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杨启先（1927～），重庆人。历任国家体改委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口述者：杨启先

访谈者：萧冬连、鲁利玲

时间：2007年8月28日

地点：杨启先同志办公室

整理者：萧冬连

我来体改办的时间大概是1981年6月底7月初。在那以前，我在河北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1980年3月，成立国务院体改办时十分缺人，特别是缺少对我国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的同志。1981年初，体改办副主任廖季立（原国家计委综合局的局长）推荐我，因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过21年，从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我就去了，一直工作到1973年，1973年调到河北大学。廖是我多年的领导，对我比较熟悉。他把我推荐给赵紫阳，赵就亲自签了调令。来到体改办以后，我任规划组组长。当时体改办人比较少，下面分组，不分局，实际上“组”就是局一级的单位。1982年成立国家体改委后，我为规划局的局长；1985年提任国家体改委委员，还兼着规划局局长。1987年以后就不兼了，当专职的委员，但仍负责领导搞规划。到1991年，我已经60多岁，转到中国体改研究会任秘书长，1993年后任副会长兼秘书长，2000年才正式退休。这期间，1986～1988年兼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3～1997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来体改委的时间比较早，经历的改革事情比较多，今天就谈谈几个主要问题。

一改革始终围绕着两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当规划局局长的工作主要是搞规划。搞规划就是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法和步骤等问题，这就必然会碰到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多种所有制。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苏联模式和集中管理体制，过去认为这是最好的体制。其主要标志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苏联在30年代就将其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三条原则，并写入了苏联宪法。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都这么干。在中国，1949年以后，开始几年没这么干，从1953年开始也这么干。我长期在计委工作，这个体制的全过程我都参与了。那时候，从上到下都感到这种体制有毛病，曾经多次想改革它。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对这个体制就有很多的批评。1957年，曾经开始实施改革，但方法不对头，没解决问题。当时在计委内部，理论上就有争论，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一个是搞计划经济必须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办事；一个是搞计划经济还需不需要尊重价值规律，实际就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这两个规律是有矛盾的。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搞，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因为计划都是人编出来的，按照计委同志的说法，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往往不一定符合实际。所以，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的同志就提出来一个应该尊重价值规律的问题。比如，孙冶方、薛暮桥就是当时的代表。从苏东国家来看，南斯拉夫开始搞市场社会主义，后来波兰、匈牙利也走上了偏向市场的路子。你们问市场改革的思想究竟是来自于西方还是来自于自身？我认为，最主要还是从计划经济实践中体会到，不尊重价值规律不行。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体会到了，要尊重价值规律，实际上就必须尊重市场。所以，从改革一开始就有市场取向这么一种趋势，否则就没法改。但这个趋势跟我们的传统理论是有矛盾的，你搞一点市场取向可能还行，但是市场搞多了，就成了商品经济，这就不那么符合理论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争论。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目标模式，也没有明确提出市场取向，更没有提出商品经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可以看出来，没有这些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体现改革的就两句话：一个叫“对内搞活经济”，一个叫“对外实行开放”。为什么提这两句话呢？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讨论中，认为过去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对内管得太死了，对外太封闭了。邓小平讲，对外太封闭了，世界的信息都不知道。当时主要就是这么两句话，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市场取向的目标。但这两句话，非常大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的思想给解放了，打开了。使人们认为，可以不再完全局限在原来的框框里思考和处理问题。结果，对内搞活，农村就活出来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里就活出来一个“搞活国有企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里搞活国有企业就开始搞了。这两个“活”起来引出来一个很大的成果：经济速度提升了，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城里企业的产量增加了。“活”出来一块属于计划外的东西，即农村完成统购以后农民手里剩下的东西，城里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企业剩下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交换，这样，农村恢复了集市贸易，城里恢复了小商品市场，主要从事计划外产品的交换，这样，市场自然就开始出现了。

1980年9月14～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议题之一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薛暮桥对该文件做了说明。——整理者注

但在这个时期，改革的理论方面还是滞后的。我还没到体改办的时候，听说体改办1980年上半年搞过一个规划，叫《初步意见》。这个文件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商品经济，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这句话在文件初稿中没有，是薛暮桥同志最后加上去的。薛当时是体改办的顾问。文件发到省长会上讨论，

结果挨了批评。所以，我来体改办以后，再搞规划就不能写这种话了，往往是写“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用这么一句话来应付。

到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点儿不需要市场，有一点儿市场也可以，没有坏处。陈云不是讲“大计划，小自由”嘛，后来说的“鸟笼经济”，就是那段时间出来的。这个思想上升到十二大报告当中也是两句话，叫作“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两句话，现在看当然是很不够了，但比较计划经济还是进了一步，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件上正式写出来，市场还有它一定的地位。此后，市场范围就逐步扩大了，发展起来了。发展了两年，到1984年的时候，市场规模比较大了，看来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对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有好处。

经过1979～1984年这五年时间的改革，尽管农村取得很大的成功，城里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改革的文件，也没有一个中央正式认可的改革规划。尽管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做了一些改革设想，但是还没有出过一个在全国实行的文件。所以，中央决定搞一个有关改革的正式决定。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搞这个决定的目的就是要把改革的远景或目标、主要方法描绘出来，而且在理论上应当有所突破。搞这个《决定》我参加了。先是参加198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起草班子大约有十来个人，以袁木为首。当时，起草报告的人都集中在玉泉山，一住几个月，起草这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差不多也是这样，春节以后就上去，搞到5月份，政府工作报告在人大通过。人大后，中央把这个班子留了下来，继续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仍然是袁木挂帅，有王忍之、桂世镛等，大都是计委的，体改委有我，经委有谢明干。搞了一两个月，写出一个提纲。当时，起草小组内部意见不那么一致，主要是牵涉到商品经济问题，究竟在决定里面要不要突出这个思想，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不赞成的是多数，明确赞成的好像就是我和谢明干，其他人都不怎么赞成。因其他同志主要是计委的，那时计委是不赞成商品经济的，不仅是不赞成提商品经济，甚至对于必须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往往也不同意提。

这中间，有一段插曲。我还记得，大约在此前的半年多，也就是1983年秋天，国务院领导指示，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认真研究计划体制改革。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研究计划体制改革的小组，由胡启立挂帅，廖季立和柳随年负责。主要成员除体改委规划局和计委的同志以外，还邀请了上海体改委的贺镐圣、广东体改委的王琢和北京大学的厉以宁等参加，共十几人，集中在中南海警卫局大楼办公，一直讨论了至少两个月。在会上，每个人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观念，但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到11月份，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计委的同志就将我们讨论中的一些不同观点，如王琢讲的“可以实行计划商品经济”，徐景安讲的“国有企业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以及我在讨论中同他们的一段所谓“双胞胎”的争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事例，整理成书面材料，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所谓“双胞胎”的争论，是计委的同志在会上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工作，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我就说：既要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因我当时还不敢直接否定这一规律），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他们又说：遵循两个规律可以，但不能同等对待，应该有主有次，有大有小（意指计划规律为大，而价值规律为小）。我就说：两者没有大小，是“双胞胎”。他们又说：“双胞胎”也有大小。我说：“双胞胎”是按出娘胎的时间为准，先出来的为大，后出来的为小。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时间来看，是先有价值规律，后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因此，完全可以说，价值规律为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小。好在胡启立看到这份材料后，及时表态说：这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随后几天，赵紫阳又专门找安志文说，重申这是正常的工作讨论，不能作精神污染理解。并明确表示，经济领域不存在精神污染。请安老转告有关同志，继续努力搞好工作，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或紧张。这样，才没有造成更大的风波。但这种政治气氛对当时理论界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后不久举行的一次有关计划体制改革的汇报会上，在说到计划体制改革是否应当大量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时，一个平时公认思想还比较活跃的著名经济学家发言说：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计划体制改革，不能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削弱和取消计划经济，是不应当的。胡启立有些听不下去了，立即表示：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合适。这就足以说明，关于商品经济的问题，在我国当时的理论界乃至实践中，争论是多么激烈。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5月以后在起草《决定》的提纲时，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没有什么突破，7月底，送到北戴河中央会上讨论，会议由耀邦同志主持。耀邦很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并大大加强了起草小组，把中央政策研究室很大一部分人都加进去了。主要领导人也由袁木改成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增加了林子力、郑必坚、龚育之、郑惠、滕文生、王愚民、罗劲柏等，共十几个人。

起草班子调整后，整个指导思想有了变化。但是不是要在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意见还是不一致，但赞成的人占多数了。赵紫阳比较聪明，他让经济研究中心的马洪、体改委的廖季立组织人们讨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大都认为我们现在就属于有计划商品经济，建议应当提有计划商品经济，并写了一个报告送给赵紫阳。赵紫阳把这个报告批给中央一些老同志看，老同志反馈回来没有负面意见。这期间，赵紫阳还亲自主持起草小组会讨论了两次，一次是8月28日，第二次是9月27日。在第二次讨论时，邓力群同志也参加了。讨论中意见还是不一致，有的主张写，有的主张不写。这时，赵紫阳就问：“这个东西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脚？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领导人说过或者文件上写过这个东西？”我说：“有，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在报告中提过商品经济。”他又问：“违不违背宪法？”郑必坚说：“不违背宪法。因为在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把计划经济这个词给避开了，没有直接说要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句话。”这样，赵紫阳心里就有底了，他说：“那行，咱们就这么定。”完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赵紫阳问邓力群同志：“老邓，你的意见怎么样？”邓力群说，“我同意，我早就说过应该实行商品经济，1979年就写过文章。”后来，我翻过邓力群在《财贸杂志》1979年第11期上的一篇文章，就主张搞商品经济，这是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写的，访问日本开阔了思想。在领导人当中，他是主张搞商品经济相当早的一位。赵紫阳考虑问题比较慎重。在两次与起草小组座谈之间，9月9日，他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四点意见和建议。邓小平看了以后批给陈云、先念，耀邦是单独送的，几个人都画了圈。这样，经过反复交换意见，就把有计划商品经济写进了决定。

通过这个《决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在京西宾馆开的。在全会讨论中，少数同志还是有保留。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在通过的前一天晚上对《决定》稿又修改了一下，其他没有改，只是在“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之后加了一段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不是商品，银行不是商品，矿产不是商品。”加了这么几条限制性的话。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在“但是”后面做文章。这几句话一加上，就出来一个问题，只承认实物产品是商品，生产要素都不是商品，生产要素就很难流动起来。但无论怎样，经过各方面的争论，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还是做出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这个决定，邓小平同志当时评价很高，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加了上述几句限制商品经济的话，《决定》虽然通过了，但贯彻起来很费劲。为此，赵紫阳又想办法。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塞进去一段话，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就又把那几个要素放回到市场。这样，贯彻起来稍微好了点，但思想认识肯定还是不一致。一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这个提法又变了一下，变成了“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即政府主要是调节市场，由市场去引导企业，政府不直接调节企业。我没参加起草十三大报告，高尚全参加了，据说写文件时没有什么大的争论。但过后有的人有意见，说这两句话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不是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好多人对这两句话攻得很厉害，要求修改，但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而且说：这两句话你们说有错误，为什么当时不提出来？我就没看出来有什么错误。

不过，有的高层领导还是认为这样的提法有问题，所以在1990、1991年的中央文件上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么一种提法。当时，在国内报纸、杂志上争论不断，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我也写过文章，坚持主张商品经济。到1992年初，邓小平看到老这样争论不是个事，他在南方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下半年，就把这句话就写进了十四大报告。因为邓小平讲了，争论就不太大了，个别同志还有不同意见，但大局已定，所以就写进去了。在十四大之前，6月份，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了一次话，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听听反映。这个期间，我们起草小组在玉泉山还专门召开了一次著名经济学家的座谈会，到会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个别经济学家虽然有点儿保留，但最终也表示赞成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经济学家原来是不赞成的，但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说：“我过去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现在既然小平同志讲了不是，我也同意。”所以说，市场经济问题是小平同志把它最终突破的。在没有突破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别扭的。

改革碰到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一直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或者以公有制为基础，实际工作中就变成了公有制比重越大越好、越公越好。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理论必然受到冲击。因为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制，城里搞活经济以后，就出来了大量的计划外的东西，其所有权就开始多样化，多种所有制必然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后你承认不承认它？开始我们是不想承认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突破的呢？据我回忆，是在1982年。1982年春天成立了体改委，4、5月份，体改委成立了一个小组，陶鲁笳同志挂帅，去常州搞试点，我去了。当时派出两个小组，一个到沙市，一个到常州。我们在常州搞了两三个月，重点是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省一级和市一级的关系，扩大市里的自主权，扩大地方的财力。这方面争论非常多，中央、省里都不想放更多的财权和事权。在常州试点中，我们力争给他们多一点权，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常州，我们还搞了两种非常小范围的试点：一个是价格放开的试点，一个是发展个体经济的试点。对这两件事，大概是90年代初，《人民日报》第一版曾经发表过一篇短评，标题叫《煤油灯罩和老虎灶的故事》，就千把字的东西，但很有典型意义。写的就是在常州改革试验中，在煤油灯罩的故事里，把价格突破了一下；在老虎灶的故事里，把所有制突破了一下。

煤油灯罩的故事，就是当时用电不普及，农村基本上是点煤油灯，城里很多地方没有电也用煤油灯。灯的玻璃罩是易碎品，需要量很大，但价格控制得很死，只能卖六分钱一个，长期不准涨价。企业生产赔本，就不愿多生产，市场上不能敞开供应，只能采取分配的办法。层层分配，一个生产队一两个月才能分上一个煤油灯罩，由队长掌握。有时候村民要通过请队长抽烟喝酒才能得到，非常麻烦。为此，我们跟常州市商量，能不能找少数商品，先试验一下把价格放开，我记得找了很少几个商品，煤油灯罩算一个，笤帚算一个。当时笤帚规定两毛五一把，不能涨价。放开的结果，这几样东西市场供应马上就多起来了，老百姓也可以随时买得到了。但是，煤油灯罩的价格涨到两毛钱一个，上涨了两倍还多。我们害怕老百姓有意见，就进行调查，问老百姓煤油灯罩价格涨那么多，你们有没有意见？意外的是，老百姓竟说没意见，说没涨价。我们问为什么说没涨价？他说，因为我是把卖鸡蛋的钱用来买煤油灯罩的。过去鸡蛋三分钱一个，两个鸡蛋买一个灯罩；现在鸡蛋一毛一个，买一只煤油灯罩还是那么多鸡蛋的钱。这说明，农民的价值规律观念比我们强得多。就这个试点，我们写了一个短报告送中央，耀邦同志很重视，就批发了。随后，小商品价格就逐步放开了。第一次放开了一百多种，第二次放开两百多种，第三次就基本放开了。从1982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上解决了小商品价格。

老虎灶的故事，就是当时生活用煤很紧张，每家一年分配不了多少煤。各户自己用煤烧开水非常浪费。因此，常州的一些街道上就发展起来集体办老虎灶，一个街道或者两三个街道办一个老虎灶，专门给老百姓烧开水，一分钱一瓶，可以省煤。但是，老虎灶必须是集体的，不能个人搞。因此老虎灶办得很少，老百姓打开水有时候要走两三条街，很不方便。有的群众提出，能不能把老虎灶放开，让老百姓自己搞。在试点过程中，市里同意了，就把老虎灶放开了。因为可以赚钱，虽然赚得很少，但积极性起来了，很快就发展出一批个体老虎灶，老百姓打开水也不用走这么远，方便多了。这个东西我们也写了一个短报告，赵紫阳、胡耀邦都很重视。耀邦同志又批发了，说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放开？说了一大段话，要求在全国推广。

因此，1982年冬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就是在中央文件上明确写上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这样，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就慢慢发展起来。加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剩余劳动力增多，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非公有经济或者非国有经济的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1984年，在北戴河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纲时，耀邦同志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经济发展应当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后来《决定》中把这句话写上去了。1984年以后，不但农村的乡镇企业、城里街道办的企业有了迅速发展，而且个体经济的规模也扩大了，原来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超过八个人，根本控制不住，雇工几十人、上百人的企业都出来了。怎么办？你又不能把它搞掉。“傻子瓜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有人想把它搞掉，小平同志说：“不能动，动了影响会很大。”因此，到1987年，十三大报告又突破了，不仅允许个体经济，而且允许私人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并且在1988年修改宪法时，把它写进了宪法。至此，所有制理论的局限问题，基本上就突破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90年代以后非公有经济的大发展。

二价格改革的探索

搞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价格必须得理顺。然而，要理顺价格首先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导致高通货膨胀。因为我们过去95%以上的消费品价格是国家控制的，90%以上的农副产品也是国家控制的，生产资料100%是国家控制的。而且，控制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搞不好就容易爆发全面涨价，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价格改革绝不能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虽然文件里没有写，但当时一般认为，物价指数绝不能超过4%～5%，最好保持在2%～3%。因此，确定价格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有调有放”，而且是先搞“以调为主”，不是“以放为主”，这样国家能够控制。所以，除了小商品价格很大部分较早放开了以外，大宗商品的价格在8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没有动。

80年代中期，大宗消费品价格动了两次，范围比较大，但都是“调放结合”，“有升有降”，不是单方面放开，所以效果非常好。一次是1984年，家电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当时，外汇比较多了，进了很多家电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调。然后，把一部分重要的生活消费品价格适当上调，价格总水平基本不变。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一批商品价格问题。另一次是80年代中后期，解决纺织品价格问题，也是“有调有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原来纺织品中化纤制品很贵，棉制品很便宜。而国际上是棉制品很贵，化纤制品很便宜。所以，我们就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大幅度提高棉制品价格，大幅度降低化纤制品价格，总水平也基本没有上升，效果也非常好。经过小商品的“放”和大商品的“有调有放”，采取两次比较大的措施以后，消费品价格绝大部分解决了。到1985年、1986年，剩下的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和极少数消费品的价格没动，其他基本上都解决了。

当然，生产资料价格也应该实行“调放结合”的原则。为了解决生产资料价格而又不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6年1月，吴敬琏同志提了一个建议，主张采取配套改革的办法，就是把价格调到合理的水平，生产企业因此增加的利润要通过国家税收把它收起来；然后，使用单位由于涨价增加了支出，再通过财政补贴返还给它，通过这样办法把价格理顺。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当时大家都认为有道理，赵紫阳也听进去了。3月下旬，中央决定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搞这件事，所以成立了价税财联动方案研究办公室，集中到中南海国务院的院里办公。方案办公室的组成是以体改委为主，规划局和宏观局的同志大部分都去了，同时还吸收了很多外面的人，如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郭树清等，还从各部调了一些人上来，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办公室主任开始是安志文，高尚全、我、傅丰祥、吴敬琏是副主任；后来高尚全是主任，我、傅丰祥、吴敬琏是副主任；日常工作主要是我和傅丰祥两个人来主持。接下来，就是搞规划，想一次性解决价格问题。生产资料主要有六大系列：冶金（含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和建材。开始的方案是六大系列全动，都把它调到市场价格的水平然后放开。

当时，实际上已经有了双轨价格。从80年代初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企业在计划外有一部分自销产品，一般企业比例只有不到10%，首钢最高，是15%，就是说这个15%可以由企业卖高价，实际已经形成两个价格。所以说，双轨价格不是后来实行的，那时候就有了，只是没有正式把它作为价格改革的办法。后来因为价格改革闯关失败，才把它作为价格改革的一种办法提出来。有的同志说双轨价格是他提出来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双轨价格，就有个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销售价格，但一般企业计划外价格的比重还不大，开始2%，后来5%、10%，最高的也不过15%。

最初设想，把六大系列计划内部分的价格都放开，变成市场价格，但是一测算，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因为有一个反复推动的问题，由此带动整个价格上涨至少要达到一倍多，好像是150%以上。方案制定出来以后，6月份在玉泉山汇报，当时是我汇报的，其他人都去了。汇报以后，开始多数人都同意，包括马洪也同意，赵紫阳没表态。最后谁不同意呢？安志文不同意，他认为这样搞风险太大。最后，赵紫阳表态说，看来六大系列一起动，可能风险太大，通货膨胀率太高。那咱们试着来，先动一个，钢铁系列，其他的先不动。钢铁系列怎么动呢？以6毫米的圆钢价格为例，从当时的693块钱一吨调整到1000块钱一吨，基本上是市场价格，然后把它放开。后来，统一了这个意见，返回来重新制定方案，就是只动钢铁系列，其他系列不动。新方案制定出来后，7月份，在钓鱼台又汇报了一次，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就是从1987年开始，标准圆材从693块钱一吨提到1000块钱一吨，整个钢材价格大体上涨50%不到，推动总体物价上升不是太大，累计不会超过20%。

307元是调整到1000元/吨的价格后与原来价格的差额。根据价税财联动方案的设计思路，这部分将以国家税收的形式收回来。——整理者注

但在制定具体方案时，碰到一个非常现实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影响具体方案根本制定不出来。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钢材实际价格究竟是多少？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我们方案中的693块钱一吨，是物资部提供的价格，物资部的价格基本上是统计局的价格，这两家差不多，但是与主管钢材生产的冶金部提供的价格差别甚大。冶金部的同志说，现在6毫米圆钢的实际平均出厂价格不是693元，已经是897元，差了两百多块钱。如果是693元，每吨就要收307元的税。

冶金部说：不行，现在出厂价已经是890多，你怎么能按照这个收税？而且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年6月份，统计局组织搞了一个6000户企业的经济普查，普查结果：使用钢材的企业6毫米圆钢价格已经到了1100元左右，这样，联动的方案根本制定不下去了。我们把这些情况专门向田纪云汇报了一次，田纪云也感到挠头，怎么办呢？冶金部不同意，你没法动。所以，最后就拖下去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后来，有的同志说这是无疾而终，或者说是赵紫阳不接受好的办法，好多人有意见。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说哪个领导不想干，或者有什么意见。实际情况是，这种联动办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无法操作的，具体方案根本制定不出来。因此，到1987年，方案办慢慢也就没有工作了，我们都回机关了。再后来，国务院成立了一个调节办，来管这类事，柳随年当主任。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实践证明一次性联动不行，所以提出了一个比较实际的思路，能不能采取逐步放开的办法，即对计划外部分每年放开一点，如每年放开10%，或者15%，这样，通过几年时间，基本上可以把价格问题解决。也就是正式明确可以走双轨的路子，领导同意了。到这时，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改革的方式才普遍实行起来。此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就不再完全采取国家调整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步放开的办法。

然而，逐步放开又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由于存在两种价格，漏洞很多。各个地方出现开后门、行贿、受贿的现象，以权谋私这种东西相当普遍。有的人通过关系，把计划内物资一下子变成市场物资，价格相差甚至一倍以上，就可以赚一大笔钱。这类问题相当严重，各方面意见很大。在1988年人代会上反映很强烈，说双轨制是导致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据安志文回来讲，人代会以后，李鹏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就问到，这次人代会反映最大的是什么问题？李鹏说，是价格问题，双轨制漏洞太多。这样才引出小平同志一段话：看来价格这一关，我们非过不可，迟过不如早过。而且提出，不尽早解决，拖下去会使党、政府受到极大损害，后果很严重。

这个话传达下来，才有了1988年的价格攻关。国务院开会传达以后，专门成立了攻关小组，由计委负责，我代表体改委参加了攻关小组。经过几个月，计委提出了价格攻关的方案，体改委也提出了价格攻关的方案，8月初在北戴河汇报。计委的方案激进一些，主张一两年内解决；体改委的方案比较缓一些，主张三四年解决。中央没有具体肯定哪一个方案，但是决定价格要攻关，要加快改革的步伐。8月中下旬，正式公布了价格攻关的改革办法，最显著的一句话是：“今后少数重要产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多数产品的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这句话本来只是一个原则，并不会直接刺激到群众的思想，但由于正好在公布价格攻关之前，我们把高价烟酒的价格放开了。放开之后，茅台酒就从二十多块钱涨到250块钱一瓶，五粮液从十几块钱涨到一百七八十块钱一瓶，涨了十几倍。高价烟以红塔山、大中华为代表，由一块多钱涨到十几块钱一包。这一下，群众思想就全面高度紧张了，再加上当时通货膨胀率大大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到了10%以上，甚至15%左右，一年期存款利率还只有7.2%，严重倒挂。这就引起了群众马上挤兑存款，把银行存款提出来买实物保值，从而很快形成了全国的抢购风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没有办法，9月份做出一个治理整顿的决定，即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控制通货膨胀，消除经济过热。而且开始大幅度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从七点几提到十四点几，还不解决问题，随即又赶快实行了保值储蓄，即存款年利率随物价上升指数浮动，最后，才把市场给稳定住。简单说，这场风波就是这么出来的。

价格攻关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出在三个环节上，一个是时机不到。在整个经济供需不平衡、缺少买方市场的状况下，进行价格攻关有点儿超前。第二个是相应的工作没跟上。就是通货膨胀率同银行存款利率发生倒挂，没有及时解决。不是八九月份才倒挂，上半年已经倒挂了，上半年物价指数已达10%左右，利率只有7.2%，很多部门都提出要调整利率。如体改委就曾经提出，利率要赶快调整，否则容易出问题。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利率迟迟没有调整。为什么？主要是上层意见不统一，有的同志主张调整，有的同志认为调整利率会让工商企业吃不消，就拖下来了。一直到出现了全国抢购风潮，才调整利率和实行保值储蓄。1987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净增加值已经800多亿，1988年初我们曾设想，当年的储蓄存款年增加可以达到1000亿，结果这一年储蓄存款只增加了600多亿，差300多亿没有回笼，靠发票子弥补。假如利率及时调整，储蓄存款增加达到1000亿，就不用发这300多亿的票子，抢购风波也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说，工作没跟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即怎么采取配套措施，保证攻关成功，没有很好研究。第三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价格攻关过程中，烟酒放开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正好选在宣布攻关之前实行，客观上直接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本来，放开价格就已经比较敏感，看到这一放开价格就涨几倍、十几倍，那人们当然要抢购东西了；不仅抢急需的，有的甚至抢购消费不多的盐，一麻袋、一麻袋往家扛。所以，在决策上也很难说价格改革攻关不对，想尽快把它突破与解决，这个是合理的。假如在攻关的同时，我们认真把以上三个方面工作做好了，也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实行治理整顿，应当说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大的，很快把经济过热消除了，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了。1988年通货膨胀率是17.9%，1989年是18.5%，1990年、1991年降到2.1%、2.3%，基本消除了。但是从现在来看，这次治理整顿，要求也有一点过急，措施力度有些过大，使1990年、1991年的国内需求，按可比价格计算还没达到1988年的水平。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总需求的绝对数都比1988年低，导致了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1988年增长超过11%，1989年、1990年只有2%～3%，下降太多。全国性的供给大大超过了需求，市场疲软、库存积压和资金浪费相当严重。不过，由卖方市场变为了买方市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促使价格问题基本上自然解决了。到90年代初，市场平衡了，并且供大于求，价高了卖不出去，只好降价，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逐步接近，自然就解决了。当然，这几年经济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连续三年的经济低速增长，失业大大增加。

商品价格基本上解决了，剩下的就是要素价格，特别是利率、汇率的价格。汇率通过1993年的一次性调整，从原来的五点几元人民币兑一美元，一下调到八点几元兑一美元，并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基本上把汇率解决了，效果很好。利率至今还在积极解决中。价格改革就是这么过来的。

三企业改革的争论

企业改革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搞市场经济，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必须理顺。因为企业是市场运行的基础，或者叫主体，企业体制和机制不理顺，市场就没法正常运行。企业怎么改革，一直有很大的争论，做法也不完全一样。改革开放以前，曾搞过两次企业下放，都不成功。1979年，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调查研究，以张劲夫同志为首。调查研究后写出一个意见，认为过去的改革失败主要是只搞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靠单纯的行政性分权不能解决问题。改革应当重点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怎么解决国家与企业关系问题呢？提出了“搞活企业”这么一个词。怎么搞活？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重点应该全面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一种意见是主要应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特别是财权。理顺关系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但不只是扩权，而且要理顺各种关系，最后实现政企分开。当时，企业普遍同意第二种办法。因为扩大自主权首先是扩大财权，扩大了利润留用。原来国家对企业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由统收统支改成利润分成，留一定比例的利润给企业，企业当然高兴。

不过，由于国家财政负担很重，企业留利比例多了，财政承受不了。所以，开始时留给企业的比例是很低的，一般不超过5%，最高也不超过10%。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这种办法使企业还有点儿积极性，因为可以增加一部分奖金，企业领导开支的余地也大一些，但到1981年企业就不高兴了，认为留成太少。企业说，这个留成我没法搞技术改造，连个厕所也修不起来。为了既扩大企业的留成，又照顾国家财政，从1981年开始把留成办法改了一下，改成“基数分成加增长分成”。也就是说，基数部分利润留成的比例仍然较低，为了照顾财政；但增长的部分留成比例可以提高，一般提到10%～20%甚至30%以上。开始时，企业很高兴，说这样才有奔头，但实行了两年，到1982年又不行了。因为不同企业增加利润有个潜力大小的问题：原来利润交得多的企业，增长的潜力小，留得也较少，原来利润交得少的企业，增长的潜力大，留成反而多。所以，企业大多不满意，说这种办法是“鞭打快牛”，不平等竞争，根本不能调动积极性。

后来，经过调整发现，国际上除了苏联东欧国家企业是上缴利润以外，其他国家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不交利润，而是交所得税，国家规定一个统一的所得税法，企业依法纳税。这样，1983年我们就实行了利改税，但是所得税率不能定得太低，定得太低国家财政承受不了，所以定了个55%的所得税率，比任何国家都高。世界上最高的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几。而且，利改税一步到位还不行，只能实行税利并存，怎么并存呢？即55%照交，剩下的45%还得通过国家跟企业谈判，再交一笔所谓利润调节税，结果企业还是没拿到多少。利润分成实行了大概是四年（1979～1982），利改税大概也是四年（1983～1986）。到1986年底，企业利润普遍交不上来了，只好逼出来一种办法，叫“利润承包经营责任制”。

在这以前，企业也有承包的，但只在很少数企业实行，全国性的企业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首钢，一个是二汽。1986年以前，经委一直是主张全面搞承包的，耀邦也主张搞承包，所谓“包字进城”，就是用农业的办法解决工业的问题。当时，体改委的主流意见认为搞承包不行，特别是规划局的几个同志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农村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是没人给他兜底的，他可以包盈亏；城里主要是国家所有制，最后肯定还是国家兜底，其结果必然是包盈不包亏。另外，承包很容易导致企业以包代管，发生种种的短期行为。如为追求利润，拼设备、吃老本、弄虚作假、不提折旧或少提折旧等这一套都会出来。记得可能是1984年或1985年，经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实行全面承包。我、廖锡顺、徐景安专门给紫阳写了一个报告，反对实行承包，认为承包到最后只能是包盈不包亏，导致短期行为。后来，赵紫阳批了，承包制只在少数企业试点，不扩大。对此，经委的意见非常大，甚至说我们几个人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耽误了几年。

但是，到了1986年底，由于企业利润普遍交不上来，1987年的财政任务也落实不下去。我记得，首先是天津逼出一种办法，由主管部门同企业一家一家谈判，核定承包指标，签订承包合同，最后把任务落实下去了。很快这个经验就在全国推广，普遍搞起了利润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1990年，全面承包制大概又搞了四年。包的结果怎么样呢？国有企业的利润根本没有搞上去，亏损面反而扩大了。承包以前，亏损企业一般不超过20%；包了四年之后，企业的盈亏变成了“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虚盈实亏。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企业没有利润了。到1990年，好多企业和地方都提出来，利润没法包了，就包流转税，也就是把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给包了。中央发现这不行，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就靠这三大税，把这三大税包了，如果交不上来，整个国家就没法活了。于是赶快发通知，一律不准承包流转税。

为此，1991年秋天，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会，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这次会明确了一点：国家同企业的关系，看来主要并不在企业利润分配上，而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因此，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到1992年上半年，写出了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下半年开始实行。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因为条例的重点是扩权，规定给予企业14个方面的自主权，在政企分开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扩权也根本扩不下去，各部门都不愿意把权扩给企业。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专门做出了一个《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要进行机制转变，更关键的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归纳了4句话16个字：“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当时，国家搞了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体改委分管30户，经贸委分管70户。从制度设计上看，这本来是很正确的，但是从后来贯彻的情况看，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来做。主要是因为决定出来后，在理论上仍有争论，各方面在三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

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要不要制度创新？有的人包括中央党校有的教授提出来，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搞什么制度创新？要创到哪儿去？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搞产权改革？好多同志不同意国有企业搞产权改革，认为产权改革是要搞私有化。有的领导同志也公开批评产权改革的提法。第三个问题，要不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好多人提出，现代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产权、经营权、政企分开这一套，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所以，从总体上看，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具体工作主要搞的是加强企业管理。在90年代中期那几年，企业改革的重点年年提的都是加强管理。从原则上说，加强企业管理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从企业制度上解决问题，加强管理是持久不了的，结果也确实没有太大的效果。到1997年、1998年，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全面亏损，即亏损企业多于盈利企业，亏损总额也大于盈利总额，好多企业都面临生存无望、求死不能的境地。怎么办呢？最后就搞了三年企业脱困。主要办法：一个是给企业注资，特别是给国有大企业注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给企业减负，搞“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这几年给国有企业一共注进了两万多亿资金，下岗分流大概两千多万人，动作不能说不大。搞了三年，到2001年年初曾经宣布，国有企业已经解困了，但到第三季度发现，国有企业的困难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原来的数字根本就不准确。

公司制、股份制也是长期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公司制、股份制是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林重庚1984年提出来的。厉以宁有可能提得更早，但并没有引起领导重视。1984年，世界银行在关于198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西方的公司制、股份制，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并布置体改委进行研究。首先，我们组织人查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司制、股份制的评价，究竟符不符合社会主义理论，查的结果是符合社会主义理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股份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先进的产权制度，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金桥。1985年，西德“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带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五贤人委员会是西德政府的最高经济参谋机构，由五个经济学家组成，几年重新选一次，每年向政府提一次对经济发展的咨询意见。施奈德来中国，在会见赵紫阳过程中，赵紫阳就国有企业改革征求他的意见。施奈德很稳重，说：“现在我没法答复，待我们回去研究后，明年来时再答复。”1986年秋天，他又来了，住在钓鱼台。我记得，赵紫阳指示让安主任去见他，我也一同去了，征求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他说，他们研究后认为，改革国有企业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搞公司制、股份制。对此，体改委的同志基本上都同意，但当时经委的人不太同意。因此，只能先一点一点做起，选个别企业发行了股票，并开始筹办证券市场。尽管我们很谨慎，但还是遭到很多单位和同志的非议。有一次人大常委会还专门提出质询：体改委搞公司制、股份制，是不是搞私有制？体改委专门派人在人大常委会上解释这个事。1993年，在改革决定中已经写了公司制、股份制，但不足的是，没有明确写上“公司制、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实现形式”，而只是写了上“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正因为只写了探索，各方面看法不一，推进的进度仍然很慢。一直到2003年，中央才最后决定下来，企业改革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公司制、股份制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形式。

四国家宏观调控逐渐走向规范

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总的是随着市场放开、企业放活逐步进行的。正因为是逐步进行的，开始往往不很规范，政策也不太统一。宏观调控走向规范是在1993年、1994年。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几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财税制度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三是外贸、外汇制度改革。

财税改革是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增值税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过去长期实行的包干制，改成了比较规范的分税制。金融改革明确了一个严格的原则，就是财政出现了赤字只能发国债解决，不能向银行借款或透支，中央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有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地位。外贸改革主要是将过去外贸完全由国家垄断，改成了在一定条件下多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经营。外汇改革将过去实行的双重汇率、多种汇率，一次性并轨调整到市场汇率，并相应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常性项目放开，投资性项目继续控制。实际上，外汇兑换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开了。

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是很成功的。从1993年到现在，近十几年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折腾，与新的宏观调控体制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关系。1989年那次宏观调控造成的波动比较大，但1993年和2003年开始的两次宏观调控波动就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的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措施，就是国家收紧财政，收紧金融，而且一刀切；基本建设项目由国家一个个地批准。1993年以后的调控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主要是管好两个“闸门”，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土地。主要是通过这两个闸门的管理，特别是通过金融、税收手段来进行调节，比如贷款利率、税率，增加投资方向税等。当然，我认为，1993年这次调控也有点毛病，就是时间太长。本来，调控到1995年，已经基本上平衡了，1996年应当适当放松，就是合理调整财政、货币“双紧”政策，适当增加一些投资，扩大基本建设，增加劳动就业。但由于1996年没有放松，导致199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通货紧缩，即物价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并且一直延续了六七年。到2003年，通货紧缩才有了改变，物价由下降到上升0.1%。这段时间，国有企业效益不升反降，甚至大面积亏损，与通货紧缩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价格下降，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就没有太多利润，甚至成本也收不回来。为了把它卖出去，实现生产与工资的增长，只好低价卖出，结果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的也是经济手段，所以能够获得更大成效。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而且时间控制也比较好。到2005年，就在内部明确不再出台新的调控措施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在调控期间也基本没有下降，出现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

所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最大的宏观调控经验，我的概括是：必须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适可而止。第一次是1988年，之所以在成功之余还有所不足，主要是不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第二次是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即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即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只有2003年的调控，因为“三适”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也取得了全面的成效。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的，主要是方向、重点抓得比较准、比较对。比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国家间接调控等等，这一路走来，不是要求一步到位，而是一点点往前走的。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能够走到什么程度就走到什么程度，不强求走得太快；如果强求走得太快，不仅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树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循序渐进，逐步突破，是中国改革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