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和金代“功名社会”

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元格带着14岁的嗣子元好问来到山西陵川县。（元好问的生父是元格的兄长元德明，元德明将元好问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元格。）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元好问跟随养父为其精心挑选的县学老师郝天挺（1161-1217）求学问道。郝天挺是陵川当地人，已经考取了功名。元格在金中都（今北京）待阙时，曾访亲问友，为爱子读书应举寻觅良师。那些被询问的人都向元格推荐了泽州（今山西晋城，自北宋以来就以培养出许多优秀学者而闻名）。为了儿子的教育，元格选择担任泽州属县陵川的县令。

三十年后，元好问在为老师郝天挺撰写的墓志中讲述了这件事。元格处心积虑为儿子觅师应举的故事，揭示了北宋以后以科举制度和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科举制是这个社会中儒生入仕最主要的机制，而对国家而言，士人身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参与科举考试。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代中叶科举在北方社会的繁荣兴旺，又在1211年蒙古入侵开始之后，目睹其一点一点土崩瓦解。

元好问雕塑

蒙古入侵前“功名社会”中的元好问

1127年，北宋亡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大量北方士人举族南迁，众多地方学校遭到破坏。不过金朝政府一直任用汉族士人，故而汉族士人仍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继续活跃于华北地区。元好问经常提及成为士人的三个重要条件，他在一篇文章中解释道：

予尝论敬之：士之有所立，必借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喻如世之美妇，多出于膏腴甲族薰含浸之下。闾阎间非无名色，一旦作公夫人，则举步羞涩，曾大家婢不如。其理然也。故作新人材，言教育也；独学无友，言讲习也；生长见闻，言父兄也。

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在“父兄渊源”中看到的价值并非显赫的出身，而是学习如何成为士人君子的家学传统。在这种方式下，家族出身绝对与“国家教养”和“师友讲习”同等重要，而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因素是科举考试。

与北宋政府通过科举考试选任大多数官员不同，金朝政府通过科举选用汉人，但通过荫补、世袭和军功入仕等方式来选拔女真人和包括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在内的其他非汉人群体。此外，金朝政府一直将那些最重要的军职和高级文官职位留给女真人。大定十年（1170），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设立女真进士科，一些女真人（尤其是贫穷的平民百姓）也应举以求提升社会阶层。

从理论上讲，汉人士大夫可以被任命为朝廷高官，甚至拜相封爵，但他们实现这一切之前，比女真人需要更多的历练。大部分科举中第的汉人官员从县级起步，在地方上蹉跎一生。例如，元好问的养父元格于明昌五年（1194）担任县官，大安二年（1210）去世时依然只是县令。

金世宗和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时期，朝廷大力支持繁荣的文官文化，推动了“功名社会”在金朝中期的兴旺发达，这一切都映入了年轻的元好问的眼帘。包弼德提出，世宗和章宗都认为，汉族士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孜孜以求的文官秩序具有普世价值，有益于金朝的统治。文欣也指出，世宗和章宗推动女真字学和女真进士科，反映出女真人身份向士人文化方向的发展，并非历史学者传统上认为的“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世宗和章宗对汉文化表露出极大的兴趣，增加了汉人进士录取的配额，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选任科举中第之人为官。

世宗朝和章宗朝可以说是北方汉族士人的黄金时代。元好问曾言：“若仕进之路，则以词赋、明经取士。豫此选者，多至公卿达官。捷径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皇帝支持士人，显然极大地激发了士人学习和教育的热情。金朝的北方士人不仅因为没有了南方士人的竞争而更易中举，甚至比宋朝的南方士人有更高的中举几率。在章宗朝，每年的举子人数稳定在三四万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举子能够通过府试，参加省试者每三四人中就有一人能中进士第。相比之下，北宋末，一年仅有一两万名华北举子应试，而且宋朝省试的平均中第率仅有十分之一到十四分之一。

1190年，元好问出生；同年，金章宗登基称帝。元好问认为对士人而言，章宗朝（即他长大成人阶段）是最好的时代：“承安、泰和间，文治熠然勃兴，士生于其时，蒙被其父兄之业，由子弟之学而为名卿材大夫者，尝十分天下寒士之九。”元好问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家族出身和教育对士人成功的重要性。这则叙述又暗示，相比以前，更多中第的举子是家中无人仕宦的寒门士人子弟。然根据《中州集》的粗略统计，金中后期接受教育或中进士第的士人大多出自士人家族。《中州集》中列举了63位官员和进士及第者的家族背景，其中只有3人出自布衣或贫寒之家，仅有1人出自胥吏家族。

士人精英家族维持其显赫地位的能力，表明科举中第对于金朝北方汉人的重要性。华北地区许多旧精英家族放弃了军功入仕的途径，转而走上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例如，元好问的曾祖父在北宋末曾任武官，在科举考试几乎成为金代汉人入仕的唯一途径后，元氏家族开始尝试从武人精英转向士人精英。元好问的祖父于正隆二年（1157）中进士第，在金朝地方政府任职。从他开始，元氏家族的三代子弟中都有人应举，中举、落第者兼有之。大约在章宗朝初期，元好问的养父元格中进士第。元好问后来提及，约在明昌五年（1194），年幼的他随同养父前往掖县（今山东莱州市）上任。元好问的伯父、生父和兄长都在府试中失利，最终回到老家韩岩村务农或教书。元好问的叔父元升是家族中唯一坚持追求武职的人，但是因为缺少高级将领的推荐而无法获得军职。元升的经历说明当时汉人很难获得军职，军职大多为女真和其他民族之人所垄断。因此，大多数汉人精英家族都努力培养子弟成为儒学士人，走科举入仕之路。

元好问的早期教育来自家人，母亲张夫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在为金朝著名士大夫王黄华撰写的墓志铭中，元好问提及：“自初学语，先夫人教诵公[指王黄华]五言。”7岁入小学后，元好问从《孝经》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后来在诗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学习《孝经》的经历：

我昔入小学，首读仲尼居。

百读百不晓，但有唾成珠。

尽管元好问自讽读不懂《孝经》，但毫无疑问从儿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学习的天赋。元好问在后来为元氏族谱撰写的引言中曾说：“予自四岁读书，八岁学作诗。”当时，元好问的生父元德明教书乡里，尤其喜爱诗歌，元好问与其兄长元好古（比元好问年长4岁）很可能一起跟随元德明读书作诗。

然而，即使在同一个士人家族中，年轻人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小家庭的富裕程度甚至是长幼顺序。可能因为元德明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元好古外出求学，元好古从未离开过家乡。元好问在生父的小传中曾提及，元德明继承的遗产微薄，本人又不太在意谋生，再加上“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因而只能“布衣蔬食”，过着简朴的生活。元好古除了跟随父亲学习外，似乎也只与一些当地士人朋友来往。而元好问在陪同养父到各地赴任时，有机会向不同的士人求学问道。承安五年（1200）元格移官冀州（今河北冀县）时，当地知名的士大夫路铎就曾教过11岁的元好问习文。

女真统治下的华北地区，官学是培养学生应举的主要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并没有像南方的书院那样的私学。南方的书院一方面帮助学生应举，另一方面又坚持倡导不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金世宗朝和章宗朝，因为科举制的发达，北方的官学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世宗和章宗建立了一个与行政体系平行的全国官学网络，官学因此遍布都城和主要的地方城市。章宗明昌元年（1190）时，国子监、太学等6所京城官学中共有795名学生，此外，24所府学和60所州学（大约占金朝174个州府的半数）中大约有1800名学生。每所学校专设一位教授，这些教授遴选自5次应举（落第）或是年龄超过55岁的中举者（因年龄过大无法入仕）。金朝政府通过控制经费、教职、入学配额来管理官学，说明国家与士人教育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金朝683个县中，至少有三分之二设有官学。因为这些官学结合了学校与孔庙，所以通常被称为庙学，它们是金朝士人和举子开展教育、文化活动的主要机构。一些地方官学因培养出大批士大夫而闻名。例如，太原府学因为在明昌二年（1191）有7名举子中进士第（其中还有1位状元）从而在金朝士人圈中享有盛誉。

所有官学生都被免除劳役，还能获得政府定期发放的津贴，官学因此对于金朝士人颇有吸引力。据泰和元年（1201）朝廷颁布的《赡学养士法》，每名地方官学的生员每年可以从佃农耕种的60亩（大约4万平方米）官田中获得30石（大约60公斤）粮食，而每名太学生可以获得分配给他的108亩（大约7万平方米）田地中的全部收入。此外，一些地方官学还获得了当地有权势的士人家族的资助。据元好问所述，寡妇傅夫人（其亡夫路铎曾是冀州高官）斥巨资购得2000亩（大约133万平方米）良田，捐给冀州州学以资助州学生。金代官学的学田可以免税，傅夫人提供给冀州州学的田地可以资助300多名学生。

不论在地方社会还是在全国士人圈中，资助官学是士人家族提高声望的有效途径。冀州通判很快向朝廷汇报了傅夫人捐田给州学一事。金世宗听说后，下诏加封傅夫人“成德夫人”。自北宋以来，淑女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她们对男性亲属教育方面的帮助，这个形象继续影响着金代士人对精英家族女性社会价值的评判。

由于官学在物质和教育资源方面都有极大优势，元格或许曾希望元好问可以就读冀州州学，甚至希望他在太学念书（元格在泰和三年时曾至都城待阙）。但严格的入学条件使得元好问无法进入州学，更遑论太学了。官学优先考虑六品及以上官员的家族成员，作为金朝县令，元格仅是从七品官。依据官方政策，府学和州学也会为低级官员的子孙保留三分之一的名额（最多为20名），但必须获得府荐并通过入学考试。元好问当时年纪尚小，还未开始为应举做准备，即使他参加入学考试，或许也无法通过。

元格退而求其次，选择送元好问去县学读书。县学是半官方半地方性质的，要求较为宽松，金章宗曾明确表示政府不拨款给县学，但鼓励地方官和当地人集资共建县学。由于缺乏经费，许多县令与地方士人或有钱有势的家族合作以筹钱办学。因此，县学的教育质量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这就是为何元格一心要为元好问寻找最佳的学习场所。

元格在都城的亲戚和士人朋友们都向他推荐了泽州。在金代的文化地理中，山西是拥有最佳教育资源的地区之一。正如元好问后来自豪地谈道：“万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东。”在章宗朝，晋南和晋北的士人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佳绩。陵川县在泽州境内教育声誉尤佳，因为当地多个显赫的士人家族在殿试中夺魁。事实上，其中两个士人家族共培育出5名状元。在金朝，泽州总共有80人中进士第，其中大约32人来自陵川。这些地方士人的顺利中第激发了当地的教育热情，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慕名而来的外地学生。

泰和三年（1203）元格带着元好问来到陵川赴任，当时郝天挺（元好问未来的老师）正在县学教书。郝氏家族的历史反映了士人家族如何主导陵川当地的士人教育。北宋末年，郝氏家族从太原迁居泽州。郝天挺的叔父郝震曾就读太学，后来回到村里教书，郝氏因此成为泽州有名的士人家族。郝氏制定了家规以防止家族（整个家族大概有100多人）分崩离析。家规规定，郝氏的后人按个人才能或务农，或经商，或成为士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当整个家族财产足够丰裕后，则资助更多的家族成员成为士人。郝天挺曾为太学生，和弟郝天禔、从弟郝天祐、犹子郝思忠以及两个侄子郝舆和郝辇都曾应举，“有声场屋”，但都落第。郝天挺的兄长郝源成为一家之长后，制定了新的家规，要求弟弟或侄子中必须有一人在县学教书，也就是说，当时郝氏家族已垄断了县学的教职。

有能力支持县学，显示了家族在当地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县学教授没有政府发放的稳定薪酬，只有像郝氏子弟这样能够从自己的亲族中获得坚实经济支持的士人，才能在县学教书。新上任的陵川县令经常拜访郝氏家族，元格在担任陵川县令期间，也与郝氏关系密切。元好问与同龄的郝思温（郝天挺的儿子）在县学一起跟随郝天挺学习。泰和六年（1206）元格卸任离开陵川时，将元好问的教育完全托付给了郝氏家族。

元格期望郝天挺可以帮助元好问应举，但郝天挺认为真正的学者不应该只为应举而学习，他因此教授元好问作诗，而这是与应举无关的技能。有人批评郝天挺不助县令的儿子应举，他回应道：“正欲渠不为举子耳。”陵川县学半官半私的性质和民间资助的形式与南方书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主管教授决定书院学习的内容，且通常要比应举更加宽泛。尽管如此，大部分学生依旧将应举看作他们学习的主要原因。元好问就从未放弃考取功名的想法，泰和五年（1205），16岁的元好问前往太原参加府试，结果落第。元好问显然从郝天挺那里学会了诗词创作，在旅途中，他听说一只野雁因伴侣被猎杀而自尽，元好问从猎人那里买来了那两只雁，立雁丘将其埋葬，并写下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首流传千古的关于浪漫爱情的抒情词。

郝氏家族的学者声称，他们的教学理念是直接继承自北宋道学家程颢（1032-1085）的追随者。程颢曾任泽州晋城县（与陵川相邻）县令，并教授当地学者。因为金朝的科举考试并不考有关道学的知识，郝天挺是否教授过元好问有关程颢的学问情况不详，但郝天挺确实将程颢的学问教授给儿子郝思温，郝思温后来又将其传授给儿子郝经（1223-1275），郝经（也是元好问的学生）成为了蒙古统治时期北方知名的道学家。至于元好问，他接受郝天挺的诗学，但始终不喜欢道学。

从泰和三年至八年（1203-1208），元好问在陵川县的五年时光是安静祥和的，这也是他在金代士人圈中开始建立并拓展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时期。除了学习以外，元好问开始与县学同学以及其他士人一起饮酒赋诗、赏游当地美景。泰和五年（1205）清明节的前三天，元好问与五六个士人朋友一起游览了二仙庙——二仙是当地流行的神祇。他们参观了寺庙，游览了当地的溪流并赋诗。元好问的诗刻在二仙庙的墙壁上，题诗下有小序，写道：“看千岩之竞秀，增两目之双明，志飘飘然而足知所之。”此外，元好问也与当地士人家族秦氏交游，和父执辈的秦略成为忘年交，常在一起饮酒赋诗。

也是在这个时期，元好问与家乡秀容县有钱有势的士大夫家族张氏缔定了婚约，这样的联姻非常有利于金代士人强化人脉网络。泰和七年（1207），18岁的元好问暂时回到家乡秀容县，与同乡高官张翰之女完婚。张家比元家在当地社会地位更显赫：张翰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第，泰和八年（1208）成为户部侍郎（从六品）。张翰的弟弟张翛于承安五年（1200）中进士第，后官至同知河东北路兵马都总管事（从四品）。与张家联姻使得元好问拥有了更强大的精英家族背景。元好问筹备婚礼时，元格“教之民政”，为元好问日后担任县令这样的官职做准备。为了养子能在士人圈和官场取得成功，元格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但元好问必须中进士第才能问鼎金代的“功名社会”。

元好问婚后回到陵川，继续跟随郝天挺完成学业。泰和八年（1208），元好问离开陵川，跟随时任陇城县令的养父迁居陕西陇城县，继续与其他士人交游并专心应举。大安二年（1210）春，元格因鬓疽在陇城病逝。元好问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变化：21岁的元好问结束了十年游学的日子，护送养父的灵柩回到韩岩村祖茔埋葬。

元格死后，元好问一边依靠养父留下的遗产与母亲和妻女（他的长女元真出生于1209年）在家乡过着舒适的生活，一边继续苦学应举。贞祐元年（1213）春，元好问前往都城参加省试（说明他必定在前一年秋通过了府试）。在元好问生活的时代，举子需要参加三年一度的府试、省试和殿试三轮考试。府试通常是在秋天举行的地区性考试，后两轮考试都是次年春在都城举行。金朝政府对那些通过府试但省试落第的举子有一些优待政策。省试落第后，元好问依照这些政策免试进入了府学，于是整个夏天元好问都待在太原府学。

元好问在太原府学的经历，揭示出官学非常有利于金朝士人建立助益其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官学为学生提供食宿，让他们每天聚在一起学习，随着时间推移，彼此之间相识相交，甚至亦敌亦友，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在太原府学，元好问与来自山西交城的两名同寝室学生一起组织了“夏课”。夏课是士人特别是举子特殊的社交方式。正如饭山知保所述，由于金初书籍匮乏，许多夏课起初是为了便于学生互相借书。同一夏课的学生也会一起集会宴饮。元好问曾经记载了一个鬼故事：一批举子们组织了夏课，其成员每十天会一起聚餐，后来有一成员亡故。在一次聚餐中，举子们为死者保留了座位以纪念他。饭菜摆好后，死者座位前的勺子和筷子竟升到半空中，仿佛死者在用餐。在场的每个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以至于无法进食。元好问将这则轶事收录在志怪小说《续夷坚志》中，此书是撰写本章的重要史料之一。

除了文人雅集外，官学也为金代举子提供了空间，让其共同想象一个反映自己生活和士人文化的独特精神世界。例如，元好问从太原府学学正马持正那里听说过一个故事：大定年间（1161-1189），几个学生夜间住在太原庙学中。半夜三更，一个学生突然听到窗外有人走过的声音。一个女鬼悄然进入卧室，一边轻拍那些睡着的人，一边低声细语道：“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根据故事记载，这个女鬼是埋在庙学附近的北宋某提刑官的妾，那三个被她轻拍的学生后来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与她的预言一般无二。

构建、传播和记录这些轶事，是金代士人应举以外的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搜集到许多关于金代士人的轶事，这些轶事与宋代社会流行的大量关于科举中第的征兆、预言和梦兆的故事十分相似。元好问能够搜集到这么多关于举子的轶事，本身就证明了这些信息在金代士人社交网络中到处传播。

在太原府学，元好问和士人朋友们一定也讨论过重要的朝政和时闻，特别是关于蒙古人入侵的消息。成吉思汗的军队从大安三年（1211）开始对金朝边境发动猛烈攻势，在随后两年时间，金朝的边境形势日趋严峻。元好问可能很早就对此事有所耳闻：他的老家忻州（下辖秀容县和定襄县）邻近金、蒙交界，首当其冲受到蒙古入侵的威胁，早在大安元年（1209），忻州当地人已经有传言称北方游牧民族可能会入侵，不过当地士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蒙古入侵的严重性。即使到了贞祐元年（1213）八月，蒙古人已经占领了金朝西京（今山西大同）的情况下，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元好古（元好问的亲哥）依旧与忻州士人朋友一起，如往常一样共度中秋佳节、饮酒作诗。直到贞祐二年（1214）初，当地士人生活仍然未受蒙古入侵的影响。

黄河以北地区的沦陷

贞祐二年（1214）是元好问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生长于富裕的士大夫家族，早年的元好问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这种优游岁月的生活在贞祐二年戛然而止，元好问开始了漂泊不定的两年战争难民生活。贞祐二年春，蒙古军队出现在山西的许多州县，摧毁了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城镇村庄，杀害了无数居民。这种毁灭性破坏是史无前例的，李俊民（1176-1260）描述了几成废墟的泽州：“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四月十四日忻州城破后，蒙古人屠杀了10余万居民，元好问29岁的兄长元好古死于这场屠杀中。元好问和家人一起躲在当地的山岭中，得以幸免于难。

战争导致了许多人流离失所，大批士人和平民百姓惨遭荼毒，学校受损严重，科举考试被迫停止，并最终导致了华北地区士人活动的瓦解。包括李俊民、郝天挺在内的许多泽州学者，为了躲避战争而逃离家乡。在毁灭性的人口骤减中，十年前还十分活跃的地方士人群体如今烟消云散，地方学校也被大量废弃。元好问后来悲叹道：“庙学之存亡，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当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风，日就颓压。”

贞祐二年（1214）夏，金宣宗（1213-1224年在位）放弃中都（今北京），渡过黄河，将朝廷迁到了南京（今河南开封），当时的士人委婉地称此事为“贞祐南渡”。从那时起，科举考试大多只在黄河以南地区举行——特别是在河南和陕西（这是贞祐二年以后金朝政府仅有的两个完全控制的地区）。举子们被免除了府试，可以直接在南京参加省试。当年大约九千人应举，最后大约十分之一的举子中第。虽然仍在山西避难，元好问还是想方设法前往开封应举，但他再次落第。

士人生活不再、官学废弃以及科举考试停止，这些都标志着贞祐二年以前支撑金代华北“功名社会”的重要社会机制开始解体。在这样的动荡环境中，元好问一家需要决定是留在晋北还是逃亡，他们从贞祐二年春开始便四处奔波。贞祐四年（1216），蒙古军队再次袭击了忻州。元好问一家匆忙将家藏的书画珍本藏于墙壁中，然后再次逃到附近的山中。蒙古军队撤兵后，由于晋北经常遭袭，元好问一家决定加入三四百万人的华北移民大军，迁到起码当时还在金朝政府统治下的黄河以南地区。他们将一部分藏品托付给太原的亲旧，将三枚珍藏的砚台埋在乡下的别墅中，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回来取回这些珍贵的家产。元好问一家带着精心挑选的两车物品前往南方，这些物品包括千余先人手抄的书稿、书法写本等，以及百余画轴。

并非所有的士人家族都选择南逃，像本书开篇提及的周献臣这样的家族选择了留守。许多人从维持士人身份转变为参与军事活动。即使在同一个家族中，每个人的选择也会截然不同。元好问的好友周鼎臣就选择了一条与弟弟周献臣不同的道路。根据元好问为周鼎臣所写的墓志记载，贞祐二年（1214）夏，周鼎臣与元好问在南京参加省试时相遇，元好问落榜而周鼎臣中进士第，并被任命为山西五台县主簿。贞祐四年（1216），木华黎率领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晋北，周献臣前往邻近定襄县的阳曲县，与时任阳曲县令的兄长商议该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周鼎臣告诉弟弟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家人和定襄百姓的安危，但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忠心许国，决定和妻儿一起以身殉国。两兄弟做了各自的选择：周献臣向蒙古人投降，转而为蒙古帝国效力，通过其自身的军功，周献臣成功地让周氏家族获得了世侯地位；周鼎臣则为旧政权殉难，保持了自己作为忠臣不事二主的士大夫节操。

躬耕河南：元好问艰难的新生活

贞祐四年（1216）夏，元好问一家人终于到达河南，他发现许多士人都聚集在那里，包括两位老友：陵川县的刘昂霄和定襄县的赵元。元好问与赵元是儿时好友，十年前在太原参加府试时元好问又结识了刘昂霄。在刘昂霄和赵元帮助下，元好问暂住在三乡县（今河南宜阳县），他很快便加入到当地士人群体中。例如，元好问认识了学者辛愿，此人务农为生，不仅生活困窘，还饱受地方胥吏欺侮。在三乡县，元好问刘昂霄、赵元和辛愿偶尔会结伴同去当地的寺庙，吟诗唱和，结识新的朋友——比如洛西宝应寺擅长作诗的僧人英禅师。英禅师原是辽东举子，贞祐元年（1213）移居到河南。与其他学者交游，意味着这些人士人生活的延续。如同赵元曾在诗中向元好问解释道：“满眼交游即故乡。”

然而，士人们的生活不复从前，仓促逃难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财富损失。许多贞祐二年（1214）以后移居到河南的士人家族财产荡然无存，生活陷入贫困。元好问曾表述自己的境遇：“是岁寓居三乡。其十月，北兵破潼关，避于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则焚荡之余，盖无几矣。”在这个过程中，元好问损失了大部分好不容易带到河南的书画古玩。除了有形财产的损失，避难他乡的士人还失去了重要的无形资源：根植于宗族、乡里的社会支持体系。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携妻带子迁居河南时，他们失去了家族网络的极大助力——包括物质支持、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声望。在没有任何外人帮助的情况下，郝天挺贫病交加，最终撒手人寰。

士人群体在河南的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像元好问这样的士人家庭不得不考虑如何谋生糊口。养家的重任现在落到了元好问的肩上，他需要养活母亲、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5152元好问的长女元真生于大安元年（1209），次女元严出生时间不详，三女阿秀生于兴定三年（1219）。出于安全考虑，元好问在兴定二年（1218）将家迁到了登封县，该县位于中岳嵩山南麓，位置偏僻。为了解决食物紧缺问题，元好问开始种地。据他所言，许多昔日的名宦之家移居到河南后也是如此。

务农生活对于元好问这样不事稼穑的人来说备感艰苦。同样务农的赵元对元好问说：“西畴将有事，老农真吾师。”两人都从经验丰富的农民那里获得农业知识。在登封县生活了一年后，元好问意识到这里并非理想的农耕区：当地常年干旱，干旱过后则猛降暴雨，毁掉了大部分庄稼，秋天的收成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元好问因此决定去别处寻找更佳的农田。

兴定二年（1218）冬，身着单衣的元好问独自行走在寻田的路上，在凛冽的北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次年他终于在昆阳（今河南省叶县）找到了合适的田地。元好问十分满意昆阳的农田，说道：“邻墙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开长沟掩乌芋，稍学老圃分红姜。”元好问在这块田地旁盖了一间小屋，为离开登封的家来这里种地时居住。因此，元好问不得不经常往返于相距150公里的登封和昆阳两地之间。

在陌生的地方，元好问自然先与士人交往，而后才逐渐与不熟悉的当地农民打交道。元好问的友邻是位隐居的学者，同样热爱作诗，显然很乐意元好问相陪，他甚至劝说元好问举家都迁到昆阳来。元好问以病马为由，解释为何自己不把家搬过来。其实这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昆阳的田地并不属于元好问，或许耗尽全家的积蓄在昆阳建一个新家太过冒险，又或许他只是无力承担再度搬家的费用。几年后，元好问与“田主”交往的经历证实，他无钱买地或雇工。在《麦叹》一诗中，元好问解释道：

借地乞麦种，徼幸今年秋。

乞种尚云可，无丁复无牛。

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

元好问依赖“田主”，表明了因务农耗时耗力，士人因而与农民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士农关系。这种新关系表明，支持士人生活物质基础的经济来源急剧减少，同时用于学习和与同仁社交的闲暇时间也消失殆尽。

与此同时，与农民的交往也让士人对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社会习俗有了不同于以往书本知识的体察。日常的务农生活，让士人能够理解农民对于天气的焦虑。在接下来的诗中，元好问以“旱母”为喻，诉说自己因为严重旱灾而遭遇的不幸：

四月草不青，吾种良漫投。

田间一太息，此岁何时周。

向见田父言，此田本良畴。

三岁废不治，种则当倍收。

如何落吾手，羊年变鸡猴。

身自是旱母，咄咄将谁尤。

“旱母”的比喻很可能来自元好问从当地农民那里听到的故事，他后来将其记录在《续夷坚志》中。根据元好问所言，贞祐初洛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登封当地人谣传是旱魃造成了旱灾，他们相信旱魃出现常常伴随着火光。一天晚上，有户农民家着火，当地人让年轻人用大棓击打火焰来驱赶旱魃。

务农的亲身经历，让像元好问这样的士人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元好问在诗中描述他在雨中开心地在昆阳田地上耕作，并把这种喜悦归功于降雨的龙神。元好问后来担任河南内乡县县令，当时旱灾持续了三个多月，他接受了当地人的要求向龙公求雨。农民后来为龙公盖了一座新庙，以感谢它降雨。元好问在记述这件事情时，没有将农民们的行为描述为异端，也没有将他们未经官方认可的神祇贴上“淫祀”的标签；相反，元好问十分理解雨水和龙神崇拜对农民的重要意义。

农民文化和乡村习俗成为聚集在河南的金末士人的新话题。在《续夷坚志》中，元好问记录了许多发生在河南的此类话题故事。来自平舆县南函头村的三则轶事，描述了村民对禁忌、冥间、转世轮回的信仰以及村民的诉讼案件。在这些故事中，有些是元好问直接从当事人那里听闻的，有些是从当地官员和士人那里道听途说的。

更重要的是，务农经历反映了金末士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急剧下降。例如，元好问的朋友赵元，从士大夫阶层跌落成平民百姓。在《学稼》诗中，赵元描述了自己在乡村的务农生活：

不堪炊煮一箱书，十口东西若可糊。

食禄已惭中隐吏，垦山聊作下农夫。

稿遗场圃无多积，子入官仓困远输。

近日愚轩睡眠少，打门时复有追胥。

赵元曾担任县主簿，失明后不得已致仕。他对自己薪俸的评论，说明金代下层士大夫的收入十分微薄，政治地位低下，甚至低于那些掌控文官实权的吏员。事实上，贞祐二年（1214）之后，在地方和中央层面，吏员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常常比进士升迁得更快。在当地胥吏看来，致仕后的赵元开始务农，与其他农民并无区别。

赵元一家社会地位衰落、经济地位下降，影响了下一代人的职业选择。赵元告诉元好问：“有子罢读书，勤种山间田。”元好问后来提到赵元的儿子赵顒时（在赵元的传记中），他并没有讨论赵顒在诗歌或学问上的成就，只说赵顒是一位正直的隐士，这暗示赵顒未曾接受过士人教育。

元好问这一代士人如今不仅要努力适应河南艰苦的新生活，还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士人身份。务农并非他们所愿，而是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著名诗人陶潜（365-427，更常被称作陶渊明）宣扬隐居务农的闲适生活，汉族士人经常以陶渊明为榜样，将“耕读”看作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为山西沁州好友韩锡的“耕读轩”题写的诗中，元好问否定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范式：

读书与躬耕，兀兀送残年。

渊明不可作，尚友乃为贤。

田家岂不苦，岁功聊可观。

读书有何味？有味不得言。

亲身经历贫民生活的元好问非常清楚务农并非田园牧歌，日常生活充满了艰难困苦和焦虑不安。尽管元好问反问读书的意义，但读书对于他及其同仁而言是士人身份的象征，是他们区别于平民百姓的地方。

《古圣贤像传略》中的元好问画像

元好问的仕途与金朝的灭亡

因为金朝政府继续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汉人官员，像元好问一样，许多生活在黄河以南地区的士人继续尝试入仕。元好问迁居河南后，除了交往当地的士人朋友，他还努力在都城士人圈扬名，积极结交如当时金朝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赵秉文（1159-1232）那样富有成就的士大夫。兴定元年（1217），元好问拜访赵秉文并呈献了自己写的两首诗。赵秉文高度赞扬了元好问的诗，并将他介绍给杨云翼（1170-1228）等成就斐然的士大夫。元好问很快获得了“元才子”的美名，在开封的士人圈里崭露头角。元好问后来将赵秉文和杨云翼看作他在学识和仕途上的模范。兴定五年（1221），赵秉文担任科场主考官，元好问在经历了从16岁起的6次落第后，终于在32岁进士及第，不过元好问被指责与考官赵秉文、杨云翼、雷渊（1186-1231）以及李献能（1192-1232）等人有不正当关系——元好问确实常与这些士大夫来往。这一事件的背后是金末朝廷中进士及第的士大夫与胥吏出身的官员之间的激烈斗争。元好问对这一指控满腔悲愤，拒绝任官并返回登封县。

在随后的三年里，元好问继续在昆阳务农以养家，同时他也致力于写诗、交往士人，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永恒价值，从而让金代士人可以把握、继承这一传统。这些金末士人以北宋士人苏轼作为士人学问的典范，在赵秉文的引领下，他们强调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是掌握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在与新旧士友的频繁聚会中，元好问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元好问的诗在当时的士人圈中通过书信或是口耳相传得到了广泛传播。受教于元好问并为老师撰写墓志铭的郝经曾说，元好问的诗在当时非常流行，以至于乡村里巷和道途之人都会背诵他的诗句。郝经在墓志铭中以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与黄庭坚比拟元好问的诗歌成就：“振笔便入苏黄室。”

元好问在文学造诣上的盛名，又一次为他在政府中谋得一席之地提供了机会。然而，金朝末年日渐恶化的政治环境，使得坚守儒家节操的士大夫们愈发难以在官场坚持下去。正大元年（1224），元好问中宏辞科，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官职——国史院编修。然而，次年六月，元好问辞职，再度返回登封县。在离开京城时所写的诗中，元好问解释说，他无法忍受嘈杂的城市生活和官场的压力。给元好问带来压力的原因，很可能是腐败的朝政和错综复杂的政局。金朝末代皇帝金哀宗（1224-1234年在位）为人性格软弱且优柔寡断，总是偏听偏信奸佞之言，并为手握重兵的女真将领所左右。与此同时，尽管蒙古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但金朝廷不仅陷入了武将与文官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而且各方势力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断。在元好问看来，官场崩溃的同时，儒学的没落更是毁灭性的。在正大三年（1226）写的诗中，元好问哀叹道：“圣教难为功。”

目睹了朝政衰败、儒学堕落后，从正大三年至正大五年期间（1226-1228），元好问先后担任了三任县令。他发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方社会同样濒临崩溃，自己却无能为力。元好问看到的景象令人生畏：官吏暴虐、赋税沉重、兵赋滥征、地方暴乱频仍，这些都将农民推入了绝境。除了前文提及的接受当地百姓向龙公求雨的祈求外，元好问无法做任何事来减轻农民的痛苦。在写于正大四年（1227）的诗中，元好问叙述了他与当地百姓的一段对话，表达了他力不从心的哀伤。如其所述，元好问可以阻止胥吏骚扰百姓，但他无法减轻繁重的军税，唯有告诉百姓不要逃税，否则他们可能会遭受笞刑甚至死刑。然而，元好问知道，已经被日益繁重的地税和劳役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根本无法再提供更多的兵粮。元好问从哪里可以筹集到足够的粮食来完成本县的税额？在静谧的夜晚，元好问独坐书斋，为他无法征收到税款又帮不了百姓而忧心忡忡，他再次想到了致仕。

对金代士人而言，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日益恶化。正大五年（1228），元好问因母亲去世而丁内艰离职，他拒绝了邓州帅移剌瑗的征辟；后来他接受了移剌瑗的征辟，但很快又辞官。元好问的反复辞官表明，他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对官场极度失望，同时又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而心灰意冷。在元好问看来，重“私欲”已经为世人所习惯，任何改变这种习惯的努力都是徒劳，士人只能一开始就拒绝“私欲”，然后以“善人君子”的言行来影响他人。现实生活中，士人甚至无法在这个凶残暴虐的世界中保全自我。随着战争的演进，军阀武人垄断了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实权。一些士人在地方军阀麾下为官，这些军阀往往对其下属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元好问的朋友李汾向势力强大的武将武仙自荐，武仙让其担任行尚书省讲议官，最后却将其杀害。

正大八年（1231）元好问再次来到京城开封，在朝廷任尚书省掾。不幸的是，这成为他个人生活更大悲剧的开始。同年四月，蒙古军队攻打开封，坚固的城墙使得蒙古人顿兵城下；经过长达一年的围城之战，蒙古人最终攻克了这座都城，金朝不可逆转地灭亡了。正大八年（1231）年底时，开封城内的情况已变得令人极度绝望。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元好问14岁的三女儿阿秀病逝，元好问自己也身患重病。六七月份，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席卷了整座开封城，夺走了90多万居民的生命。因为食物短缺，大米的价格飙升至每升2两白银，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元好问看到有人甚至卖掉妻子以换取一顿饭。更糟糕的是，根据目击者所述，饥民们开始食人，包括孩子，甚至杀死夜间独行的人然后将其吃掉。

天兴二年（1233），开封城的情况再度恶化。正月，金哀宗从开封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一年后自杀殉国。三月初三，奉命守卫开封的4位将领之一的崔立发动了叛乱，诛杀了大批高级文官，拥立梁王完颜从恪为监国，然后向蒙古人投降。崔立及其跟随者杀死了所有不肯配合的朝廷官员。夏初，开封城终于沦陷。对于元好问而言，他参与了为崔立建造臭名昭著的功德碑一事，此事危及元好问在士人群体中的声誉，成为其人生中可悲的一幕。蒙古人接管了开封城，几天后，他们将包括元好问在内的前金朝官员送至山东聊城县，置于蒙古军队及汉人世侯的监管之下。

天兴二年（1233）六月初一，即开封沦陷两天后，元好问给耶律楚材（1189-1243）写了一封信。耶律楚材时任蒙古政权的中书令，负责华北征服地区的行政事务。元好问在信中请求耶律楚材保护华北的汉族士人。他列出了54位金代士人，称他们是“天民之秀”。元好问表示这些人对蒙古新政权会有所帮助，但他们目前都身处险境。关于元好问写这封信的目的，后世文人和当代学者一直都有争议：他是想利用这封信向蒙古政权毛遂自荐？还是试图保护传统汉人文化？元好问的行为是否表明他缺乏个人气节？（关于学界对元好问意图的争论，见姚从吾《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韩志远《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无论如何，这封信的作用微乎其微，蒙古政府只征召了名单上开列的少数学者。贞祐南渡以后，元好问信中列举的54人都聚集在河南，并在蒙古人包围开封之前逃往黄河以北地区。元好问能够列出这些士人的名字和故里，显示出他交友广泛。在这54名士人中，19人来自山西，不过元好问的好友都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因为他们当时都已经去世了。

在金政权的最后四年（1231-1234）间，政治暴虐和社会动荡使得整个士人阶层几乎消亡。正如元好问后来悲叹道：“重侯参将之族糜灭，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狈于道路，汩没于奴隶，寒饥不能自存者，不可胜数也。”大批北方士人惨遭杀害，无数士人家族烟消云散，大部分学校被废弃，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也停止了。至此，支撑华北“功名社会”的全部机制土崩瓦解。

少数幸存的士人，例如元好问本人和名单中的54名士人，很大程度上依赖蒙古统治者和新统治精英们的仁慈。元好问指望耶律楚材能够帮助这54名士人，而他自己则因数位军阀（即包括周献臣在内的汉人世侯）的保护而安度余生。许多其他金代士人则从全真教那里获得了庇护。汉人世侯和全真高道成为蒙古统治时期华北新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全真道士们与蒙古统治者以及蒙古政权下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合作，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担负起空前的领导角色，重整1234年以后已饱受战争摧残的华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