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徐景安（1941～），上海人。历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研究人员，国家体改委总体规划组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口述者：徐景安
访谈者：鲁利玲
时间：2007年9月5日
地点：北京广州大厦1075房间
整理者：鲁利玲
我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的。当时，室里的研究人员总共才四个，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是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不是搞拨乱反正吗，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当时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徐景安：《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到计委研究室以后，查资料比较方便，我很快就查找出来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部是国家管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来决定。甚至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尊重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销售，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薛暮桥在无锡召开价值规律讨论会，有近四百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到会，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既有一些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可能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上边的注意，所以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小组时，就把我调过去了。
一我国第一份有关改革总体构想是怎样形成的
体制改革小组是一个临时性机构，领导是张劲夫，但他平时不怎么来。其他成员大多是兼职的，有事情或开会讨论就来一下；只有我和柳随年是完全脱离国家计委工作，专职到体制改革小组的。柳随年是国家计委综合司的处长。薛暮桥也好，柳随年也好，主张改革的人在计委都是不得势的，所以就来搞改革了。
从1979年7月下旬开始，我和柳随年就开始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就是一切经济活动以企业为本位，并以此来构建我们整个的体制框架；另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要三大步，第一步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二步是要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因为杨培新是银行出来的，所以很强调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当时，我们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是很难接受的。尽管我们都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重点，是中心，但是用企业本位这个理论框架来构建整个体制，好像有点儿和经委的观点相似，经委就是主张企业本位。
在座谈会上，第一个核心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善国家管理，搞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以企业的利益来规定整个的国家管理框架。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他是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所以，当时的理论偏好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计划调节为主，这个好像没有动摇；但一定要引入指导性计划、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应该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第二个核心点是对企业的认识。当时，大多数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性质。既然是全民所有制，就是计划调拨了，对不对？都是国家的企业，那怎么承认价值规律啊，怎么引入市场机制啊，这个理论从哪里来？原来的企业是吃大锅饭，那么为了刺激企业的积极性，要发奖金了，干好干坏不一样了，要和企业利润成果挂钩了。这样，很自然地形成了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干好了，你就可以划出一块利润来，建立企业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奖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企业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成果就挂上钩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我们怎样概括呢？称之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政府和国家的附属物，它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不能一刀切，就要引入市场机制。当时，提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倡价值规律，都是和这个认识有关的。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社会需要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生产结构要不断地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既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企业也无法实现产供销平衡。
座谈会上的这些观点，是当时理论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是我们比较认同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体制改革的情况和资料。在这个基础上，10月份，我们草拟了一个关于改革设想的《初步意见》。在写文件的过程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毕竟是国家计委出来的，有一些综合的考虑。我就是他的笔杆子，文字工作由我来做，但很多思想是柳随年的。准确地讲，这份《初步意见》，并不是根据张劲夫转达了上面什么指示来写的，完全没有！我是根据柳随年的思想，以及我的体会，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思想认识，慢慢地形成了这个稿子。初稿完成后，劲夫同志看了，很高兴。说实在话，我们也认为写得还是像模像样的。随后，张劲夫主持召开了一些层次比较高的座谈会，听取和吸收各部门的意见。我的印象中，张劲夫和其他领导人都不一样，在风格上绝对不一样！他时常讲着讲着就激动地站起来，边踱步、边比划、边发表意见。劲夫同志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非常平易近人，不同于传统的领导人。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崇敬他的。在张劲夫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我们又对《初步意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12月3日，我们形成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我认为，这个《初步意见》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地行政管理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文件写好后，送到李先念那里，他当时是国务院财经委的副主任。大概是12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南海，李先念主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层的中央决策会议。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大家坐那里，不谈正题，每个人都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了8点45分时，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说，好家伙，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那还怎么通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和我们体制小组的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会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是这么定下来的。我记得，在这个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接下来，我们这个文件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印发了，12月15日，张劲夫在计划会议上做了关于《初步意见》的说明。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5月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整理者注
我后来知道，这个《初步意见》发下去以后，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正在搞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他看到文件后，很欣赏，很高兴。本来嘛，他在搞企业改革试点，中央出台了一个有关总体改革的文件，正是他所需要的。因此，1980年4月他从四川调到北京后不久，就把原来的体制改革小组改成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情都向他请示。我感觉，赵紫阳当时比较看重的人，一个是薛暮桥，一个廖季立，一个马洪。体改办成立后，就从各方面调人，但正式调入的人员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各部委的联络员，像税务局啊，物资部啊，要开会了，就请他们一块儿来讨论。
二关于转变经济结构的决策过程
1980年，赵紫阳刚到中央工作，就面临着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因为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赵紫阳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的报告，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做安排。赵紫阳看了我的报告后，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
搞经济调整，就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寻求收支平衡。但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以后，生产萎缩了，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企业收入下降了，又不能裁员，工资还要照发，支出不能减少，这样又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的文章。我提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对赵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我这篇文章，赵紫阳于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在薛暮桥的主持下，前后组织了五次讨论，发了五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2月、7月，我随赵紫阳到天津、上海考察。从天津回来以后，我根据紫阳一路谈的意见，再加上自己的考虑，起草了4月14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9条意见。这是赵紫阳到中央工作后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
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其中的第一条，的确很重要。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提倡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的。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样子？可以说商品极大丰富，琳琅满目了！
三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1982年3月中旬，在筹办国家体改委的时候，我所在的国务院体改办成建制地并过来，还有刚刚撤销国家机械委的一部分人员，再加上从各部委调来的人员，共同组建了国家体改委的工作班底。5月4日，国家体改委正式成立，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应该说，对于我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认识上是有反复的。1979年的《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究竟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不算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和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了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等经济部门，仅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啊？应该说，在改革的目标取向上，的确有两股力量在较量，争执的焦点，是搞商品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转变的呢？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1983年9月，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集中起来，组成小组，专门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牵头，还有魏礼群、余芝芳等，代表计委一方；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和体改委委员廖季立牵头，杨启先、我参加，代表体改委一方。在讨论时，我们争论得很激烈。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反精神污染。本来，清除精神污染只是在思想战线中进行，结果波及我们改革战线。我提出的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针对当时发生的情况，赵紫阳明确表示：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后来，他又说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
1987年，我早已调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了，并担任副所长。3月13日，我与李峻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旗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做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做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做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
当然，我们意识到的问题，赵紫阳早已想到了。1987年1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就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文化思想界进行。”4月，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他又提出：“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5月13日，他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赵紫阳的这个意见被邓小平接受了。
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就为党的十三大奠定了政治基调。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向前推进了。
四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
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为此，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的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对其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企业，国家收不回来利润；亏损的企业，国家必须不断补贴。当时，不知道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小调，中调，大调，在方案的选择上吵得一塌糊涂，一直找不到出路，伤透了脑筋。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十个单位共同筹备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经济学周报》的张钢等人负责。当时，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你去找他参加。”于是，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去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会有一定风险。在这个期间，温元凯在安徽合肥组织召开了一个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的批评，似乎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也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可当时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都是我定的，我怎么好半路撂挑子呢？当时，我已经是国家体改委的处长了，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的。
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是按提交的论文水平确定的，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会议分7个组，第一组是宏观组，第二组是企业组，第三组是开放组，第四组是流通组，第五组是金融组，第六组是农村组，第七组是理论组。我一直在第一组，即宏观组。在这个组里，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维迎就是聪明，喜欢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价格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也就是说，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动地升降。而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掉一段，要加价就得再接上一段。供求关系是瞬息万变的，你这样搞，来得及吗？！实际上，维迎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深入浅出，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提法。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另外一个组的成员，他也到我们这个组参加辩论。他当时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提出了“先放后调，放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在莫干山会议期间，李湘鲁和孔丹来看我们。他们说，劲夫在杭州，想听听会议的情况。于是，我们就去了杭州，跟张劲夫口头汇报了一次。这个汇报是华生去的，张维迎没去。因为考虑到张维迎是毛头小伙子，说话比较冲，没有让他去，让华生去的。这个情节是华生帮我回忆的。
会后，我根据宏观组争论的内容和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尽管这篇文章本身没有明确提价格双轨制，但核心意思就是价格双轨制。我提出：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原来价格改革是一个大系统，调整以后会出现连锁反应啊！但通过双轨制这个思路，把一个很难分解的大系统，分解成一个个小系统，可以一步步来。这就是双轨制的高明之处，计划外部分放开，计划内部分可以不放开。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记得当时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我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预感到上边一定会感兴趣，解了价格改革的燃眉之急。果然，报告送上去后，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以后，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不仅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最终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实际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了双轨制道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得培训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计划这一轨仍然保留着，他们容易接受，没话说啊！如果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掉！当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五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即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九亿多平米，实收租金一亿元，每平米租金一毛一分，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使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五毛四分。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老红军、老干部都住大房子，他们能多掏钱吗？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田源主编《腾飞的构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第6～8页。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赵紫阳面陈，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嘛！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儿，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住房子则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紫阳赞成我的意见。
1985年3月9日，赵紫阳在听取建设部关于城市住宅租金改革和住宅出售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指出：房租改革不是为了维修房，而是为了促进卖房子。房租太低，人们不买房子。为了合理分配房子，限制分房后走后门，以权谋私。住宅券是专用的，在别的方面是不起作用的，根本问题是为了促进住宅商品化，把房子变成个人的。为此，成立了房屋租金改革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小组内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因此，形成了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与此相关的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我记得，那个时候，新华社内参登了一篇报道：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没错，在当时的体制下，就不许自己做。这个香港人不是打着房地产开发，而是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的旗号来干的。
还有一个事例。深圳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实际上，在当时，任何形式的土地出租、转让都是违宪的。1988年，终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我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违宪又不断修宪的过程。
1992年5月13日，我在深圳召开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讨班上说：“城市调节经济的手段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土地规划；第二是人口规划；第三是产业规划。而土地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们
城市注意到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管住了大问题。”“我们很多城市为什么总是破破烂烂？原因就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于是就多办工厂、多建商店，好收税利。结果企业办了一大堆，还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城市还是破破烂烂。如果我们把土地作为重要财源，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从土地获得收益，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吸引大家投资办厂盖房，地价上涨，收益再拿去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最后，我想说的是，由于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参与了党和国家一些重大改革的决策过程，并奉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我看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承包、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起步，80年代主要是建立商品市场，90年代主要是建立要素市场。然而，当产品、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进入市场后，在带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配置效率极大提高的同时，资源市场化的改革也给权力带来谋利的机会。这是因为除劳动力以外，资源大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因此，今后的改革重点应围绕限制政府权力的思路展开，真正做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从而使我国的改革沿着正确轨道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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