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李灏（1926～），广东电白人。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口述者：李灏

访谈者：杨继绳、萧冬连

时间：2007年10月14日、15日

地点：深圳市委李灏同志办公室

整理者：萧冬连

我先说一个观点，不能把开放和改革分开，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改革也推动开放。过去，国务院特区办、进出口委主管开放，体改委主管改革，其实，这两件事情根本就分不开。从深圳来讲，我们没分什么时候改革，什么时候开放。深圳特区做的工作主要的就是改革，体制政策的开放，那不就是改革吗？什么叫对外开放？没有人做过定义，引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当然重要，但还有一些东西。小平讲，要借鉴全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成果，我认为这是对对外开放最好的阐述，不光是学习借鉴技术性成果，还有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成果。不但中国弱小的时候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将来中国变成一个发达的强大的国家，也得坚持这样一个方针。因为中国再大，顶多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你总不可能包括全世界的创造，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我理解的最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调我来深圳？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我来这里，开始并没有说是来接梁湘的，只是分担他一部分工作，我当市长，他当书记。第二年，他调到省顾问委员会去了，我就是书记兼市长。为什么要调整深圳的班子？没有一个人很正式地给我说过，糊里糊涂就来了。当时的关键人物是两个，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我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我天天可以见到赵紫阳，但我调深圳这件事就谈了一次，谈话时一切都成定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想来这里，周围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去，说得难听的，你到那里去送死干吗？先不说我个人，我先讲讲当时的背景。

一创建深圳特区的背景

特区建设从筹备开始讲。1979年7月，中央有一个50号文件，正式决定办特区。实际上，这种意识从1978年以后就慢慢形成了，始发起点是1978年的大规模出国考察。中国长期封闭，一直到1978年，除了搞外交外贸的以外，其他人对外交往非常少。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出国考察日渐受重视。1977年就有人出去了，但是不很多。1978年谷牧带的欧洲考察团是一个转机。这个团我参加了，广东省的王全国也参加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国，这次出访对大家很震动，外面变化太大了，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是想象的样子！回国后，谷牧向中央做了汇报。1978年7～9月份，国务院开务虚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两个多月。这个会对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会上，大家的基本共识是，外国发展非常快，外国也愿意给我们投资和合作；同时，也基本确定了一个利用外资搞进出口贸易的方针，主要是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搞加工出口。

广东省跟海外本来就有联系，一直想开发。当时，广东的想法是，中央只要下放给我权力，广东一定会发展得很快。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参加会议的有两个人，一个习仲勋，一个王全国。在会上，习仲勋要求中央给广东省一点权力，让广东先行一步。他甚至说：“你让我广东独立了，我搞得更快”。当时，我没在场，没法证实。主持这个会议的主要是华国锋、李先念。会议完了，华国锋就找习仲勋谈话，问：“你要什么特殊政策？”那时候，中央的提法只有一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好几年都没有体制改革这个词。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开放，究竟怎么开放，大家都不知道。因此，先让广东开放。福建的同志也聪明的不得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广东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后来定了，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对外开放，叫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5月，谷牧带着外贸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及经委的同志到广东，跟广东省一起起草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的报告，我也参加了起草。弄完这个报告，我们马上跑到福建，帮福建炮制了一个报告，两个报告内容差不多。7月15日，中央批转了这两个文件，统一写了一个批示。

两省的特殊政策有几项重要内容。第一，中央对两省的财政实行大包干。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当时财政是统筹统支的。在特殊政策下，广东省收的钱，给中央交10个亿就行了，多出来的就是广东省自己的。福建省呢，中央每年补助两个亿，多花了中央不给，多创收了都是福建自己的，也不减少补助额度。这对广东省来说是重大的改变，这么一包就是四五年。第二，给两省对外交往的方便，给予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人才交流审批权。第三，试办出口特区。出口特区是吴南生提出来的，我们到国外考察看到有一种自由贸易企业，主要是出口，我们认为可以仿效，于是就想搞出口特区，推动出口。当时，出口特区很不起眼，并没引起大家的重视。我听说，姚依林说，如果广东能用铁丝网围起来，作特区也可以。人家都以为广东、福建就是特区，小平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特区只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定的一小块地方。

最早提出办深圳特区的是吴南生。广东省成立了特区管委会，吴南生负责，并兼深圳市委书记。开始时，很不容易，矛盾很多，所以派梁湘去。到我当市长的时候，深圳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了。1979年，宝安县财政收入才1700万，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到两个亿，每年省里还得补助一点，大概是二三十万。到1985年我来时，财政收入达到5个亿，GDP大概30多个亿。

当时，对办特区的争论特别多，说特区是资本主义地区之类的说法有很多。1984年初，小平同志第一次来南方视察，市委向他汇报，汇报完了请小平做指示。小平说：“我没什么讲的，你们讲吧。”并不是小平同志要冷落深圳，因为当时的议论很多，小平同志都不敢题词，回到广东才给深圳题个词。他提得也很科学，说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就不说是成功的。但是小平同志这一来，就把许多非议平息了。当时，连香港的新华社都反对深圳特区。1980年，我到香港做调查研究的时候就听到。回来后，我去给港澳办通报，那时主任是姬鹏飞，李后、鲁平是副主任。我说：“现在，不是已经通过广东《特区条例》，中央决定办特区了嘛，新华社还传播这种东西，是不妥当的。”我们内部感觉到深圳进步很快，自我感觉良好，但外部议论很多。一个是内地都认为，深圳全民经商赚内地的钱。在这一点上，杀伤力是很大的。再加上一个“输血论”，就是说深圳是靠国家、靠内地输血发展的。因为这个事，深圳对蛇口意见很大。这样，国内对深圳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外部最典型的就是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发表12篇文章，总题目是《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每一篇都有具体的题目，这12篇文章攻得可真是难受了。香港有一个搞经济研究的叫陈文通，这个人本身没有太大的恶意。他是看到深圳发表的材料，说深圳已经实现了“三为主”，即工业为主、出口为主，利用外资为主，他用数字材料分析得出结论，说深圳还没做到所谓的“三为主”！写了一篇文章给《信报》发表了。当时《信报》对内地不是特别友好，根据陈文通的材料引申出来12篇文章，把深圳说得一无是处，连根拔起。内地同志来到这里不是要兑换外汇券嘛，有位同志来深圳住了一家旅馆，旅馆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这当然做得不对。这个同志在那里大发脾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人民币都不许流通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跟这位同志很熟，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像这样的事情影响是很不好的。

1985年8月，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深圳报到。在火车上，列车长知道我是去当市长的，主动跟我聊天，要我关照一下。我问：“你对深圳有什么建议吗？”他说：“别的没有，我建议是不是不拿港币，拿人民币就能坐公共汽车、坐出租车。”这不就等于批评吗？那时候，罗湖口岸的小汽车，你要是给他人民币，他就不拉你，把你晾在那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抢着要人民币，那时只有港币才行。

二中央调我来深圳主持工作

为什么派我来呢？其实，直到1980年底，我和赵紫阳都没有直接接触过，我当时是进出口委的专职委员。进出口委班子很强，有各个部委的兼职委员，还有专职委员，汪道涵、马宾，冶金部周新城，中国人民银行的甘子玉和我都是专职委员。那时，开放改革做得最多的是进出口委，一个引进技术，一个外汇管理。曾经也想管港澳的问题，后来说，港澳问题还是交给港澳办管吧。1980年，联合国出钱，组织出国考察出口加工区。开始组织两个组，一个南半球，一个北半球。江泽民率领一个组，他是1980年下半年调到进出口委的。我率领一个组。我提出，一个题目分两个组，如果意见不一致就难办了，就让江泽民带一个组去国外，我带一个队到香港去做调查研究，我在香港做了二十多天的调查。

到了1981年，有两件事赵紫阳可能对我有一点点印象。国务院开会讨论两个文件，一个是改进外贸体制的问题，一个是沿海城市工作会议。讨论第一个文件时，矛盾就很尖锐。那时革命的动力是进出口委，革命的对象是外贸部，但是外贸部不归进出口委管，结果这个文件就没有通过。但赵紫阳对这个文件非常满意，说这个文件写得好，还拟了个批语。加上上海在沿海城市会议上的报告，把上海的报告作为附件一起转发。但上海那个文件压到第一书记抽屉里出不来，纪要还是发了。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交代一下。赵紫阳到北京后，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国务院有八个口，一个副总理管着一个口，余秋里管能源委员会，万里管农村工作委员会，康世恩管经济委员会，谷牧管进出口委员会，方毅管科技委员会，薄一波管机械委员会，这些人的资历都比赵紫阳老，不好指挥。赵紫阳把这些委员会都撤销了。进出口委撤销不撤销有些犹豫，后来也撤销了。1982年，八个委员会都撤销了，计委变成了小计委，经委变成了大经委。万里兼管经委，我到经委当副秘书长，副主任都是有名的人，吕东、袁宝华等人，还有八个委员，如张彦宁、朱镕基、林宗棠、林汉雄和我。这些人后来都做到部长了，除了张彦宁，人比较老实，现在还是搞企业管理协会。之后，经委的人事又有调整，张劲夫当经委主任，田纪云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实际要他到经委当秘书长。1983年，我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这时和赵紫阳接触比较多了。

1984年召开沿海工作会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开的，会议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胡耀邦、赵紫阳负责，实际上是胡启立、谷牧负责，会议是谷牧主持的。会上，吴南生就把邓小平的话讲了。赵紫阳不是天天去会上，每天在路上碰到他，给他简要汇报一下情况。当时，紫阳说：“一下开放这么多城市好不好呀？”我说：“开始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各地要求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就弄了14个。”这次会议后不久，就把国务院特区组升格为特区办。特区组是1982年进出口委撤销时，抽调了十几个人，在国务院办公厅下成立的。谷牧在会上说：“成立特区办谁去好呀？”赵紫阳说：“不是李灏吗？”谷牧不赞同，说我姓张了，姓田了，不姓谷了。意思是指我为张劲夫、田纪云服务，不给他服务。

在赵紫阳脑子里，我与特区是连在一起的。因为1979年我到广东考察过，参与草拟1979年50号文件；1980年开了一次沿海会议，有一个41号文件，这个文件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1年又开了两省加沿海城市会议，有一个27号文件。这几个文件都很实在，对改革开放都很重要。特别是1981年27号文件，为制定文件，在北京开了一个月会，中央一些部门参加了，定的那些政策有很多现在都没有实行，如发行特区货币。到1985年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许家屯、港澳办的姬鹏飞、国务院外事小组的陈楚要我去香港接许的班，赵紫阳不同意。1981年，就曾有过让我去深圳当市长的考虑。1982年，宋任穷到广东想提梁湘当省长，让我去接梁湘的班，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梁湘当省长没通过，梁湘这个人个性强，反对派也不少。后来，赵紫阳关照他，1987年让他做海南筹备组组长，中顾委委员。让我去深圳是有迹可循的。我对田纪云说：“你不用我，随便在北京找个地方安排就行，为什么要我去深圳？”田说：“不是我呀，好多地方要你去我都顶了。紫阳同志定的，你能改变吗？”赵紫阳是强势总理。当时，对赵东宛、陈锦华的安排，如果没有赵紫阳的坚持是不可能的。

来深圳之前，赵紫阳同我谈过一次话。我不想来，就对赵紫阳提出几条理由。我说：“我从基层来，水平不够，当二排议员，动手、动笔、动耳朵，没有担过多大的责任。那个地方的班子，梁湘、周鼎都是我的朋友，如果把两个朋友都得罪了不值得。”赵紫阳没有回应我的话。他给我谈话很简单，说：“不是我这里不需要你，是那里更需要你。”赵紫阳有一个特点，谈话干脆利落。我觉得，这一点也应该是他的不足，交流思想比较少。我跟他交流就有一次，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只有宋平、我等四个人，他谈了不少。说：“在北京当市长不容易，让我当也当不好，得跑跑耀邦那里吧，我这里也得跑跑吧，还有万里呀，彭真呀，还有军队呀，还有各部门，没有一点周旋能力是干不了的。”他当时讲了些内心的话。

赵紫阳找我谈话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知道这是个核心的问题。我说，“紫阳同志，深圳还是不是窗口？还是不是改革试验田？”他说，“当然是啦！”我说：“如果是改革试验田的话，那我就可以对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做法突破了。”他点点头。我说：“你刚才那番讲话，我可不可以给安志文传达一下，要他把深圳改革试验列入改革的系列里边去。”如果没有影响，试验出来的成果不能推广，不是白瞎吗？当时，北京都把特区当作化外之民。我在经委都听说，你们都不要到特区去，特别不要到深圳去。体改委对特区根本不管，安老对我们是很支持的，但他也有很多顾虑，特区是进出口委谷牧管。我这次正式地向安老传达了。我取得的这个权力就有了作为的余地，如果连这点权都没有，来深圳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比如说，深圳1984年就启动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搞了一个结构工资方案。省里反应很强烈，说深圳的工资标准太高了。我问赵紫阳，“你知道这个事吗？”他说知道。他问：“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我说：“工资制度的改革涉及利益，调动积极性的问题，这个方案你也看过，现在就不算数了，这个不妥吧？”他说：“对！”我说：“结构工资方案不能改，标准可以低一点，可以略高于内地，大大低于香港。深港两地落差太大了，深圳的工作怎么做？！”后来，全国都采用了结构工资。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赵紫阳的认可。我说：“我到深圳是如履薄冰。”赵紫阳说：“梁湘还可干年把。”我说：“我去后配合他，两年时间调整好，我跟他一起离开深圳。”但是，我去还不到半年，1986年初他就到海南岛去了。3月份，省委书记林若就告诉我，梁湘走后，由我当书记兼市长。计划单列市与省里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重庆与四川、青岛跟山东省的矛盾都很大，道理是一样的。由于利益的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许深圳自己得反省一下，你得意洋洋的，对省里尊重不够。吴南生就这样得罪了省里。他说：“我是省里派来的书记处书记，省里的部门就不要过问深圳的事了。”一句话就得罪了省里。南生在这里没有做多少时间就调回去了。1986年，赵紫阳调梁湘到海南当省长，许世杰当书记。当时，梁湘年纪已经大了，不容易，赵紫阳对他还是很关照的。我当时也没想到会干这么久，原想干两年就回北京。1990年，我就不兼市长了，郑良玉来当市长，年底又派了厉有为来当副书记。1992年，由于股票风波，郑良玉走了，厉有为当市长。1993年，我不当书记，厉有为接替我当书记。

三首当其冲的经济调整

1985年8月，我到深圳后，最艰难的事是调整。我来这里，中央并不是要我来搞改革的，赋予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我恢复经济秩序，使它比较正常地发展。当时，深圳特区的建设劲头很大，计划也大一点儿，急一点儿。那个时候，全国都很困难，我们的外汇储备还不到100亿美元，深圳一下子搞八大文化设施，国务院特区办都很有意见，下命令，统统停建。中央开过两次特区工作会议，1985年会议已经提出要调整的意思，1986年会议就很明确了，就是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搞外向型经济。林若单独给我谈过，不要光铺摊子。这是我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基建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结构也不合理，都是房地产，做生意的，做生意马上就可以来钱。搞工业、搞实业的没有多少。规模过大，自己有钱也可以，又没有钱，靠银行贷款。银行如果不贷款给你，你不死在那里吗？所以，有很多半半拉拉的工程，不停也得停。中央给深圳的方针很明确，就是“三为主”：“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为主”。1984年底，深圳发表公报说，深圳已经做到了“三为主”，被人家抓到了，其实没有做到，就是那么吹的！所以要调整。我不主动调整，也要被动地调整，无序地撤退。而我是做有序地撤退，该保就保，该换就换，该停就停，该取消的就取消。我的困难特别大，压缩18层以上的楼盘60多栋，施工队伍减少了将近10万人。中央开始在压缩规模上没有限制，后来有了，从25个亿减到15个亿。也没有钱了，外资来的很有限，主要靠贷款。人家不给你贷款，还追债，你不主动调整就打乱仗。这个工作是很得罪人的，下面的人很不明白，很不愿意。那时，对我的说法很多，说我是一个“泄肚子的市长”。我当时讲，进行调整是被迫的，要在被动的局面上争取主动。

1985年，深圳政府欠债7.8亿，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那时财政收入是5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如果按现在来算，起码七八百个亿。来深圳半年后，我当市委书记前后，中央银行刘鸿儒找我谈债务安排，就是逼债嘛！我带了周锡五、周鼎两个人去跟他谈判。他认为，我们会赖账。我说：“你们放心好了，我现在确定，政府一定做到收支平衡，不借债经营。这个公共财政怎么能够靠借债经营呢？我不否认，什么东西都要点儿开办费，前几年等于借你的开办费嘛，不借点钱怎么搞呀？但是到现在，五六年了，不能再这样搞了。从今年开始，财政收支要平衡。而且，你那个债务我一定还，三年保证还完。”他听了非常愉快，没想到我那么痛快，总认为我要赖账。我给财政局长谈，今年你把开支抓紧一点，缺1000万，你给财政部下跪都不会给你的，我们一切要靠自己。从1986开始，政府不准搞赤字财政。两年多还完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赤字财政。如果谁当市长要搞赤字财政，我都要起来攻他。我说你财政不平衡可以发公债嘛，怎么能随便去借钱呢？这个口子不能开呀！企业可以借债。我当时规定了几条，一个是不搞赤字财政，一个是不给企业担保。国外给企业担保也不行。现在，好多地方出问题就是乱担保，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担保，他哪天给你闯多少祸，你还不知道呢！我在大会上讲，如果深圳的公司给你亏损个一二十个亿，你把我市政府给卖掉我还不知道。另外，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改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就变成了负有限责任，不会因一个企业垮了连带一大片。我把它叫作“隔水仓”，把一桶水隔成许多格。我们搞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由它作为总公司来担保。通过这些措施就把自己的桩打稳了，要不就要失控了。

在调整的同时，从搞工业搞外向经济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动员中央各部委来这里办工业。再一个就是搞了外汇调剂中心。当时，搞出口不利，搞进口有利，没有外汇调剂中心，外向型经济是搞不起来的，这个下面讲改革时再谈。大家都误解，认为给了深圳多少钱。其实，深圳建特区以来，中央拨款也就3个亿。说主要利用外资，但外资所占比重也只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而且比重越来越小。那靠什么？靠自我积累，财政有盈余拿去搞建设，另一个靠企业积累，比如最典型的是华为，国家没给过一个投资，当然不能说一点帮助都没有，还可以贷款。但是贷款跟财政支持是不一样的，贷款是要还的，你不贷，他到国外也可以贷，上市也是个途径嘛！深圳现在形成那么多税收，出乎意料。

1985年底，开始做调整的准备。1986～1987年调整跨了两个年头，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1986年一年，1987年基本上就调整好了。深圳的经济曲线是，1986年有所降低，1987年困难就过去了。但是，深圳这里的人，对调整都不以为然，我们的报刊都不大愿意登“调整”这两个字。等到1987年彭真来，我说：“彭真同志，我这么做不知道对不对？”他说：“这有什么不对，毛主席早就讲了，调整是经常的嘛！就好像驾飞机一样，偏了肯定要调整的嘛！”我说：“那好，你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所以，我也不害怕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1988年，全国进入治理整顿，赵紫阳最困难也是这个时期，我们的调整已经过了。1989年，江泽民到中央以后，我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我本来不想发言，到最后，我说：“总书记已经6点了，我还讲吗？”江说：“还讲。”我发言，第一条就讲调整。我说：“调整不能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方针，调整也不是否定成绩。人总是要经常地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才不会造成方向性的问题。根据我们深圳的经验，我看调整时间也不会太长，这是第一。第二条，我说调整不能一刀切。有的地方压缩的多一点，有的地方不压缩，有些还要发展。第三条，调整必须跟改革结合。我们中国又冷又热，总是出现‘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样的循环。我们的计划经济也有大大小小的周期，虽然与外国的经济周期不一样。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必须跟改革结合，要不然这个病老犯。”

四深圳特区的经济改革

深圳的改革，不是事前有一个很完整的方案后才推开的。发展中的事情摆在那里，需要去解决，实践迫使改革。任何一个改革，要等大家都认可，或者得到批准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要去试试，做做看。在我来以前，深圳市已经做了不少的改革。比如放开物价，1979年、1980年就开始了，当然不是全面放开，最早放开的是副食品。广东省首先做的，深圳市自然跟着做了。我有二十多年没回广东，1979年回去时，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想招待你吃顿饭，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住在招待所珠岛宾馆，吃饭还吃公家的。但到第二年，1980年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情形就开始变化了。我记得，省委同志讲，老百姓反映，现在的菜也不比过去贵。过去的菜，带土带烂的、带头带尾的，现在都去掉了，整理得整整齐齐再上市。在吴南生、梁湘时期，深圳的用工制度就已经变了，不管叫不叫合同工，反正不是完全的固定工。工程施工实行招标投标，这一点与省里有矛盾，省里讲我的施工队伍那么多，省里的工程当然是由自己来做，但深圳却要招投标。

1985年8月，我一到深圳，先做了十几二十天的调查研究，等省里正式任命，要不然我没有合法身份。9月初，省里开会任命我为副省长兼深圳市长。9月29日，我就建立了一个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四个机构，其中三项是很重要的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最重要的，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如果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要搞外向型经济毫无办法。拿到一块钱外汇，进口消费品可以卖到五六块以上，暴利。所以，大家都大量进口，没有外汇怎么办？到处想办法搞外汇，除了用权力搞外汇，就是出现大量黑市，弊病很大。我没来之前，中央纪委一个姓马的主任，带了几十个人，加上省里的近百人，专门打击外汇黑市买卖。我来之后，已经抓到我们贸易公司的老总了。有一个礼拜天，检察院、纪委的人到我的家来，要我批准抓当时深圳最大的公司，特汽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叫张西浦，是张根生的儿子。我说：“不能这样做，倒买外汇是逼得他没办法才这样做，这是合理不合法。”我很快就建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那个马主任被说服了，赶快去省里汇报，后来就撤销了。五六年后，他还给我说，我是给深圳做了好事，挽救了深圳。

所以，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规定，所有出口创汇，不到中国银行结汇，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调剂，需要外汇的到这来买。买外汇的价就高了，外汇调剂中心内部结汇价是两块八，公开挂牌外汇是一块五左右，后来上升到三四块、五六块。同时，严格规定，卖方与买方都必须是深圳的单位，这样对全国没什么影响。如果全国都可以进来，整个国家的外汇制度不就冲掉了吗！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委托深圳人民银行罗行长执行。央行一位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对他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回来呢？这是违法的。”老罗说：“我怎么办呢？市长刚来，有这么一件事要求我办，还能不接受吗？”我很感谢他。我说：“我是以市政府的名义搞的，委托人民银行操作，出了事我们负责。”1986年3月份，有一次国务院讨论会，说深圳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谷牧、姚依林说：“这个办法可以，让他们试试呀！”1987年，外汇管理的政策下来了，确认为合法，全国四十多个城市都这样做，这叫外汇初级市场。我们的改革得到首肯的就这一项。如果没有这一项，谈外向经济、扩大出口根本不可能。一直到1995年，朱镕基把外汇价格一下子提高到七八块，接近市场价了。

第二项改革是建立投资管理公司。这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来这里时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局级单位全部都办企业。这里面的问题很大，这些企业只挂个国有企业的牌子，它只看当年盈利多少，欠多少债它不管，这个多危险！最后出事还不是政府买单！当时，财政收入多少钱，欠多少债还有个账，但政府有多少企业，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多少债，根本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因此，为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我们首创了一个概念，叫投资公司，后来又加上“管理”，叫投资管理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把所有的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管理一百多个企业，相当于现在的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是1987年成立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弄清深圳市究竟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不包括行政资产，负债多少，净资产多少，之前，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然，成立投资管理公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反对的是财政局，因为把财政局的权力夺了。不过，财政局毕竟在市领导下，还好办。省里也不赞同，财政部一直到1989年、1990年王丙乾同志当财政部长，他才认可。1990年还是1991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吴邦国找我谈投资管理公司的事情，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上海也是这样做的。上海的企业多，因此成立了国资委，下设控股公司，三级体制。”我说：“我们也是三级体制，市长办公会议也是起这个作用。”这个做法后来演变成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我到全国人大法制委时，就是抓国有资产法，从1993年启动，吴邦国、朱镕基都过问了，阴错阳差，到现在国有资产法都没出来。朱镕基同志讨厌“控股公司”的名字，我说：“那就用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名字。”后来，他同意了。

第三项改革是建立深圳监察局。为什么成立监察局呢？主要的想法是管好队伍，用监察局来监督干部是一个办法。我记得，1985年10月份李光耀来访问，我接待他。他问：“深圳有没有赌博、贪污之类的问题。”我说：“深圳也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怎么能没有？只是不很厉害罢了。”他说：“那你怎么对付？”我说：“我准备参考你们的办法，准备成立监察局。新加坡叫反贪局，香港叫廉政公署，我都不用这个名字。”我对李光耀说：“我有点学不了你，你的部长两三万美元一个月，港督几十万港币一个月，我这个市长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我们的干部多数都是共产党员，靠觉悟，很多人不是为了钱来做事，我就靠一条。”他说：“我也是有约束的，我当总理十几二十年了，我培养多少百万富翁了，但是我李光耀不能当百万富翁。”这是李光耀第一次来深圳。

成立监察局，第一要监督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第二要监督党风、政风问题，是不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第三是监督干部的操守。这都很有必要。那时候，全国还没有监察局。严打的时候，动不动就以中纪委的名义、以党的名义冲在前面抓人，这对我们很不利。这个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党的纪委应当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不要冲到前面去抓人嘛！成立监察局，深圳市委是积极支持的，监察局属于政府的部门，人事安排上让纪委书记兼监察局长，紧锣密鼓地筹备了好几个月。1986年4、5月份开常委会，梁湘那时还在。我问：“筹备监察局的事，前段时间还报告筹备动态，最近怎么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大家不吭声。梁湘突然说：“听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呀！”我问：“谁不赞成？”大家又不说话。最后，逼问出来，上面说你是胡闹！我说：“谁说我胡闹了，给我说出一个道理来！”没有任何人讲，连梁湘也不讲了。我也不管他，我说：“我是认真做改革试验，你说我胡闹，我还要给你扣一个帽子，说你反对改革呢！”后来知道，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不同意设置监察局。这样，停顿了一段时间，到1987年才成立监察局。我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决定给他们加一级工资。省里很反对，说纪委系统怎么不加？后来只加了半级。如果我再过一年不成立，可能就成立不了。我刚刚从北京下来，对我都还尊重三分呢！

第四项是成立规划委员会，抓规划。一个市长不抓规划，对整个发展的布局没有安排，光抓几个单项指标，那不乱套了吗？经济总量起来了，我作为市长必须要把规划抓起来。过去有个规划局，没有国土局；有个计委，是管项目的，对某一片土地怎么发展没有总体规划，更谈不上国土运用了。特区规划委员会委员包括了市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市长当然就是规划委员会主任了。我从来不做什么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之类的，别人去做的你去做干吗？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1990年我当书记，不兼市长，我让郑良玉当规委主任，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规划委员会每年都要开一次会议，我们还吸收了全国一些专家，还请了一些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有名专家做我们的顾问。我是真心请教人家。一个英国专家，我来以前搞旧城改造，他是反对的。他说旧城改造把旧的痕迹都拆掉以后，就等于人失掉了记忆一样，后来旧城改造就停了。

五深圳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下面讲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先讲房地产。深圳的房地产改革思路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当时本地的老百姓都有房子，主要是解决教职员工的住房。对于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压力是最大的，每年财政都拿很多钱盖房，成本高，分配又不公，有权力的可以多分点，分大点，结果导致财政压力大，职工还不满意。面对这种情况，出路只有改革。对于房地产，我们的认识是，住房是商品呢，还是公共产品，有没有社会保障功能呢？房地产是一个支柱产业，以搞GDP为主呢，还是解决民生问题为主？另一个重要问题，住房仅仅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解决，走货币化、市场化的路子，还是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要统筹解决好上述的种种疑问，我们认为深圳的房地产发展应该采用双轨制的办法。

我们采取双轨制的三种模式：一轨是政府的福利房，主要是社会保障功能，等于把住房与医疗、养老保险一样对待。这种房比较便宜，经营者不赚利润，不叫全成本，也不叫半成本，就是福利房，价格很低，一人一套。按照一定的级别给员工住房补贴，拿这个钱来买房子。1980年代所有公务人员都买了，所以我们深圳的保障住房是解决得最好的。到199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第二轨是商品房。商品房土地要作价，经营者可以有利润，面向市场。按现在的理解，就是深圳的房地产。这是市场的轨道，根据市场的价格来调整。中间还有一轨，搞一个微利房。针对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土地是算成本的，但经营者只能是微利。

深圳上述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闭门造车，都参照了国内的具体情况，去国外做了考察，还把北京主管部门特别是体改委那些单位请来了论证。但是，没有一项改革是批准的。因为他们批准了，就要负责任，所以即使同意改革方案，也不批准。深圳的改革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赞同，不给你批准；一种是反对；一种是不表态。总之没有一项是批准的。等着批准，哪一项都做不了。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我让你实验，你让我批什么？最典型的是我搞社会保障制度，花的时间最长，用了五年的时候，调查研究，起草方案，几经修改，1991年出台的。出台时我当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我给劳动部长阮崇武打了一个电话，我说：“阮部长，社会保障方案可以出台了，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吸收了，还想给你通报一下，再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我马上到你那儿去。听我讲完后，你猜他怎么讲？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第二句话：但是你现在要做这种试验，我不反对。我说：“阮部长，我当然希望这个方案对全国有参考意义，但是，行得通行不通，不是我说了算，你只要让我试验，我就高兴了。”我提出的方案是：社会统筹跟个人账户结合，完全用传统的包到底的做法不行，也不能像美国特别是北欧、澳大利亚那种高福利国家，我们也做不起。当时主要参考了新加坡的办法，个人拿出一部分，单位和国家补一部分，这笔钱一部分作为统筹资金，相当大的一部分计到个人账户里。现在我们社保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就是这样的。隔了两年，阮崇武到海南岛当书记，不久我带一个队伍去海南，我说，哎呀，阮部长，你说的第一句话应该后悔了。你只同意我试验就行了，怎么那么早就做结论，说根本行不通呢？

再讲深圳市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统统退出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国有企业确实有很多弊病，最大的弊病是究竟是谁来代表国家管理？没有私人企业那样认真。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那么庞大的国有经济，退不等于输光呀，把它流失光了，那不是你的本事。假如从国有资产里面拿多少出来补充保障，那我赞同。或者再投资到别的地方去，总得有一个说法，总不能以把它弄光了为目的。国有企业的毛病确实是很多，我是没有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修过，读经济学，但是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东西是常识性的。我第一个接触是1984年，看了世界银行的《中国问题的报告》。世界银行每年有一个报告，报告很谨慎地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派一个总经理，一个党委书记，又是代表国家利益，又由他来操作，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分离，这个矛盾很大，所有者缺位。世界银行的报告还不敢提股份制，它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像鞍钢那样的企业将产权划成若干份，有若干部、若干地方分别代表，这样就可以搞起来。虽然都是国有，但是毕竟立场也不一样。我看了这个东西很新鲜。我的思想并不是教科书式的。

当时，北京比较重视股份制的是张劲夫，在经委时就和我谈过，对我比较支持。1986年我接受采访，问我改革怎么改？我说：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但我的目标是，好比打篮球，要把深圳营造成一个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地方。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比较新的。最早对我这个话做出反应的是张劲夫，他说的时候我不在场。他说：“李某的这个提法好啊！我们的规则是国际的，但球队是社会主义的。”作为一项改革措施，设置资产管理公司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1986年，又出台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验条例，决定对六家大的国有企业进行试点。赛格的马福元很支持搞股份制，王石管理的万科是一个小企业，也很积极。有很多公司口头上说，我听你的，背后都不愿意做，像旅游公司、商业公司之类的。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向各个企业派去了董事长。同时，成立了深圳发展银行，也是股份制的。当时，在理论上完全明白股份制说不上，但本能上感觉要这样做，于是慢慢有了股份制。发展银行一成立，又是上市公开发行，自然就有了交易。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市场。

发行公众股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时候，要成立深圳发展银行，没有人买它的股票。推销800万公众股，最后有七八十万怎么样也卖不出去，就到机关来推销。后来，万科股票也卖不出去，就摆地摊，到处卖，摆个地摊随便买。到机关里推销的时候，我的秘书买了一点，买了4000块钱，我的司机和另一个秘书一股都没有买。那时候，没有钱，我的工资是200多块钱。当时，我不知道，一股都没有买，你别看我是个市长，不知道的事很多。后来，不是传我拿多少股？一查，我家属子女集中起来买了4000块钱，一人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我就让他们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的处长以上名单列出来给我看。这才知道，常委里面只有我、一个副市长和警备区政委三人没买，其他人都买了。我说：“大家都交公吧！”那种原始股如果留下来，不得了，涨了1000多倍！但是没有人留下来。

到了1988年，我到英国、法国、意大利考察。在伦敦组织一个投资基金、金融界座谈会，有些基金是很大的。我说：“欢迎大家到深圳投资。”有人说：“我的基金不能直接投资你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的股票，买你的证券。”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买？没有股票交易啊。回到香港，我说：“我看证券市场要从总体上考虑了。”找谁来做我们的顾问呢？最早找了日本的大和证券的宫琦永明，是日本很有名的学者，后来，还请了新宏基证券。我告诉他们：请你当我们的顾问，帮我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帮我起草一个建立资本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的方案，要有股份制公司，有证券公司，有登记公司，有证券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做宣传教育。没有股民，没有证券公司，没有股份制企业，没有交易所，没有结算单位，就不成为一个体系嘛。第二个帮我起草各种法规。我们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东西，把全世界的证券市场的各种法律制度都找来，高西庆都来参加过，他现在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原来也是搞证券的。当时集中了一批人。第三个帮我培训干部。办了四期的讲课培训，新宏基来了很多人。我一回到深圳，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我让主管副市长负责这件事。后来说，你这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

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从1988年开始筹建。王建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主任。给他50万块钱，找了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成立证券公司。到1990年，一切筹备工作都就绪了，而且那个时候场外交易已经不可控制了。这个时候，上海的人来了，把那套法规都给他们了。我们报给北京不批，他一报就批下来了。知道这个信息后，我说再也不能拖了。11月下旬，我把郑良玉等几个人叫去，开了一个现场会，参观了他们穿着黄马褂操作的那套系统。我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为什么不开？”他说：“没批下来。”我说：“不管了，你明天就给我开，试验嘛！”选了一个好日子，12月1日。上海是12月15日正式开业。我们这个叫作试营业，也没有什么仪式，后来又补办了一个，先“生孩子”后登记。现在，一般都说1990年两个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时，北京对这个东西很没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来还讲了这个话，说证券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试验嘛，试验不行再关嘛，关也可以慢慢关，留一点尾巴。我压力最大的时期是1990年、1991年。那时候，场外交易暴涨，控制不住了。1990年的8、9月份，最高时1块钱一股炒到130多块钱一股。如果上海没成立证交所，我孤军奋战，那可能就关掉了。如果只关深圳，不关上海的，也不好说。简单地说，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逻辑发展的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一些股份制企业，自然就引导出证券交易所。开始是柜台交易，还有场外交易。证券市场成立后，所有交易都赶到交易所去了。

至于“8·10事件”，这是1992年小平到南方视察以后的事。说实在的，就是一种领导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那时候，股票的发行方式是拿身份证来买。新市长来了，我认为就不用太管了。郑良玉他们也明白这件事有风险。他说：“我最后冒一次险，可以收回10个亿的发行费。”说10个亿政府做什么，想得很美好。他说：“搞了这次，下次就不再做了。”市委没有讨论，最后就出事了。一批发行6家公司，抽签1000万张，每一个人可以买10张认购券，中签率10%，没有风险嘛！中了一张签，可以赚一两万块钱。大家都知道这个能赚钱，把全国的身份证弄来买认购券。但是，在发行过程中有舞弊行为，比想象的还要厉害。很多人没有买到认购券，怨气很大，部分人上街游行。

那天晚上，我正好请陈慕华吃饭，郑良玉在。快吃完饭的时候，郑良玉嘀嘀咕咕扭头走了，他也不告诉我。我吃完饭，有人告诉我出事了！我回到传达室保卫处那个地方，郑良玉已经在那里了，张鸿义也在。当时，真是千钧一发！砸车、烧车，很快就到市政府来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大家束手无策。我说：“看来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把明年的发行提前到今年。他们来的目的是想买股票，你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即使没有舞弊，他也不满意。”有些同志说：“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吧？”我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他们也提不出来。当时只有这个办法，全部责任压在我身上，如果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话，撤职查办，不会涉及任何人。没有开常委会，就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做了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匆匆写了几条就广播出去了。先讲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不对，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会惩治腐败。最后说，现在决定，计划明年发行的多少股票现在提前发行，还是原来的地方卖。结果全都到那个地方买去了。广播完以后，马上召开局长以上会议。我说：“明天你们两个人到一个销售点，如果再发生什么舞弊行为，我就追究你的责任。”因为当时发行股票有好几个环节，能不能印出那个票来也是一个问题。我就找银行行长，我说，你能不能花点钱，先印出来500万张。他说：“恐怕印不出来。”我说：“印不出来也得印出来！”他说：“那我8点钟以前印出一部分，12点钟印出一部分。”我说也可以。这个环节也很重要，你没有那个票，怎么发？

凌晨1点钟时，第一个给我来电话的是罗干，说听说深圳受到冲击，周围的武警差不多都来支援了，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已经平息了。”他听完以后没吭声。过了半个小时不到，丁关根又来电话，我又给他报告一遍，丁关根也没表态，他也不好表态。再过一会儿，李鹏来电话，我给他报告完了以后，他说：“你这个办法行吗？”我说：“事情已经平息了，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都去排队买票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还得给你报告一下，得到你的认可。除了这个办法，神仙来都挽救不了局面。”他说：“你在第一线，了解情况，就按照你的意见办。”我真的非常感谢他，这就等于我的做法被认可了。但是，他讲得很科学，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最终追究责任还是我的责任。

早上8点钟，机关干部早早就去看，开始卖了。我去看后说：“我得回去睡一个觉了。”刚躺下，谢非又来电话。他是省委书记，我给他报告，包括李鹏的表态都给他报告了，他也一句话都没说。我就想，这也看得出对我的工作支持的水平问题。那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各地的武警都来了，我还一个一个地去拜访他们，感谢大家。我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一次。假如发生重大流血冲突事件，我怎么向中央交待？我当时来不及请示，如果请示，上面几个小时不给回答，我也死定了。这边一冲边检、冲机关，发生流血事件，那就不好收拾了。说实在的，我也有七八分把握，这个办法是最简便的办法。我出差到新疆，还打电话回去问看有没有发现造假，说一张都没有，我就放心了，如果再发现造假又会出问题。我们做事第一要有科学的态度，再一个要敢于负责，处分就处分吧，不能让国家出大事。

因为这件事，我落了一个通报批评。我从来没有被通报表扬过。这件事最后的处理是，张鸿义是主管副市长，负直接领导责任；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李灏负一定领导责任。我也被通报了，如果不通报，我也不安心。谁都知道，书记是第一把手。因为这件事，郑良玉调走了，到江西当副省长，也没降他的职。张鸿义调到香港中银去了。他们当时好紧张，我是比较坦然。有一次，李光耀来，计划市长出面接待，我不出面的。李光耀问：“李灏到哪去了？”有些不高兴了，他还是想跟我见面。最后决定，我跟郑良玉一起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