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

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谢明干（1933～），广东开平人。历任国家经委调研室处长、综合局副局长，国家物资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兼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

口述者：谢明干

访谈者：鲁利玲、萧冬连

时间：2009年11月18日

地点：谢明干住宅

整理者：萧冬连、鲁利玲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1976年底，我从机械工业部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务院工业交通领导小组调研室。“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经委等国务院机构被砸烂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迅速恢复全国工交生产和推动各工交部门深入揭批“四人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这个工交领导小组。小组的组长是谷牧，副组长是袁宝华等，整个小组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当时百废待举，工作繁重。至1978年，在此基础上恢复了国家经委。从此，我就在国家经委调研室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后期调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一直到1988年国家经委撤销，我被调到国家物资部任政策研究司司长。在国家经委期间，我主要是做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调研工作，参与写文件、文章是其中的主要任务。我参加过很多文件的起草，包括多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文件，譬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责任制、组织经济联合、增产节约等文件和《企业法》。《企业法》最早是我一个人做准备工作，我跑遍了北京的大图书馆，拜访了人民大学的教授（真正懂《企业法》的专家找不到），收集整理了一些有关资料，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但当时经委领导尚未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所以工作进展缓慢。后来，因经委内部机构调整，这项工作就转给别的单位了。

在我参与起草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最值得我回忆的，就是1984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的背景

当时党中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呢？首先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村改革就在广大农村迅速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是安徽、贵州这两个地方的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很快就在全国许多地方传开了。但由于当时的主流思想认识跟不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方面的决定还是不允许搞包产到户。然而在实践中，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政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农村政策的措施，比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和发展集市贸易，放开对家庭副业的限制等，农民得到了很大好处，生活明显改善。从而推动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热火朝天地掀起了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热潮，农村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1979～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4%，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五年增长了1.6倍。

1978年10月，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受农村包产到户的启发，在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赵紫阳先前是在内蒙工作，后来被调到四川。到四川以后，他做了很多调查。四川是一个大省，天府之国，工业比重也大，但是经济上不去。他调查的结论是，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职工没有积极性。到1979年初，他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增加到l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想通过放开企业的手脚，充分调动起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尽快把经济搞上去。试点的实践表明，无论是营业收入、实现利润，还是产品质量和品种，试点企业都明显地好过未搞试点的企业。

当时，国家经委在指导思想上是非常赞成与支持企业扩权的，因为我们主管工交生产，面对十年大浩劫造成的企业混乱、生产衰败、民生困顿的局面，十分焦急，总觉得企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被绑得死死的、一点自主权都没有了，从内心里希望尽快放开企业的手脚，让企业能够自发地积极主动地去搞好生产、创造效益，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因此，四川刚开始搞扩权试点时，国家经委一听到风声，就指派一位负责人带队去四川搞调查，我是调查队成员。到四川后，我们听了省经委主任和省财政厅厅长的汇报，跑了几个试点厂，看到厂里一片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厂长和职工的精神面貌都挺积极的，我们都深感受鼓舞。在听汇报时，我们问他们：“搞了扩权以后，你们给政府上缴了多少利税？工厂自己增加了多少收入？给职工增加了多少福利？”请他们具体算个细账。财政厅厅长看中央来人了，有点紧张，对我们的盘问，回答不大清楚；让他打电话回去查问，也问不出来，只说增收了不少。我们随即派两位同志跟他们一起下去具体算账。结果，算下来的总账是，国家确实是多拿了，企业留下的钱也多了，职工个人的收入也普遍多了。而且凡是扩权的企业，产值和实现利润都比没有扩权的企业增长了很多，增幅达到30%～40%左右。

从四川回来以后，国家经委就给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一个报告。华国锋还是比较支持的。可是，财政部一些人有意见，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同国家经委的同志争论得很激烈。他们觉得，国营企业增收的大头应该归国家，现在企业和职工拿得太多了，国家财政拿得太少。他们光算增长比例，其实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值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还不少。企业把“饼”做大了，国家财政和企业分的就跟着多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否则企业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家经委和国家体改委都是很支持的，我们接连起草了好几个关于企业扩权的文件，报送国务院审批颁发了，有力地推动了扩权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四川的经验、扩权的试点，很快就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铺开了。当时，除了大型国营企业外，企业留利的比例，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对中小企业扩权试点与否国家经委亦不加以限制，地方愿意搞就搞，不愿意搞也不勉强，允许先看一看。这一条很重要。有个别省份一直到很晚才搞扩权试点，后来发现晚搞了一两年，财税收入少了，吃亏了，就赶快跟了上来。

从企业扩权开始，城市经济改革陆续地展开。比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工业企业实行利改税，职工收入和业绩挂钩，实行厂长负责制；商业系统搞“三多一少、城乡通开”，即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财政搞“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比例分成，等等。对厂长负责制，赵紫阳是坚决支持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了。这个问题在国务院有过争论，有的人认为，党要领导一切，工厂应当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赵紫阳则坚持可以先搞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后来，邓小平知道这个事后，明确表态支持厂长责任制。

从1978年到1983年，对外开放的步子也走得很快，放开了对广东、福建的政策，搞了四个特区，以后又陆续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在这个过程中，围绕要不要搞特区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有些老干部思想很不通，说搞特区就等于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搞一块“飞地”，说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以外，一切都变了”，意思是说，特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是，邓小平对搞特区是坚决支持的，陈云也是支持的。

在这五年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一方面，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农产品价格怎么调整，农民收入怎么提高，农业种植结构怎么调整等等。同时，农村改革倒逼着城市，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业生产资料，提供资金的支持和文化、教育、科技的支持，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你不搞市场商品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当时，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市场，只有零星的小规模的商品交换（小集市），生产资料则还是统一调配的。另一方面，农村改革又向城市提供了一些很实在的改革经验，主要就是承包，甚至有人说“一包就灵”。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许多企业都坐不住了，“包”字开始进城了。开始是在山东做试验，体改委和经委的态度都是支持的，经委比体改委似乎更积极一些。山东搞企业改革试点从1979年就开始了，是当地自发搞的，形式各种各样，但核心就是搞承包。国家财政只管我这个企业包多少利润，至于我怎么经营管理，企业内部怎么分配，财政不要管。山东一些中小企业这样搞起来以后，我们经委的态度是允许试，不干预，总结经验。因为中小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是太大，就让它们去试一试吧，有问题再改进。体改委则比较谨慎。对这个事情，认识上不大一致，对企业承包上缴利润行不行的争论很多。确实，承包的缺点很突出，不仅定比例和算账麻烦，主要是包盈不包亏。企业亏了，上缴不出来怎么办？又没有有效的监督，企业把钱都花到别的地方去了怎么办？是个问题。但开始搞承包的时候，企业和职工确实积极性比较高，效果也比较明显。

总之，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初步探索，迫切要求整个体制改革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当时，就有些人认为“还看不准”，主张按兵不动，“看看再说”；甚至有人埋怨，说什么“现在都乱了，到处都在搞资本主义了”。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地方的干部，都要求中央有个说法，要求尽快下达一个“红头文件”，即改革的总纲领、总蓝图，加强对城市改革的引导。

其次，当时理论界思想很活跃，围绕改革问题的争论非常多。在农村方面，主要是搞地方实际工作的干部有争论。例如，1980年9月，在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座谈会上，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他把包产到户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经济学家吴象专门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在城市改革方面，争论就更多了。大体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应不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针对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经委有的同志总结为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生产产品统一销售、产品价格统一规定、职工统一调配、工资统一标准和财务统收统支。在关于企业扩权的理论问题上，贡献最大的是蒋一苇，蒋一苇是个老革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6月，他在《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企业本位论刍议》。其核心思想是，企业不是一块没有生命的砖头，摆在那儿不变。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对外界的刺激能产生自动反应”的“能动有机体”。一定要给企业自主权，经济才能兴旺起来。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不应该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我跟蒋一苇比较熟悉，很尊敬他，他也经常找我给他主编的《经济管理》杂志写些稿子和提供些信息。据说，在80年代初权威人士批判商品经济观点的时候，蒋一苇被列在黑名单里面。后来，赵紫阳不同意在经济领域搞这种事情，才没有把他弄出来批判。蒋一苇在其他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创见，他曾同我聊过，对我有所启发。他还对我说过：“有些人说我‘老右’（他曾被打成右派），另一些人又说我‘左’，实在难呀！这只能由实践来做结论了。”我觉得，蒋一苇是我国经济学家中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他的思想与品德在经济理论界也堪称楷模，起了一种先驱的作用，可惜他逝世得太早了。他的企业本位论出来以后，反响很热烈，经委的同志很受鼓舞，我们坚持扩大企业自主权有了理论支撑了。

参见《红旗》1983年第22期。参见《经济学周报》1982年2月2日。引自红旗出版社编辑部编《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1辑，红旗出版社，1983，第289页。

第二个是，应不应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当时，经济学家刘国光在《经济研究》杂志1980年第10期写了一篇文章：《略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几个问题》，说：“随着指令性计划范围的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利用价值杠杆进行调节范围的扩大，最终将形成为在统一的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计划和市场紧密胶合在一起的统一体。”1982年9月6日他又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反对者则认为：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

是不能动的。例如，手执宣传工作牛耳的邓力群说：“把指令性计划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并没有错”，取消指令性计划“就会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那样，顶多对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起一些协调的作用”。

还有个别经济学者强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计划工作水平的提高，应当“逐步地、适当地扩大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但理论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仅是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而且还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

第三个是，应不应该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当时，各个地方要求放宽政策，允许和鼓励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呼声很高。但是，也有一些人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认为集体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对私营经济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这是我们1950年代曾经提出过的口号，特别是要严格限制私营经济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否则，用列宁的话来说，它就会“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反对得很厉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要求“动”安徽的“傻子瓜子”。邓小平两次谈到过“傻子瓜子”，说：他雇工制作和销售瓜子，有人说他搞剥削；他赚了不少钱，就要求动他。不能动，动了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好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现在，“傻子瓜子”已经变成安徽一个名牌，从工厂发展成一个集团了，吸收了好几百人就业，也给财政上缴了很多税。

第四个问题是，应不应该搞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大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有很多人想不通，把引进外资说成是“引狼入室”，引进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把办经济特区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一直到邓小平1984年初先后视察深圳、珠海、厦门，充分肯定举办特区的政策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才基本统一起来。有人说，陈云反对搞特区，这实际上是误传。1982年10月，陈云对广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总结做了批语：“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谷牧回忆录》里也讲到，陈云当时很关心特区，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当时，经济理论界的争论很热烈，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市场应该起辅助作用还是起基础性作用？正反两方面意见争论很大。国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也已经争论了一百来年了。我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先行者，是老革命、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市财政局长的顾准，他在1957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个理论，并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与流通。遗憾的是他后来因此遭到了很残酷的批斗，以后对这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国内就鸦雀无声了。

参见《光明日报》1979年3月13日。参见《学术研究》1979年第4期。参见《光明日报》1980年8月30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最早公开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四川的一些学者。1979年2月，在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

。在这个会上，多数人支持这个观点，也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它结合，只能是一个吃掉另一个。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抬头。同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在《经济学动态》第3期撰文说：“如果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三个阶段的话，那末，目前全世界还处在商品经济阶段。”“在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时，不能同时废除商品经济，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广东经济学家卓炯以《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为题，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他还说：“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或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的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也在《经济研究》第4期撰文指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林子力写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一文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以上几篇文章，当时有很大影响。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统一，像孙尚清等当时就写了这样的文章。也有一些人直接说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像马洪等。

当时，报刊上持反对观点的文章也不少，主要集中在红旗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认为“把国营企业改变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不按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办事，而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改革，等等。1981～1983年间，在某些权力部门的支持下，反对的声浪逐渐膨胀起来。到后来，在经济界、舆论界，只能让讲“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不准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能让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准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不能讲“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只能让讲“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不准讲“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等等。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主张市场化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把实行厂长负责制扣上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等等。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看法，把经济学家划分成四类，大体是：坚决主张搞计划经济的属第一类；第二类是基本赞成搞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基本赞成搞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坚决主张搞商品经济的，如薛暮桥、林子力、蒋一苇等。这件事，是我在《决定》起草小组里听林子力说的。林子力还说，这份材料是在内部印发的，对划入第四类的人，准备拿出来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来批判。那些权威人士不仅对主张商品经济的学者扣帽子、阴谋打棍子，而且在编《邓小平文选》时，竟然把邓小平1979年10月26日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抽掉，不让公众看到；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里有句话：“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他们也给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在那种形势下，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都不写发展商品经济，而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些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经济学家，像薛暮桥、刘国光，还不得不在内部做了检讨。

但是，经济学界并没有因为遇到这么一股汹汹逆流就停止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讨。1982年7月，在莫干山举行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上，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市场是供求双方的媒介，它不一定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会议还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着“好”的指令性计划，凡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这个会议的纪要，后来给送到中央去了。经济学家在那个潮流下还敢开这种会，是很有勇气的。

当时，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大体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制度、理念、方式习惯了，怕变，怕乱。有的人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思想感情抵触很大。有的老干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这种人。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很多是老干部，所以影响很不好。第二种人主要是怕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一大二公”、集权、平均等看成是社会主义，把放开搞活、致富、承包、单干等都看成是资本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不清楚。这种人为数较多，他们对改革持犹疑、观望的态度。第三种人，口头上并不反对改革，也说要改革，但只是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下放一点权力，松一点儿绑，并不赞成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往往就是我们一些搞计划经济工作同志的看法。他们掌握着权力和资源，如果思想不解放，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就会成为推进改革的阻力。

再一点是，中央领导同志很早就在考虑体制改革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里，就提出要给企业下放权力，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新概念。邓小平告诫全党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话是很严厉的。陈云也谈论过这个问题。1979年3月，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据此，财经委让张劲夫组织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后因感到尚不成熟没有提交审议。邓小平听说了就问这件事，他们说这还是个素材，不成形。邓小平说：“素材也可以嘛！披头散发地跟大家见面听听意见嘛！”可见邓小平对推进改革的愿望是非常急迫的。于是，这份材料就给拿到1979年11月计划工作会议上征求意见。与会人员认为，这个《意见》的基本思路对头，但具体方案还不成熟。领导层的思想认识也不一致，说方向是对的，有很多问题还有待研究。这样，这个材料就被放下来了，既没有下发，也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后来，成立了国务院体改办公室，又先后起草过两三次这方面的文件，比如1980年9月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会议上做这份材料的说明时，称这个提法是“对三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初步意见》当时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赞同，许多经济学家也给以高度评价，但由于党内的看法仍不一致，还是未能形成正式文件。所有这些，都是可贵的探索，为我们后来起草《决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82年10月，邓小平找国家计委一些负责人谈话，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段话表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他本人的倾向性，要求抓紧研究解决。1983年9月，陈云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提出“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4年初，中央领导正式提出来要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开始组织文件起草小组。

由上可见，1984年搞这个《决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形势的迫切要求，群众的期待，理论界的呼吁，《决定》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

1984年2月，我被借调到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工作（这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是于5月15日举行的）。4月26日，政府工作报告的稿子快要出来的时候，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说：“中央决定另外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抽调政府主要部门的一些人，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的人参加。”他叫我和杨启先也参加，说：“你们俩熟悉经济和改革工作，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要一起兼起来，都要做好。”当时，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两个起草小组的工作地点都设在玉泉山，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起草一般都设在那儿。

4月30日，起草小组开始工作。头几天，是敞开思想，议论形势，大家各抒己见，十分热烈。在此基础上，我们先后搞了三四次提纲，田纪云副总理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过一次提纲。但由于当时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认识不大统一，主要是对提不提商品经济等问题有疑虑、有争论，提纲老定不下来。到5月中下旬，袁木提出，趁全国人大在北京开会之机，请一些人大代表来座谈，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先后到江苏、广东、上海、四川、安徽等五个省市代表团的驻地，分别召开座谈会。各个座谈会一致认为，改革非搞不可，非常支持中央搞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有一些代表来自企业，比如宝钢、首钢，他们的要求更为强烈，就是希望搞更多的市场调节，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但是，代表中也有些省长、书记有顾虑，说：“你这个文件搞出来能不能够贯彻啊？部门不放权怎么办？”还说：关键就是要解决部门这个“顶门杠”的问题。我们听了以后，深刻感到下面要求改革的强烈，增强了我们一定要搞好这个文件的信心和责任感。后来，我们又请一些部门来谈他们对改革的看法和设想，先是找商业部、国家物价局、外贸部、劳动人事部，后来又找了国家计委、经委等，一个个来谈，想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但是，听了十来天，一头雾水，这些部门的思想基本上还不大解放，最多也只是打算给地方和企业下放一点权力，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来革自己的命。这说明，中层的思想还没有受到多大的触动。

《决定》的起草工作，前后历时五个多月，八易其稿。整个文件的起草过程大体分两个阶段。7月份我们去北戴河之前是第一阶段，起草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前后写了三稿，我个人的看法是一稿不如一稿。我和杨启先具体事情做得多一些，初稿写完以后都交由袁木统稿。袁木的文笔很好，但由于当时我们思想不够解放，三稿的内容都写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新意，我们自己看了也不满意，主要原因是有两个基本问题在认识上没有解决：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第二个是市场应该起什么作用，是辅助性的作用还是基础性的作用？社会上、理论界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起草小组里面来。小组的人员来自好几个不同的部门，其中有的部门管项目、管钱、管人，有的同志对政企分开，对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作用，没有思想准备，甚至有抵触情绪。因此，在起草小组内，观点就很难真正一致起来。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工作经验，只是思想不大跟得上形势。

第二阶段是7月份以后，先是袁木去北戴河汇报，过了两天，又叫我们几个人也去北戴河，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到了北戴河以后，我们先分别拜访了一些老同志，征求他们对起草《决定》的意见。我参与拜访的是万里和姚依林，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很不一样。万里非常赞成搞这个文件，说形势逼人，不改不行了。他在谈到一些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时很激动，拍起了桌子，说：“农村小学的女教师被队长欺负，还不如国民党呢！国民党时候，小学老师在农村是很受尊敬的，地主都得让她几分呢！”姚依林不大说话，他说：“这个事情很大，现在许多问题还看不准，你们要慎重，或者可以把文件写得原则一些。”就只说了这么几句，没有更多的话。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层里也明显存在着不一样的看法。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改组起草小组，原来起草小组人员大部分回原单位，只留下少数人。同时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进来好些人，其中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任起草小组的一把手，袁木任二把手。调进来的有郑必坚，据说时任胡耀邦的秘书；林子力，经济学家；王愈明，研究室办公室的一个老同志；还有研究室科技组的罗劲柏，也是一个老同志。后来又调进了国家计委桂世镛。加上国家体改委高尚全、杨启先，连我一共十个人。龚育之没有参加文件起草组，但他有时候会来看看大家，交谈交谈，提点儿意见。王忍之、滕文生也不是起草小组成员，但也来转悠过。起草小组改组以后，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主导思想就是一定要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小组内部，思想也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屁股指挥大脑”嘛，个别人实际上还是坚持指令性计划不能缩小，还要逐步扩大；不能叫商品经济，可以叫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等观点。

除了人员调整以外，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加强了对起草小组的直接指导。胡耀邦几次到起草小组来，都鼓励我们：“一定要站得高一点，思想解放一点”；“要下决心，写出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来，要敢于突破”。反复讲这些话。赵紫阳对起草《决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一年7月底，他跟少数人谈计划体制改革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这个观点在当时官方语言上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我们后来起草小组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8月15日，我们起草小组按此精神写出了第四稿。

8月28日，赵紫阳同我们起草小组座谈，着重对第四稿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增强企业活力、价格改革、政企分开、经济责任制等几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与此同时，赵紫阳还叫马洪组织一些人以这个观点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经他修改后送给一些老同志看。据说王震看了非常称赞，写了一段批语，还转送给邓小平、陈云看。这篇文章有了一个好的反馈，赵紫阳就觉得更有信心了。

8月30日，胡耀邦到起草小组来座谈，这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因为他滔滔不绝，讲了许多话，我听了感到很振奋，很受启发。他除了肯定我们第四稿的基本调子，说“像个样子了”以外，还兴致勃勃地讲了很多观点。他说：“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四人帮’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就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吧！”又说：“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都叫成是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要消灭贫穷嘛！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他说得很激动。在讲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时说：“列宁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什么无所不包啊，你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谈到计划时他说：“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预计嘛，就是打算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的。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律，不是法令。”他还讲到要发展个体经济，说：“有人反对那个‘傻子瓜子’，有人反对发展个体经济，怕导致资本主义。你怕什么？他们不过是太平洋上面的几个小孤岛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说到这里，他哈哈哈地笑了。后来，他话题一转，说：“把‘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变成了‘全社会清除精神污染’，这是偷换了命题。”他当时没有讲是谁偷换了命题，但讲到了这件事。他还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以后要少讲一点。讲多了，是会影响对外开放的。”听了胡耀邦这些话，我们的情绪活跃了起来，也增强了我们进一步搞好这个文件的信心。

我感到，胡耀邦、赵紫阳对《决定》的起草是费了很多心思的。这个《决定》既是五年多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经验智慧的结晶，是经济理论界不懈追求、探讨的心血结晶，也是胡耀邦、赵紫阳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通力合作的成果。有些人总是说，邓小平、陈云他们两人如何如何有矛盾啊。其实在主要的方面，他们俩的合作是好的，是共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说老实话，我们起草小组就只是做了一些加工、整理、校正、润色等具体工作，即使个别人有什么思想火花，也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胡耀邦、赵紫阳把指导思想搞得很明确，并争取到常委的同意，把我们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起来了。按照他俩的思路，我们整理出了第五稿。

9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通过了第五稿，并决定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党内组织讨论。就在这个时候，赵紫阳在外地调研期间，9月9日，他亲自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现在拿出来看这封信，仍然觉得他当时的思想是前卫的、有突破性的，而且在提法上很有创新、很有策略。他在信中讲计划体制改革时，讲了四层意思，着重点在第三、四层。第一、二层实际上是“虚晃一枪”，他不那么说还不行。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必须讲“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要不然，许多人不能接受。然后，他在讲第三层意思时，就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在讲到第四层意思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他还讲到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调整物价时，“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信中还强调政企应分开，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在他那个地位上，敢于冒着政治风险，提出突破性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有的观点，经济理论界可能讲得比他还早，但是他敢吸收这些观点变成自己的思想，而且探了几次路以后，才正式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我想，当时赵紫阳统筹全局，兼顾上下左右各方面的观点，以迂回的办法把这个事情给它搞“圆”了，使得各个方面都能够接受。这的确是一种政治智慧，是一种领导艺术。同样，如果没有胡耀邦的高瞻远瞩，一再要求我们突破，要求我们站得高一些，并且点出了许多思想火花；如果没有他的明确指示与鼓励、鞭策，我们也就不会在起草《决定》时勇敢地突破旧的思想框框，把认识提高到改革开放的新高度上来了。

从9月11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四百多个高级干部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主要是中央三委委员，即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还有部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南海分了十几个小组。我到第十组旁听，组长是杨尚昆、袁宝华，好像还有萧劲光。袁宝华是我的上级、国家经委主任，他说：“谢明干同志来了，他是起草小组的，请他念念吧！”我就抑扬顿挫地把《决定》稿子念了一遍。老同志耳朵不大好，我念的声音很大。念完了，全场鼓掌。为什么鼓掌呢？主要是他们对这个内容感觉到新鲜、鼓舞、高兴。萧劲光说：“好！念得好，写得好。”萧劲光，那是老将军啊！然后，叫大家回去再看看，明天开始讨论。接连讨论了一个礼拜，每天半天，一个一个问题谈。9月13日，在小组讨论时，传达了赵紫阳9月9日的信，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信中的基本观点。这样经过大范围的讨论，第五稿基本通过了，当然在文字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但都不是原则性的意见。与此同时，按照中央的安排，地方也组织了大讨论，由省委书记主持，党委、政府、政协等几大班子负责人，还有部队、各大企业的负责人，当地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地方一共大约有一千多人参加讨论，绝大多数都表态拥护，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有一些意见还挺超前的，譬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等。9月25日，我们根据大讨论的意见，改出了第六稿。此后几天，我们又进一步推敲稿子里的文字，形成了第七稿，报送中央。

9月27日，赵紫阳在中南海召集我们起草小组部分成员座谈，还专门约邓力群来参加。当时，邓力群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他没有参加文件起草，他的主要部下参加了。谈话时，我、杨启先、郑必坚、袁木等人在场。赵紫阳对邓力群说：“《决定》稿写上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在写给常委的信中说的，常委都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邓力群有点儿尴尬，没说什么话。然后，赵紫阳又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不再提了，你看怎么样？”邓力群闪烁其词，说：“1979年，我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写过一篇文章，就讲了商品经济和价格规律。”赵紫阳说：“那你没有意见了？”邓还是支支吾吾，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接下来，赵紫阳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查一查，这个提法跟宪法有什么矛盾没有？宪法上有没有讲计划经济啊？”郑必坚说：“我查了，宪法上没有讲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赵紫阳说：“那好，那就写上商品经济，就这么定了。”赵紫阳还问邓力群对厂长负责制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也没有正面回答。整个谈话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显然，这次谈话是专门做邓力群工作的。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说：“系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但是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政企分开“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改革“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陈云最后说：“我们要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整理者注

10月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第七稿。胡耀邦主持，参加的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及中顾委、中纪委、军委主要负责人等八十多人，我们起草小组列席会议听意见。我记得，陈云、彭真、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乌兰夫、邓颖超、陆定一、薄一波、习仲勋等许多老同志都来了（叶帅好像没出席），济济一堂，随便就座。大家都很高兴啊！大概是清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劫后余生，曙光重现，也可能是好久不见面了，都春风满面，热情握手，大声说话，气氛之喜庆令我深受感染。习仲勋前两年曾在广州专门接见过我（我在国家经委带队去汕头调查个体企业情况），但这次开会我不敢上前去问候，怕打搅他。会议一开始，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来电话，说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他请假不来了。”又说：“陈云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发言，

准备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大家可以先看看。”当时，大家也没顾得看，因为开会讨论了。讨论的时候，陆定一第一个表态，说文件写得很好，同时对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接着，许多人都发言表示赞成，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疑虑。我记得，姚依林、宋平先后提出来，说：“政企分开”这个提法要考虑。政企怎么能分开啊？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不是改为政企职责分开好一些呀？不能绝对分开。还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个也不行啊，你都交给厂长经理去管了，国家不管了？适当分开吧！大家都在个别议论，没有公开发言。胡耀邦就说：“加个‘适当’也没关系，反正分开就是了。”胡乔木的发言最令人注目，他讲得很长，我没有完全听懂他的口音，弄不清他说的意思主要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大赞成文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他这么一讲，会上就嗡嗡嗡地交头接耳开了，有点儿乱。胡耀邦就有些急了，说：“你在北戴河不是也同意了吗？怎么现在又不同意了？”这个时候，陈云站起来说话了，他说：“乔木，你说得太长了……”打断了他。接着，陈云说了一通话，非常简要扼要。我记得，陈云说：这个文件“对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有了比较周到的考虑了”。“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他首先表了个态，完全拥护。接着，他说：“现在呀，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已经有了几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去办，再用几年时间，工商业方面的改革也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国家的生产力一定会得到一次大解放。”他又说：“这次改革涉及范围很广，在进行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应当像对待农村改革那样，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以便使改革不断完善。”陈云还谈到改革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他说：“这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注意到这些现象，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加以限制的。”陈云的思维是很缜密的，把事情的正面、反面都考虑到了。他讲完后大家鼓掌。接着，薄一波、乔石、李先念、彭真、徐向前等先后表态，都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赞成这个稿子。最后，胡耀邦说：“那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原则批准这个稿子了。”这个会议，赵紫阳全程参加了，但他没有说话。会后，起草小组立即根据会上意见，在文件上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连续改了两天，边念边改，形成了第八稿。

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大会，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我们列席坐在后面。会议先由一位播音员来念《决定》稿子，念完后胡耀邦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没有表示意见。胡耀邦说：“陈云同志还有个书面发言，发言里面也是赞成这个稿子的。大家回去看看。”最后就表决，一致通过了。同时，还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明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一个是会议公报。会议不到半天时间就顺利结束了。散会的时候，大家起身要走了，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对旁边的胡耀邦讲了几句话，因为他面前有个麦克风，所以他的话我们都听到了。他说：文件“写得好，谁写的？是袁木他们写的吗？”又说：“我看这个决议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我们听到了邓小平这样的评价，心里很高兴，也很受鼓舞。散了会以后，就在大会议室旁边的小房间，胡耀邦和赵紫阳专门和我们起草小组全体成员照相留念。“大功告成”了。说实在话，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多少功劳，但是经过这次的锻炼，我的思想认识确实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一段经历是很值得留恋的，我深感到，如果没有邓、陈、胡、赵的指导和支持，这个文件根本出不来，靠我们几个“秀才”能写出什么名堂啊？

以上的回忆，是从我自己的笔记里摘出来的，当时我也没有想到现在要写回忆录。我看过杨启先跟记者谈《决定》的起草情况，大的方面是对的。但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有谁参加了，谁说了什么话，有一些出入。比如，他说参加起草小组的有魏礼群、滕文生。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参加，杨启先可能把后来某些事安到这里来了。这也难怪，事情过去25年了，又这么大年纪了，可以理解。我要是没有笔记，也不敢说得这么具体。每天谁来，到哪儿开会，主要是什么内容，我大体上还是有记载的。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义和启示

现在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改革真是不容易！我记得，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讲过：“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决定》公布后，我们就在各种场合宣传讲解《决定》。那两年，我应邀去过许多地方做报告，大概有一百多场，包括部队，如总参、总政、总后、防化兵、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等单位。那个时候，部队是很注重学习《决定》的，要求去做辅导报告和回答问题的很多，这里讲了，那里听说就来请，应接不暇。还去过国务院很多单位，如商业部、冶金部、轻工部、国家经委、物资总局，以及全国总工会、电台、出版社等；学校去得最多，如清华、北大、北师大、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北京师范学院、机械学院、物资学院、计算机学院等；北京市一些党政机关、企业等；外地有些省市、企业也去过。可见广大干部群众是非常关心、非常拥护改革的。我曾经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我是忙于去“扫盲”了——扫改革之盲，是去尽社会义务的——宣传党中央的改革精神与方针政策。

我认为，这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应该载入史册。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这个《决定》，不可能有我们这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可能有以后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指导文件。这个《决定》为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3年《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打下了基础，后两个《决定》是这个《决定》的完善和发展。三个《决定》贯穿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史上起了一种里程碑的作用。袁木最初传达中央要起草这个《决定》的时候说过：“中央领导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我们要把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搞成一个里程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后来，我曾经以“里程碑”为主题，写过一些文章，如《两届三中全会，两个里程碑》等。

这个文件有好些重大的历史性突破，主要是：第一，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上，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在所有制结构上，明确肯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第三，在经济调节机制上，明确指出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第四，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明确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第五，在企业领导体制上，明确规定企业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中的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第六，在经济利益分配上，明确指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在企业内部要实行工资奖金同企业经济利益挂钩，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第七，在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上，明确要求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都打破封锁，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

《决定》发布以后，国内外一片赞扬声，好评如潮。邓小平很多次讲话（尤其是与外宾的谈话）都称赞《决定》“确实很好”，“是个好文件”，“有历史意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等等。还说：“我个人相信，这个改革肯定会成功，因为全国人民赞成改革，懂得不进行改革，就不能争取到今后几十年稳定、持续的发展。”尽管后来的改革进程有很多曲折，也遇到过很多阻力，但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是沿着《决定》的指向前进的，而且由于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提高认识，使这个《决定》的一些观点或提法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改革的实践。比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有很多发展，而且修正了《决定》里个别不合时宜的提法。十三大报告不再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直接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前面的半句话去掉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再比如，十三大报告不再提“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个话了，而提“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说，劳务和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这些都是商品了，这就比《决定》大大地前进了。十三大报告也不再提“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而是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些都是对《决定》很重要的发展。

顺便说一下，十三大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是费了心思的，是非常有见解的。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旧的思想回潮，一些反对改革的人士抓住这两句话大做文章，说这是要搞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追查是谁讲的，谁出的主意。政治风波之前，国家经委撤销了，我被调到物资部，物资部部长就曾想公开批这个提法。他过去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受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较深。他问我：“这个提法，是谁出的主意？”我说：“我也不知道谁提的，这个说得好呀，有什么好批呢？”我确实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那时出国了，没有参加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小组。高尚全参加了，这个情况可以问他，我想可能也是起草小组根据赵紫阳的观点编出来的吧。

后来对《决定》的突破、再突破，也是不断解放思想的成果。政治风波以后，“左”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观点全面回潮，媒体充斥了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声音，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升为姓“社”姓“资”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有人又想搞“大批判”。有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写了大喊“改革岂能不问‘姓社姓资’”的文章。面对这种形势，许多经济学家顶着逆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决定》和十三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不动摇，而且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终于取得了中央和大多数人的支持。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像一场及时雨，驱散了“左”的乌云，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针进一步明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事实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够不断地开拓创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

文件起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统一认识的过程。起草小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工作经历不同，思想理论水平也不一样。优点是各个方面的情况、意见可以带上来，防止片面性；缺点是往往争论得很激烈，谁也说不服谁。起草小组的争论，实际上就是经济理论界的争论的反映。改革开放是新事物，书本上没有答案，国内外也没有成熟的经验，争论是难免的、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走出去、请进来，广泛听取意见，特别是听取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理论界的意见，集思广益，这对我们的起草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起草小组自己，更应该有解放思想的精神，不能求稳怕乱、四平八稳。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许多文件都是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因为它要反映各方面的观点和它们的经济利益，而一个文件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强调一些基本的思想观点的同时，在某一些措辞上有一些退让，在某一些提法上讲究一下分寸甚至做一些妥协，也是必要的。那时有些同志说，什么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就是叫商品经济就行了。不要那个限制词，它还是公有制为基础嘛！但是，多数起草小组的同志认为还是要加上。一方面可以跟理论界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有区别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嘛！另外，加上了这个限制词，反对的人也可以接受，本来不赞成加的同志也就只好说“那就加吧！”还有，上面讲的“适当分开”，我们当时反对加“适当”，我说就是要分开，否则政府又会随意去干预企业。后来，大家说：“算了，不计较了。”因为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了，“你们回去按照意见修改”，我们就只好按它修改了。这个起草文件啊，总是免不了要做些必要的妥协的。因此，所谓“玉泉山学派”，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学派”。

即使在当时，贯彻落实《决定》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要以为有了《决定》，有了对《决定》的宣传，就能够一呼百应、一帆风顺。30年改革，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不同观点的论争，大规模的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旧思想回潮就至少有三四次。一直到十七大以前，反改革、否定改革成就的论调仍不绝于耳。党的十七大报告里面讲的那几句话：“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止，不被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段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到现在这个斗争也没有完全停息。我们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改革和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不间断、改革开放不动摇、开拓创新不停步，把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曾经参加过不少文件的起草工作，但还是1984年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体会最深刻。一个最重要的体会是，一定要不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先导，又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这个《决定》，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形势。许多观点，什么政企分开啊，什么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啊，什么市场的作用啊，什么经济责任制啊，等等，都是这个《决定》突破的。现在已经成为普遍接受、深深扎根于实践、被广大群众所肯定的重要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