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办公室
2011年8月21日
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副总统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四川大学
中国成都
上午10:40 (当地时间)
副总统：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掌声） 校长先生，谢谢你的亲切介绍。我曾多年担任美国参议员，在美国参议院，我们如果想提出个人看法，会采取一种表述方式，我们会说，请允许我提出一个个人特权问题（a point of personal privilege）。我想向你们介绍我带来的两位家人，我的儿媳凯瑟琳∙拜登（Kathleen Biden）和我的孙女内奥米∙拜登（Naomi Biden）。你们两个人请起立。（掌声）
如果说内奥米把我带到这里来，也许更恰当，因为她说中文已达到初级水平，她学了五年中文，我一路上都听她的。
我想再次向你们表示十分感谢。我在北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交谈。我非常高兴首次前来中国西部访问。这个地区在贵国可引以为骄傲的历史上发挥了很了不起的作用，今天已成为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先锋。
两年前，四川省遭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你们在危机时刻同心同德、相互帮助的精神鼓舞了美国人民。我坐车经过成都各地时，感到万分惊讶，晚些时候，在我演讲完后，我还要去省里的其他地方参观——你们的重建和恢复如此迅速，实在令我惊叹。
简而言之，成都人民，你们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你们的殷勤好客更令人感动。我再次对你们的热情好客表示深切的感谢。
来到大学校园，我感到很激动。我还要感谢接待我们的校方，在贵校的校友中有一些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朱德和巴金，一位是文学巨匠；另一位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老。
今天，我也非常高兴有——他已被介绍过了——我们的大使，我们的新任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在场。他的祖父在19世纪90年代从广东来到美国，通过帮佣换取上英文课的机会。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经过两代人，他的孙子骆家辉曾担任他所在的华盛顿州的州长、美国商务部长，现在又来到我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之一担任使团负责人。
我与你们分享他的经历，并不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而是因为这是美国的独特之处。虽然并非外来移民的每一个子女或后代都能像骆家辉那样到达社会的顶层，但美国始终促使所有寻求移民美国的人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30多年前的1979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参议员，当时曾随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个国会领导人访华代表团首次前来中国访问。我们同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开展了几天的公务活动。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大不相同，但对我来说已经绝对明确的是，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大变革的最前沿。
当时，变革刚刚开始。根据我最初了解到的四川的情况，当时将开始一个把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并使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进程——当时，我已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第一次访华时，美国正在开展一场类似今天正在进行的有关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辩论。让我明确表示——让我明确说明这一点：我在1979年相信并这么说过，我现在仍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如此，对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将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一个可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新伙伴。2009年1月, 奥巴马总统和我就职时，我们将与中国的关系当作一项优先要务。我们决心使美中关系沿着稳定、可持续的轨道前进，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自那时以来，我们两国的元首已举行过九次会晤，包括分别对北京和华盛顿非常成功的国事访问和多次通话。
凭我过去35年搞外交政策的经验，我认为高层决策者之间的讨论以及由此发展的个人关系是建立合作的关键。它们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让我们能够明确我们的利益，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世界，避免往往会导致不信任的沟通失误和误解。
抱着这个目标，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发展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展开了60多项专题对话，讨论事关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我可以说也事关整个世界。
我们所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是一个主要论坛，它汇集了来自两国政府各部门的决策者，讨论从贸易壁垒到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问题。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一开始也立即认识到更直接解决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在5月我们共同启动了第一个战略安全对话（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一个为文职和军方领导人讨论敏感议题的新渠道，包括网络和海上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也必须一道努力，互相了解——不仅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有我们的军方领导人——马伦（Mullen)海军上将和陈炳德将军在最近的交流会上已开始这样做。
事实是，中国和美国面临许多同样的威胁，并具有许多相同的目标和责任。但是，因为我们有时从不同角度看待威胁——即中国和美国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威胁——或者我们喜欢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我们所认为的共同威胁，我们的将军应该互相通话，和我们的外交官一道，并且像我们的外交官那样经常进行。和中国一样，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上都有重大利益。
我期待着在此行中访问另外两个亚洲国家。我离开中国后将去蒙古，然后到日本。美国——我知道这偶尔会导致一些困惑——但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继续是一个特定的大国——太平洋大国。
在过去60年里，在保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上，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多。我谨要指出，这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使中国能够把重点放在国内发展，受益于不断扩大的市场。
美国对这一关键地区的重视在未来的岁月里只会增长，因为亚洲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正如奥巴马总统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亚洲时在东京所说，我援引他的话：“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发源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了这场对话，即关于诸多问题的亚太对话（Asia-Pacific Dialogue)——扩大在我们双方生活和运作的这个地区的合作。
让我再举一个我们安全合作的例子。美国和中国也进行国际的——与国际合作伙伴一道，对抗核武器、核材料和技术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即所谓的防扩散。与46个其他世界领导人一道，我们荣幸地请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和我一起出席了去年4月举行的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我们两国正在就一个示范中心进行合作，为中国提供核安全。
在本周与习近平副主席的讨论中，我表示，我们必须加深对世界上两个主要的核扩散挑战的对话：北韩和伊朗。我知道，中国和我们一样担心，但你们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重视——美国的重视是如此强烈。原因很清楚：如果有了配备核武器的远程导弹，北韩和伊朗将对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构成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这将是对存在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与中国和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这也是为什么随着伊朗政府继续其非法的核计划，我们与诸多合作伙伴和国际机构合作，对伊朗实施它所面临的最严厉的制裁。
如果不以高度的警觉采取这些制裁，伊朗将会逃避其行动的后果，外交也无法有效地阻止其实施核计划。因此，我们将继续期待中国通过言词和行动向伊朗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号，敦促伊朗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
美中两国还面临着许多其他共同的安全挑战。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苏丹–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讨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推进我们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是迎接这些挑战的最可靠的途径。
经济问题无疑是我们两国日益加强合作特别强调的重点。我们正携手努力促进强劲、可持续且平衡的经济增长并推行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我们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正在两国间双向迅速发展，为两国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
我们常听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但去年美国国内公司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维持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希望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日益认识到，促进这一交流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
一个更繁荣的中国将意味着对美国制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意味着美国国内就业机会增多。因此，我们希望你们繁荣，这不是因为出于某种崇高的目的；中国继续繁荣，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每一天都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随着投资和商务日益密切，你们所做的关系到我们，关系到美国人民。我们所做的关系到你们，关系到中国人民。简言之，我们任何一方的成功，对彼此利益攸关。
美国的财政政策保持在长期可持续的轨道上，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中国、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中国经济按第12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向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转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领导人曾对我所说，这个五年计划将要求他们采取一些措施，其中包括继续努力实现更灵活的汇率。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目前全球经济动荡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共同采取艰难但必要的措施，并与我们的20国集团伙伴一道，继续维持全球复苏，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我们作为全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动机，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年5月，我在华盛顿每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开幕式上表示，“就全世界大部分的紧迫挑战而言，如果没有美中两国参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然而，即便是在我们合作之际，美中两国仍还将相互竞争，竞争是有益的。我们将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这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一大特点。这也是人类的本性，通过互相观察了解如何适应形势，争取最好的成绩，这对我们双方都很有益。真正的竞争促使公司，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人民更趋完善。我们应该放弃零和游戏的错误理念，不能认为一国取得的一切成就意味着另一国的损失。事实并非如此。
因此，毫无疑问，美国不但欢迎这种良性竞争，而且竞争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体制根本结构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可能有点偏向，但我对美国人民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竞争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
但要使这种竞争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利益，竞争就必须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进行，要有明确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平与一视同仁的规则。虽然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争取达到这点，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对方国家里从事商务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次行程中承认美国应采取措施，使中国商务人员能够更方便地获得赴美国旅行签证。签证花费时间太长。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虽然我们还在进行——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刚一就职便下令，几十年来第一次下令——我们正在进行我国出口管制制度的总体改革。我们已经向中国开放了旨在完全用于民用目的的数千种过去不允许出口的新产品，其中有些需获得许可证，有些则不需要。还有成千上万种更多的产品很快将获得出口许可。
这是我们出口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对美国某些人的意见的否定。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出口那一类技术——供中国民用。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正在改革。
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情况令我们不安：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的许多行业中被禁止拥有自己的独资公司和独资分公司；在另一些行业，在其他行业完全被排斥在竞争之外；还有一些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曾强加于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范围如此之广的种种限制。正因为如此，我们积极要求中国官员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欢迎中国国务院最近的保护知识产权运动，这是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作出的一项承诺，他在履行这一承诺。但这项努力必须得到加强和延伸。
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m)的统计，美国企业因盗版商品和服务每年损失480亿美元和数万个工作岗位。这些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美国和美国工人、美国公司，而且我认为也有利于中国的公司企业，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力争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你们在这所优异的大学求学。保护知识产权十分符合你们的利益，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未来的娱乐界人员、未来的发明家，将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市场。但如果那一切可以廉价地获取和剽窃，凭什么还会有人向你们购买同样的服务呢？
美国对全球安全，自由贸易和经济上公平的关注是长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国际体系，它促进和平与稳定，使所有国家有机会分享全球繁荣，并制定保护所有公民基本人权的规则。
在我看来，中国的巨大进步可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及其领导人的能力。但我谨要指出，一个促进稳定与繁荣、使所有国家能够发展提高的国际架构使这个成就成为可能。我知道，许多中国人、你们学生中可能有许多人相信，你们的国家将继续走向更加繁荣。我同样认为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我的预测。但我同时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美国未来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因此，我希望指出，我尊重但不同意这种见解，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不必忧虑。我将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以便你们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也对自己的未来抱有信心。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近1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中国的两倍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7万多美元，是中国的11倍。我了解到有些中国人担心投资美国资产的安全。请理解，没有谁比我们更关心这种状况，因为美国人持有我们全部金融资产的87%以及我们全部国债的69%，而中国持有我们的金融资产和国债比例分别为1%和8%。
所以我们的利益不仅在于保护中国的投资，保护投资还关系到我们的总体利益。另外，美国从来没有违约——将来也永远不会违约。
我对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有信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习副主席讲得非常好。前天我们会见中美商界领袖时，他说：“美国经济极富韧性，且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说得对。我相信，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我们的准备甚至胜过以往。在20世纪，衡量国家财富的主要尺度是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国土幅员、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但我认为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国民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开发的技术不仅催生新产品，而且能够创造和唤起全新的产业。美国的创新能力与生俱来。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遗传基因的一部分。它使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构想出改变世界的创意——从轧棉机到飞机，从微芯片到互联网，再如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福特（Ford）、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世界领先的公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因为美国人具有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很难界定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简言之，50%的美国人口——不足50%的人口是欧洲人后裔。所以我们的国民具有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这是我们实力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人民无穷创造力的一部分。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具有经久不衰的力量。这种体制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丰富多彩，为我们多元的跨种族社会增添活力。我还想指出，我们现在仍是世界第一的移民目的地。人们通常不会寻求迁移到衰落中的国家。
这种体制训练学生不仅学习和接受传统知识，而且挑战传统知识，挑战他们的教授，挑战他们听到的观点，鼓励个人思考和创新；这种体制不仅容许自由表达和积极辩论，包括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辩论，而且赞赏和促进这种交流；这种体制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提供可预期的投资环境，确保穷人和富人都承担责任；这种体制的大学依然是世界各地学者的最终目的地——当然，你们的学校也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去年有13万多名中国学生就读我们的大学。我们希望这个数字进一步增加。
中国选择了非常不同的经济和政治道路迈向繁荣，增强了自由市场体系的某些方面，同时抵制政治上的开放，保持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深度干预。这是你们做出的决定。
我们双方选择的路径的最大差异大概是我们对于什么是人权的认识。我认识到，在今天在坐的许多人看来，我们倡导人权的行动往好处说是多管闲事，往坏处说是侵犯你们的主权。我想直率地对大家说，这不是我们的意图。是的，对于美国人来说，我们的民主有明显的道义成分。我们也关注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这种关注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本质。然而，奥巴马总统和我也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保护人权和自由。保护中国在国际承诺和自己的宪法中阐明的那些自由——我们将之视为中国成功崛起的一个关键方面，也是中国持续增长和繁荣的一个关键方面。我知道，在中国有人认为扩大自由会破坏社会稳定，从而威胁经济发展。我不想假装知道答案，但我相信历史证明情况是相反的——从长远来看，更加开放是稳定的来源和实力的象征，最有利繁荣的情况是政府既鼓励自由创业又鼓励自由交流观点，自由使人民能够充分发挥潜能。缺乏自由则会产生社会动荡。
开放、思想的自由交流、自由企业以及各方面的自由等等，在我看来都是美国现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国家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国工人位于生产率最高的行列；正因为如此，我国发明家和创业者拥有的专利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对我们国力的根本源泉–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进行再投资；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总统和我如此坚定地相信，美国将与以往经济危机时期一样，一如既往经受当前经济风暴的考验而变得更为强大；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理由中国不能挖掘同样的力量源泉。
在共同向前进的道路上定会经历很多成长的烦恼。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仅在我首次访华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你们就已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我在成都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城市为成为创新经济的主要角色走在最前列。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从你们一些学生的眼神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看一看在场的听众，你们中有一些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开拓者，在历史上留下你们的印记。就像美国苹果公司(Apple)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人那样，你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潜力，我相信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成就。
我还感到骄傲的是，有160多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Fortune 500）在成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因特尔（Intel）、戴尔（Dell）和甲骨文（Oracle）等开拓性的美国企业。美中关系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改善。为了巩固这一坚实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超越我们每天都在为之努力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密关系，将各级政府以及教室和实验室、体育场和会议室都包括进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发起了“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增加每年留学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并保持了相当多的和平队（Peace Corps）人数。今天在这里有多少和平队志愿者？请你们举手。我们爱你们。欢迎。欢迎。（掌声）
去年，80多万中国人和200万美国人去对方国家生活、工作、学习和探索新的地方。就我个人来说，我通过我年轻的外甥女的经历看到了这种交流的价值。她在哈佛大学（Harvard）学习普通话，后又在北京学习了一年，提高她的中文语言技能，最后到我国财政部从事美中关系方面的工作。你们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像她那样，为巩固两国关系，消除误解，建立关于我们两国的意图和运行的学社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人民之间的纽带是我们新兴伙伴关系的生命力。归根结底，作为大国和全球要角，美国和中国面临了许多相同的挑战，也分担了许多同样的责任。我们越是互相合作，我们的人民就越能从中受益──我之前说过，这似乎有些沙文主义，但是全世界也能因我们的合作获得更多的利益。
奥巴马总统和我将继续从事这项重要事业，今后使这个伙伴关系更积极、更合作和更全面。我希望我的访问能朝着这些目标并为加强相互联系迈进一步。
我今天很荣幸来到此地，感谢你们大家。更重要的，我谢谢你们花时间聆听。在得到贵校校长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告诉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可是我从来不想在没有至少回答几个问题之前离开一所大学。所以我希望能够让我回答听众的几个问题。你允许吗，校长先生？是否可以？好的。谢谢你。
你们可以看到，作为副总统，我总是习惯先向总统（校长）请示。（笑声。）我很高兴回答几个问题。如果我花太多时间，我的工作人员会生气的。现在请提问，我想两边走道应该都有麦克风。我──我这里太亮，看不清楚。
（回答问题部分）
（关于美国削减赤字的措施）
副总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多家评级机构中有一家把我们的信贷评级从AAA下调了一级。这件事造成了一些困扰，对我们来说是个麻烦，我们不得不应对。
我们的财政确实有赤字，奥巴马总统请我主持一个委员会来努力管理这项赤字。我们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还没有取得我们本应取得和即将取得的进展。最根本的是，我们必须调整我国经济中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我们所说的“福利计划”（entitlement programs），特别是在联邦老年医保计划（Medicare）方面向美国人民作出的长期承诺。该计划是我们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障，也就是年满65岁即可享受的医疗保险。
如果不进行某些改变，该计划将无法持续，主要原因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baby boom），这一时期出生的人有4,000万，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不算多，没什么大不了。（笑声）但是，如果联邦老年医保计划的受益者再增加4,000万人，就会入不敷出，因此必须对该计划作出改变。
要实现这些变革并不难，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奥巴马政府之间曾经达成一个初步协议。但共和党内部现在有一群嗓门很大的人，他们要求作出另外的改变，因此这项交易在最后关头夭折了。
我们最后做到的是建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决定把今后10年的赤字初步削减1.2万亿美元。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参议员小组，该小组必须提出另外削减1.2万亿至1.7万亿美元的计划，否则明年一月削减自动生效，以省下这笔钱。因此，缩减开支的目的一定会达到。但正如我通过与你们的一些领导人谈话所了解到的，你们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担忧。你们缺乏社会保障网。你们一直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我完全理解这一政策，也不会在这里指手划脚。但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一个赚取工薪的人将要照料四个退休的老人。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与你们面临的问题相比,我们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或许我们可以共同探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但与此同时，担心我们作为一个非常大型的经济不会保持对人们投资的承诺——在你们的情况下有高达1.7万亿美元——是不需要的。我们不能不——我们不能不兑现承诺。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意思的是，就国债发行而言，在降级后的最初四天里，其实有比过去更多的人来购买我们的国库券。而且需求之大，这些债券的利息率还降低了。所以显然，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认为我们将要不行了。如果全世界认为，天哪，他们被降级了，他们即将无法还债了，那么美国就不会被视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之地。我们仍然是——尽管我们有种种经济困难——就投资而言，我们仍然是全世界最最保险的地方。
所以说——但是，我们的确必须解决赤字问题。我们会解决它，这也将是2012年选举的焦点。美国人民将对此发出他们的声音。
还有最后一点。我们两国都要在2012年经历政治更迭期。我认为，我们都非常有必要认识到各国在这一转换时期时具有的政治敏感。但我有信心，我们将由此而变得更加强大，你们也一样。但我绝对不是说——请新闻界不要将此解读为拜登说在美国1.7万亿的投资没什么了不得的；如果你是中国人，这是了不得的。（笑声）但是作为我们的金融手段而言，它不是了不得的，它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应该安心。如果要让我们无法兑现中国的债务，那我们必须首先要让千百万美国人失望，他们是85%国债的债权人。仅纯粹从政治角度而言，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想这样做。（笑声）你们是安全的。（掌声）
（关于演讲能力及其对双边关系的作用）
副总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来整理一下思绪，以便尽量简要地作出回答。对于演讲者来说，远比演讲技巧有价值的一点是真诚。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真诚的。（笑声）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些享有盛名的演说家其实是江湖骗子。因此，在听一位领导人演说时，最重要的不是看其能否侃侃而谈或其言辞是否文采飞扬，而在于你是否认为演讲人在讲话时态度诚恳。
其次，你夸奖我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演说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机会看过在世界各地广泛放映的一个电影，叫做“国王的演说”（The King’s Speech）。如果忽略王室出身和金钱，那个人可能就是我。我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一直有很严重的口吃。我刻苦练习，站在镜子前面，努力在发音时不把脸扭歪。
我们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人们可以随意开玩笑或取笑的唯一生理缺陷是口吃。如果我有一张残缺变形的脸，你们不会取笑我的脸。但是，如果我站在你们面前，像这样跟跟跟你们讲讲讲话，你们可能会像现在这样——在微笑。可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生理缺陷。人们往往认为口吃的人很笨，认为他们没什么用处，然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聪明善良的人只是由于生理上的障碍不能表达他们的情感。
我跟你们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言语、交流——表达清楚明白的想法——是达到理解的途径，是我们交换想法的途径，也是我们借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实、诚实或真诚的途径。通过人们讲话的方式，我们可以判断他们是开诚布公还是居心叵测。在我38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有机会在这38年中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会晤——有一点让我感到羞愧。我家境贫寒，30岁——其实是29岁——赢得选举担任公职。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有一点总是让我感到羞愧的是——此刻我站在你们面前，内心也感到同样的羞愧——我为不能跟你们讲中文而感到羞愧。我希望——这是真话——我能够说你们的语言，以此向你们表示敬意，正如你们讲我的母语是对我表示尊重。
语言是一种能力，它不仅能够使你站在讲台上用词汇明确地表达你的想法，向同胞们表达你的想法，更令人钦佩的是，它使你能够用其他人的母语表达你的想法，特别是作为世界上未来的企业家、政治家和道德典范。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我认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用对方的习惯用语、方言乃至遵循对方的语言习惯表达自己，因为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我父亲是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他从来没进过大学——那个时候，我母亲和任何家人都没进过大学。但我父亲是一个文雅、体面的人——有口才、温文尔雅和体面的人。我父亲总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或许我最好用这句话结束对大家的讲话，我希望我可以多留一会，——多呆一些时间，我衷心希望我能如此。他常说，乔，唯一比意想之中的冲突更糟的是意想不到的冲突。唯一比意想之中的冲突更糟的是意想不到的冲突。
语言、话语、交流、开放、沟通——这是可以用来减少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意外的冲突的方式。我对你们大家有极大的信心。我真心这样想。你们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了不起的民族。在这所优秀的学校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整个国家有数百万人上大学；有13万中国人上美国大学，有关的事实就是我信心的来源。
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们自己。你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世界上任何人曾经做过的事。你们做得越多，我的孙女和我的重孙女的这一代人都将过得更好。
感谢你们让我有幸来到这里。（掌声。）谢谢大家，多谢。（掌声。）
结束，上午11:30（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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