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璈与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是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由蒋介石以总统令形式亲自宣布实行的一次币制改革。蒋的“总统令”声称要依据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对实际上因他发动的反共内战及法币恶性膨胀而险象环生的财政经济进行“紧急处分”。其基本措施有四点：1、从是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同日，还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作为贯彻这四点措施的配套法规付诸施行。

蒋的“总统令”及其配套法规的内容繁复，但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废止法币政策，用法定“十足准备”但现金准备（由金银外汇充当）仅四成的金圆券，来取代法定现金准备为六成的法币充当基本通货，并将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限期以1∶300万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外汇，且将物价限定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

金圆券改革的本质并不是要实行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稳妥可行的币制改革，而只是以政治手段强行对抗客观经济规律的币制自杀行为。其结果不是稳定了物价，消灭了通货膨胀，而是以隐藏的通货膨胀政策制造了新的更加严重的通货恶性膨胀。因为这个方案中一开始就带有两项以货币发行弥补政府财政亏空的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和意图：一是金圆券发行虽然号称有十足准备，但是和法币一样不可兑现，而且其法定现金准备竟然比早就恶性膨胀的法币还要低两成；二是发行限额仅20亿元的金圆券按照1∶300万的法定比率收兑完发行总额为660多万亿元的法币之后，竟然还存在着约18亿元的货币增发空间，增发幅度高达89%。所以，实行金圆券改革的结果不仅未能像蒋介石所臆想的那样重新筑牢国民政府统治的财政经济基础，反而使得人民对它的最后一丝信心也“扫除净尽，从而加速其最终的垮台”。

不过，这样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币制改革，蒋介石其实早在1947年6月就准备要实行了。他还为此再三征询过民国金融界“四大名旦”之一、江浙财团代表人物张嘉璈的意见。而张嘉璈则在1947至1948年间多次向蒋提出告诫，决不能实行这样的币制改革，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是他的告诫终究未被蒋采纳。

从理论上及外国币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看，金圆券改革的基本原理——发行一种新纸币，按一定比率来收兑已极度膨胀的旧纸币——还是行得通的。而它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那么，国民政府究竟应当在何时实行这样的币制改革呢？

实际上，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早在1944年5月就对此进行了揭示：“今日……通货膨胀到若何程度，非局外人所能推测，但大后方的物价水准平均约已达到战前水准的500倍……而战事尚在继续进行中。仗非打不可，打仗后非复员不可，故通货非增发不可，长此以往……最后非出于德俄膨胀法之一途不可。到整理之一日，另发一种新币，定一兑换比率，把旧币收回，而后再以新币与国际货币联系。”马寅初显然认为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就应当以发新币按比率收兑旧币的“德俄膨胀法”，对因抗战需要而陷入恶性膨胀困境的法币政策进行改革。而所谓德俄膨胀法，又被他称为“消灭法”，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俄国为治理战争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用发行新纸币收兑旧纸币的办法所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其中又以德国的方案更为典型。当时德国是“将旧钞票废弃，而另行发行新马克”，以10000亿“旧马克等于1金马克之比率收回之”。

1944年1月，时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也曾指出，抗战胜利后的“切迫之图”是要针对通货膨胀的“症结”而“维币制之稳定”；11月，孔在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又主张利用国库中保存的10亿美元和600万盎司黄金“进行币制改革，就是发行新纸币，收回恶性膨胀的旧纸币”，但其主张被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拒绝。数年后，已寓居美国的孔祥熙在分析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教训时也说：“我国币制应于胜利之后立即改革。当时国币发行不过1700亿，而国库外汇尚有10亿美元，除可收回抗战旧币，换发建设新币外，尚可余1亿美元之多，可以留作发行准备及建设生产之用。”1958年，张嘉璈在其于美国出版的《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书中也一再强调，抗战胜利初期是中国进行改革“以稳定货币”、制止通货膨胀的绝佳时机。今天研究民国货币金融史的知名学者卓遵宏亦认为，抗战胜利之后，面对多年战火造成的“残破家园、饥民遍地、满目疮痍与严重的通胀”的“百废待举”局面，“尤以整顿货币最为急迫，堪称经济建设之首要任务”。

可是令人叹息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主政者却不管百废待兴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不顾人民要和平、要民主、亟待休养生息的诉求，悍然挑起了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战火。这一倒行逆施，加剧了长期抗战所导致的法币超量发行的恶性膨胀程度，进而使得物价更加快速地上涨、经济更加凋敝、民生更加艰难。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虽也采取了一些遏制通货膨胀的治标性措施，却又大量消耗了国库中尚称丰裕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而因内战开支和巨额财政赤字所导致的法币狂贬、物价飞涨的势头并未得到根本的遏制，国民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信誉也进一步崩坏。

于是，蒋介石就产生了废弃法币政策的币制改革念头。1947年6月18日，蒋介石当面向被其委以央行总裁重任的张嘉璈询问币制改革的问题。张嘉璈回答说：“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币〕易旧纸〔币〕，千万不可施行。”同时，他还向蒋提出了中国改用金本位或恢复银本位的币制改革方向，但强调至少要有3亿或5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做准备才行，且须改变中央银行被财政部视为附庸、予取予求的反常情况，否则“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21日，他又把蒋介石询问币制改革一事告诉陈光甫、李铭等人，并征求其意见。众人皆说：“无外援，无法改革币制；若政府能减少赤字，中央银行〔对〕政府垫款，定有限制，即无外援，亦能抑制通货膨胀。”

2020年9月17日，上海银行博物馆，中国历史上面额最大的纸币，在当时的上海市场上却只能买到70余粒米。 

同日，张嘉璈还在其草拟的“改革币制意见及方案”中反复指出：“稳定物价，以减少财政岁亏为先决条件……否则财政收入不足，支出不能减少，专赖发钞，则虽发行新币，将仍与旧币一同贬值，速率或甚于旧币。又在军事与政治均未好转，国外又未得到大量经济援助之时，人民信心未复，将视新币为变形大钞，恐更引起物价之继涨。”“如发行新纸币，规定新旧币之兑换率，将旧币收回……但新纸币仍不能兑为金银外汇，则人民对于新纸币，仍无信念，且以一元新纸币换千元万元之旧币，将更使人民恐惧而纷扰，物价反致更涨。综观上述，如不能借到外债，则整理币制，恐惟有由整理财政、减少收支差额、加强金融管制入手。一旦财政收支平衡，发行停止增加，物价自可稳定。然后再发行新币，调整旧币。倘若草率行事，不特不能改善现状，反而引起更大经济波动。”这实际上是他对三天前告诫蒋介石千万不能单纯以新纸币易旧纸币的详细解释。

此后，张嘉璈曾向美国政府寻求专项借款以实行他所拟订的币制改革计划，并向蒋介石及财政当局提出压缩军费开支和财政赤字、减少中央银行对政府垫款的要求，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正面回应。而内战仍在升级，法币的超量发行和国统区的恶性通胀也更加难以控制。1948年5月下旬，心力交瘁的张嘉璈只得辞去央行总裁一职，并谢绝了蒋介石希望他改任财政部长的征询。

1948年6月1日，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的新一届内阁成立。王云五在没有外援支持的情况下即主张取消法币，改发新币。张嘉璈闻讯后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深望新内阁对于此举慎重考虑。”8月中旬，由王云五等人起草的将新币定名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方案终于出炉，但是蒋介石在最后拍板之前似乎也心存疑虑，所以接连三次约见张嘉璈询问其意见。张嘉璈则再三告诫说：

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而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须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

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至于管制物价，〕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到。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

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将王云五等人起草的金圆券改革方案付诸实行，而其结果自然也不出张嘉璈所料。在8月19日蒋介石亲自宣布改革法令的当晚，远离上海、南京、南昌等大城市的江西庐山牯岭镇的鸡蛋即已涨价；翌日晨，米价也涨。当时身在牯岭镇的张嘉璈因此感叹说：“金圆券命运已定，奈何奈何。”10月上旬，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人民纷纷用金圆券抢购粮食等各种物资，甚至“连锡箔、棺材都在抢购之列”。抢购之风随即蔓延到整个国统区，社会经济秩序空前混乱，已到了最后的崩溃关头。

10月31日和11月11日，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先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放弃限价政策，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重新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将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比率提高五倍，公开承认金圆券贬值80%。这无异于自行承认币制改革的失败。对于这一结果，张嘉璈也在第一时间评价说：“限价政策可谓完全失败。再看金圆券发行，两个月来，增加甚速，已近二十亿限额。九月底发行限额为九亿五千万元，十月底为十五亿九千万元。依此速度递增，不到十一月底即将满限。物价管制与金圆券限额，乃币制改革成败之两大关键。兹既未能彻底实行，则金圆券之崩溃，已成定局矣。”

综上，金圆券改革其实是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在错误的时空背景下实行的一次饮鸩止渴式的错误的币制改革。这一改革既违背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又脱离了内战升级、民心思变的国内政治环境，因而其结果除了是以发新钞换旧钞的变相的通货膨胀政策再次洗劫人民的财富从而使得国民政府民心尽失、加速垮台之外，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积极、正面的成效。张嘉璈作为民国时期权威的金融专家之一，虽然屡次为蒋介石分析个中的机制和利害，并准确预测了金圆券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但他的忠告终究未能被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所采纳。蒋虽然欣赏张嘉璈的金融学识与才干，并迭次面询其对于币制改革及治理恶性通胀的意见，却一次也不予采纳。这无疑反映了作为独裁者的蒋在用人和决策方式上的某种盲区与偏执。而这样的盲区与偏执似乎也预示了金圆券改革仓促出台之后必然失败的结局。

1948年8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为大中华橡胶厂开的购买一万磅帆布的栈单（即提货单），印花税高达6000多万元。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崩溃、金融财政混乱的状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嘉璈1948年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对金圆券改革的一条重要理由——“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很可能会对新纸币“金圆券”不加信任而弃之争“藏货品”，无论就恶性通胀时期人民普遍重物轻币的社会心理，还是就金圆券取代法币之后没多久国统区人民就疯狂抢购物资的历史事实而言，这条理由都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是以多年之后，已移居美国担任大学教员的张嘉璈在回首往事时仍愤愤不平地写道，在金圆券改革“方案尚未付诸实施之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过，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但他们这些反对意见竟被斥为陈词滥调，不足取也。”他还强调，长期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金圆券改革失败所造成的“经济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政治上和社会道德上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非蒋系的杂牌军在内的任何军事集团“都可不费吹灰之力而被清除”。

其言下之意是说，以金圆券改革失败或变本加厉的恶性通胀为表征的财政经济总危机导致了国统区政治和道德秩序的总崩溃，进而又导致了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这一观点固然揭示了1948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迅速垮台的经济原因，不过似乎又回避了更为重要的根本性原因，即：国民政府之所以会最终失败，其历史根源恰恰是因为它在多年的抗日战争之后竟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反共内战（但又不断失利），而不是利用抗战胜利所带来的大好契机团结各党派、各阵营和人民团体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商包括币制改革在内的各项建国复兴大计。于是乎，不仅断送了它以币制改革来终结始自抗战的法币恶性膨胀的最佳时机，也使得法币的恶性膨胀因为它在内战军事上的溃败而日益严重，最终迫使它孤注一掷地走上了金圆券改革的绝路。易言之，是内战军事的失败和从法币到金圆券的恶性通胀的交相为用、互为因果，共同造成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全面崩溃，而不是恶性通胀的无法治理导致了国民政府从经济、政治、道德到军事上的系统崩盘。两相比较，不得人心的反共内战及其失败是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覆亡的第一位的根本原因，由此愈演愈烈、难以遏止的恶性通胀只是连带产生的重要原因。

1935年11月3日，民国政府统一全国币制，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法币。

所以，要治理抗战胜利后的恶性通胀，正本清源之策就是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对于这一点，张嘉璈的好友陈光甫早在1947年就作了明确的揭示：“我们总是谈通货膨胀，高物价，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我们说，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可是，张嘉璈在国民政府垮台多年之后似乎还把恶性通胀所造成的财政经济总危机看成是它在内战军事上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如果不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然，就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推理谬误。况且，即使按照张嘉璈所说的人民“已经用惯”法币，对其还保有起码的“信任”度或“接受”度，因而不能另外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的话，在1948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统治的军事、经济、政治和道德根基已全盘崩坏的不利情势之下，要煞费苦心地维持住法币的信用、控制住超量发行的恶性通胀恐怕也难以奏效。而他原本在央行总裁任上提出的币改意见和计划无法落实、法币恶性膨胀的势头也未能扭转，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的事实则为此提供了先验的注脚。

（本文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