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量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 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 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 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 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 少有些巧合的是， 这个彭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中 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 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 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 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作为一 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 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 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 当政府官 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也 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 我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 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 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迄今为止，中国是以一个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将这个形 象还原成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数据，这个形象大致由如下数据构成：每年高达 600 亿美元以上， 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仅次于日本，将近 6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过 10000 亿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对外贸易额； 长期保持但 相当温和的贸易顺差；稳定而坚挺的人民币，如此等等。如果我们知道，仅仅在 26 年之前，所有这些数据的基数都几乎还是 “零”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们就 很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会留给外部世界一个迅速崛起的印象，以至于“中国威 胁论”会成为一个迅速升温的国际话题。显然，就上述数据的强劲程度而论，这 样一个 “ 中国形象”，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全球化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一个主动利 用全球化机遇的模范生，一个令老师们望而生畏的后来者。这似乎颇有点像二战 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然而，从内部看中国， 这个形象可能就远远没有那么咄咄逼 人了，相反，它更像一个虚弱的巨人。
一、野蛮的力量
经过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 “竞争”一词， 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经济学家灌输给中国人 的理解中， 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 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 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 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 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当 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代价而赢得竞争优势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并不断取得 成功时， 逆淘汰现象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可以反映这种竞争机制精髓的 一句中国格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 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 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 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 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 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 “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 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 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 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 阶层， 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 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 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用来描述 1990 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可谓 是精准之至。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 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 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 人力价格差距，中国经济学家一般是将其当作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 然加以接受的，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 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 “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26 年之中，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是 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 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 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 七十，到 1980 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 1950 年到 1980 年， 日本的工资追上美 国用了 30 年，而从 1978 年到 2004 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 30 年，工资 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1990 年代才开始快速 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 10 多年）。这实在相 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 从 1990 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 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 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 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 已经开始 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开始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 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 2005 年年初，中国大学 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 500～ 600 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 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 ”。按照 这种人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三十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 大。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 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 内部市 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 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 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 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 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 种学术蒙昧。事实上， 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而 是政治、 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中国超低的 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 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 用。其中， 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 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 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 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 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 中国是合法的， 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 作为分散 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 分。 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 199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 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 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 弹压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 为的政治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经济 学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 “均衡价格”。但掀去 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政治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 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的上扬。在企 业主和政府官员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 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 真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 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 这种博弈 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当中国 的经济学家们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 突然 “发现”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 “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作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中 国经济学家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 价格）当作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一种 学术上的无能，更是中国学术界在精神上彻底堕落的一个明确证据。低廉的劳动 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 外汇存底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 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 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 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 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于中国不太自知但却越 陷越深的竞次战略，中国的左翼学者左大培大声抨击到：“让人民更贫困，以便 使出口品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贫 困化，但是它却成了许多人沾沾自喜的资本。”这种所谓的 “鲶鱼效应”可能正 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国并非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武器，它只不 过是别人更有能力将它的人民驱赶进一种野蛮的生活方式而已。对这个结论，只 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 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 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中国才 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很快将会看到， 野蛮的力量毕 竟是野蛮的， 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应当承认，中国的政府官员及其帮闲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 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 它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 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 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 的一个结果。 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 这在中国的 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 FDI 达到 5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 50 年间日本吸收 FDI 的十倍。与此同时，中国自 2002 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 成为年度吸收 FDI 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 FDI 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 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 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 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 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 除了低工资的 吸引之外，全球 FDI 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 自然资源、环境、市场， 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 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 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唯一可行的手 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鼓励。对于 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 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 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FDI 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 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 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 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 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 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 的土地开发成本为 20 万元/每亩，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 15 万元/每亩。 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 5 万元 左右的超低水准。 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 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 5—6 万元。如此 ，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 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 格从 2001 年的 9.5 万元降到 2002 年的 8 万元，再降到 2003 年的 6 万元。对于 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 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 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 FDI 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 FDI 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 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 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 甚至 1：2 的比例)、‘5 免 10 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 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 肉”可割的， 这些所谓“ 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 FDI 的观 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 FDI 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 则 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了解了中国 FDI 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下面这 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 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 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 中国 FDI 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 FDI 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有中国学者曾经 对 FDI 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 FDI 的投资收益为 10 %,主要由 FDI 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 3％，那么中间这 7 个百分点 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 26 年当中吸收的 FDI 不仅相当 于日本战后 50 年的 10 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 这 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 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 FDI 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政 治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员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可笑的是， 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 FDI 数据， 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 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一位学者在研 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 2005 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 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 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 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 程，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FDI 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 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 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 自己的体制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 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正如一位评论家 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 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 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中国炽烈的虚荣心。在这个星球上， 他们可能只见过赖帐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 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 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襄助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 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核心体制的延续。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 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 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性待遇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事实 上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 “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 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地步。而这，正是“世界 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通过这一整套的竞次战略，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为中国赢得了指标和数 据上的辉煌胜利，不过，它可能仅仅是指标和数据上的胜利。
二、 巨人的泥足
中国在 10 余年中以竞次方式与全球经济的无缝隙融合，虽然换来了一系列 的可以满足虚荣心的数据和指标，但没有为中国赢得什么竞争力。
一个常识是，人力价格并不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 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当脆弱了。根 据联合国发布的《2002 贸易和发展报告》的测算，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 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 当于中国的 1.3 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 1.2 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 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 20％ 。这就是说，中国用相当于美、 日将近 1/25 的工资 换来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只要其他因素稍稍变动，这种低劳动力价
格所带来的优势就可能丧失殆尽。这足以见得中国低人力价格所形成所谓竞争力 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 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 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 “低工资、 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 一位 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讽刺说，中国连偷技术 的热情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 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国并不 是什么世界工厂，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处在于，中国似乎对这个“ 民工”位置 相当的自豪。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 有的竞争力上， 作为一种游离与政府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 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种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难 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 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 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 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 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的贸 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2003 年中国的出口额和出口额已经分别跃升为世界第四， 世界第三。但伴随着 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 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 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 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 1990 年上升了 3% , 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 18.4％。仅此一项， 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 节省将近 200 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 中， 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 10 年前的 7 美元下降到 2003 年的 4 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 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 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 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其实一点都不令人 吃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国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 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 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 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至。这两种 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排斥之外，中国 对外资给予的税收超国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 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 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 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 20 多年之后， 仍然无 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了 他的不满：“ 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 15%，而中资企业为 33%，这完全是不平 等嘛，WTO 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 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 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 “全球化官僚”在 中国的崛起。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 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 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 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 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 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 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及再融资时， 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补充审计”。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 四大”（国际 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为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 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 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 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 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 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 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 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 但利 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 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 很高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 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 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 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 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 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 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 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 年中国出 口了 53 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 润仅仅是总利润的 20％ ，其余 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 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 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 值链低端的同时， 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 年 之后 10 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20 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 例从 35％跃升到接近 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的出口中， 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 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 况也基本如此。 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 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 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 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 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 的生产基地。
不过，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 GDP 增长而疯 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 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 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 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 26 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 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 城市， 曾经在 1980 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 “ 四小 名旦”）悉数销声匿迹， 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 中 国商务部 2005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 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 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 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 这是全球化力量 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 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 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 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 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 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 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 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 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 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 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 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的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 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 零部件生产等。 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 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 阶层分化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 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 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 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 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 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 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 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 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 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 他 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 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 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 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 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 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 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 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 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 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 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 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增长之路。
总而言之， 1990 年代之后， 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 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 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当头给他们浇 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说： 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 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 ——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 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 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 的贫穷程度。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 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 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 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 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 FDI、财政补贴 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 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勿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 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勿庸置疑的是， 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 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 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 “ 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 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 昂贵”起来，而伴随着 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 “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 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 要想 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 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外交往往事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 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中国， 内 政往往作为代价耳背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 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 而在 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 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 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 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 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 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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