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股份制改革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厉以宁（1930～），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口述者：厉以宁

访谈者：薛小和

时间：2008年10月31日

地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办公室

整理者：薛小和

一参与计划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

1983年下半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办公室。当时，根据中央的安排，国家体改委和国家计委成立了一个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小组，我代表胡启立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我记得，体改委的牵头人是廖季立，计委的牵头人是柳随年，还有魏礼群、贺光辉、杨启先、徐景安、郑洪庆、王琢、贺镐圣等一些人。这个小组有12个人，主要是研究计划体制怎么改，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方案。

胡启立关照我，会上多听人家意见，大家一起讨论，别把你那一套全讲出来。所以，在会议上，我的发言都是很温和的，实际上我内心要激进得多。我最早谈股份制改革的观点，是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会议上。在这一年的全国劳动就业会上，我也提出了这个观点。我的股份制改革的观点，胡启立是同意的，他也跟我讲了，曾对耀邦同志做过汇报，耀邦同志也同意。当时，最了解我思想的有杨启先，还有徐景安和郑洪庆。柳随年是代表国家计委去的，思想不解放；后来他到全国人大以后，思想可解放了，我俩谈得非常好。我们很多部长都是下来以后到了人大，思想就转变了。

当时，研究的改革方案还是很保守的，主要是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廖季立的思想不保守，但他也说：“计划为主导，计划代表国家意志。”在小组里，没有说全盘学西欧的，谁都不敢改变国家计划为主的提法。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后来写在我的书里，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后来才提出来的，当时提的是‘计划经济为主’。所谓为主，指的就是主导权，就是要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当时，是这样来讲计划经济的，只要主动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就行，大家都不敢触动“国家计划为主”的概念。

那时候，我不参加外面的一些会议。比如，请我到莫干山参加会议，讨论价格改革，我没去。一方面是因为跟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认为价格改革不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胡启立办公室工作的原因。这期间，我也没有发表什么文章。实际上，到了1983年底，反精神污染，这个小组就讨论不下去了，但我留在书记处工作。

在书记处工作期间，我感觉，胡耀邦并不太懂经济，但是别人的意见他会听的。有时候，我和胡启立一起去他那里聊天。有一天晚上，有电话来，让我到胡耀邦办公室去。我当时住在中央警卫局，所以很快就赶过去了。胡耀邦和我谈经济问题，谈改革开放，加快步伐，谈14个沿海城市开放。他还说：“高消费有什么害处？要鼓励消费。”胡耀邦的思路就是今天花明天的钱嘛！我感到，胡耀邦看出了扩大内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候觉得消费不要太超前，要适度。他说：“中国人没有汽车。如果有汽车了，全国的成年男女都会开车，这是好大的人力资源啊！战争一打起来，全能够上前线。外国人都会开车，要上前线，开车就上去了，中国人不会开车不行。”他净讲这些东西，但思想很活跃。胡启立也挺有意思。因为他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要跟胡耀邦保持一致，还是要搞改革开放的。胡耀邦在经济上并不内行，但思想是很超前的。那时候，赵紫阳在国务院，他不管这边的事，我们这边由中央书记处管。

1984年3月底，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决定，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讨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问题。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讲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那是个很正式的会议，我不理解他们在谈什么东西。王震讲：“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宴会，你雕一个凤凰摆在那里什么用啊？不如吃火锅，大家一起吃。”就谈这些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坐在后排，跟秘书们坐一块儿。我边上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副市长阮崇武，一个就是海南的雷宇。会上，大家先谈一些与此话题不相干的东西。比如胡耀邦说：“济南到青岛修的高速公路，不让农民的拖拉机上路，农民不骂娘才怪呢！”因为第一次参加，我觉得，中央的会议怎么就谈这些内容呢？但是，大家对深圳特区是一致肯定的，会上没有人反对，都认为改革开放步子不能慢，要加快。主要是考虑趁老人们还在，赶快推。最后的讨论结果还挺好的，14个开放城市都批下来了。

开完14个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会议后，我就回到北大工作了。但和那边还是有联系的，我不在那儿上班了，可还在那儿住啊！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工作6天嘛！一到礼拜六晚上，薄熙来就派车把我送回来，不过，从这时开始，我就便于写东西了。我是在1986年才彻底离开的。

二向中央提出股份制改革的思路

1984年以前的改革，主要是从外围进行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设等等。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主要是国有企业，那么，城市改革怎样搞？

当时，吴敬琏的改革思想占上风，因为他是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他提出，应该放开价格。我记得，在一次会上，他说：“穿衣服，扣扣子。第一个扣子扣错了，下面三个扣子就全错了。”他说：“第一个扣子应该是理顺价格，价格理顺以后就是价格放开了。”当时，国务院接受了这个观点。所以1985年开会的时候，很多是讨论价格问题。在这些会上，对于价格问题，我始终没发过言；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也没发言。因为国有企业当时搞的都是放权让利呀！我认为，这些办法不解决问题。到了1985年下半年，有比较可靠的消息说，到1986年，价税财联动方案可能就要出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紧急了，必须要谈我的观点了。

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做了一个报告，叫作《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就是要从国有企业入手，动产权。对于这个讲话，外电报道得相当多。我看到的包括香港的报纸、美国的报纸，说：“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改革的想法，就是要动所有制。”后来，中央财经小组的领导张劲夫同志看到了这个报道，他告诉我，他一看到马上转给赵紫阳了，并对赵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意见还是可供参考的。”据说，我这个讲话对赵紫阳有一些影响。

到了7月份，放暑假了，我带了一批学生到哈尔滨去讲学。这批学生当中有现在非常有名的人物，像经济学院的院长刘伟，那个时候他是刚毕业的硕士生；像北大管理科学中心的副主任朱善利，那时候也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有孙来祥，他现在在英国伦敦大学做教授。邀请方当时说：“你们讲完了课，去镜泊湖游览一趟。”所以，我们定好了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火车票。没想到，在刚讲完课的当天晚上，黑龙江省委派人来找我，省委副书记周文华说：“中央和国务院来电话，让您连夜赶回北京。”我问：“什么事啊？”他说：“大概有什么事跟你谈谈。”当然，他也不知道什么事。这样，大家就没法去镜泊湖了，他们就跟我一起回北京了。

回北京以后，8月19日，是安志文、鲍彤两个人找我谈话。他们说：“赵紫阳同志让我们来听你详细讲讲，为什么不能搞价格改革？为什么要搞企业改革？”所以，那天全是我在讲，我给他们两人讲了一上午。他们做了详细记录，都没有表态。他们就是听，代表赵紫阳来听，然后问了一些问题。我大概讲了这样一些观点：“中国为什么不能让价格改革领先？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国跟西德不一样。西德是一个私有制国家，它的企业都是私有的，所以1948年西德搞改革，搞‘休克疗法’，把价格一放开，企业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突破的突破，该发展的发展。私有企业能适应优胜劣汰的环境，市场价格一理顺，企业就变活了。所以，到50年代中期它的经济就复苏了，到50年代末期经济就起来了。而中国则不行，因为中国是公有制经济社会，公有制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清楚，没有人负责，企业是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放开价格以后，企业被挤垮了，国家还要兜着，放开价格是没用的。”当时，说到这里，安志文和鲍彤都点点头。我说：“还有第二个理由，西德是在美国帮助之下搞改革的。当时，有马歇尔计划，有大量的美元支援他们，所以物价一放开，就进口粮食、进口石油，一下子就把物价平下来了。中国这样搞，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物价会上涨，会发生抢购，会发生挤提存款。有哪个国家能够出一大笔美元来帮助中国搞改革？这是第二点。”他们俩说：“有道理。”我讲：“更主要的问题是，价格改革是改革了环境，但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政企不分的，产权不明确的，投资主体也不明确的，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如果不改企业，光改价格，环境搞好了，也没太大用处。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要动产权，所有制改革就是要明确产权，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好的办法。”

我还对他们讲：“价格改革不能试点，一改就是全国都改，而企业改革可以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所以，若是先改价格，那全国不就都乱了？这是一条。第二，价格改革有可能一夜之间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比如，价格放开了，放开以后是通货膨胀，然后物价上涨，老百姓抢购了，刹不住了，就暂停。结果，一夜之间又回到计划价格了，这样风险太大了。企业改革可以是渐进的，一步步总结经验，第二批就比第一批更有经验，它只能前进不能倒退。比如，让老百姓买了股票，你宣布股票作废，行吗？”这些观点我的文章里都没谈，因为这两个问题太敏感了。我当时还讲：“我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讲了产权应该明确，还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价格改革是外因，企业改革是内因。此外，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是第一性的，流通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生产。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企业改革是生产领域的改革。”我说：“你们向上面汇报，应该这么汇报。”他俩都笑了，特别是鲍彤，他说：“真有你的！”据我所知道的，他们汇报上去以后，中央有所考虑，价税财联动方案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这一年的10月和11月，赵紫阳听了杨培新三次汇报。杨培新向赵紫阳介绍了德国专家施耐德和瑞士专家林德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价格改革上，应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上。”我后来得知，赵紫阳当时表示：“国内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论点，比较系统的是厉以宁。厉认为，要搞市场机制，在法制不完备情况下，不宜搞价格改革。这种观点，可以慎重考虑。”当时，外面传说，赵紫阳跟我很熟。实际上，我跟赵紫阳并不熟。有一次开会，好几个人都去了，我也参加了。赵紫阳问：“厉以宁今天来了没有？”其实，我就坐在他对面，别人告诉他说：“这就是厉以宁。”这是我和赵紫阳第一次见面，可见以前是不熟的。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南院，即中央办公区，他在北院，即国务院办公区办公。

三股份制改革一波三折

1986年的秋天，大概11月份，胡启立带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当时，股份制的试点是在四川，重庆是包括在四川里的。我们先到成都，再到自贡，再到重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是杨汝岱，他一路陪着我们。重庆的市委书记是廖伯康，市长是肖秧，他们全都同意要搞股份制。肖秧提出来，重庆很困难，让重庆做试点吧！杨汝岱同意了，胡启立也同意了，说重庆是四川的地方，四川试点就包括重庆了。我在那里做股份制改革的报告，在成都做了，在重庆也做了，当时的气氛是热气腾腾。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胡耀邦下台了，就开始改戏了。据我所知，我们能够到四川做调研，准备在四川做试点，耀邦是同意的。这样，由胡启立带队，他心里也比较踏实。赵紫阳也是同意的，他说：“先试试点嘛！”第一个阶段搞股份制试点的情况就是这样。最集中论述我当时观点的一本书，是1987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是所有制改革的探讨，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文章。

前些天，我碰到胡德平了。他说：“有人说，胡耀邦反对股份制，我是不同意的。”他问我：“你们到四川做股份制的调查，准备在四川试点，耀邦同志知道吗？”我说：“他是知道的，耀邦若是不知道，不同意，胡启立去干嘛？！”前不久，我和胡启立在电话里聊天。他说：“最近，我跟杨汝岱在一起谈咱们那年到四川去。杨汝岱讲，当时要是听了厉以宁的话，在四川把股份制搞起来，四川经济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胡启立告诉他，当时耀邦都挨批了，厉以宁也挨批了，谁还敢搞啊？”

胡耀邦挨批后，赵紫阳说还得搞企业改革，但改为承包制了。企业全面实行承包制是1987年初出台的。搞了大半年后，到了年底就不行了，不解决问题。我从来就不赞成“放权让利”这个提法。在我看来，放权应该叫还权，让利这个说法也不通，首先要明确产权。企业改革这些做法，包括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还有承包制，不动产权问题是不行的。就跟农村改革一样，必须先明确产权，包产到户有产权问题，宅基地也有产权问题。产权问题一明确了，那问题就好办了，下一轮改革浪潮就起来了。因此，对于承包制，我当时不表态。我觉得，放权让利、承包制都没有用，那时候我讲股份制都是在内部场合谈。

我认为，国有企业被一些所谓的改革给害了。当时，报纸上渲染的都是承包制，最早搞承包的，像马胜利，后来都不行了，首钢后来也一样。国有企业跟着假象走，后来学邯钢，其实邯钢都改股份制了，所以说这是一种假象。当时，有一个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就有股份制嘛，中国跟东欧波兰合资搞轮船航运公司，就是股份制。是中国的合资企业，产权很明确嘛！”然而，理论界的人不敢露头，马洪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上面不同意，他自己能讲吗？

1987年，承包制问题出来以后，我说：“承包制层次太低了，承包制是一个买卖关系、合同关系，它不解决产权问题。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搞承包制，很可能搞成短期行为，企业去拼设备，不去积累。还有一条很重要，企业都学首钢，首钢是特殊政策的产物，你能把这个特殊政策给所有的承包企业吗？”这样，承包制不解决问题，经济又下滑了。到1988年，又重新提出来还是要搞价格改革。

赵紫阳虽然对股份制有意见，但是他不主张批股份制。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很多人说要批厉以宁，但是最后的名单里没有我，有王若水、刘冰雁、方励之等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苏星起了作用，他是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把我的文章送给苏星审查去了，说：“人家都说厉以宁的文章有问题。”苏星看了以后说：“这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他还说：“国民经济按部门不同，国家控股比例可以不一样。”他引了我的一句话，重要的行业国家控股。他说：“这不叫私有化。”苏星的改革观点并不积极，但是他人好，实事求是，不会做落井下石的事情。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电梯上遇到他，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不用谢，我是实事求是。”

据说，1988年夏天的价格闯关，是邓小平的意见；结果，还没“闯”呢，全国就开始抢购了，只好叫停。这个时候，又回到了股份制改革这条路上来。1989年3月底，我接到通知：“4月27日，国务院召开股份制改革研究会议，请你出席，并准备发言。”那时候，我还是人大常委，刚开完两会，就开始准备发言了。没想到，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去世了，学生就上街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月27日学生都上街了。所以，我去国务院开会的路上很困难，汽车在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才进了中南海北门到了会议室。我发现，那天开会，稀稀拉拉没来几个人。本来，准备开一天会，还不到一个小时，就说大家回去再准备吧。6月以后，开始了第二次批判股份制。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一段时期，我主要是去搞环保了。1989年10月1日，国庆40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健把我叫到边上说：“你的观点是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你就跟我做环保工作吧。”那时候，宋健是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我就做顾问了。当时，江泽民的决策还是挺有意思的，外面批判股份制，他不管，在内部还是继续往下搞。正是在1990年批准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批准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不要讲那几年改革全停了，不符合事实。当时，如果中央不批准，能够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吗？这说明，股份制改革并没有停，而是做好了客观的准备。

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又开始呼吁股份制改革，可是朱镕基反对。他和我都是全国人大湖南代表团的代表，他跟我说：“你那个股份制啊，不切实际的。中国没有那么多企业家，股份制是要有企业家的，中国还是承包制好。”我说：“没有企业家，你一搞股份制自然就会有了。哪儿有天生的企业家？没有股份制的实践，哪儿有企业家？”

8月，我做全国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这是万里委员长提名的。在《证券法》草案审议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争议较大。12月，江泽民把我、法律专家王家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百甫，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股份制问题。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王家福从法律的角度讲，陆百甫从政策的角度讲。江泽民听了以后，他说：“我从来主张，要搞就搞大的。大的不搞，股份制全是小企业，那怎么行啊？”所以，他很同意搞股份制。散会之后，江泽民送我们出来，他跟我悄悄地讲了一句话：“我还得去说服朱镕基。”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留作历史吧。

当然，朱镕基后来也同意搞股份制，他不但同意了，还邀请我陪他去考察。我说：“我太忙了，去不了。”他也想改善改善关系嘛！我对朱镕基有一条是肯定的，朱镕基抓打击走私，把外汇储备搞起来了。以前，中国外汇才几百亿美元，1996年突破1000亿，后来突破1万亿，这是对的。所以，我说这是朱镕基的功劳。当然，中国外汇太多也不好，但是至少有那么多吧，太少的话也不行。

此后，开始了大力推进股份制的进程。到十五大正式明确了，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那就更明确了。

四几点补遗

据我所知，世界银行报告谈的股份制，实际上没有联系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外国人谈股份制，以为中国和西方一样，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包括张五常和一些海归派，都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改革要从现实出发。我在1986年的文章中提出“存量”和“增量”的概念，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股份化，分两步走。比如，这个企业有10亿资产，这是存量；上市发行3亿，这是增量。存量这一块不动，双轨制，层层推进。所以，股份制也是双轨制，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1986年12月份，1987年1、2月份的《中国改革》上连续三期登我的文章，论述存量、增量分开搞股份制的观点。当时，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学者说：“全世界哪有这种体制啊？不伦不类的，应该流通的不流通。要跟国际接轨，应该是全盘流通。”他们不了解，当初若是选择全盘流通，方案根本就出台不了，那些老同志不反对才怪呢！别人告诉我，我的文章发表以后，老同志说：“存量都不动，占大头，行啊！集资，来钱，有什么不好？”实际上，我提出的方案就是要让老同志们放心嘛！就这样搞了10年，大非小非不就从这里来的吗？叫股权分置改革嘛！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合为一股，双轨并单轨。不经过这样一个双轨制，在计划体制国家是很难转变的。所以，股份制改革是双轨制，价格改革也是双轨制。但问题是，机制不好转变，国有股份占大头，它就不流通，那怎么行？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就必须双轨并轨，搞了几年，这才搞成。

“厉股份”这个称号，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听说，最早是《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它没有提到“吴市场”，也没有提到其他几个人，就把我的名字叫“股票先生”，“Mr.  Stock  Market”。我从改革一开始，即1980年就谈股份制，一直没有停止，三次遭到批判。第一次是胡耀邦下台，第二次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第三次不明显，主要是朱镕基反对。我的几个理论，他都反对。从1993年开始，我讲：“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热一点不会出大问题，一冷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

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三个层次的争论。第一个层次，是不是私有化？这是人家最反对的。我当时是说，重要行业是国家控股。第二个层次，中国会出现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均。这个问题主要在管理上。第三个层次，股份制不如承包制。承包制是社会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这完全是错误的。承包制有几个企业搞好的？没有搞好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在大连棒棰岛碰到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他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讲：“咱们搞改革，多艰难啊！几次挨批的都是你。”

有一种说法，说厉以宁不重视价格，其实我是产权为先。近几年，我不讲双轨制不好，也不说价格改革不对。我认为，价格双轨制不要否定，有它的一定作用，双轨制必须走。我的观点是，应该明确产权以后再放开价格。上次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李克强来了，几个常委都来了。我说：工业、农业，产权已经明确了，现在就不要搞计划价格了。不然，净吃亏呀！把农民的价格弄得那么低干吗？越南大米每斤三元九，泰国大米四元二，黑龙江大米一元二。价格是有补贴，才加一毛钱，又补贴不到农民手里面。农民到外面去打工了，他没法再种地了。所以，我主张，农民粮食价格提高一点，给城市公务员发工资补助不就行了吗？何必绕一道弯子，补贴农民。结果，现在出现好多情况。我在外面调查，广西大米涨得跟越南大米差不多了，出海了，转个弯，又回到了深圳。当时，广州书记还讲，冒充越南大米卖，卖三块多钱一斤。变成这样了。现在，石油价格到了每桶石油一百三十元，我们还在补贴。结果，香港一天过来五万辆汽车，到大陆这边来加油，香港是咱们的同胞不管他了。外国民航公司的飞机到北京，油箱都是空的，也到这边来加油。中国纳税人的钱都补到外国去了，是吧？

据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的股份制企业是乡镇企业。农民为了集资，办了股份制企业，他们是实践者。我的贡献在于，指出要用股份制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这是最重要的。要建立市场经济，不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就不能解决问题。不是把股份制当成一个集资的手段，产权明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基础。微观经济基础有了，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在我看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体制，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前三十年搞了国有企业改革，只完成了一半；第二部分现在刚开始搞，也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城乡一体化，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我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