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梁广大（1935～），广东南海人。历任中共广东省佛山地委常委，佛山专员公署副专员兼财办主任，广东省珠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市长。
口述者：梁广大
访谈者：杨继绳、萧冬连
时间：2007年10月16日
地点：珠海市梁广大办公室
整理者：杨继绳
1983年，广东省委调我去珠海，9月11日，我拿着省委的介绍信到珠海报到。当时，从广州来珠海很困难，中间要过6个摆渡口，我从省委到这里，整整走了一天。整个珠海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就像一个渔村。工业总产值只有5000多万元，农业产值4000万元左右。这里渔民多，以渔业为主，农业主要是粮食、蔬菜、鲜花。珠海市没有什么工业，仅有的一点儿工业也是为渔业和农业服务的。最大的工厂是修造渔船厂和织网厂，另外还有石灰厂、染织厂、五金厂。那个时候，珠海特区引进工业的工作刚起步，引进了一些工业企业，如纺织厂、电子组装厂等。整个特区内的工农业产值比不上我在南海县一个公社的产值，全部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财政很困难，干部的工资、教职员工的工资靠省政府补贴。整个广东省都知道珠海的情况，建珠海经济特区，需要从全省各地抽调一些干部来，由于珠海边远落后，经济不发达，工资低还没有保证，很多人都不愿意来，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反复进行动员，甚至要采取强制性调动的办法。我刚到珠海时，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1984年初，人代会正式选举我当了市长。
一解放思想，理顺体制
珠海要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当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束缚，干部群众的思想都很保守，人人都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畏首畏尾，不敢有任何创新，甚至害怕说错一句话。事实上，中央已经给了特区试验权，完全可以撇开计划经济行事，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敢承担历史责任，不愿自己想办法求发展，不敢负责，更不敢承担风险，所以，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显得很慢。
除了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以外，极左思想对珠海干部的影响也很深。那时，国外的资本家来珠海经济特区考察投资时，我们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和他们接触，连洽谈和陪餐都不愿意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你推我，我推你，人人都尽可能回避和资本家打交道。他们顾虑吸引外资，是不是搞资本主义？跟资本家洽谈，会不会被人说成与资本家勾勾搭搭？怕运动来了，说不清楚。所以，当时接待外商都要硬性分配任务，今天某某来了，你去接他。分配任务时，有的只好接受，有的则想方设法推脱说：不行，我有别的任务，你找别人吧。这样的思想状态更谈不上主动地承担起历史责任，主动运用中央给我们的政策大胆开拓了。
为了破除极左思想障碍，我和市委书记吴建民、副书记孙仁和何仲云等市委、市政府领导研究决定，把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有关文件重新印发给大家，组织全市处以上干部学习，深刻认识领会中央试办经济特区的目的、要求和方针政策，批判极左思想，联系实际，对比深圳找差距。大家畅所欲言，终于敞开心扉讲出了心里话：我们受“左”的影响这么深，怎么能承担起国家给我们的历史重任？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越等越没有出路，越等越被动。现在，中央有这么好的政策条件给我们，我们却置之不理，不敢用，这将使我们失去发展的机遇。这次学习，我们一共召开了36个座谈会，一边学习讨论，一边发动大家为经济特区的建设建言献策。花了几个月时间，干部的思想逐渐统一。
接着，我们着手解决体制问题。珠海经济特区原有两套人马，互相制约，一套是市委、市政府的，一套是特区管理委员会的。管委会下面也有工商局、外贸局、财政局和计委等，架构跟市政府一样，只是人员少点儿而已。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市委、市政府不过问特区管理委员会的事，特区管理委员会也不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汇报，两套班子各行其是，很不协调。大批干部动员来建特区的，结果挡在市委、市政府这边过不去。特区管理委员会只有几十个人，很多政策都用不上。另外，两套班子的干部待遇也不一样。特区干部有特区补助，有几百块钱（那时，几百块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以买一台免税电视机），还有崭新的小车坐。这些待遇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市委、市政府的干部就没有，市政府只有二手车。所以大家都不服，增加了不协调。特区有困难了，市委、市政府也无力支持，整个财政不到2000万，连发工资都不够。每年编制计划时，为这2000万元左右财政如何分配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特区管理委员会说市委、市政府不重视特区，市委、市政府说特区管理委员会不顾全大局。看到工作如此不协调，我就想，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严重制约特区建设。当时，有不少同志也提出这个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市委、市政府最后一致决定，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特区管委会，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我当主任，副市长兼特区管委会副主任。下面的各个局、办，该归口的归口，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该保留的保留。体制理顺了，大家就齐心协力了，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旁人看来，这件事情我做得很大胆。没过多久，上级就有人来批评我了。广东省特区办和国务院特区办的个别同志找我谈话说，你这样搞不行，不符合规定，是要出问题的。我到北京开会，北京也有领导同志对我说：“广大，现在议论很多，你是不是考虑恢复原来的体制？”我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已经考虑很久了，开了很多座谈会，都认真讨论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关于试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已经向世界公布了，没有什么好保密的。特区还是靠大家来办，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来办好，光靠少数人来办是办不好的。只要大家学习好、严格掌握好特区的政策，就不会出问题，就能把特区办好。不需要再考虑了。”北京的领导同志没有再劝我，也就是默认了。体制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二采取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
当时，中央给我们特区开办费2700万元，是分两年给的。这点钱比起经济特区建设所需的资金相差很多，只有再去借些钱。我在银行工作过十多年，知道向外资银行借钱不容易，要有项目才行，而且利息很高。当时，我们只能向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借钱，这四家银行一共借给了我们一两个亿。我们用这笔钱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如水厂、电厂、通信、港口、城区道路、对外交通、学校、医院。
珠海原来只是一个县级单位，银行没有多少钱，而且借的又都是商业性贷款，三年后要连本带息归还，不归还，银行就受不了。但我们的建设项目还没完工，三年就过去了，就得还银行的钱了。怎么还钱？学校和医院哪有钱还给银行？没有办法还银行的钱，银行就催。我想借新债还旧债；银行的领导就对我说，你当过行长你知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不还旧债，哪有钱再借新债给你呢？
1984年底1985年初，从珠海几家银行确实筹不到钱了，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北京，向国家银行总行借钱。这个班子的人员有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行长、中国银行珠海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分行行长，以及珠海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和特区办一位副主任。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找到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请他们多多支持特区建设。我们的诚恳请求得到了陈慕华等行长的支持，总共筹了四个多亿。有了这些钱，1985年、1986年，我就全面展开供水、供电、港口、通信、学校、医院、干部宿舍、对外交通、征地、小区开发、城区道路、平整土地等建设。南山工业区、吉大区、江村、拱北、夏湾、兰甫、前山等小区，以及九洲港、渡假村等项目，都是有了这笔钱后发展起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珠海就改变了面貌，外商来珠海投资创业有了信心。
1986年以后，外商纷纷来珠海洽谈项目，每年都有几百个项目进入珠海，这些项目很多是带资金来的。外资银行向我们贷款也有了信心，我们就向外资银行贷款。整个特区建设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到处都是工地。但是，向银行贷的款都是三年期的商业性贷款，随着贷款期限的临近，还贷的压力越来越大。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搞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政府建设到哪里，房地产公司就跟到哪里，房地产公司发展特别快，土地增值收益都让房地产开发公司赚取了。当时，珠海市政府向银行贷的款累计已达20多亿，这20亿拿什么还？怎样才能使政府的投资收回成本呢？
后来，我从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受到了启发。香港报纸经常公布拍卖土地的信息，而且这些土地最后都能拍卖出很高的价格。这是为什么？原来，香港的土地早就被政府统一征收了，政府在征收的土地上投资搞基础设施，把毛地变成熟地再卖出去，土地就值钱了，很多人抢着买，政府的投资就这样收了回来。再一了解，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资源也都是香港这样经营管理的。但香港当时还没有回归，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而其他发达国家搞的也都是资本主义，他们的办法我们能用吗？
回到现实来看，珠海经济特区尝试用贷款的办法寻求新的发展，已经闯出了一条用市场经济手段融资的新路，这条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不可能有现成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闯！而且，再仔细地想一想，政府的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是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政府收回投入到土地上的发展成本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没有什么不对。
那时，中央给珠海经济特区有2000亩土地的审批权，我就利用这个权限把全市的土地征用了。1986年，市政府开展全面统征；到1988年，市政府征用了全市的土地。所有开发出来的土地统统收归政府所有，并建章立法。在统征土地的第一年，即1986年，市政府在拱北银都对面拍卖了一块不到5000平方米的土地，收入了4000多万元。这块土地的收入虽然只是20亿贷款的四十分之一，却是政府第一次在投入资金的土地上收回了投资，相当于特区初期两年的财政收入，还贷的风险和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这以后，市政府正式行文，规定今后任何部门单位都不允许私自征用土地、占用土地或乱圈地。
在预征土地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尽可能接受农民的意见从优预征，并特别规定，尽管政府预征了农民的土地，但在预征地没有正式使用之前，允许农民继续耕种，政府一分钱都不收。为保证农民无田耕时有新的生活来源，我们规定，征地时给农民的补偿金不能一次用完，不能一次全分配给农户，要求农民必须用这些钱来办工业和第三产业，不能随意挥霍掉。所以，除了按国家政策规定给予农民土地补偿外，我们还根据各村的土地情况留给农民10%～20%自用地，在留给农民的土地当中，划出30%预留给农民日后搞房地产。在这个基础上，允许每户再留80～120平方米土地给他们的后代盖房子，而且明文规定，农民搞工业盖厂房，或搞第三产业，不收市政配套费。因为市政配套费很高，按照规定，每平方米市政配套费应收600～1000元钱，但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收农民每平方米10元钱。为了给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在做城市规划时都特别规定，马路两旁的加油站，一律交给农民经营。由于妥善处理了农民的利益，征地过程中没有一个农民因征用土地问题上访。到1988年，我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花20多亿元，把全市的土地都预征到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前后差不多征了110多万亩。另外，经国家水利部门严格科学论证，协助我们围海造了40多万亩土地。这样，政府拥有的土地总量达150多万亩。有了150多万亩土地，我们心里就很踏实了。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海平均每年收回基础设施配套费就有40亿。有了钱，再投入开发土地，不断地把毛地变成熟地，把低值的土地变成高值土地，再转让取得收益，将收益再投入开发。从此，珠海经济特区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资金有了回收，走上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
珠海经营管理土地的理念和办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充分肯定。1990年10月，全国土地利用开发研讨班在珠海举办。1991年3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广东国土局领导到珠海考察，肯定了珠海的做法。5月，国务院在珠海召开全国沿海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究班，有127人参加。1992年4月，国务院在珠海举行全国省长会议，推广珠海土地管理的经验。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和后来的市长徐匡迪也都来考察，说上海也要参照我们的办法经营管理土地。另外，各省市来参观学习的也不少。后来，全国很多城市都是靠经营管理土地来搞城市建设和发展经济的。1994年6月18日，江泽民在珠海视察时，肯定了珠海政府开发管理土地的做法。他说：“你们的土地是垄断的，是梁广大垄断的，这非常对！你不要动摇，我支持你。我在这里支持你，在北京也支持你。”他还说：“土地是国家最可靠、最牢靠的国有资产，把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完全正确。对土地不垄断不行。”9月，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会议代表时指出，珠海“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实践告诉我们，光靠国家财政搞不了建设，把土地经营好就是最好的财政。珍惜土地，管理经营好土地，资金就有了。珠海市政府有了土地，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钱的问题。资金问题解决了，我们搞大项目就有了经济基础。
三想方设法吸引人才
珠海经济特区刚成立时，全市只有一个小农科所有专业人才，经济、技术、法律、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极度匮乏。所以，我们只能在全国广泛招聘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1984年、1985年，我们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上刊登招聘广告，公开招聘人才，市委也组织了几个组到外地去招人才。为了吸收人才，我们盖了很多两房一厅、三房一厅、四房二厅的住房，提供给招聘来的人。这种招聘人才的办法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但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人有文凭、有职称，但是，他们是为贪图享受来特区的，不想承受创业的艰辛。这些人来到珠海后，怎么安排他都不如意。后来，我们就搞以项目带人才。像格力电器集团、裕华切片厂等都是以项目带人才。项目引来了，人才也随之而来。我们搞的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中心，也是采取以项目带人才的方式。再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培养人才，自己办学校。先是在电视大学办班，然后在暨南大学办了一些专业班。最后，我们就自己办大学了，自己培养人才。珠海缺什么人才，我们的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自己办大学，可以解决一些人才问题。但是，大学多了，也不一定能留住人才。有了大学，不等于你就有了人才。作为一个地区，要按自己发展的需要，有目的地吸引人才，有重点地培养人才。1992年1月下旬，小平同志来到珠海视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有很多专家和硕士研究生，他很高兴。在视察亚洲纺织工厂出来的车上，小平说：“你们这里是吸引人才的好地方。”我说：“我们这里现在吸引人才，很多人都愿意来。3月份，我们准备重奖科技人才，怎么重奖呢？奖励小汽车，奖励房子，奖励上百万、几十万现金。”听我一讲，小平立即举右手的大拇指说：“我赞成！”后来，我重奖科技人才，奖励“奥迪”，奖励房子，奖励最多的是80万现金，外面纷纷报道。那时候，内地科技人员每月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这样的重奖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北京正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是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的，珠海科委主任卓家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据他回来介绍，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珠海重奖科技人才的消息后，出席会议的代表议论纷纷，会议主题差不多完全转到讨论珠海重奖科技人才这件让他们感觉震惊的大事上去了。
1993年，我去北京开人代会，很多记者围着我问，重奖科技有功之臣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意义？目的是什么？我说：“主要是因为特区建设确实需要人才，但我们引进人才不容易，留住人才更不容易。很多年轻大学生宁可去国外，也不愿意到特区。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全国就走了30多万本科以上的毕业生。为什么？不光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待遇不好，关键是不重视人才，不尊重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感觉报国无门。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很多精力和财力，培养了又不重视他，发挥不了作用，造成人才流失。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流失，非常可惜。重奖科技人才，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知识分子，国家需要你们，尊重你们，爱惜你们，自己国家也有你们的用武之地。”也有人好意提醒我，说我胆大，放卫星，弄不好会犯错误。我告诉他们：“这是小平同志点头的，是他赞成的。”
我们这样一重奖，各方面的人才都来了，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的甚至放弃了国外的工作。1994年3月，珠海面向全国举办人才交流大会，接待了来自全国56000人次的求职者。到1994年底，在珠海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了4万多人。
四邓小平对珠海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珠海的建设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1983年，我刚到珠海的那段时间，社会上对特区的议论比较多。有些人说，特区是资本主义的典型，除了五星红旗还是红的以外，其他都变色了。还有些人认为，特区不能再办下去了，要收了，不能再放了。走私贩私，就是改革开放、办特区造成的。甚至有人把特区视为当年清政府的租界，把租界跟特区相提并论，不讲两者的本质上的区别。这些议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整天提心吊胆。由于“左”的思想回潮，改革开放遇到了强大阻力，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面临巨大困惑，气氛非常紧张，人们平常说句话都小心翼翼。所以，珠海的干部们精神压力太大了，怕犯错误，怕运动一来有口难辩，不敢跟外商打交道。
1984年1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杨尚昆、王震和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从深圳蛇口乘坐公安边防炮艇来到珠海唐家湾军事码头。事先，市委书记吴健民让我准备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一行人上岸后，随同来的广东省长梁灵光，向小平同志介绍了我们珠海的领导吴健民书记和我，介绍完毕即上车。在去视察企业的路上，我简单地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那天，我们陪他看了事先定好的珠海仅有的几个企业，一个毛纺厂，一个电子厂，这两个厂都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中午，我们陪小平同志一行来到珠海宾馆吃午饭。到了宾馆，我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针对特区的议论和特区干部的精神状态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毛毛（邓榕）当翻译。他一边听，一边笑，什么也没有说。我和吴健民陪同他一桌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很高兴，喝了很多茅台酒。等吃得差不多了，我说：“邓书记，帮我们写几个字，鼓励鼓励我们吧。”他说：“好啊！”关于请小平同志题字这件事，我们事先是有筹划的，让珠海宾馆经理在我们用餐的屏风背后准备了文房四宝。小平同志同意题字后，宾馆经理和餐厅部部长就把屏风拉开。小平同志拿起笔来问：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就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字。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那时珠海经济特区没什么可看，但他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前途。
这次到南方视察，小平同志没有在特区讲什么话，但他对改革开放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想法。小平同志回到北京不久，3月26号，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和海关等相关单位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沿海14个城市的政府一把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和深圳的梁湘、广东特区办主任丁厉松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广东带队的是省长梁灵光，这次会议开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次会议上，谷牧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扩大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重要讲话。这次重要讲话中提到的几个问题对我们影响很深远：第一，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放得不够的问题；第二，你们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第三，我还是要提倡大胆地干，大胆地闯，积极去探索。这次会议以后，特区的一些优惠政策也落实了，特区内企业的所得税从获利年起两年全免、三年减半，审批权下放，都定下来了。
然而，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批评特区的调门又高了。有人说，经济特区就是姓“资”不姓“社”，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那时候，北京出现了一种声音说，中国西部地区不少家庭年收入不到几百元，温饱都没有解决，而特区的工资这么高，这是两极分化，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指责特区搞和平演变的声音也多了起来，不仅我们的干部有压力，境外的投资商也有压力。外资也在观望，不敢贸然进来，有的改变了态度，有的索性就走了。同时，国际上对我们国家实行制裁，我们借贷外国银行的钱还没有到期，有些外国银行借口资质问题要求提前偿还，实际上是来逼债。珠海借的英国劳埃德银行2500万美元综合性贷款，就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多次发来通知要求还债，还声言说要上法庭。我感到很为难，想借新债还旧债也不行，因为别的银行也没有人再敢借钱给我们了。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国家和经济特区的信誉，我让外贸局长把珠海当时所有可能有外汇的企业领导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一起想办法。我把情况说明了以后，请他们支持政府渡过这个难关。大家听了都很气愤，二话没说，就开始凑钱，七拼八凑，总算是把英国劳埃德银行为首的银团2500万美元贷款还清了。还钱时，我们在香港开了记者招待会，港澳的报纸都纷纷地登载，说我们为中国争了口气。这次珠海还钱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当时，我国企业很难在国际上融到资金，一个企业在国外能借到500万美元都上《人民日报》报道。这家英国银行看我们还了钱，又说可以再借贷给我们了。但我说，我们不要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国内极左思想再次抬头，这些都给对外开放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外开放的步子不得不放慢了。
正当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1992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到南方视察，1月23日上午8点30分，我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乘坐一艘新的海关缉私船去深圳接小平同志，我们的船到达深圳蛇口码头的时候还不到10点钟。等了一个小时左右，邓小平同志乘坐的车队来了，一直开到我们停船的码头位置。就在小平与送行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握手告别的时候，谢非同志拉我到一边说：“广大同志，我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我问：“什么事？”谢非说：“这几天，老人家很想讲话，但是没有说出来。我俩好好分分工，我汇报省里的情况，你汇报特区的情况，有什么，说什么，把问题都端出来。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各自不要超过15分钟，让老人家多讲讲。”我说：“好。”就这样，我马上转身走前几步，接小平上船，进入早已准备好的小会议室。小会议室里安排了两个沙发，是给小平和卓琳大姐坐的，正面还有一张小桌子。小平和卓琳大姐坐下来后，我们也坐下了。邓榕坐在小平右手边做翻译，她的旁边是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谢非坐在小平的左手边，我坐在小平正对面。谢非先打开广东地图向小平汇报，其他人都在外围，有的站着，有的从别处找了凳子坐，旁听我和谢非同志向小平汇报。
当时，谢非指着地图说，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广东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发展不平衡，珠三角快，东西两翼发展慢，他列举了一些数字，并表示今后要加大发展东西两翼。谢非汇报中，小平插话说：“广东要在二十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光经济上要赶超他们，两个文明建设也要赶超他们，这样才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接下来，是我汇报。我先汇报了珠海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基本情况，如珠海工农业产值多少，引进多少外资，利用多少外资，出口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如何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如何开发西区，以及计划建设机场、港口、伶仃洋大桥，等等。然后，我汇报说：“自从您1984年来了以后，珠海特区发展很快，但是目前有不小阻力和压力，比较困难，最主要的是政策变来变去。政策不稳定，执行不久又变了。不少外商对我们的改革观望等待，有的甚至不敢来了。”小平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好似越‘左’越革命。‘左’是根本的，他打着革命的旗号，有的理论家还拿着大帽子吓唬人。”毛毛插话说：“你是受‘左’的影响太大、太多，否则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小平还说：“傻子瓜子这样的问题，有人要动，我说动不得。”
我汇报说：“社会上有人指责我们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平说：“搞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我们听了这一段话，都热烈地鼓掌，他也笑了，笑得很开心。我汇报说：“有人指责我们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搞和平演变了。”小平说：“这是错误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平演变；如果经济不发展，老百姓一比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东欧一夜之间就倒下去了，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汇报说：“有人指责特区发展太快，人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这样搞行吗？”小平说：“这里有一个高速度和低速度的问题。低速度就等于停步。停步就等于倒退。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搞得比我们快，如果我们发展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我们能快就要快，不要挡。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搞快一点，才有条件帮助慢的地区。当然，你们正在发展，现在不增加你们的上缴，将来你们要帮助发展慢的地区。”大家热烈鼓掌。
我汇报说：“现在，有人指责我们搞两极分化，不是个方向。”小平说：“我们不是搞两极分化，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大家富。我们这样搞共同富裕，大家一齐来搞，搞几十年，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后富嘛！”大家热烈鼓掌。
我汇报说：“有人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小平说：“不是改革开放才有黄、赌、毒。这里有个管理问题，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解放初，上海的妓女很多，认真抓一下，一下子就解决了。刚解放时，云南有两条枪，一条是真枪，一条是鸦片枪，党和政府一下决心，也解决了。我们不仅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也要把精神文明搞好，搞得比他们还要好。”他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不能动摇，改革开放十几年发展这么快，就是靠政策啊。”在汇报时，小平还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去睡觉！”说这句话时，他的手在发抖，非常激动。
小平一边听我们谈，一边不断插话，澄清了很多糊涂的认识，对我们鼓舞很大。因为话闸打开了，老人家谈兴大发，我们也听得非常起劲，以至船靠岸了，我们都不知道，还坐在小会议室里谈。直到邓楠进来说：“哎呀，你们还在谈呀，珠海的人在岸上排队等着你们呢！”我站起身来一看，果然到了珠海，广东省长朱森林和珠海市几套班子的领导都在岸上排队迎接。我马上说：“邓书记，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明天再汇报。”老人家这才起身下船。
第二天，我陪小平同志到珠海的几个工厂考察。在考察江海电子厂时，厂长丁钦元汇报完以后，小平转过身来对我说：“不是有人说你们姓资吗？我看你们是姓社的，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在场的人都热烈鼓掌。在考察亚洲仿真公司时，小平问厂长游景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游景玉回答：“实践证明，现在能站得住脚，将来也能站得住脚。”小平说：“那就要靠你们的了。”上车离开亚洲仿真公司时，小平说：“这个厂不简单啊，这么多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里是吸引人才的地方。当年我们给钱学森一百个高中生，搞出了两弹一星，现在不可比了。”过了一会儿，小平又说：“我们搞改革开放不能动摇。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仅是特区，更大范围如农村改革，都有不同看法。我们不能动摇，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是我的发明。”
中午，在方园楼旋转餐厅上，我汇报说，现在有人对特区持否定态度。小平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下台！”“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我汇报说：“过去，珠海不少人跑到香港、澳门去了，有的村除了老人小孩以外，劳动力都跑了。当时我们却说香港、澳门是地狱，我们这边是天堂。现在大部分人都回来了。”小平说：“这个好，说明社会主义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我汇报到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时，小平说：“这很像新加坡啊，我要是外商，我也会到这里来投资。”
小平这次视察珠海，从1月23日抵达，到1月29日离开，整整七天时间，是小平在珠海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期间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小平在珠海期间的讲话，极其全面，非常重要，是南方谈话的重点。这些讲话不但切中时弊，而且澄清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系列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极大地鼓舞了特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也极大地增进了投资者的信心，既有利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坚定改革开放的道路，推动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但是，我当时很纳闷，小平离开珠海快半个月了，尚未见到任何报道。报道还是不报道，我没有接到任何指示。我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改革开放大业能不能顺利推进的大事，是一件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的大事。这么重要的讲话，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特别应该让国外的投资商知道，以增强他们的投资信心。2月13日，我找来珠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冠和摄影师何华景，要他们挑出小平在珠海的20多张照片，写上文字说明。之后，我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日报》等几家报纸的社长过来，向他们说明了这次小平来珠海视察讲话的重要性，请他们帮忙把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20多张小平视察珠海的照片在香港、澳门的报纸上登载出来，希望他们支持特区建设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2月14日，香港、澳门的这几家报纸全部登载了小平在珠海视察的照片，这一下子，全世界都轰动了，海外媒体纷纷撰文评论，影响很大。消息由境外传回境内，对国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媒体陆续开始报道。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题为《东风吹来满眼春》的报道，终于把南方视察报道推向了高潮。由于深圳这篇文章影响大，以致后来很多人都以为小平南方谈话是在深圳讲的，其实不然，小平南方谈话大都是在珠海讲的。
现在有的人以为，特区已经不特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了。一些同志只看到优惠政策的实惠，看不到“特区”两个字的无形价值和现实价值。实际上，“特区”两个字比优惠政策还管用。因为中央并没有收回给你特区的权，你还有试验权和探索权。有了试验权和探索权，就可以继续开拓，继续创新。所以我觉得，特区应该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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