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著铭（1946～），山东临沂人。历任国家计委预测中心总工程师，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家计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综合计划司司长，交通银行董事，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金融改革组负责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总干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华电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融学院教授。
口述者：宫著铭
访谈者：鲁利玲、乔桐封、陆一
时间：2010年6月24日
地点：北京亮马河茶社
整理者：乔桐封、鲁利玲
一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感悟
1977年底，我调到国家计委计划组下面的综合组工作，1978年2月正式上班。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国家机关还不正规，没有部、局、处，全都叫“组”。计委和经委合在了一起，计委叫计划组，经委叫生产组。大组套小组，计划组下面又分综合组、财贸组、基建组、外贸组等等。我去的时候，计划组的组长是余秋里，发文件的落款就是“国务院计划组”、“余秋里等同志”。我去的时候，整个计划组大概也就三十多人，原来计委的人都下放了。我是单个调过去的，有后门关系，但是有个理由，我是搞线性规划的，曾经与科学院合作过，这是个新东西。为了调我，陈先给李人俊打了个报告，李人俊批了“同意”。当时，陈先是计划组副组长兼综合组组长，相当于综合局局长。综合组里就四个人，除了我以外，有柳随年、王春正，还有一个小年轻，是个工农兵大学生。
1978年9月，还是华国锋主政时期，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79～1980两年的经济计划安排。那次会议后来被认为鼓吹“洋跃进”，就是大干快上。我有这个印象，所有的计划指标都往上调，有点儿像1958年的劲头。1979年开始调整，那次会议定的指标都一风吹了。
当时，我们综合组的任务，就是整理下边报上来的资料和计划。各部、各省、各直辖市都要上报计划，然后由我们汇总。很多的材料都扔在我的柜子里，一个书柜装了半柜子，都是下面报来的计划。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全看完过，上边的人更没时间看。为什么我说计划经济是瞎扯呢？就是因为根本看不过来。你想，一个本儿里头，重要物资有几十种，粮食、油料作物还有一大堆呢，谁有工夫看那个？就是看完了，加起来也不对，跟全国的数差太远了。当时，综合组主要的笔杆子是王春正。他的经验就是，这些材料都甭看，就按去年的数，加个10%就行了。等到差不多了，跟部里头商量商量，出一个大表就完了。实际上，计划经济搞不了平衡。你比如说投资计划，都是“头戴三尺帽，上来砍一刀”。你说100亿，我就说50亿，砍掉一半。所谓计划，都不是算出来的。什么叫计划？讨价还价就叫计划。全是省长、部长找计委主任，他们最后捏咕出几个项目，批了就批了。我到计委后，就不断鼓吹计划的科学化。那时候，在国外，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计量经济模型等等很热门，都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时，计委的核心部门是基建组，后来叫投资局，那儿是真正有权的，专门负责批项目。项目一上，黄金万两。为什么叫“跑步（部）前（钱）进”呢？你跑下来项目，就什么都有了。拿着计委的批文，上银行要钱，上部里要钢材，计委这个章不给你盖，就啥也没有。还有一个组有实权，是计委的外贸组。进出口的许可证归外贸部发，但是计委外贸组有一个计划控制权，一些最重要的物资，外贸部得听计委的。说计委权力大，就是人、财、物的计划都得由它批。计委不给你列计划，财政就没有口批，银行也没有口放款，你就上不了项目。
当时的技术手段也很落后，没有计算机。1979年，从罗马尼亚引进了一台Felix512计算机，主要是统计局用于统计数据。计委最早的一台计算机大概是1979年克莱因送的。现在看，那台计算机太落后了，比286还低好几个档次，运算速度才几十万次，而且没有现成的程序，得自己编。我到计委的时候，克莱因很吃香，他刚得诺贝尔奖，就是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头儿。他搞的叫Econometric Model，经济计量模型。当时，他正在搞全世界的模型，已经搞过美国的，他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拿经济计量模型来分析美国经济。这期间，克莱因访问过计委，刘遵义跟他一块儿来的，让我接待他们。克莱因来计委，是想让中国派人跟他一块儿搞世界模型（World Model），他缺中国这一块资料。不管怎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产量也不低，但中国没答应他。但是，他送的那台计算机没闲着，计委给我们任务，我们就自己弄。搞计量经济学，我们是和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一起搞的。
1980年1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必须注意通货膨胀》，耀邦同志批给人民银行，让他们“仔细研究”。整个人民银行，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没英文底子的人，看不懂我的文章。因为我看的是弗里德曼的书，然后套中国的现实，提出这么一套观点。
1981年9月中旬，有一天，我刚到办公室，计委突然通知我，叫我和范木荣俩人去中南海，说是赵紫阳找我们。范木荣是我的领导，副处长，我是工程师。那天，范木荣事先准备了很多材料，没想到赵紫阳根本不问他，就只问我。不知道赵紫阳是怎么知道我的，可能是看到计委内部刊物上登了我写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轻税、低债、高储蓄、高速度”。
此文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
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呢？当时，中国刚从计划经济过来，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国家收走的利润比例特别高，大约占当时国民收入的60%，这很不合理。“低债”，就是不要从国外借那么多债。我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我研究了中国的储蓄行为。在国外，研究经济，从凯恩斯开始，就非常重视储蓄行为。凯恩斯的伟大发明就在这儿，“消费＋储蓄＝消费＋投资”（C＋S＝C＋I），I必须等于S，投资必须等于储蓄。如果投资低于储蓄，那么经济就会出现萧条。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I经常有小于S的倾向，储蓄老大于投资，就是因为投资有风险，人们不愿意投资。在中国、苏联、匈牙利、东德，都是I大于S，投资大于储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德性。中国自1949年以来，I永远大于S，这与中国的传统正相反，中国人本来是最喜欢储蓄的。全世界的储蓄率最高的是犹太人，其次是海外华人。我有一篇文章，《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意义》，
我的文章很多都是围绕它的。我认为，中国就是想多收税，多收利润，收回来好搞建设。1980年、1981年经济发展速度很慢，4%、5%，赵紫阳很着急。我的意见是，中国人其实有的是钱，他不花钱，都存在银行里头。银行的钱“惰性化”了，沉淀了，它不是一个“活跃”的东西。你得调动这个东西。当然，最好是建立证券市场。
这次与赵紫阳见面不久，我拿到了德国最高的奖学金——洪堡奖学金。到德国以后，对方的一个专家委员会看了我的论文，给我定位，做博士后。我研究的是计量经济学，我知道自己的经济学只是皮毛，所以先得恶补西方经济学。第一年以读书为主，以后就做模型，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中国模型，只可惜缺少数据，只能算是一个模型的理论构架。我在德国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跟着德国人一起去考察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奥地利，跑了一大圈。捷克过去是欧洲的工业基地，全世界都上捷克去买皮鞋、汽车（斯柯达）。到了80年代，捷克人自己已经没有皮鞋穿了，全是人造革，想买一双皮鞋都得走后门。通过这些考察，使我看到了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德国社民党1958年放弃计划经济，1974年放弃国有化。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里，它是第一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你要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行，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在德国学习三年，使我对社会市场经济有了大量的亲身的了解和体会。这是我后来提出一些改革方案的重要思想来源。
1984年，在德国学习结束后，我又回到国家计委。当年10月，我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经济预测中心总工程师。这个预测中心是我去德国之前建议成立的，因为搞经济模型主要就是分析、预测，我的建议是“用科学的预测方法改善计划方法”，先是在综合局里成立了一个预测处。我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预测中心，局级单位了。现在，这个中心合并到国家信息中心去了，叫信息中心的预测部。在计委预测中心才干了几个月，1985年的3、4月份，安志文找我，体改委给我任命了一个委员，计委马上也给我任命了一个委员。我的两个委员身份就是这么来的。
二介绍社会市场经济
1985年4月，我到了体改委。当时，体改委在中南海的工字楼办公。从北门进去，马路东边儿是工字楼，西边儿就是总理、副总理的几排小楼，中间就隔一条马路。北院儿是国务院，灰墙；南院儿是中共中央，红墙；拿着北院儿的出入证进不了南院儿。
1985年，国务院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七五”计划的建议。这个班子大概十几个人，头儿是袁木；年轻人，有我一个，还有李剑阁；老一点儿的有房维中，还有计委两个笔杆子，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们在玉泉山找了一个地儿，住那儿。赵紫阳、胡启立、白美清以及有关部委的领导有时候也过来座谈。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我们争论得很厉害。我坚持主张要搞市场经济，认为计划管得太多。当时，正是大家对物价非常敏感的时候，关键是物价问题，因为牵扯到整个市场问题。反对的意见很普遍，最怕的就是放开物价，谁敢负这个责任啊？计委不敢，物资部更不敢。物资部说：“现在，计划内一万块钱一吨的东西，计划外都两万块钱一吨了。你还放开，那我这个一万也变两万了。”就是怕失控。当然，要放开，头一个就是取消物资部，取消统购统销。对这个问题争论非常大，没有人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尽管我是体改委和计委的双料委员，但不代表任何部门，等于是一个特殊人物。我想，领导可能是有意让我去放炮，因为他知道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后来想，领导就是要打破僵局，要不这帮人能写出“市场”两个字吗？
我们在玉泉山讨论期间，有两次赵紫阳参加了。他最担心的是物价。走市场化道路，他没有什么疑问，这一关非要过不可。在那次会议上，大家的认识也统一了。因此，“七五”计划的建议，在物价问题上吸收了我的意见。另外，财政写了一条，金融写了一条，这两条也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这个班子形成了一个东西，叫《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当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会议，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没解决的问题。
大概是6月前后，安志文找我，让我牵头组织一个研究小组，要搞一个改革的总体规划。我跟他说：“我在玉泉山那儿搞‘七五’计划建议呢！”安主任说：“你们是年轻人嘛，应该比‘七五’计划建议更放开一点儿，放开了想。”总体规划组在国管局的西山招待所集中，一共有九个人，都是指定的，其中有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许美征等一些人。这个小组和玉泉山的“七五”计划建议小组的工作是平行的，同时进行。当时，我就两边跑。我比他们有点儿优势，了解“七五”计划建议的讨论情况，知道改革决策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后来，总体规划研究小组写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的报告，五万字。我的印象是，安主任说的“更开放一点儿”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个规划不敢迈步，基本没有什么突破，只讲到市场，没有比“七五”计划建议更进一步的东西。实际上，关于市场的问题已经突破了，不需要再写了，物价也早就是双轨制了，已经压不住了。特别遗憾的是，我力主写上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当时只有许美征支持我，大多数人不赞成，结果就没有写进去。
9月初，我参加了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的巴山轮会议。世界银行请来了美、英、法、日多国专家，还有东欧国家的经济专家，其中就有匈牙利的科尔奈。我没想到搞这么大的规模，参加的人这么多。我的总印象是，国内第一次如此大胆、开放地讨论改革问题，但我还觉得不解渴。在此之前，我读过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英文的，因为他不是英语国家的人，所以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不像弗里德曼那些人的书特难读。1983年，我曾两次访问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和科尔奈讨论过问题，也曾见过奥塔·希克等人，跟他们讨论问题。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改革思路过于保守，甚至已经落后于中国80年代初的实践。不要说什么市场、股份制，这些都没有。他们还拘泥于国有企业怎么改革，还是承包啊，奖励啊，怎么实行按劳分配啊，搞这套东西，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的实践。
我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有个法国人，是一个国营企业的总经理，老讲国营企业怎么管理，讲宏观怎么调控。他们很客气，愿意讲一些不敏感的话题，没有说什么批判的话。当然了，中国花钱请你来，不能老说中国不好啊，这可以理解。同时，他们的思路之所以保守，也和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有关。西方以为中国跟苏联、东欧一样，都是计划经济。我给他们解释，中国根本就不是计划经济。为什么呢？我曾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过中国经济的结构。在国外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把经济分成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和国有部门（State sector），这么来分析。我研究的结论是，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私人部门已经占到80%，远非东欧能比。当时，人民公社已经解体，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除粮棉油之外的所有农产品，什么蔬菜、花生、鸡蛋啊，都放开了；肉类除了猪肉还有一点儿统一屠宰的问题，其他也都放开了。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那时候都没有这样放开，还是实行统一分配的。中国的农村是这个情况。城市是什么情况？城市里有大量的大集体、小集体、个体户，就业人数已经超过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农民、加上城镇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到劳动人口的80%以上。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不在国有部门工作，怎么能说是计划经济呢？在物资方面，统一分配的物资，80年代初就冲垮了，实行双轨制了。除了一部分钢材和其他小部分物资，大部分商品已经是市场调节，都放开了。有的轻工业产品从来就没有计划过，计委从来没管过什么暖水瓶啊、铅笔啊这些东西。苏联是连纸带笔，什么铅笔、圆珠笔、钢笔全都给计划了。中国没有，这种小东西从50年代就一概不管，你自己弄去。所以说，中国的情况跟苏联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毛主席写《论十大关系》啊？十大关系突出了中国和苏联不同。很多外国人不知道这个差别。
不过，在巴山轮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提出了宏观调控、市场和企业的概念，这本来不是新提法，但对领导层和一些老同志来说，是很新鲜的。后来，体改委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么一个整体思路，这是和巴山轮会议有关系的。这个思路加到“七五”计划的建议里去了。其实，中国人一直就会干宏观调控，比谁都厉害，不用再教。但是，如何表达还是有讲究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这个提法容易被上面接受。要是不加一个中央领导，不加一个宏观调控，谁也不放心啊！完全放开，肯定不行。先在前边加个帽子——宏观调控，由国家来调控市场，然后呢，市场是核心，真正引导企业的是市场，这样改革的阻力就小了。
1986年3月，在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明后两年的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这个小组由田纪云负责，成员大多是国务院主要部门的领导：张劲夫是国务委员，宋平是计委主任，陈慕华是人民银行行长，王丙乾是财政部长，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安志文是体改委党组书记，吕东是经委主任，马洪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是学者。就我和周小川比较特殊，什么都不是，也参加了这个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下面，设办公室和各专业小组。日常协调和综合的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办公地点设在国家体改委，就是后来俗称的“方案办”，主任是高尚全，副主任是杨启先、傅丰祥，后来又加了吴敬琏；价格组有陈先、成致平、田源；财税组有李朋、金鑫、盛树仁、楼继伟；投资组有柳随年、朱镕基、周道炯、徐景安；外贸组有郑拓彬、沈觉人、季崇成、周小川；工资组有赵东宛、张彦宁、严忠勤、倪迪。我被分到了金融组，组长是刘鸿儒，还有一个童赠银。在研究和制订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我想，之所以把我分到金融组，是因为，第一，我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二，我曾经跟领导说过，物价也不是特别可怕，有办法治，就靠银行来治它。
三参与改革中期规划
1987年初，因为我曾在方案办金融组研究过金融改革，中央就把我任命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党组成员，并明确，由我负责体改的事儿。
10月，李铁映提出，要搞一个改革的中期规划。由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对今后八年（1988～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俗称“三五八”规划，也就是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设想。那时，赵紫阳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李铁映是体改委主任。为搞这个中期规划，成立了九个起草小组。我负责其中一个组——人民银行组。我那个组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小青年，记得的有“两蔡”：蔡鄂生、蔡重直，还有一个《世界经济导报》的人。在我的主持下，我们这个组写了个《中期改革纲要》。我提出，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只有一个，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方案的第一段，第一节，就是远期目标——民主社会主义；中期目标——自由社会主义。其实，这个“自由”，讲的是经济自由。
1988年5月30日到6月3日，体改委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每个组都拿出了一个方案，落款都是某某课题组，我那个组的落款是人民银行课题组，周小川那个小组的落款是对外经贸部课题组，上海市体改委课题组，吴敬琏也有一个小组。一开始，是内部会议，然后就扩大了，很多人参加。在会上，我这个东西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震动，有很多反映。安志文当时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但是他的秘书阎克庆跟我说：“你这个方案有新意，两阶段论。第一阶段经济改革，第二阶段政治改革，有新意。”但是，第二天就变了，安志文说：“这个东西全部收回，不能往下发！”《世界经济导报》，还有广东的好几个报社找我，说：“赶快，发表！我都给你登！”我说：“不能登，安志文说了，不准外传。”
1988年，还有一档子事儿，就是价格闯关失败。事先，我曾提过，防止通货膨胀的保障措施之一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早在1985年我就提了，以后不断地提，保值储蓄是后来的具体措施。1988年，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我写了一个东西，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最关键问题是利率问题。真实利率应当是正的，就是比物价上涨得高，不能比物价低。当时的物价指数是一塌糊涂，统计局也闹不清楚。同时，中国整个的统计系统还没有改过来呢，还叫什么“物资平衡系统”呢！中国是上报系统，统计局靠底下报，报上来以后，我一统计、一综合，就完了。这时，我已经是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的司长了。为了写这个报告，我搞了全体动员，二十多个人一块儿弄的，写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报告中，光数据计算就一大本。这个报告在北戴河的会上做了汇报，我们提出：要控制货币供应量，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率问题，真实利率应当是正的，就是利率要比物价指数上涨得高，不能比物价低，利率如果是负的，就控制不住物价。
四参与中国证券市场设计
我参与设计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一个机缘。1988年春天，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我代表人民银行去参加庆典活动。朱镕基通过交通银行的人告诉我，让我到他家去。以前在国家计委时，我和朱镕基打过交道，他认识我。在“右派”平反的时候，我是甄别小组跑腿的，看过他的档案，他这个“右派”最冤了。1957年，他讲过两句话，最后定的就是一句话：“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有一定道理。”就这么一句，弄个“右派”。因为性质不太严重，就留党察看，后来改成党内警告，没开除党籍。在这次见面的交谈中，他问我：“你们人民银行有没有考虑，我们上海想变成一个金融中心啊！你是人民银行体改办的主任，你就说说吧，我们要搞金融中心，怎么个搞法？你们有什么设想？”他有建立上海“大金融中心”的设想，而且这个设想不仅是他一个人，包括当时交通银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那帮人，还有好多老家伙、老银行家，都说：“原来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就在上海呀，我们这儿是金融中心啊，怎么跑到北京去了？”
当时，我跟朱镕基提了两条。一个是上海想要把中央银行弄到上海来，像过去蒋介石那时候一样，恐怕不可能，也不现实。你现在的办法，就是抓住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的牌子挂在北京，但是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人都在上海，交通银行总行都是上海人。抓住一个交通银行，抓住你能说话的、听你话的这些人，还有信用社这些机构，要利用他们的力量。第二，更重要的是，要办个证券交易所。我说，什么叫作金融中心？有银行不算金融中心，有交易所才叫金融中心。纽约成为金融中心，主要是它那里有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上千亿。为了交易，有多少银行的钱存在纽约啊！如果钱都存在你上海，你不就有钱了嘛，用都用不完。我给他提了这么个观点，他很感兴趣。而且，我跟他说，买股票，股份投资，那是不用还的呀！只要交个利息就完了，不用还本。他对这个建议特感兴趣，说：“哦哟，还不用还本啊！”那时候，财政拨款已经改为了银行贷款，拨改贷，技改，那压力都很大，国有企业受不了。
正是因为与上海的这层关系，1988年下半年，我就找张晓彬、贾虹生、王岐山、廖幼铭这些人商讨，我的目标是冲着建立股票交易所去的。股票交易所是个民间机构，应该公司出钱，搞股份制。我是照这个思路来的。所以，我找这帮人出钱。一路谈下来，他们都想搞，可以说一拍即合！当时，我的感觉，各方面的看法其实都很一致了，我说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形式，比如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9月8号，由国家体改委和人民银行体改办召集，在万寿宾馆召开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财经口各部门都来人了，由我主持会议。当时，刘鸿儒让我牵头写一个建议。后来，由张晓彬负责，写了一个《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报告。11月9日，姚依林、张劲夫共同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们这个证券研究设计小组的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财经小组的成员外，还有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以及几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像安志文、项怀诚、吴明瑜等，以及张晓彬、王波明、高西庆、陈大刚等人都参加了。我因出差，不在北京，没有去。11月2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听取证券交易所研讨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了。联办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就两条：第一条，公司肯出钱；第二条，人民银行不反对。必须有这两条，没有这两条就办不成了。钱呢，只要有人民银行的名义，那些公司都肯出钱。当时，我就拉大旗作虎皮，我把陈元拉来了。那时，陈元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分管金融管理和金融机构这一块儿。我跟陈元是在国家计委的时候认识的，他从社科院工经所硕士毕业，分到计委。在预测处，他跟我就坐对面桌，我们有些想法还是挺能说到一块儿去的。我们共事大概有半年时间，他就调走了。在人民银行，我们又共事了两年，关系相当好。因此，联办就这么成立了，我是联办的总干事长。
联办成立不久，正好赶上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搞清查整顿，各大部委都有工作组进入。李贵鲜主动向中央报告了人民银行的好几个事，其中就有我参加中期改革方案的事儿。1989年6月16日，我被免去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职务。后来，人民银行又一纸公文给了体改委，说：我们建议，宫著铭同志回体改委。体改委接收了，我就回了体改委。7月，在体改委公布的领导名单里，体改委委员一栏中没有我了。但是，联办不能让它散架了呀！怎么办？我花了很大的力量，我得跟那些股份单位说呀，因为人家知道我已经离开人民银行了。它可以作为一个民间机构继续存在，但是，还得挂靠一个体制内的单位。为此，我专门去找过陈元，我记得是王波明跟我一块儿去的。陈元态度很明确：你们都过来，我都接收，一个人都不落，全部接收。但是，王波明他们不干，可能是想独立。当时，他们还不太明白，在中国，民间机构没有挂靠单位不行，活不了呀！但是，我得考虑这些问题。于是，我就想起体改委了。我找刘鸿儒，刘鸿儒是体改委副主任。我说：“这摊子你们收了得了。”刘鸿儒对我的提议特高兴，说：“噢哟，这事儿好啊，愿意愿意！”我也找了傅丰祥，我们在西苑饭店谈了一次，傅丰祥当时是体改委委员兼宏观司司长，就要退休了。我和他们谈妥以后，就跟王波明说：“第一，我不干了。第二，由傅丰祥来干。第三，联办挂靠体改委。”就这样，联办就挂在体改委了。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如果说我为改革做了一点儿工作，也就是1984～1986年这么一小段儿，向领导同志介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一，为什么计划经济打不过市场经济？当时，邓小平他们讲改革，也知道中国落后、外国先进，但是知道得不是很详细。第二个问题，搞市场经济，搞乱了怎么办？特别是放开物价。当时，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放开物价。几大自由嘛，自由决策，自由开业，自由买卖，自由竞争，就是干什么都行。出现投机行为怎么办？放开物价怎么办？我提出，放开物价不可怕，国外对控制物价已经有很好的办法。不是靠行政办法，靠的是宏观经济管理。我最早写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德国联邦银行怎么控制货币供应量，怎么控制物价。实际上，我就是重点鼓吹在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只不过我有些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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