪公司这个想法。人家地方拿不准，要你一个意见，你不是期货工作领导小组吗？总得给一个意见嘛。在那些年里，我和杜岩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对于杜老的为人我也十分敬重。广州这个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是1992年12月20日成立的。之后，广东省与国家工商局、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中心联合在广州国际金融大厦召开了“全国首届期货经纪公司政策研讨会”。会议讨论的内容也主要是由我们期货工作领导小组贡献的。从那以后，全国工商系统就开始给期货经纪公司注册登记了。
在此期间，我和杜岩就提出来要制定期货市场的管理规则。体改委在这方面真没少下功夫，从陈锦华开头，后来李铁映接着，马凯、贺光辉直接抓这件事。因为中国期货开始出现乱象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必须赶紧出招了，再不出招下边就乱了，到处都在搞交易所，而且都有政府背景。再一个问题是，行业里面的诈骗特别多。我们提出，赶紧搞一个管理规定，《期货交易暂行条例》这个名字是我和杜岩提出来的。我们报上去后，委里的领导说：“还是叫‘规范意见’吧”，后来又改成《暂行条例》。《暂行条例》确立了期货市场的管理原则，包括设立主体、组织架构、交易原则、惩罚办法等内容。这不是我们闭门造车，我们组织全国力量上上下下搞了不知多少稿。在国务院会议室，李铁映就至少开过两次会讨论这个事，委里也开过好多次，这些会我都参加了。李铁映直接主持抓这个事，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具体意见。当时，我们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期货监管部门，李铁映是支持的。后来全国人大财经委也成立了期货交易法起草小组，我也受聘做了起草小组的顾问。
三参与创办北京商品交易所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市场经济问题。在几次会上，我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正好我们正在承担着帮助北京研究设计交易所的课题。方案完成后，北京市计委委员刘晓光找到我和杜岩说：“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干脆你们帮人帮到底，就亲自来干吧！”其他交易所也在请我，大连就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了。我想想，还是在北京把它做起来吧！搞交易所，就要按照市场原则来做，既然做企业嘛，别的事就得少说话了，不同的领域需要遵守不同的规则。就此，我也就远离了什么学术报告、发表文章及记者采访等。
1993年5月，我就到交易所筹备组上班了，发展中心和我一起过来了几个人，陈共炎、刘丽、左沃生等都过来了，但发展中心还是要我继续兼职。北京商品交易所的建立，也还是赶了一个末班车。之前，李铁映组织我们搞《期货市场条例》，他说：“不能这么乱搞下去，应该建议国务院赶紧发个通知，不准再新设！”当时，北商所还没成立呢！但我和杜岩几个人已经帮忙研究很长时间了，北京市也已经确定了，我们就给他们说：“你们必须得抓紧了！”刘晓光去找王宝森，半个小时就批准了；到李其炎市长那里，一个晚上批准了。同年11月18日北商所正式开业。
“巴统”即巴黎统筹委员会，是战后西方国家成立的专门控制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机构。——整理者注
应该说，在中国期货行业发展中，北京商品交易所有几个东西都是带有标志性的，是给中国争了面子的。第一，我们采购的用于交易的计算机主机（SUN2000）在国内是独一份。当时要经过“巴统”批准，
我们还不能直接发到北京，先发到香港再转过来。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派人到现场考察，一看是搞交易所，OK！这个设备当时在其他交易所都没有使用。第二，北商所对交易流程的设计是很规范的，交易软件系统的设计实行招标。国内各大计算机公司，还有计算机研究所的都来投标，国外的路透社也来投标，最后我们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梁尤能与我签的合同。为了我们的项目，他们上了一批教师。我们配上了从国外回来的具有国际期货交易经验的人员，在西山一个空军招待所封闭了三个月，中秋节都没下山。课题组负责人是吴建平（他现在是国内“863”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们的系统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其突出的特点是，对期货交易流程的每个交易环节的风险实现了有效的自动控制。第三，北商所获得国际竞争对手的尊重。筹建工作到尾声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董事长F.Sandner一行来参观，中国证监会接待的，介绍到我们这里。他们看了以后很兴奋，在北京饭店贵宾楼他们搞的答谢宴会上，他说：“我这次来中国收获很大。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今天上午参观了正在筹建中的北京商品交易所。我感到非常非常惊讶，在中国会有像北商所这样起点高、在设计和管理上具备如此高水平的交易所。”后来，他的交易所跟我们联系非常多。
1994年底，我率北商所执董团出访法国的MATIF，英国的LIFFE、LME，美国的CBOT、CME，以及日本的东京谷物交易所、工业品交易所，都得到交易所董事长或总裁的高规格接待。北商所当时也是国际期货行业协会（FIA）唯一的中国会员，成为FIA会员的门槛是非常高的。1996年，伦敦国际期货期权交易所15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也收到了邀请。庆典活动是在伦敦的一个大古堡里举行的，我被安排在1号桌，这一桌都是国际顶尖级交易所的首脑。这些国际同行尊重你，背后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因为你成长太快了，是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北商所的交易规模成长速度让国际同行很惊讶。那一期间，国际上知名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来拜访过北商所。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的市长，以及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纷纷来参观。全球各大交易所及期货公司的来访更是络绎不绝。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日本的一家著名商社反复要求加入北商所，想成为我们的会员，实在不行做观察会员也可以。他们想方设法要进场，我就是不让进。我认为时机不成熟。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董事长Jack Wiggleworth要跟我们联网，出于保护国内投资者利益的考虑，我也不同意联网。记得英国证券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安格鲁·拉格在访问北商所后就说道：“在短短时间里，北商所在规范化管理程度及市场成就和影响上取得如此大进展，这在国际期货业中实属罕见。”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也曾指出，“北商所自开业以来不为利益所动，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从来没出现大问题，这种规范化管理经验和措施应及时总结并加以宣传，因为北商所不仅是北京的也是全国的市场，是中国期货市场的门面”。
在那个时期里，我国期货行业的发展的确还存在许多尚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许多国有企业炒期货出现了巨亏，损失重大。但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这是一个制度与管理上的问题。期货交易的功能之一是套期保值。如果严格按照规定的使用数量去锁定成本，套期保值是不会出问题的。然而，由于国有企业资金获得的相对容易，赔了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赚了却可以好好地提上一笔，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和投机获利心理的驱使下，脱离了套期保值的基本准则，无端地放大筹码，造成的巨大风险就不可收拾了。我们北商所通过各个管理环节的设计来控制风险，减少了这样的问题肆意发生。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因为交易人员的行为不是系统控制完全解决了的，这应该通过企业自身的制度管理来约束。1994年底，在发展中心市场所、全国期货交易所联席会、中国期货市场咨询中心主办，北商所承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我就明确提出了“风险管理与控制是期货市场的永恒主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期货行业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交易所改制，把公司制改成会员制。理由是：交易所实行公司制就会追求盈利，忽视控制风险，造成期货交易风险巨大，秩序混乱。当时，我写了一个报告，通过武小强给了李剑阁。小强说：“剑阁说了，报告里讲的是个学术问题，不讨论。”从理论上来讲，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不存在会员制和公司制对立的问题。你去看看香港期货交易所，它是有限责任公司，同样有会员制。法国的MATIF交易所，是纯粹的私人公司，它也是会员制。根本不存在公司制和会员制的对立，只有不同类型法人的区别，会员制依托公司法人和财团法人都可以存在。在我国由于理论上尚存争议，实践上也就是按事业单位登记，还是按企业法人登记。从国际实践上讲，像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交易所，最初有些是财团法人，但随着时代发展，交易所更多的是倾向于公司体制，公司治理是一个趋势。所谓改制，其实际结果就是证监会在交易所权力结构上的一次彻底调整。实行公司制，重大事项是由股东会决定的；改成所谓会员制以后，一律由证监会批准。虽然我们对改制有很多看法，但为了保存交易所，咱们就得改制。李剑阁主持这个工作，我们是老同事了，得支持他的工作。我们不仅带头改了制，还倡议成立了行业第一个自律组织——全国期货交易所联席会。
“327”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品种，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发行总量为240亿。——整理者注
另一件大事就是“327”国债。
1995年2月23日下午，在上交所总裁尉文渊的陪同下，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交易大厅里目睹了一场灾难。那个事件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北京接待香港来的一个记者，陪同的一位男士是个搞计算机的博士。吃饭时聊天，他主动提起上交所那套系统是他们帮助设计的。我一听，马上来精神了！我说：“我可找到人了！你给他们设计系统，为什么不给他们设计涨跌停板啊？”他说：“我们当时提了，他们不太同意，怕影响交易量。”当时的背景是，国债期货交易最活跃的就是上证和北商。期货交易不是现货交易，而是杠杆交易。然而，他们在现货交易系统上来交易期货，瞬间下出巨量单子，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单子却成交了。而在北商所的期货交易系统中，由于设置了三级核查的风险控制系统：你下单子之后，我们的计算机系统马上进入三级核查，自动识别，保证金不够，你的指令无效；即使保证金够了，还要经过第二级核查，浮动盈亏必须小于25%，否则必须补一部分资金；资金补足了，还有第三道核查，对每个会员席位持仓量占总持仓量的比重有限制。你要想分几百个单子下单，也许有效；要想一个单子下这么大，超过持仓量的限制，超过的部分也是无效指令。所以尽管北商所也是交易风波骤起，但还就是没出大问题。
1998年，期货交易所的撤留过程很是漫长且复杂的。8月1日，国务院下文（国发〔1998〕27号），决定撤销大部分交易所，全国只保留3家。我们不了解采用的是何种标准。其实依照我的理解，交易所的调整应该遵循市场原则，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能活就活，活不下去就被淘汰。当时，全国14家交易所，唯有北商所已经开启了合并其他交易所的先河。北商所在成立之初，就兼并了北京金鹏铜交易所；1996年6月证监会正式发文，同意将长春联合交易所并入北商所。当时，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改造他们的系统，准备连接了。然而，就在这时候，北商所却被撤销了，真是难以理解啊！多年来，北商所为中国期货行业争得的荣誉和付出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我郑重声明：本人自此退出这一行业。
在撤销北商所的过程中，还涉及出资人的权益问题。北商所本来是依照北京市体改委批准设立的公司法人，一共有14家股东单位。其中有央企、北京和外地的国企及民企。本来在交易所改制的问题上，这些股东就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为了支持交易所的工作可以改制，但资产还是我们的，要是交易所不办了，还得退给我们，这是我们的权益。”为此还专门做了决议。所以在1998年交易所撤销过程中，原股东们资产的处置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甚至是麻烦。当然最后还是按照证监会的规定做了调整，此事才得以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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