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安志文（1919～2017），陕西绥德人。历任国家计委委员，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设副主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机部第一副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顾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口述者：安志文
访谈者：鲁利玲
时间：2007年8月2、3、10日
地点：安志文同志办公室
整理者：鲁利玲
我感到，我国80年代改革开放决策的大背景，有三条很重要，这就是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
一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我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当时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我现在没有党籍，也没有工作，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行不行？”胡耀邦是党校的副校长，他给我回信，说：“我给你活动一下，你到党校来。”这期间，我给李先念也写了一封信，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希望中央解决。”7月1日，李先念就在我写的信上批了，说：“安志文同志过去长期搞工业，如无问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先不在党校学习，如何？请报告东兴同志。”这样，我就没有去党校，到了吉林省当革委会的副主任。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知道先念熟悉我，就派我到沈阳迎接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给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去他那儿吃早饭。第二天早上，一见面，我就向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一机部部长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当年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下属企业的厂长。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然，也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企业的厂长都出国考察。对此，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的好事之一就是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可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1965年，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
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要把军事工业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八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并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省调到六机部（即船舶工业部）。薄一波要在船舶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性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以后，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便表示我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
历史上，“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就是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不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
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以后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后来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开放地带，都是一步一步地，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企业改革也大都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有一些自主权，使职工增加一些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那个时候，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钢、马钢、重钢、本钢、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上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宁愿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再根据国家计委制定的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我国在全世界钢产量中占第一位。当然，我们搞过头了，搞得太多了，污染太严重。但是，我们国家的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这与承包制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和我谈股份制的是世界银行的林重庚，但他也没想出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股份制的具体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在实际中是很难操作的。赵紫阳说：“可以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都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原来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已经确定了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常州的灯芯绒，沙市的床单，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
1986年4月，我们在杭州调研，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来的。陈云正好在杭州休养，他把我找去。陈云问我：“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企业间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他是在强调平衡。他还说：“你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我不爱国，我保守。”这是他的真实思想，只要老百姓生活搞好了，就可以，他并不计较什么。我有一个看法，与有些人不大相同。我认为，在80年代，有一个陈云摆在那里，对中国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有时候，邓小平说干就干，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主席有些像。有陈云在，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在经济改革方面，为什么能够打开这个局面？邓小平讲过：“天塌下来，有两个人顶着，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赵紫阳。”他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很肯定的；对赵紫阳搞经济改革，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是支持的。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搞不了。因为李先念一直在讲：“我就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先念同志是个好人。他说：“政治上我听邓小平的，经济上我就听陈云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的改革，就是强调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这个主张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陈云搞社会主义经济，总是说，发展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在这一点上，老同志的意见是统一的、一致的。
在80年代，我们总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央为改革开放探路做了两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具体操作是下边群众创造。通过群众创造，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很多改革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承包制是由企业首先倡导搞起来的，并逐步推行，乡镇企业也不是中央设计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设计的。群众的创造各式各样，最后是各种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有很大的变动：苏南开始是集体企业，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开始是个体企业，以后是私营企业，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现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广东先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以后是合资、公司制。这条路是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走出来的，把全国的企业改革统一设计成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三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趋近市场化目标的
客观地讲，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也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
1980年4月，赵紫阳到北京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刚到北京的一个时期，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赵紫阳到北京，是邓小平定的。陈云当时为什么能把财经委让出来，叫赵紫阳来搞，就是因为赵紫阳有一个思想，他们都赞同。这就是赵紫阳始终强调，改革一定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搞活了，职工工资提高了，企业和职工都得到了实惠。赵紫阳常说：“判断一个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标准就是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生产能否得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严格来说，赵紫阳没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缺乏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所以他很务实。他强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与邓小平强调“两个积极性”是一致的。在这点上，邓小平是坚决支持赵紫阳的。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批条条专政，将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地方，现在不要收回来。改革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与毛主席有点相像，当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再三讲，经济管理要适当分散。他特别坚持说，欧洲能够发展，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中国人口比欧洲多，发展不起来，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权。毛主席的分权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统的体制，那时候是针对计划管理说的。邓小平主张走财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广东，以后是江苏。在广东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行政分权的目的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揽，这是不行的。在这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们的一个指导思想。
1980年9月，根据赵紫阳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面的国务院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一份《初步意见》是由薛暮桥和廖季立主持的，他们在文件中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诉我，他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因为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由于陈云讲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计划等等，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关于改革还强调了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归功于地方和企业的改革实践探索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组织起草小组就文件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与此同时，他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还要我们体改委组织讨论，对提商品经济有什么看法？我组织体改委进行了讨论，由廖季立写了个材料，说我们体改委内部赞成商品经济。这个材料报上去以后，我看到赵紫阳有个批示：“马洪也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新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为了慎重起见，9月27日，赵紫阳在中南海召集会议，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特别请了邓力群参加。赵紫阳问大家：“文件中提商品经济，在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最后说：“那就这样定了。”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啊？”邓力群回答说：“我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于是，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当时，邓小平有个说法，意思是，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对1984年的《决定》，邓小平的评价是很高的。
接下来，就是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初，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科尔奈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他认为，“匈牙利还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间接行政调控，将来要走向宏观间接调控。”当然，科尔奈也说：“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个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于是，他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以后，国家体改委在搞“三五八”规划时，我还提醒李铁映，设计方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记得是1985年春夏之间，赵紫阳要我找一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让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搞一个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等人，由宫著铭牵头，他们住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搞了一个多月。7月下旬，这个方案写成了文字，我和马洪先后组织开过几次会，讨论修改。7月28日，方案拿到北戴河，由郭树清做汇报。那天，听汇报的有赵紫阳、姚依林、我，还有计委的陈先。他们这个方案是很开放的，完全是学西方的体制。听完汇报后，依林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体制不行，这个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赵紫阳当时没有说什么。因为赵紫阳很注意听取陈云的意见，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见，一个方案最后要不要通过，他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没有再拿出来。会下，我问陈先：“你对这个方案是什么印象？”他说：“依林讲得不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我说这件事，是想表明，赵紫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是很开明的，很注重学习了解国外的观点。同时，也想说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目标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86年3月，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搞了一个价税财联动改革的方案设计。这个话题我一般不愿意讲，因为我对这种用大幅度调整钢材价格的方式搞联动改革，不大赞成。当时，我是方案研究领导小组的成员，组长是田纪云。这个领导小组没怎么开过会，但我为这个价税财方案找一些人谈了。我认为，通过减少指令性计划，减少指令性分配，各个钢铁工厂都活了，一部分产品随市场流通；而这种通过国家提高钢材的价格，将调价收入纳入税收，由此增加财政收入的起步方式，风险太大。赵紫阳最后为什么要放弃钢材调价的方案呢？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1986年当年的通货膨胀比较高。如果这个方案出台，由于钢材是上游产品，上游产品提价会影响到整个下游企业：一个是企业的利润减少，职工的工资减少；一个是会推动物价上涨。这是很难计算的，潜在的风险有多大？不清楚。这使赵紫阳很担心，如果出现那样局面，与他一贯的思路不符。他不赞成由于实施这个方案，将要减少企业的收入，减少职工的收入。我最后一次就这个方案和赵紫阳交换意见是在飞机上。这一年10月中旬，我去广东，赵紫阳也到广东，他让我去广东坐他的专机。在专机上，他问我：“如果实施这个方案，通货膨胀究竟怎么算？按多少算？”我说：“我算不准。”因为以前大规模调价只调过一次，那次调价跟这次目的不同。那次是针对纺织企业，棉花涨价了，小城镇纺织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被价格捆死了，困难得不得了！那次调价的好处给了企业，调价的结果是企业搞活了。而且，那次调价的通货膨胀是能计算出来的。因为它是最终产品，能够估计出来价格涨多少，对市场影响有多大。而钢铁是上游产品，这个计算是很复杂的。钢材的产品很多，小五金、农具、机械工业都要用钢材，基本建设要用钢材，这个究竟能有多大的涨价幅度，全部涨价的幅度是多少，是很难计算出来。如果按照修改后的方案，物价也要涨到5%～10%，首钢的承包就无法搞了。钢铁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也会不赞成。赵紫阳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1987年就没出台钢材调价的方案。
不过，从改革的大方向上看，有了1985年全国党代会“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三个层次的划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赵紫阳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袁宝华搞《企业法》，也将这句话加到《企业法》当中，这是上了法律的！
再一个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规划。当时，李铁映接替赵紫阳任体改委主任，我是体改委顾问，我当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要李铁映搞一个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以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牵头，分别对今后八年（1988～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只是内部的，没有上报。为什么没报呢？是因为到了1988年初，李铁映到了教委，李鹏任体改委主任。同时，在这个期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这样，就把那个“三五八”放下了。实际上，“三五八”是总结了过去的改革经验，由各个机构搞了几个不同的方案，其中，最激进的方案是宫著铭代表人民银行课题组提出来的。他提出：搞政治民主化。当时，我看过说：“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从党政分开入手，你提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来，他改了，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们的改革目标模式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纠错、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步步地走向市场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期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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