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李政道失和之谜

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从1946年开始，合作长达十六年之久，并于1957年10月31日，因两人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许多人认为，他俩的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有成效且罕见。然而，自1962年后，有着兄弟般友情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彻底失和，这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直到今天，杨振宁和李政道失和的真正原因仍是一团迷雾。

曾经亲如兄弟

20世纪40年代，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欲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和一个大礼堂，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他们建议选拔一些人组成考察小组去美国学习。吴大猷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李政道，于是李政道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得解散。根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到芝加哥大学学理论物理。

杨振宁也曾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也曾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只是他比李政道高两届，是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后到美国的。李政道初到美国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了，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杨振宁

李政道

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李政道在费米门下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白矮星。杨振宁此时在特勒的指导下专攻核物理学。师出同门，又在同一所大学，杨振宁和李政道很快熟悉起来。杨振宁见到李政道以后，对他印象极佳，并且敏锐地察觉到李在物理学方面的智慧与才华。而李政道也认为“杨极端聪明，在数学物理上特别有天赋”。他们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1947年，杨振宁（右）和李政道（中）、凌宁（左）合影于芝加哥大学校园

由于有双份奖学金，李政道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入学后不久即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关于这部车子，有一个有趣的细节：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及另一位朋友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李政道后来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李政道博士毕业后，于1950年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和他商量，让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这样杨、李可以一起作研究。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合作成果得到诺贝尔奖

李政道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后，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杨和李合作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之后，李政道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杨振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两校相距不过五十英里，所以两人约定每周见一次面，讨论物理学难题。从1955年开始到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三十二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学到统计力学。

对这一时期的合作，李政道后来在其论文选集中是这样说的：“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是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的最佳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而杨振宁更是毫不掩饰自己与李政道合作带来的喜悦，他说，“李政道吸收新知识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兴趣广泛”。

1956年，他们合作写了一篇名为《在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守恒的问题》的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他们因此在1957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使他们成为最先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获奖时，杨振宁已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两年，而李政道还是一个访问学者。后来，李政道也晋升为教授。

1957年杨、李得奖之后，两人的合作更加密切。有一段时间，大家常看见这对诺贝尔奖得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李这样的合作关系，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相类似的例子。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曾经亲密与兄弟般的李政道（左）和杨振宁

除了在科学上合作之外，杨、李两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普林斯顿以及暑假在布鲁克海文都曾经毗邻而居，两家人多有来往，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李政道夫人秦惠莙在一起相处很愉快，两家的孩子也都在一起玩。他们还有一张两家大儿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

论文排名引起不快

其实，杨、李之争的种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埋下。1949年，他们合作完成了第一篇论文。1951年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又在权威的物理学学术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1952年的一天，爱因斯坦让助手来问杨、李二人，他是否可以和他们两个人谈谈。他们回答“当然可以”。在交谈中，爱因斯坦对杨、李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爱因斯坦起身，握着杨、李两人的手说：“祝你们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

不过，就是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可见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李政道后来在《破坏了的宇称》一文中指出，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主要是由杨振宁的“不合理”要求造成的，“第一篇论文包括两个定理，主要的部分是由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他的要求十分吃惊。由于中国尊重年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其他一些发表的论文作为例子给他看，说明年岁大小通常不是排名要考虑的因素。这样，在第二篇论文上，名字的次序便倒了过来，虽然这篇论文中证明单位圆定理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由杨做到的”。

但杨振宁对李政道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两篇论文根本就是他领衔完成的，论文也是由他执笔写成，加上一直以来，他始终给予李政道兄长般的关怀，所以，一切事情都由他决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论文署名问题。他甚至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李政道的惊讶与不快。杨振宁说，第一篇论文发表前，杨振宁本来想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李政道后面，因为李政道毕业后事业一直不顺利，所以要尽量帮助他。但是夫人杜致礼却出来阻止，理由是凭“女人的第六感”，她觉得李政道不值得信任。

署名顺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也可按合作者实际贡献的大小——这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通例。但“实际贡献大小”一般来说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都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署名顺序应该不成问题。但事实恰好相反，在国际科学界，署名顺序引起的矛盾并非个案，不幸的是，这也成了李、杨之间的大问题：因为署名问题，杨、李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在李政道看来，这类事情虽然细小，却让人感到尴尬，所以他决定不再和杨一起工作。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但两家仍互有走动，特别是杜致礼和秦惠莙这两位女主人仍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杨振宁（右）和李政道（左）合作长达十六年之久

伯恩斯坦的文章是导火线

据称，杨、李亲密关系的正式破裂，也许是因为1962年5月12日出现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认可，而且他俩也并没有否认。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

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在欧洲和美国访问了几年。1961年暑假他在日内瓦欧洲粒子物理中心访问，碰巧和李政道成为邻居。那时候李政道已经和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伯恩斯坦在谈话中了解到杨、李合作的许多事情，他鼓起勇气对李政道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李和杨科学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杨振宁后来说，他当时就认为此事十分不妥，因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认识，而和李则是亲密朋友；伯恩斯坦只访问他一两次，而和李则经常接触会谈。杨振宁在潜意识中感到，李也许要借伯恩斯坦的文章来歪曲他和李的关系与合作经过，可是他又无法和李谈此事。

伯恩斯坦这篇文章是刊登在《纽约客》的《人物特写》栏目中。文章题目《宇称的问题》，即A Question of Parity，在英文中有双关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又是日常语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来，文章的题目就是“平等的问题”。杨说他不知道取这个双关题目是李的主意，还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显然，李政道喜欢这个双关题目，二十多年以后，他在其论文选集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宇称不守恒历史的文章，题目又是双关语Broken Parity：在物理学家看来是《破坏了的宇称》，在外行人看来却是《破坏了的平等》。

在这篇文章里，伯恩斯坦从杨、李1946年在芝加哥相遇写起，写了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参加填字谜的竞赛，以及科学的合作，讲到两人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且引用了两人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还描述了两人的家庭和友谊以及个性。伯恩斯坦写完后，曾经给杨、李一份校样，并请他们各自对内容进行校正。杨振宁说校样的内容证实了他的疑心，即作者在文章中对李过度揄扬，甚至歪曲历史。读过校样后，他拿给奥本海默看，希望后者阻止文章发表。李政道却坚持说，他并没有看出文章偏袒哪个人。奥本海默曾出面说，杨、李科学合作的内情，不必要公开去发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伯恩斯坦已领了《纽约客》杂志的稿费，而且都已花在交女朋友上了，所以非发表不可。于是文章还是刊登了。

围绕伯恩斯坦这篇文章，李政道在《破坏了的宇称》一文中这样写道：杨说文章中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希望讨论一下。在文章的某些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写在我名字的前面：①标题上；②宣布诺贝尔奖获得者时；③在我们接受奖金的时候。另外，还有他夫人的名字杜致礼也要放在我和秦惠莙的名字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他来我这里并说那文章中凡是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这是由于字母次序排列的习惯。我对他说，他太无聊了。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或许不要加注了，但是在那篇文章中都要写成“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杨振宁（后排左）夫妇和李政道（后排右）夫妇合影

最后的长谈不欢而散

关于两人的关系，杨和李曾进行了一次长谈。对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杨振宁是这样写的：“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的关系、1956年造就那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我们都有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家庭中的冲突与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后，我们就永远地分手了。”

不过，李政道的表述似乎稍有不同：“根据杨振宁说的是4月18日，他到我的办公室，说起署名的顺序，还是让他十分烦恼，而且这个问题遍布在我们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据字母顺序的‘李和杨’让他不开心，‘杨和李’又使他看起来不近人情，而一种随机的顺序看起来又有些奇怪。这确实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情况，因此我建议也许我们以后不要再合作了。最后我们都同意，至少我们要停止合作一段时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据说，4月18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双方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情绪激动，并开始哭泣，说他非常想和李一起工作；李政道感到尴尬而又无助，于是好言相劝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那一年6月，李德曼、史瓦兹和史坦伯格准备发表他们第二类微中子的实验结果。杨振宁再一次非常焦躁，对于他们论文中提到“杨和李”两人名字的顺序忧心忡忡。出乎李政道意料之外的是，杨振宁随后写了好几封信给他，信的内容让他极端不快，觉得充满了敌意。此时李政道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非常伤心，并意识到他们的友谊不存在了，而他们原来的合作关系也“覆水难收”了。

1962年春天，李政道辞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务，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6年，杨振宁也离开那里，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

矛盾焦点还是优先权

其实，杨、李真正的矛盾焦点不仅是署名顺序，还有究竟是谁首先独立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这个工作中，谁的贡献大。在科学史上，科学家对于优先权的争夺比比皆是。而科学上处于不同地点、互无沟通的情况下独立多重发现的现象表明，优先权有时是很难确定的，更何况是两个人的科学合作。杨、李和其他研究θ-τ之谜的科学家，都曾在脑中闪过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杨、李高于别人的是，他们在认真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后，抢先一步把它写成完整的理论发表出来，而不像别的科学家那样，因为宇称不守恒不符合物理的常识，而将闪光的思想轻易放过了。如果没有杨、李二人，别的科学家也会提出宇称不守恒，只不过是早晚问题。也许，杨振宁和李政道独自都能发现宇称不守恒现象，但进展未必有两人合作这么快。

对此，李政道的态度相当明确，那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1956年4月上旬由他独立做出的，杨振宁是5月才参加进来与其合作的，而《在弱相互作用之下宇称的守恒问题》一文也是由他主笔的。但杨振宁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他在自己的文集中，详尽地描述了自己撰写那篇获得诺奖的论文的经过：“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的腰痛病……在病榻上，我口授，由妻子杜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给李政道看，他做了几处小改。”而李政道则反唇相讥：“这是一篇划时代、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章包含许多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像杜致礼那样一位没有经过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如何能够靠别人口述来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

李政道（中）、杨振宁（右）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瑞典国王（左）向他们致贺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综合两人的不同意见来看，很可能宇称不守恒的观点是李政道先想到的，但将其扩展到包含θ－τ之谜在内的所有弱相互作用的情形，并且把它用完整的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可能是杨振宁的功劳。

争执从美国延伸到中国

2002年，杨振宁在自己的传记中再次公开了双方全部的争论细节，两人的恩怨再次被翻了出来。李政道则又出来辟谣，以答《科学时报》的方式，把两人失和的前因后果叙说了一遍。李政道在这次访谈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1972年他和夫人第一次回国时，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要求见面。当时，杨武之已经病重住在医院，李政道带着夫人前去看望，在病床上，杨武之对他说：“（我）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李政道）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指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

杨武之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女儿杨振玉服侍在旁，因为老人口齿不清，实际是由杨振玉转达的。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杨振玉却撰文称李政道说的话“都不是事实”。李政道无奈之下，只好写信请当时在场的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朱永行核实。朱永行的回信是这样的：“信中谈及的，您和夫人1972年10月27日去医院探望杨武之先生的情况，从我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您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国内高能物理的发展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自从两人回国介入后，这一分歧就有了浓重的个人斗气色彩。比如，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基本上，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反之亦然。而且他们的个人意气，远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

杨、李恩怨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杨振宁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他在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请他吃饭后闲谈，周总理突然问他：“杨教授，听说你和李政道教授不和，有没有这回事?”杨振宁说：“有的。”周总理接着又问：“你们两个人的不和和你们两位夫人有没有关系?”杨振宁说他想了一下说：“没有关系。”他说聪明的周总理听了以后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不过，在高能物理学界相当活跃而且成功的乔玲丽说，以杨和李两个人如此强的个性来看，他们的太太其实影响并不大。

杨振宁（左一）和李政道（右一）两家曾经亲密得像一家人

据说，杨、李不和，曾引起我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关注。与杨、李相熟的科学家周光召说，我国政府和科学界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心此事，并交代希望调和二人的关系。周光召表示，他私下和两人谈过，结果当然是无可挽回。

失和的真正原因仍是迷雾

其实，当杨振宁和李政道失和的消息传开以后，他们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好友都甚为震惊。但大部分传记作者像其他许多与杨振宁和李政道熟悉的科学家一样，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而那时奥本海默却对两人的失和不以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尖锐语气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对于杨和李的失和，物理学界有许多看法和猜测。他们两个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后来也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过，并且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戈德伯格就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吵架，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失和他非常伤心，认为是他们两人巨大的损失，也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佩斯则认为，他们两个都是强人，两个这么强的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失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有人认为他们两人失和的原因，来自两人不同的个性和家世背景。杨振宁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般给人中国传统的印象，像是一个长辈，他个性比较直来直去，对艺术和文学有广泛的兴趣和很好的品位，但是有时会给人一种有距离的感觉。李政道的出身和成长经历相对来说要复杂得多，个性上比较难以捉摸，不过比较符合美国作风，能够和人开玩笑，比较懂得吃和饮酒的生活情趣，有很好的艺术品位和收藏爱好，也比较容易来往，但内在却是一个个性强悍的街头战士。

另外有人猜测，1957年杨、李两个人得到诺奖以后，会不会因为盛名之累，造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呢？杨、李两人并不讳言诺贝尔奖在两人的关系里投下了阴影。他俩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同学施泰因贝格尔曾说，在两个人的密切合作中彼此争功，是很不必要的行为，他认为诺奖的盛名，使得两人自我膨胀起来，慢慢造成对彼此的伤害。他们另外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老同学戈德伯格认为，杨、李两人为了排名和功劳的事情而起争议，是十分幼稚的事情，他们两人都应该闭嘴。对两人都相当熟悉的著名物理学家克罗尔也认为，杨、李两人都太过分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功劳了。

毫无疑问，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来说，他们的失和，在两人内心都有着无可弥补的伤痛。李政道曾与人谈过他和杨振宁的关系，讲到他和杨振宁吵架以后的一年当中，自己提起笔来写字，手都会发抖。而杨振宁在他论文选集的评注中，对他和李政道的科学合作及友谊的机缘，有过一个总结，他写道：“总的来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顾的篇章。一点不错，这中间有痛苦，但是人生中与人相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少有是全无痛楚的。”

但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的分歧，以及导致的失和，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间的恩怨问题了，而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因此，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

（原文《杨振宁与李政道失和之谜》刊于《名人传记》2017年第4期 文/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