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的事实真相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白美清（1931～），四川双流人。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秘书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商业部、内贸部副部长兼首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中谷粮油集团、大连北良公司董事长，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会长。

口述者：白美清

访谈者：鲁利玲、余希朝

本文是白美清同志在2008年4月自撰的初稿基础上，于2013年1月22日接受中国体改研究会改革资料库的访谈，后根据当年的工作笔记和参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修订。——整理者注

时间：2013年1月22日

地点：白美清办公室

整理者：鲁利玲

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中遭受的一次大的失误与挫折。可以说，是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改革的事实真相如何？前因后果如何？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当时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任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的副主任，亲身经历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力求将这一事件的真实真相表达出来，使之能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能从中得到教益，使今后的改革得到借鉴。

一价格改革闯关的由来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以来，在物价改革上，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80年代初期，实行了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先后调整了农副产业品、主要副食品和部分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1983年初，又决定调整化纤品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取消统购统销实行多年以来的布票，受到了多方的好评。在实行主动调价的基础上，又先后实行了对部分农副产品的议购议销，对工业品以国家定价为基础的浮动价格。1982年9月至1983年9月，又连续放开510种小商品的价格，使之脱离计划价格管理的范围，实行市场价格。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对粮食和农产品的统购派购，粮食改为合同订购，订购以外的实行议购议销、市场价格。1984年、1985年，除必要管理的部分商品价格以外，其余陆续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这样，生产资料和若干重要商品就逐步由单一的国家定价（计划价格），演变为国家定价与市场调节价并存的双轨制的局面。于是，到1986年、1987年，价格改革就逐步转到“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阶段。

价格改革后出现的双轨制，比单一的计划价格有了进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但负面效应也逐步显露出来，如地方和企业自发涨价或变相涨价，推动了物价上涨，加重了人民负担。国家财政补贴又逐步上升，到了1987年、1988年，各种补贴已占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影响了国家对发展和建设的资金投入。同时，又助长了投机倒把，出现“官倒”，使腐败之风有新的蔓延。所以，解决双轨制的问题，就成为当时价格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摆在中央高层面前绕不开的难题。如何解决，就成为当时改革要过的一道难关。这就是价格改革闯关的动因。

据我所知，当时，中央领导人开始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在经济连续高速发展的好形势下，经济生活各方面绷得很紧，货币投放过多，通货膨胀已经出现，而且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84年为15.2%，1985年为13.5%，1986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增长8.8%，1987年为11.6%，1988年即使出现了抢购等，当年仍增长11.3%。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五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幅度，由1984年的2.8%，上升为1985年的8.8%、1986年的6.0%、1987年的7.3%，对物价的社会承受力有限，各方反应较多。

引自赵紫阳讲话和作者工作笔记。

1987年初，赵紫阳就对我说：“物价问题，要认真重视一下，要搞一点安定民心的东西，要总结一下经验。第一，今年出台的东西，要重新考虑；第二，报纸宣传要进一步表态，物价要基本稳定；第三，要加强物价检查，反对乱涨价。物价问题要很好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出乱子。”

据此，经研究后，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到了9月，全国计划会议、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部署1988工作时，赵紫阳又强调：“明年（1988年）必须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并且要突出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要从紧，要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同时，要保持生产的稳定增长。”尽管1987年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当年的物价指数仍然超过预计，到1988年初总结1987年工作时，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考虑，是否价格改革的步子干脆加大一点，与其自发地涨价，不如快刀斩乱麻，主动地调价，“长痛不如短痛”；还考虑在经济上升时，搞价改较为有利，到经济下滑时就难办了。这些考虑逐步占上风。

1988年1月2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讨论经济形势时，赵紫阳说：“过去是隐性通货膨胀，是压抑型的，有钱买不到东西。过去没有通货膨胀这个概念，而是买东西排队。现在通货膨胀表现出来了。”还说：“这两年是否在物价调整上过于谨慎，反而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还想得不成熟，可能调了以后，反而更好一些。”“物价，不能一步到位，搞大改；也不能因为困难就踏步不改，改革，包括物价改革都不能停步。”

引自作者工作笔记，1988年4月18日。引自作者工作笔记，1988年5月2日。

4月18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鹏布置5月份出台副食品由暗补改明补的政策。并指出，有的省先出台，影响其他省产生波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把物价控制在有效范围内。

在国务院4月22日召开的调节收入的座谈会上，姚依林说：“最近几年物价上涨避免不了。粮食的价格要花几年时间逐步提高，副产品的价格也要提高。另一类是生产资料，如燃料、石油等。如果没有石油基础价格提高，石油的发展是不行的。石油今年全行业亏损；煤炭今年国家补贴十几亿元，很快会变成煤短缺。运输业有个提价问题，这势必影响整个原材料工业，影响到发电行业。面临价格改革的问题拖不过去了。在考虑长期计划时，要把价格问题当作很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价格变动，每年要控制在10%以内，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牵动工资，牵动人民生活。工资制度也不可能定死，也要有总体规划。在变动期间，我们势必要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有工资的提高；另一方面要补贴，最低生活要有保证。”5月2日，姚依林听取北京市副食品暗补变明补情况汇报时又说：“物价非闯不可，不闯过这一关，改革过不去，这一点干部要有统一认识。”“发展到现在，工业水平要提高一步，就要过物价改革关，希望价格不提高是不现实的。提高价格的幅度，能稳一点，每年不超过10%，希望人民的生活相应提高。现在，还是希望物价能提到一定水平，今年办不到，今年农业减产，零售物价指数达到17%～18%。而工资水平提高，很可能达不到17%～18%。提工资也好，补贴也好，需要进一步研究，两者要并用。不能说这些措施就能解决理顺价格的问题，恐怕还要打四五年的硬仗。考虑提价问题，各地千万不要搭车。”

5月初以后，价格改革的准备工作加快了步伐。5月13日，赵紫阳召集马洪、安志文、房维中、罗干、严忠勤、张琪等座谈当前物价和工资改革问题。赵紫阳在会上说：“今年的问题比较大，物价指数比较高。不能年年如此，每年如此吃不消。但价格问题多，不理顺不行。看来，趋势无法避免，只有市场调节，价格向放开发展。搞市场调节，国家如何影响市场？一方面，经济不失去平衡；一方面，有些一时放不开的有步骤进行。”他指出：“从当前出发，展望未来，看工资问题、物价问题怎么办。经济高速发展还有几年时间，趁此时间理出头绪，避免东欧情况。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理顺，速度下来了，各种矛盾都出来了，再改革，理顺这些东西，就得靠降低人民的收入。”他还说：“今年物价太高了，今后要有一个总的控制。比如，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在10%以下，8%、9%、10%，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研究一下国际上路是怎么走的。达到这个程度，以后每年物价指数控制在2%～5%，长期稳定下去。现在没这个经验，如何驾驭这个东西？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把价格理顺；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使分配合理。”会上，大家议论，物价局同志说：“不算通货膨胀，大体上涨50%，可以把价格理顺。”体改委的同志说：“五年时间，每年增长10%，有的放，有的管，逐步达到目标。”经过讨论，得出了今后五年每年物价上涨不超过10%，力争基本理顺物价，工资相应增长一倍左右。赵紫阳还说：“今年物价过去了是大好事，过不去是大坏事。”这次座谈会酝酿的意见，就是以后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框架。

引自作者工作笔记，1988年5月16日。国务院物价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副主任白美清，成员有闫颖（国务院副秘书长）、房维中（国家计委副主任）、迟海滨（财政部副部长）、邱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严忠勤（劳动部副部长）、陈耀邦（农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商业部副部长）、成致平（国家物价局局长）、张祺（国家物价局副局长）、马祖彭（姚依林秘书）。

决定性的是5月16日、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制定五年（1989～1993）物价、工资改革的方案。赵紫阳在讲话中提出：“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城市达到15%到18%，是改革以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据物价局讲，今年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差缩小，有些产品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也有改善，但形势仍然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什么措施。大家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搞好了，会给今后的改革打下好的基础。过好这一关，不出大的问题，要进行全面的部署。”他还说：“今后工资和物价问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系统的方案，纳入改革的规划之中。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系统的方案，分步实施。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过这一关。先搞一个从现在到1993年的五年计划……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今后几年之内，群众和社会最高承受力能达多少，在这个限度内，连续几年把价格理顺。要弄清楚物价要理顺什么东西，每年上涨多少，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理顺，都应有规划。如我们说每年物价上涨8%～10%，五年时间就是50%～60%的上涨幅度，五年时间这个幅度，把价格理顺有无此种可能？也可分别计算，每年上涨6%、8%、10%，这样需要十年、五年或三年时间？时间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要算账。”“物价定到这个盘子，必须在工资方面有措施。要考虑物价、工资和经济的发展，三者统一考虑。”他还谈了公平分配、党政机关廉洁、提高工业企业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他最后说：“总之，今后几年是改革的关口，如何坚决而又谨慎的渡过，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这些都是不能回避，不能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样拖下去，把有利时机丧失，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解决。对此，我们必须有统一而清醒的认识。”在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又说：“物价改革，不有计划地搞，各地就自流地搞、自发地搞，付出的代价大得多，造成的矛盾大得多。现在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表示赞同赵紫阳的意见。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李鹏说：“紫阳同志提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工业速度高，农业情况也好，主要是物价方面议论太多。在我国，物价非改不可，也没有回头路好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调整无长远规划，事先不清楚。整个也要有中期规划，今年内改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明年干什么，五年之内达到什么目标。赞成紫阳同志提出的对工资、物价做长远规划。中央决定，全党执行。”

姚依林也说：“我赞成物价从现在搞下去，是不是能够做到五年内理顺价格，理顺也只是初步理顺。国内市场在变化，国内需求也在变，但我们要集中一段时间，把它初步理顺。今后五年，比如每年价格上升不到10%，实际工资超10%，这样价格改革就可继续搞下去。”这次常委会上决定制定五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为了制定五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会议决定由国务院组成以姚依林为主任的物价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由姚依林提名，由财经各方面的负责同志13人组成，

集中了国务院经济工作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意在尽快制定一个较好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5月30日，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上，做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发言。他在“关于物价问题”一节中指出：“今年将是我们改革以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有国际市场商品涨价，特别是进口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就必须理顺原来极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必须看到，我们的整个物价体系还远远没有理顺，例如粮食价格、石油价格、运输价格等等，都是极不合理的。许多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生产，但长此以往，流弊很大，这些问题有待解决。”“为了过好物价改革这一关，要做通盘打算，制定一个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物价改革计划，不能只是应付临时遇到的问题。比如，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物价指数每年上升多少为宜，大约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逐步理顺，在工资、利率、思想工作方面采取什么配套措施等等，这些都要纳入计划之中。能否考虑，大体五年左右，把价格问题初步理顺。物价改革总的方向是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并使之接近国际市场价格。”“需要放开的物价，有些可以一步到位，有的可以先实行调放结合，然后再一步到位，在价格改革的五年总体方案中，明年这一步如何走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做到社会震动不过大，而又能在理顺价格和促进生产方面真正解决一些问题。”到了5月底，结束了酝酿方案的工作，正式转入制定工作。以上，就是当时价格改革的背景和酝酿过程。

二《1989～1993年的物价、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制定

引自国务院常务会议记录，1988年8月8日、9日。

从1988年6月2日起，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先后召开十多次会议，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制定了《关于今后五年和明年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设想》。经讨论修改后，8月5日到9日，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据我的了解，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赞同，也有同志表示了担心。在8月8日讨论中，宋健说：通货膨胀控制不住，是本届政府的危险。通货膨胀严厉的措施少了一点，显得很仁慈，决心不大。经讨论后，李鹏最后总结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物价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修改和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

引自会议记录，1988年8月17日。

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赵紫阳主持会议，姚依林就《物价、工资改革初步方案》做了汇报。会上，讨论得很热烈、很认真。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说：对方案是支持的，很难想出更好的方案（赵紫阳插话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一方面支持，一方面担心。现在，群众心理承受能力比较低。针对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好处。大家还就改革方案的内容、加强调控、控制通胀、发挥全党优势、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8月17日上午，赵紫阳根据会上讨论的结果，归纳为10个问题，作为会议的结论。（1）原则批准国务院提出的物价、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审定。（2）物价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3）改革中最重要的困难，也是大家顾虑最大、信心不足的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大。其实，我们在解决通胀上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有很大回旋余地。（4）整个这次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决定于物价改革方案本身，而且决定于企业机制和市场的培育与形成。（5）关键在于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次改革有成功的极大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关键是全党要统一认识，重大措施令行禁止，统一行动。（6）这次价格改革的重大措施，如压基建、压集团购买力、培育市场、住房商品化等都要有具体方案和有力措施，有负责执行的机构和监督的组织。（7）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控制中有的要用新办法，也有的要用老办法。（8）进一步搞好党政机关的廉洁，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摆在重要日程，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9）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10）在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此前，召开党外人士会议和专家会议。赵紫阳发言后，习仲勋、乔石、胡启立、王任重、万里、杨尚昆、吴学谦、宋平、宋任穷、张劲夫、彭冲、丁关根等先后发言，表示同意，争取成功，避免失败。

事实说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物价改革方案是认真的，并不是草率的。会议通过的《物价、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把价格改革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突出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价格改革这一关非过去不可，既绕不过去，也不能再拖。”方案分六部分：一是价格、工资改革的必要性；二是改革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三是1989～1993年价格、工资改革的轮廓设想；四是1989年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五是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六是必须采取的配套措施。此方案经修改后，在9月份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审定。

引自《国家体改委快报》1987年第13号。引自《国家体改委简报》1988年第1期，贺光辉、高尚全与林德的谈话记录，1988年7月22日。

在制定方案前后，除了国务院物价委员会仔细讨论了数十次外，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也邀请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如要“管住票子，放开价格”；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此外，还较为广泛地听取了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如吴庆瑞（新加坡）、林重庚（世行专家）等。林重庚就提出：“搞商品经济市场，核心是价格。现在价格改革放慢，全力推进企业承包，在市场情况混乱情况下搞活企业，前景令人担忧。应当控制企业改革的步伐，首先改革价格体制。”

美国邹至庄教授也说：“中国目前正大力推行承包责任制，但不能把价格改革搁置一旁。确实，在企业经营机制尚未得到改造的情况下，改革物价难以显示应有的效果，但这并不是说，非要等到企业改革完成后才着手物价改革，这是不存在一先一后的关系，应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教授也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如果价格改革不成功，改革在总体上就是不成功了。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整个经济就无法合理运转。如果你们能在一星期完成价格改革，当然很好，但不知你们的人民承受能力如何？为此需付出的社会代价如何？所以，我主张大体上用五年时间改革价格。如果拖得时间太长，将失去价格改革的威力。”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是较为认真听取了国内外专家意见，注意集思广益的。

引自国务院特区办、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田纪云同志会见吴庆瑞博士谈话记录》，1988年10月14日。

价格改革在8月下旬遭受挫折后，当时中央领导仍十分注意听取各方意见，研究改进办法。10月7日，田纪云副总理会见新加坡吴庆瑞。吴庆瑞指出：“国际经验表明，通货膨胀的原因有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两种。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上造成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认为，这次通货膨胀是以往几年积累起来的问题表现。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价格改革在目前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不要再放开。但一旦控制了，改革就要加快进行。价格改革会造成物价上涨，但这种短期痛苦是应该忍受的。进一步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一是可以彻底停止价格双轨制，消除由此带来的困难和弊端；二是使各类企业能在合理的条件下平等地竞争，并促使企业采取先进的管理办法。要避免每三至五年就出现一次经济过熟——紧缩的周期，改善宏观调控。”吴还建议，在国务院领导身边成立一个高级咨询委员会。

引自《安志文、刘鸿儒同志关于和台湾经济学家座谈的报告》，1989年3月25日。

1989年3月，中央又派安志文、刘鸿儒到香港，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副院长于宗先，美籍华裔教授邹至庄、费景汉、顾应昌、刘遵义等人进行了长达四天的研究座谈，就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物价改革等问题详细交谈。这些专家主张，政府的经济政策，除特殊情况外，应尽可能与市场的供求力量相配合，在有效管住货币的前提下，坚持放开商品价格，实行贸易汇率自由化和资金利率市场化。他们总的认为：“大陆经济改革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的目标要建立‘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路子是对的。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经济角度，并不算很严重，包括通货膨胀18.5%在内，比台湾50年代初期的困难要小得多。只要措施正确，实现经济继续稳定增长，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应当是有希望的。”关于价格改革，他们一致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凡市场机能灵活运行的国家和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都是超前的；凡市场机能滞碍不畅的国家和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相同的国家相比，都是落后的。要是市场机制能很好发挥作用，必须改变政府管制价格的制度，不仅实物产品的价格，也包括资金和外汇的价格。大陆前几年的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制，市场机能得到一定的发展，成效是很明显的。但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现在又准备放慢价格改革的进程，并对一些价格重新进行管制。这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无论如何不易太长。这不仅因为，现在双轨价格，不可能长此下去；而且价格一管制，把有些产品的比价又扭曲了，把许多经济关系又弄乱了，对经济发展不利，将来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有的人强调，价格改革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良性循环，就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因此，根本的出路还是要解决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少数可以由政府按一定利润率原则控制。”

所以，事实上是价格改革方案的制定，是注意听取各方意见的，而不是一意孤行的。但由于领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致使一些好的意见未被完全吸收，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三在制定价格改革五年初步方案中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意见

引自亲历者工作笔记，1985年7月12日。

邓小平非常关注价格改革，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鼓励大家勇于闯关。早在1985年7月12日，赵紫阳、田纪云等到邓小平处汇报改革的思想和初步方案时，小平同志就指出：“物价改革是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

在1988年制定物价、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接连发表讲话，予以支持和指导。5月19日，小平同志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时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只有理顺物价关系，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猪肉、蛋、蔬菜、糖四种副食品放开价格，我们意识到这是个风险。我们准备让副食品价格放开先走一步，看发展，再放开原材料价格。国际舆论认为，这是我们十年来胆子最大的一次行动。中国不是有个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嘛，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这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事情，过一关很不容易。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中央这个决心应该下，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违反经济生活法则。过去我们每年搞物价补贴，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大约每年要几百个亿。我们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搞了物价补贴，真正投入建设的就不多了，改善人民生活的就更少了。过去我们搞建设是背了个大包袱。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每走一步都要担很大风险，所以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都要大胆细心。我们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很大困难。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巨的工作。现在过第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在每走一步时，都要总结经验，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非走这一步不可。在另一个意义上，也说明我们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走出这一步是个大胆的决策。走第二步时同样会冒风险，会遇到很大困难。不闯这个关没有出路。我们过去十年的发展是可喜的，但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国际国内的经验也没有，面临的都是新问题，要自己去创造经验。坦率地说，下这样的决心，这样进行，我们领导也是胆战心惊，但就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基本理顺物价大概要五年，也许还不够。有五年天天提心吊胆，但我们的速度不会太慢。1988年，尽管在风浪中发展，但速度可能要超过10%，也就是要超过两位数。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本世纪末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引自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1分册，自印本，第151～153页；《中办通报》1988年第12期；新华社消息，1988年5月19日。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很大很大的实验室。我们面临的是新事物。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未来方针政策是对头的。我们通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总之，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冒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我们人民的生活有了点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过年把子就可以看出这次物价改革是正确还是错误，偏差是小还是大。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信心和把握，不然不会下这个决心。”

引自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1分册，第16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67页。

6月3日，邓小平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全体与会者时又提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冒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8页。

6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谈话中指出：“中国正在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保证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在谈话中又指出：“1978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我们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前进的道路不平坦，但是我们相信这十年好的形势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对此寄予希望。”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章的记载，在起草物价、工资改革初步方案过程中，陈云曾提出不同意见。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物价、工资改革的情况，依林同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续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云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依林答：价格总水平提高60%～80%，工资增加100%。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不敢讲？姚依林说：非讲不可。陈云又谈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是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引自《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上），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第534页。

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另据李鹏记载：5月28日上午10时去陈云同志处谈话，他的基本观点是：“物价不可能一下子理顺，任何国家都有补贴。”

我和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的同志回忆，我们当时并没有听到李鹏和姚依林传达陈云这方面的重要意见。我本人也是在200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的文章和2007年李鹏公开出版的《李鹏经济日记》中，才看到陈云的这两次谈话的内容。

四抢购提款风的冲击——五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的夭折

198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8月19日，全国报刊刊登了新华社于8月18日发布的会议公报，公布了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一些内容。特别是报道中提到：“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公报发布后，给正处于通货膨胀形势下的市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许多群众不明真相，认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要放开了，即是要涨价了。8月下旬，全国许多城市出现商品抢购、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当年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8.8%。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销售增长1.3倍，电视机增长56%，电冰箱增长82.8%。抢购的盲目性大。受抢购的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部分商品已经脱销。

引自作者工作笔记。

抢购、挤兑事件发生后，8月26日，赵紫阳找姚依林谈话，研究制止抢购问题，一致认为银行要搞保值储蓄，解决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赵紫阳还提出把明年计划的物价指数调低一点，姚依林主张不超过10%，赵紫阳表示赞成。赵紫阳还提出，是否搞上一年以整顿为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8月27日晚，赵紫阳约李鹏、姚依林、张劲夫交换意见，连夜磋商，研究明年把物价降下来，以及调价的安排等问题。赵紫阳说：看起来要把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纳入改革中去。以后，又与杨尚昆、万里、薄一波谈了一次。赵紫阳说：“我们酝酿以后，国务院开会前，问了小平同志。他说同意这个部署，没有不同意见，不再谈了。”

8月29日，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决定了三条重要措施：一是明年集中力量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秩序，价格、工资改革的方向不变，但步骤要更稳妥些。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抢购风。银行开展中、长期保值储蓄，以稳住居民的储蓄存款；明年（1989年）的物价指数要明显低于今年，最好控制在10%。三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正确引导和约束地方行为及企业行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五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事实上已经告吹，仅仅存在了半个月时间，可以说是个短命的方案。自此以后，不得已转入了治理整顿的“新阶段”。

紧接着，8月30日，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的意见，经过研究，由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1988〕14号），做了6条规定：（1）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2）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决定。（3）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近期内制定公布。（4）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建、缓建楼堂馆所新项目，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要把今年的信贷和货币发行控制在国家要求的数额之内。（5）要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6）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这些措施下达以后，抢购、提款的风潮就基本平息，经济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9月2日，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稳定物价问题。他在会上说：“全国出现提款抢购风，货币发行量超过北戴河开会时的预计，至少多发100亿元票子。再加上今年农业歉收已成定局。这对明年物价改革增加了难度。在物价改革方向不变，五年方案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当重新加以考虑。作为五年实行价格改革的第一年，步子要小一点，以避免大的风险。”还提出：“明年改革的重点，放在整顿和建立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进一步物价改革所必需的各种配套改革上。”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了稳定物价、搞治理整顿的意见。

9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在会上提出：“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要突出地放到治理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他还就前一段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说：“我们还是见事迟，抓得迟了。”“一段时间，我们曾想早点儿取消‘双轨制’，现在看来不行。因为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既然‘双轨制’在一定时期还不可避免，就必须研究如何减少它带来的混乱现象。这是宏观调控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紧接着，9月26日至30日，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赵紫阳在会上说：“治理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他指出：我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完全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近几年，我们控制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预算外基建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今年年初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更好一些。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当然，现在解决还来得及，如果再犹犹豫豫，当机不断，那就会出大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否则，不但价格改革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引自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1分册，第234页。

在会上，李鹏也说：政治局会议后，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一次。讲了方案，又讲了物价能否控制住，信心不足。小平同志讲，不是讲宏观调控吗，除了经济手段外，还要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要强调守纪律，不能各行其是，不能自由行动。发挥传统优势，中央一声令下，全国统一行动。四项原则不能丢，丢了社会失去凝聚力。改革方向这个不能变，方法可以走一步看一步。9月1日，在妇联六大会议上，小平同志说，你们提的控制物价措施我赞成，喘一口气。但方向不变。改革是件伟大的事，只能有领导、有步骤进行。

因此，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就转到治理整顿上了。五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就胎死腹中了。也没有必要层层转达，动员全党、全国去实施了。

五在价格改革闯关受阻后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表态

价格改革闯关引发抢购提款风潮，如何看待，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今后的出路如何，按什么方向走，是全党、全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引自《邓小平同志与中央常委谈话的记录》（1988年9月12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邓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以其远见卓识，支持十三大选出的新班子，强调要总结经验，坚持改革。1988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薄一波参加），小平同志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改革，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个价格改革，而是多方面的改革，只有多方面才能创造和理顺价格改革的环境和条件。但是，最后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不理顺价格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能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理顺就不错，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在谈到价格问题上的财政补贴时，小平同志问现在多少，赵紫阳答道：现在财政收入2400亿元，补贴大体上是七八百亿元，占财政收入1/3。小平同志还说：“你不理顺价格，包袱就越来越大。补贴这样的问题要弄清楚，好好研究一下。”“总之，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深化改革，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达到最终理顺价格……我认为，改革就是价格与工资改革这个提法要改变，因为它是综合的改革。实际上，对付‘倒爷’，不论‘官倒’、‘私倒’，它不仅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邓小平还强调：“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整顿经济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整顿，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11页。

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时，也说：“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十年来的发展是可喜的，但也带来新的问题。速度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恰当。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速度。我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

引自外交部印发的邓小平同志接见外宾记录稿。

10月17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说：“我们最近经济发展过热，速度太快，需要总结经验。这十年，我们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也带了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我们的速度太快，带来供求关系的矛盾增大。分配方面，人们分配太多，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不相适应。所以，我们最近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初步确定搞两年。要整顿经济秩序，就要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不行，太慢了也不行……总的情况好。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肯定能够达到，至少本世纪的目标看来能够达到。”

引自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2分册，第50～51页。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时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去年底的十年里，我们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台阶。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这些失误同我们这些老人有关系。现在领导层中的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当然也有份，但主要是老人，老人中主要是我。如果讲失误的责任在谁，李鹏总理在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做了自我批评，我作为一个老人也有份。我们的根本观点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我们的国民生产的总值翻了一番，这是不容易的，是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带来的。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大错误没有犯，但小错误不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问题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克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现在，我们要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克服、纠正这些问题。”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找赵紫阳谈了一次话，系统地讲了八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下面，我谈八点意见。”

第一，粮食始终是个大问题。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对乡镇企业要做一些调整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促其健康发展。

第二，种田必须养地；承包已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总之，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

第三，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盖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

第五，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从“一五”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苏联能同美国抗衡，到现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国从华盛顿时代算起，到现在近二百年。（这一段话，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章中删去。）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我在一九七三年三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家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第七，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物价的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目前财政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10月12日，赵紫阳在印发陈云这一讲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做了一些重要讲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称：“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为了准备这次谈话，他做了较长时间的考虑，并写好讲话提纲。在谈话的时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讲话。这在过去是少有的，可见他对这次谈话的重视。”

六对价格改革闯关搁浅的反思

近三十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应当冷静地反思这次价格改革闯关失误。本人从始至终身经其事，深感需要对事件本身以及如何对待这一事件做出公正的、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从而汲取有益的教训，对更好地沿着改革开放的大目标、大方向前进，是很有裨益的。

第一，当时是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出台物价改革方案的。而且方案提出年物价上涨控制在10%左右来理顺价格的目标，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风险。背离了价改“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稳步推进”的原则。可以说，当时经济环境不好、方案要求过急、公布的方式不当，因而酿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的失误。

第二，物价、工资五年改革方案当时仅是一个提供会议讨论修改的初步方案。从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到月底急刹车，仅仅两周时间，还未等到9月中旬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正式做出决定就夭折了。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当年8月下旬的几天里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的抢购与提款。但当年经济仍然是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3%，进出口总额突破1027亿美元，增长24.4%，财政收入增长7.2%。因此，可以说，价格改革闯关受阻，在人们思想上、心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大于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对这一事件带来的损失，我们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更不能无限上纲。例如，有人说，是闯关造成了通货膨胀。事实上，1988年的工作是在李鹏总理的主持下进行的。当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直线上升，1月份上涨9.5%，2月份上涨11.2%，3月份上涨11.6%，4月份上涨12.6%，5月份上涨14.7%，6月份上涨16.5%，7月份上涨19.3%，8月份上涨23.2%。后来，全年平均上涨18.5%；其中国家调价、放开的占8%，自发涨价占7.9%，而上年翘尾巴因素只占2.6%。所以，并不是改革方案带动通货膨胀。当时，通货膨胀是多种原因形成的，既是10年改革中高速发展、货币发行过多沉淀下来的，也与当年实施保值储蓄迟缓、居民持币待购、商品紧缺等因素有关，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第三，治理通货膨胀是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应当说，从1985年开始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当年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到8.8%。以后，虽采取了措施，但力度不够，仍控制不住；1986年为6%，1987年为8.3%。从领导思想上看，正如赵紫阳同志在198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见事迟，抓得晚，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因而措施也不到位。赵紫阳主动承担责任，所做的这个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他从未把价格改革闯关受阻的责任推给别人。事实证明，通货膨胀问题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种顽症，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承受能力，影响到改革、发展与稳定。如果当时下决心治理，全党统一认识，采取“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减少赤字，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控制货币发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可能情况就大不一样。

第四，如何对待这次失误，这是一个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物价上涨18.5%；另一次是1993年，达到21.7%。在1988年，如果领导层认识一致，全党团结一心，坚决按照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和邓小平指出的正确方向前进，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幸的是，当时领导层中认识并不一致。至于1993年那次通货膨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那时领导层认识较为一致，坚决按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办事，因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两次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不同结果，是可以为后来的执政者所借鉴的。

第五，价格改革是实行市场经济必须闯过的一道难关。但这一改革需要通盘考虑社会、经济和居民承受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尤其是解决价格双轨制，更需要慎重决策，进行周密部署，经过较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不能求成过急。尤其是价格改革，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经济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现在看来，价格改革必须采取稳妥的办法，积小改为大改，以量变促质变，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渐次放开，通过市场竞争逐步理顺价格关系，构建起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最终使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六，这次失误，是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是改革中的失误，前进中的失误。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根本出路，仍然必须坚持十三大路线，坚持改革的正确取向，而不能有另外的出路。而我们以后看到的是，在“治理整顿”的口号下，改革发生了逆转。再加上随后发生的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东欧的解体，致使这次价格改革的闯关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后，事实上是改革的停滞，经济发展的萎缩下滑，国民经济出现了连续22个月的负增长，以至于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只得亲自出面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扭转了方向，重新开始了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新征程。所以，这一段改革史上的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牢记不忘。2008年4月8日初稿，2017年12月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