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冯兰瑞（1920～），贵州贵阳人。历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口述者：冯兰瑞
访谈者：杨继绳、萧冬连、鲁利玲
时间：2007年9月19日
地点：冯兰瑞住宅
整理者：杨继绳、鲁利玲
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文化大革命”后，理论界的学术活动很多，我主要是参加经济方面的。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可以说是思想大解放的起步阶段。
一
粉碎“四人帮”前后
在毛主席去世以前，1975年7月5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有7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我就是这时候被分配到政研室工作的，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个人。
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政研室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的观点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
三项指示是毛泽东讲的，不过不是一次讲的，而是在几次讲话中分别讲的。邓小平把这三句话摘出来连在一起，称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约16000字的大文章，无疑是对“四人帮”的一发重型炮弹，还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在此后不久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成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11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华国锋、纪登奎在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通知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参加，会上宣布他们有错误，要检查。11月16日和17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开“打招呼会”，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谢静宜等和“四人帮”王、张、江、姚都在会上。指定参加“打招呼会”的，还有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周荣鑫、刘冰；其中，胡耀邦、李昌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胡乔木是政研室的负责人，周荣鑫是教育部长，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这不就等于让邓自己跟自己“打招呼”吗？会上，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说邓小平帮刘冰转信，是同情刘冰；刘冰写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动机不纯，“矛头是针对我的”；邓转信是要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个“打招呼会”，就是在发动批邓。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邓小平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们政研室成为批邓的一个重点，“四人帮”说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胡乔木首当其冲。
1976年，是多事之秋。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讲的是这一年的几件大事：悲痛的一月，周总理逝世；苦闷的二月，指批邓；凄凉的三月；壮烈的四月，天安门“四五事件”；恐怖的五月，查后台；沉默的六月；灾难的七月，朱德同志逝世，唐山大地震；惶恐的八月；忧虑的九月，毛主席逝世；狂喜的十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万众狂欢；观望的十一月，就是说要看看华主席怎么作为。
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给华国锋写了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
发表社论，题目叫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个“纲”就是“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里边，最根本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搞“凡是”，原因是怕对自己不利。毛主席不是给华国锋写了“六字真言”吗？
要是主席的话都可以推翻，他的位置就不稳了。当时，汪东兴分管宣传口。1977年，《红旗》拿去我们两篇文章：《“四人帮”为什么砍掉百花齐放》、《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但都没有发表。汪东兴让《红旗》通知我们，政研室揭批“四人帮”的文章，不能以“国务院政研室大批判组”署名发表。关于谈知识分子问题的那篇文章，后来在1977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了个笔名“向群”。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来揭批“四人帮”，因为“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搅得很混乱。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于光远组织了三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按劳分配。搞这个题目，是因为1974年12月，毛主席跟丹麦首相保罗·哈特宁谈话时讲：“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所有制变了。”“四人帮”抓住毛主席这个“最新理论指示”，拼命宣传，大肆诋毁按劳分配，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针对“四人帮”和他们写作班子的谬论，进行揭发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出按照“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搞下去，生产就没有了动力，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恢复和发展。我参加了按劳分配组，下面我会详细地讲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起来比较拗口，叫作“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76年“四人帮”把整顿经济、抓生产建设当成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所以，就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们是对批判的批判，跟他们对着干。于光远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第二个组主要是林子力、有林参加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成果出了一本书。我比较清楚这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是于光远布置的，林子力和有林执笔，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参加了，书名是《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当时，没地方写作，就在有林家写。于光远有时候叫我到他家里去取写出的书稿，看了修改以后，我再给他们送过去。这样，我经常到有林家。他住在沙滩附近，跟我们国务院政研室离得很近。我为什么谈起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去年看到《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说，这本书是他布置有林和林子力写的，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打电话问过戴成，因为子力已经去世了，有林后来当了官，我也不方便找他。戴成说，林子力当时（1975年）就对“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有看法，“四人帮”倒了以后，于光远提出成立揭批“四人帮”谬论的三个组，找了他的老部下林子力，林正好对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这时，有林被借调到政研室，参加了这个组。戴成是以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参加的。以林子力为主，在于光远的指导下开始写这本书。书的指导思想、结构框架、内容安排，都是于光远的思路。写作过程中，于光远看过全部初稿，动手修改过。部分书稿送邓力群、胡乔木看过，他们也提过一些意见。发稿前，林子力等人到广州去统稿。这个时候，邓力群曾经关心、过问过。总之，即使邓力群看过一部分稿子，关心过书的出版，也不能因此就说这本书是他叫林子力写的。戴成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最后审定、出版，都是于光远布置决定的。先是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本，定稿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和广州人民出版社两家同时出版，然后在电台连续广播。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要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谬论。参加第三组的是张显扬和王贵秀，他俩当时在北大；1979年，张显扬调到马列所了，王贵秀去了中央党校。这个组的活动，我不太清楚。
二 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
这里，我着重讲一下按劳分配这个问题。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后，大约2月20号前后，于光远找我和董辅礽等一些人去商量，打算召集在北京的经济学家开一个按劳分配座谈会。当时，组织这样的座谈会，实际上是要冲击“两个凡是”。这是因为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画过圈的，都不能够改变。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必须破除；后来，毛主席又说，按劳分配和旧社会差不多。1974年，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动了一场对按劳分配的全面系统的批判，攻击按劳分配中会产生资产阶级，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我们不能批毛主席，我们只能批“四人帮”。
我们讲，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要是真正地实行按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话，绝对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不劳动不得食嘛，提供多少劳动得到多少报酬，等量劳动相交换。当时，我们就是要维护按劳分配。现在来看，如果用实践来检验的话，按劳分配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且是实行不了的。这个我以后再说，因为我的观点现在已经变了。从当时来讲，我们是要批判“四人帮”，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行动很快。1977年的2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按劳分配座谈会，为全国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做了准备。4月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6月22、23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10月底、11月初，又召开了第三次的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1977年就搞了三次会议。
在第二次讨论会前，光远说，要编个资料，把“四人帮”的谬论按专题编出来，作为批判的靶子。他找了几个人让我领着编，大家翻报刊，查资料，编了一个多月，没有编出来。后来我想起来了，从1974年开始，我就把报刊上批判按劳分配的文章做了上百张卡片，可以拿来用嘛！那时，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呢？因为1954年以后我已经不做新闻工作，转行搞经济学了呀！1958年，张春桥写文章批资产阶级法权。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闹了一阵子。我不同意张的观点，但没发表文章。1974、1975年报刊上又讨论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就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做成卡片。我对光远说，由我自己来编吧。我把这些卡片分别整理以后，按光远的要求编了一本资料，提供给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印发大家。这个标题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四人帮”及其喉舌的谬论以及其他有关报刊言论摘录》的内部资料，1977年4月，收入上海《出版通讯》，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
第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在1978年10月份开的。会议的规模很大，出席的代表除经济理论工作者外，不少实际经济部门和单位也有代表参加。会议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讨论，不同意见充分展开交锋，同时也讨论了实际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我同赵履宽提供了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论文，在大会发言，讨论热烈，劳动总局的同志发言也很积极。
1977～1978年的四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我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有与苏绍智合作的《驳姚文元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和“四人帮”在平等问题上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以及与赵履宽合作的《关于计件工资和奖金的几个问题》。会后，均压缩、改写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同时，四次讨论会的资料，在1978年由三联书店先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书名《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持续近两年的按劳分配讨论，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冲击了“两个凡是”。前面提到，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是毛泽东跟丹麦首相谈话时讲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讲的话不能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你怎么能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新事物，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呢？你怎么还主张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呢？正因为按劳分配理论讨论触犯了“两个凡是”，所以政研室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受到了“凡是派”的严厉批评。
这期间，有一个情况要交代一下。1978年5月5日，政研室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我要说明一下，现在有的人搞错了，说是我写的，其实这是一篇集体成果，我只是写作组里面一个成员。这篇文章的写作组是由林涧青牵头的。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同我和苏绍智有直接的关系。在1977年8月9日，我们两个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政研室将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跟于光远他们说，文章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作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还需要再写一篇大文章，展开来，堂堂正正地把问题说清楚。那天，光远到我家说了这个意见。因为有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就布置写作，指定林涧青牵头，苏沛、滕文生、林子力和我，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写了一个来月。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通过了，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
这篇谈按劳分配的文章发表后不几天，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也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两篇文章出来后不久，汪东兴就出来批评。他在一个宣传会议上批评说，理论工作要慎重，有的文章提的问题就不好。特别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篇文章特别不好。这两篇文章发表，我们都没有看过，是哪个中央决定的？他这个话是很厉害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眼中还另有一个中央。邓小平知道此事后，跟政研室的负责人讲：最近风声很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谈真理标准的这篇文章；吴冷西打电话批评《人民日报》，说这篇文章很坏，转载是错误的。
对此，于光远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现在“领军”的问题提出来了。真理标准是从哲学上、指导思想上提出问题，我们按劳分配的讨论是从一个具体的领域，经济领域提出问题，是从实践里面提出一个当前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求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实际的作用。同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大问题。从哲学思维，从领导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哲学纲领的指导的话，是搞不好的。
这段时期，经济学界还举行过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会。1980年12月4～10日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全国性的讨论会，成立了以于光远、陈岱孙、龚士奇、王惠德、宋涛等19人的大会主席团，我被推选为大会秘书长。会议收到论文114篇，大会发言39人，中心小组发言59人次，还在12月7日晚组织了一次沙龙。这次会议开得既紧凑，又生动活泼。白天开大会、小组会，晚上开中心小组会。中心小组会是会议领导小组和各组召集人一起深入讨论白天会上提出的问题。会议明确了生产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什么生产的手段；批评了“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观点。王惠德在一次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另一次中心小组会上，于光远讲了一个信息：有几个年轻人，其中之一叫翁永曦，他们提出了24个字的主张：“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据说，很受陈云同志关注。大家就此展开了讨论，认为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大集中，这些提法反映了一种保守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回顾这一段历史，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对即将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在理论上，较深刻、全面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澄清了许多混乱的错误观点。实践中，恢复了工资和奖金制度，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二是初步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前面提到，在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以前，经济学界已经讨论了一年多。可以说，是经济学界的讨论首先冲击了“两个凡是”，但是还没有完全突破，好像一扇门挤开一个缝；到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这个思想的闸门才被完全打开。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由来
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史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从提出到展开有一个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于光远1981年提出的，以后他又出版了阐明这个提法的理论著作。其二，中共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路线制定的依据，进而展开论述。
关于第一点，与我有一些关系。1978年的秋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讨论会，这个会是许涤新主持的，我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去参加。会上，主要讨论中国当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有人坚持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的；有人认为，是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产生的。我不同意这些意见，我的考虑是，这个问题只有放到社会发展阶段中，才能说得清楚。因此，在长沙会议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了阶段问题，但没有详细论证，需要继续研究。
回来以后不久，我就参加了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我在第2组，苏绍智在第5组，我们经常见面。当时，我正在考虑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我对苏说：我们是不是搞“阶段问题”？我把在长沙的考虑跟他说了。苏说：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商量要做一个联合发言。苏绍智的英语很好，他在外国资料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勒泽尔有个供词，说：马克思曾经多次讲过，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还说：在小资产者掌权的革命以后，接着产生社会共和国、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老苏说：勒泽尔的供词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些材料可以印证马克思是主张有阶段的。这样，我们两个的观点就弄到一起了。随后，我们就合作，他写他讲的那一段，我写前后段，最后再统一一下，在两个小组同时发言，分别登在两个小组的简报上。
应该说，在这次会上，是我们首先提出来讨论阶段问题的。毛泽东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谈过阶段问题，讲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他主张，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这个时期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不得了，一直要斗，搞阶级斗争。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怎么能不分阶段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因为他搞“大过渡”嘛。
1978年前，对过渡时期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小过渡，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国家就要逐渐走向消亡。中过渡的时间要长一点，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还是过渡时期。大过渡是说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了，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都是过渡时期，一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这个观点写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那篇文章里面去了，还说是马克思和列宁都讲过的，强加给马克思和列宁。而我们的观点是，第一，社会主义这个漫长的时期，要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第二，当前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资产阶级，还有个体经济，还允许有一些剥削存在嘛。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算作过渡时期。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我们讲阶段问题，会上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发言登了简报以后，当时《经济研究》的主编董辅礽要发表我们的联合发言。1979年5月的《经济研究》上，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文章，就是苏绍智与我合作写的。没想到，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邓力群所谓两个秘书长，是指当时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胡耀邦还兼着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是社科院院长，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事情是这样的，1979年6月份，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个字条，指示他们，组织文章同我们商榷。7月5号，邓力群在社科院，召集了一个五六人的小会。他在会上，拿出我们讨论阶段问题的文章，说这篇文章有问题。他提得非常尖锐，说：“这不是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过去凡是派和实践派有争论，看来苏、冯是实践派。凡是派就会说，你们连中国是社会主义都不承认，他们会拿出中央文件来同我们争论。”他树了一个假想敌啊，还讲了一大篇话，我都记不得了。反正主要就是要批判。据说，会上有人提出，他们写反批评的文章怎么办？邓说：反批评的不能发表，内部刊物也不能发，只能打印供领导参考。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会议以前，胡乔木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碰上胡冀燕，说：“苏、冯这篇文章很有问题，估计光远事先不知道吧？”的确，光远是不知道，我们没跟他商量过。邓力群在小会上还讲，中央两个秘书长
研究过，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还要求参加7月5日这个小会的人要保密，不许泄露出去。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很快我们就知道了。
1979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庆，叶帅要在大会上讲话。中宣部起草了叶帅讲话稿，还准备了一个对叶帅国庆讲话的宣传提纲。7月上旬，宣传提纲要在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当时，胡耀邦还兼任中宣部的部长。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时期，每个礼拜要开两次会，礼拜二开例会，礼拜五再开一个座谈会，把北京的思想理论界、宣传单位的头头，都请来参加。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编译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的负责人。7月6日中宣部的会议，主要讨论叶帅讲话的宣传提纲。邓力群乘机把批我们文章的意见，弄到中宣部的会上去讨论。具体手法是，在叶帅讲话宣传提纲的最后一段，对当前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引了我们文章里的一句话，即“中国当前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发给当天参加会议的人讨论。主持会议的胡耀邦，问大家对宣传提纲有没有意见。与会的王惠德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他看了一遍后，问：这个宣传提纲发出去了没有？工作人员说：还没有。王惠德说：这个提纲现在不能发。最后一段要批苏、冯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错。于是，会上发生了争论。有的说，苏、冯的文章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少数人支持王惠德的意见，不同意批判。耀邦说，意见不统一，下次再讨论。
过几天，中宣部第二次开会，还是讨论叶帅讲话宣传提纲。谈着谈着，又谈到阶段问题了。会上，多数人还是坚持要批，有的人不同意批。这次《人民日报》参加会议的副总编辑力排众议，他发言提出：苏绍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我认真看过，其中并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意思。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他们的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他一个一个地问：耀邦同志看过没有？胡耀邦答：没有来得及看。他又问四位副部长：黄镇、廖景丹、张香山和常务副部长朱穆之，都回答：没有看。于是，他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仍是讨论叶帅讲话的宣传提纲。讨论中，自然又谈到批判错误观点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副总编问：几位领导同志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黄、张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他仔细看了两遍。苏、冯的文章里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句话，正是宣传叶帅讲话的提纲中最后引了要批的话。朱穆之说完，《人民日报》的这位同志立刻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单行本，就是上面说的那篇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他说：“苏、冯文章中的这句话，出自胡乔木参与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有根据的。”他一边说，一边翻，翻到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听了他的发言，满堂惊愕，没有人再坚持批判的意见。那天散会前，耀邦亲自把宣传提纲稿子上引的那句话划掉，就宣布散会了。
1979年7月没有批成。可是，有些人并不甘心，“阶段”问题一直纠缠了五年。在1981年8月召开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又重提这个问题了。胡乔木讲话又批评有的人还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当时，光远是赞成我们基本观点的，就是要分阶段，但他并没有公开讲。实际上，我们文章只讲中国当前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并没有讲初级阶段。以后，有的人误会了，以为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于光远提出的。
1981年，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他们都是起草组的，要把批判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去。于光远就不同意，说你不能这么写，两个人争吵起来。光远说：至少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吧？胡乔木没有话说，这个概念就写进若干历史问题决定中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当然这个跟“阶段风波”是有关系的。于光远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得很清楚。
1981年6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接着，就是1982年耀邦的十二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讲了几句话；第三次是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也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三次都没有展开论述。到了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才展开。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3月21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示信，说十三大报告打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立论的根据。并特别说明：“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如您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很好。”这些材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个过程，是随着经济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推进而逐步完善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以前我们所做的理论研究，都是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主要是维护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等一些基本概念。现在看起来，正像邓小平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看待当年的一些讨论呢？我认为，这些讨论对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突破“凡是”的束缚，对发展生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实际的作用，但并没有触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我现在觉得，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初级阶段是不是还要发展到中级阶段呢，是不是要发展到高级阶段呢？高级阶段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不是共产主义呢？都还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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